2020高考语文论述类文本

注意事项：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

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也戳中了一些地方城镇化的软肋。

一些乡村在变为城镇的过程中，虽然面貌焕然一新，但很多曾经让人留恋的东西却荡然无存。

人们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担忧：快速的、大规模的城镇化会不会使“乡愁”无处安放？要在城镇化进程中留住乡愁，不让“乡愁”变成“乡痛”，一个重要措施是要留住、呵护并活化乡村记忆。

乡村记忆是乡愁的载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文化的记忆，如日常生活用品、公共活动场所、传统民居建筑等“记忆场所”；另一方面是非物质文化记忆，如村规民约、传统习俗、传统技艺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生产生活模式等。

乡村物质文化记忆与非物质文化记忆常常相互融合渗透，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这些乡村记忆是人们认知家园空间、乡土历史与传统礼仪的主要载体。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留住他们，才能留住乡愁。

这实质上是对人的情感的尊重。

至于哪些乡村记忆真正值得保留，这一方面可以借助一些科学的评价体系进行合理的评估，另一方面可以广泛听取民意，然后进行综合甄选。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做好这方面的前期规划。

仅仅留住乡村记忆而不进行呵护，乡村记忆会逐渐失去原有魅力。

呵护乡村记忆，使其永葆“温度”，就要对相关记忆场所做好日常维护工作，为传统技艺传承人延续传统技艺创造条件，保持乡村传统活动的原有品质。

比如，对一些乡土景观、农业遗产、传统生产设施与生产方法等有意识地进行整理维护。

对于乡村中的集体记忆场所，如村落的祠堂、乡村的入口、议事亭、祭祀场所等，不可因为城镇化就让其全部消亡，而应对这些承载着人的情感和记忆的场所定期维修。

专题二论述类文本阅读一、(2020课标全国Ⅱ,1—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9分)把实物当作原物的倾向,在美术史领域根深蒂固。

事实上,实物并不等于原物,我们需要对美术史中“原物”的概念进行反思,对美术馆藏品的直觉上的完整性提出疑问。

这种反思和疑问并不是要否定这些藏品,恰恰相反,它们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藏品作为历史材料的潜在意义。

一旦美术史家取消“实物”和“原物”之间的等号,他们就必须认真考虑和重构二者间的历史关系。

这会引导他们发现很多以前不曾想到的问题,其核心就是美术的“历史物质性”。

有研究者追溯郭熙《早春图》的渊源,提出这幅卷轴画原是北宋宫殿一套建筑画中的一幅。

邓椿《画继》记载,他祖上被赐予一个宅子,他父亲被任命为提举官时,朝廷派遣一个中官监修这所宅第。

一天,邓椿的父亲看到裱工用“旧绢山水”擦拭桌子,他拿过来一看,发现竟是郭熙的作品。

那位中官说:“昔神宗好熙笔,一殿专背(即‘裱’)熙作,上(徽宗)继位后,易以古画,退入库中者不止此尔。

”邓父请求徽宗赏赐这些“退画”。

徽宗答应了,并派人把废弃的郭熙壁障整车拉到邓宅。

这个记载透露了宋神宗时期皇宫中“一殿专背熙作”的状态,这应该是郭熙创作《早春图》这类大幅山水时的状态。

因此,任何讨论这幅画的构图、功能以及观看方式的文章都必须首先重构这种原始状态。

这也就是说,目前人们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的《早春图》只是这幅画的“实物”而非“原物”。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研究者的关注点是郭熙的笔墨技法的话,这种研究则似不需要。

但是笔墨离不开观看,而观看必然和绘画的形式和空间有关。

邓椿的记载还引导我们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即郭熙绘画的“历史物质性”甚至在徽宗时期就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形式上说,这些画作从建筑绘画转变为卷轴画;从空间上说,它们从皇宫内的殿堂进入了私人宅第;从观赏方式上说,它们从要求“远观”的宏大构图转变为鼓励“近视”的独幅作品。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历史物质性”的转换并不是少数作品的特例。

2020高考语文（论述类文本试题）热点话题精练：文化自信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蕴含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这些地域文化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强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新时代，我们要大力加强地域文化研究，拓展中华文化研究的地域视角。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

地域文化主要是指在一定自然地理范围内经过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为当地人民所熟知和认同、带有地域文化符号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

在中华大地上，多种多样的优秀地域文化一同构成了中华文化。

地域文化历来是中华文化宏大画卷中的灿烂一页，是中华民族不断传承和发扬的文化宝藏。

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很早以前就是在广阔的地理空间内形成的，其中包括平原、高原、山地、河谷、海城等。

在这些地理空间内，人们发展出农耕、渔猎、游牧等不同经济形态，进而形成具有明显地域差别的文化。

西周分封之后，齐、楚、燕、晋等处于不同地域的诸侯国，依据各自的自然条件和人文基础，发展出既具有共同特点又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

秦汉以降，中华文化的地域格局不断扩展，内容也愈加丰富，直至近现代，地域文化一直在为中华文化这棵参天大树提供源源不断的滋养。

当前，高铁、互联网等的发展虽然极大消除了不同自然地理空间之间的界限，不同地域文化也加速向具有同质特性的现代文化转化，但地域文化并没有消失，还将持续对当代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深入研究地域文化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今天所强调的地域文化研究，不是简单地重复地方文化研究，也不能与民族文化研究画等号，更不可将其与文化地理学等同，而是要突出中华文化研究的地域视角。

这样的地域文化研究，是通过历史、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学、宗教等多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深入分析中国各个地域文化的历史源流、丰富内容、人文特征和当代价值。

换言之，当代地域文化研究要服务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服务于中华文化真实、立体、全面的展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1、《中国古代有儿童文学吗？》阅读练习及答案（2020年上海市高考题）二、阅读（70分）（一）阅读下文，完成第3—7题。

（16分）中国古代有儿童文学吗？①中国古代有儿童文学吗？这个问题百年来一直存在争议。

②中国儿童文学自古有之这一观点始于1913年。

当时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虽无“儿童文学”之名，却有儿童文学之实，并以部分古代小说与民间娱儿故事为证，后来认为古代存在儿童文学的学者几乎都以此为依据。

而反对者认为，儿童文学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中国古代并未发现‘儿童’，没有‘儿童’的发现作为前提，为儿童的儿童文学不可能产生。

因此，儿童文学与一般文学不同，它只有现代而没有古代。

”③应注意的是，无论观点如何，双方都是在现代的儿童文学理论基础上立论的。

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确实不存在“儿童文学”的概念，自然也就没有相应的判断标准。

要对中国儿童文学做历史考察，不妨使用现代儿童文学标准的核心部分来衡量古代作品。

之所以不是完全采用现代标准，是因为古今有别，考察时应避免以今衡古。

④在中国古代，最容易为儿童接受的文学形式莫过于童谣。

不过有很多童谣被统治阶级用来制造舆论，也有不少被用来向儿童灌输封建伦常，这些童谣都不能纳入古代儿童文学的范畴。

当然，仍有相当数量的童谣与儿童生活息息相关，这类童谣明代以后尤多，如明代杨慎所编《古今风谣》中的部分童谣、清代郑旭旦所编《天籁集》、意大利人韦大利1896年所编《北京儿歌》、美国人何德兰1900年所编《孺子图歌》。

这部分童谣，内容取自儿童日常生活，没有牵强附会，也没有强加道德诠释，且言辞质朴，多用叠音，节奏明快，适合儿童记诵，符合儿童的心理和接受能力。

⑤蒙书专为儿童编写，作启蒙发智之用，但细分又有不同。

一类为识字百科，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从目的和效果来看，这类书更像是后来的识字课本。

另一类则有一定的文学色彩，虽然内容简单，但都有明晰的人物、故事情节，用浅显的语言讲述故事，用符合儿童性情的方式教之以事，以事寓理，或诱之以趣，以趣入情。

考语文全国卷论述类文本阅读（2020全国卷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气候正义是环境主义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具体发展和体现。

2000年前后，一些非政府组织承袭环境正义运动的精神。

开始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伦理审视，气候正义便应运而生。

气候正义关注的核心主要是在气候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界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正义或法律正义。

从空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也涉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气候变化的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问题，公平原则应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作为首要目标，每个人都有义务将自己的“碳足迹”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比如说，鉴于全球排放空间有限，而发达国家已实现工业化，在分配排放空间时，就应首先满足发展中国家在衣食住行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基本发展需求，同时遇到在满足基本需求之上的奢侈排放。

从时间维度上来看，气候正义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代际权利义务关系问题。

这一权利义务关系，从消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以将同等质量的气候系统交给后代；从积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为自己及后代设定义务，就代际公平而言，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在代际分配问题上应实现代际共享，避免“生态赤字”。

因为，地球这个行星上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资源，是人类所有成员，包括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共同享有和掌管的。

我们这一代既是受益人，有权使用并受益于地球，又是受托人，为下一代掌管地球。

我们作为地球的受托管理人，对子孙后代负有道德义务。

实际上气候变化公约或协定把长期目标设定为保护气候系统面授人为原因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干扰，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地球气候系统，这是符合后代利益的。

至少从我们当代人已有的科学认识来看，气候正义的本质是为了保护后代的利益，而非为其设定义务。

总之，气候正义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的维度，既涉及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也设计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

2020届高考全国卷（二）语文试题及答案（逐题解析）人教版高三总复习2020届高考核心3套卷全国卷（二）语文【满分：150分】一、现代文阅读（36分）（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①百年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离不开对西方美学的借鉴，但这种借鉴乃是一个首先“学西”、继而“化西”的创造性现代转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中西互鉴的特殊形态，从而达到中西美学不同程度的创新融合。

②中国现代美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的王国维，早在20世纪初，在译介叔本华悲观主义意志论哲学著述基础上，撰写了迥异于传统思想的《红楼梦评论》；借鉴康德美学“鉴赏判断的四个契机”说，首次提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的重要主张，并建构起具有中国传统特质的“古雅”说；借鉴德国古典美学诸家，对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先秦道家美学思想作了深刻反思，自觉把二者加以融会贯通，写出了《人间词话》这一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之作，创建了以“境界”为核心范畴、意蕴丰厚的创新美学体系，对传统的“意境”说作出了具有现代性的创造性开拓。

王国维之所以在融通中西上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与他具有超越中西学术二元对立的现代视野有密切关系。

他主张“学无中西”，批评持中学、西学二分的“俗说”，“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认为“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

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

”这样一种关于中西学术互助、互动、互鉴、互促的精彩之论，至今仍不失其高远眼光和宏大气度。

③另一位中国现代美学的主要奠基人蔡元培，在国内最早全面介绍了康德的美学思想，对康德关于审美的四契机说，运用儒家思想作了“超脱”“普遍”“有则”“必然”的创造性阐述；从儒家以德为本的思想出发，借鉴康德有关思想并加以吸收融合，同时借鉴席勒的美育理论，强调“涵养德性，则莫如提倡美育”，进而提出了中国现代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育代宗教”说。

2020届高考语文论述类文本阅读：《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

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

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

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

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

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

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

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

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

“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辨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注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练案[1]第一板块专题一论述类文本阅读学案二把握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1～3题。

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频仍，帝国统制松弛，儒学式微，王纲解纽，礼崩乐坏，佛教悄然传入中土，道教秘而不宣地走向前台，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成为士人可以任意取资的精神粮仓。

多元并立的文化格局代替了一儒独尊的思想铁律，此时文化迎来以张扬个性和崇尚自然为特征的大开放时代。

如果就狂放精神的衍变而言，魏晋时期的个性张扬未免过于失序；但在这失序的大背景下，书法家仍能保持住自己的一抔定力。

从当时王羲之、王献之、卫瓘等书法家作品中可见的狂放仪态，大致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贵狂”，其中部分书法家，经世从戎，位高权重，他们大多因为狂放，受到强权打击排挤后，又转而树起佛道特别是道教崇尚自然的旗帜，无约无束，给自身以走向自由的遐想。

二是“佯狂”，这其中部分书法家喜欢游逐竹林，借酒酣畅，类似于“竹林七贤”的文采和异行渗透着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个个都“狂”得可以但又都表现出清醒之思和俊逸之美。

三是“理狂”，这占有一半以上，书法家们受文化的熏陶，对世下荒诞之狂有所节制，与贵族子弟之狂乱有所区别；书法家大多仍然表现出理性的一面，既狂又约，由此便形成了源于庄老之学的“玄谈之风”。

此时书法艺术的鼎盛使得产生下列现象。

其一，书法评论的风气和书学理论得以建立。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较为成熟的书法理论著作，大多写作于这个时代，如卫恒的《四体书势》、索靖的《草书状》、杨泉的《草书赋》、王僧虔的《书赋》。

其二，推动了书体的大变革。

虽东汉时草、行、真各种书体均已出现，但到魏晋时期，隶意才渐失渐远，行书书体才完全登上历史舞台。

其三，书法创作形成群体，孕育出带有地域、师承关系的流派。

流派一说至此诞生，魏朝钟繇和胡昭师承刘德升，钟繇之子钟会又承揽其父书艺；敦煌一地出现索靖、泛衷、张甝、索、索永等后称“敦煌五龙”的一批章草名家；东晋王、谢等望族，或叔侄或父子相授，或延请名家教习，书法风格成一流派。

2020年高考语文钻石考点专题卷(论述类文本阅读)专题07 论述类文本阅读（七）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理论概念，它有多个思想或学术来源。

“差序格局”受到多种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其中受社会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和人类学莫基人摩尔根的学说影响最为显著。

费氏在1948年9月1日写给雷氏的信中曾表示：“我读了你的《乡土社会》一文，而且实际上，在我的中文新书《乡土中国》中采用并发挥了你的思想。

”费氏与雷氏都认为乡土社会基本上由亲属关系构成，亲属关系可向外扩展至所有的社会关系。

但费氏的“差序格局”与雷氏的“向外扩展”又有所分别，雷氏论及的是“个人处于多重家族关系聚结中的某一特定位置”，而费氏认为亲属关系“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

实际上，费氏提到的以自己为中心的亲属记认体系，同摩尔根的亲属制度研究有关。

在摩尔根看来，每个人即自我，以自我为中心点，周围形成一个亲属圈亦即亲属群体。

摩尔根的亲属制度理论用于人类学实地调查，其基本途径是亲属称谓体系研究。

费氏受过人类学训练，在“江村”调查中，运用这种研究法绘制了当地的亲属称谓体系图表。

该图表所呈现出的“蜘蛛的网”，就是“差序格局”的形象化体现。

“差序格局”的形成与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关系。

费氏的“差序格局”有多个内容，既有李树青的三个“主义”，尤其是其中的“自我主义”，也有潘光旦的“伦”“格局”“推或扩充”论。

李树青和费氏都对“自我主义”有所论述，主要是针对当时中国人“贫病愚私”中“私”的问题作出的回应。

潘氏深入研究儒家社会思想，他对“伦”的分析和考据（如“沦”指水的纹理）则成为费氏“同心圆波纹”的来源。

他还对“人伦差等”进行辨析，并提出人作为有自我意识的主体，各自有其“格局”。

有学者指出，费氏根据潘氏的研究提出“差序格局”几乎是水到渠成的。

其实，“差序格局”概念形成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学术圈。

论述类文本阅读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功效主义陈嘉映①反思伦理生活，不妨从功效主义开始。

哲学家给了它很多赞誉：“现有伦理理论中最富雄心的”“在现代道德哲学的许多理论中，占优势的一直是某种形式的功效主义”“唯一自成体系的道德哲学”……我也许可以加上说，在伦理维度上反思生活，通常会先想到功效主义类型的见解。

功效主义的大本营是英国，其理论资源来自休谟、亚当·斯密等重要哲学家。

功效主义理论的创建人是边沁，此后在约翰·密尔、西季威克等人那里发展成熟。

二十世纪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黑尔等人。

②由于翻译的原因，这种来自英国的理论常被称作“功利主义”。

“利”和“功利”在汉语文化中颇多贬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功利主义”这个词平常用时也是贬义的：自私自利，唯利是图，不讲原则而只从功效方面考虑问题。

但这不是这一理论的主张。

为了不把这个理论错当成自私自利主义，我像另一些论者一样，采用“功效主义”这个译名。

③功效主义理论是后果论的：某一行为是否善好，要看这个行为带来什么后果。

在这一点上，它与道义论相反。

道义论注重行为所依的原则和行动者的动机——只要我用心良善，只要我按道德律令做事，我就是道德的，行为产生的后果没那么重要，甚至全无所谓。

例如，康德主张，不得说谎是不易的道德准则，即使我不骗过歹徒就会伤及无辜，我也不可说谎。

④作为两种相异乃至相反的理论，功效主义和道义论各有得失，而在实际生活中，从功效出发和从道义出发则更多是两种不同的态度。

从功效出发，多是冷静的，但易失于计较；从道义出发，则多带强烈的感情，如道德义愤。

我们也许应当把道德义愤视作一种重要的积极的“道德感情”，但不幸的是，在实际生活中，它多半不像自以为的那样充满道义，更多倒是把自己认可的东西上升到道义的高度，发展为狂热。

⑤功效主义有突出的好处，例如面对着装问题，我们要问：破洞裤对谁造成了伤害？如果它并不给他人和社会带来伤害而你仍然觉得不好，那么这更多是个审美判断而非道德判断。

2020届高考语文论述类文本阅读：《塞壬的歌声》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題。

人们常说“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但故事不等于小说，故事讲述人与小说家也不能混为一谈。

就传统而言，讲故事的人讲述亲身经历或道听途说的故事，口耳相传，把它们转化为听众的经验；小说家则通常记录见闻传说，虚构故事，经过艺术处理，把它们变成小说交给读者。

除流传形式上的简单差异外，早期小说和故事的本质区别并不明显，经历和见闻是它们的共同要素。

在传媒较为落后的过去，作为远行者的商人和水手最适合充当故事讲述人的角色，故事的丰富程度与远行者的游历成正比。

受此影响，国外古典小说也常以人物的经历为主线组织故事。

《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都是描述某种特殊的经历和遭遇，《堂吉诃德》中的故事是堂吉诃德的行侠奇遇和所见所闻，17世纪欧洲的流浪汉小说也体现为游历见闻的连缀。

在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为志怪类和史传类的小说提供了用之不竭的素材，话本等古典小说形式也显示出小说和传统故事的亲密关系。

虚构的加强使小说和传统故事之间的区别清晰起来。

小说中的故事可以来自想象，不一定是作者亲历亲闻。

小说家常闭门构思，作品大多诞生于他们离群索居的时候。

小说家可以闲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图书馆中，或者在巴黎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阁楼里，杜撰他们想象中的历险故事，但是，一名水手也许要历尽千辛万苦才能把在东印度群岛听到的故事带回伦敦；一个匠人漂泊一生，积攒下无数的见闻、掌故和趣事，当他晚年坐在火炉边给孩子们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他本人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传统故事是否值得转述，往往只取决于故事本身的趣味性和可流传性，与传统讲故事的方式不同，小说家一般并不单纯转述故事，他是在从事故事的制作和生产，有深思熟虑的讲述目的。

就现代小说而言，虚构一个故事并非其首要功能，现代小说的繁荣对应的是故事不同程度的减损或逐渐消失，现代小说家对待故事的方式复杂多变，以实现他们特殊的叙事目的。

小说家呈现人生，有时会写到难以言喻的个人经验，他们会调整讲故事的方式，甚至将虚构和表述的重心挪到故事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