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高考语文论述类文本阅读练习

专题01：论述类文本阅读【2020年高考】一、【2020年高考新课标Ⅰ卷】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社会是由众多家庭组成的，家庭和谐关乎社会和谐。

要在家庭中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就需要有家庭伦理。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维护家庭关系的种种伦理规范，它们往往体现在各种“礼”之中。

从《礼记》中可以看到各种礼制的记载，如婚丧嫁娶，这些都包含着各种家庭伦理规范，而要使这些规范成为一种社会遵守的伦理，就要使“礼”制度化。

在中国古代，“孝”无疑是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观念。

《孝经》中有孔子的一段话：“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这是说“孝”是“天道”常规，是“地道”通则，是人们遵之而行的规矩。

为什么“孝”有这样大的意义？这与中国古代宗法制有关。

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宗法性的农耕社会，家庭不仅是生活单位，而且是生产单位。

要较好地维护家庭中长幼尊卑的秩序，使家族得以顺利延续，必须有一套维护当时社会稳定的家庭伦理规范。

这种伦理规范又必须是一套自天子至庶人都遵守的伦理规范，这样社会才得以稳定。

“孝”成为一种家庭伦理规范，并进而成为社会的伦理制度，必有其哲理上的根据。

《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中说：“天登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作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辩。

”理顺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是“天道”的要求。

君子以“天道”常规处理君臣、父子、夫妇伦理关系，社会才能治理好。

所以，“人道”与“天道”是息息相关的。

“孝”作为一种家庭伦理的哲理根据就是孔子的“仁学”。

以“亲亲”（爱自己的亲人)为基点，扩大到“仁民”，以及于“爱物”。

基于孔子的“仁学”，把“孝”看成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是可以理解的。

一方面，它体现了孔子“爱人”（“泛爱众”)的精义；另一方面，在孔子儒家思想中，“孝”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

因此，“孝”不是凝固教条，而是基于“仁学”的“爱”不断释放的过程，只有在家庭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以“仁学”为基础的“孝”的意义才能真正显现出来。

专题二论述类文本阅读一、(2020课标全国Ⅱ,1—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9分)把实物当作原物的倾向,在美术史领域根深蒂固。

事实上,实物并不等于原物,我们需要对美术史中“原物”的概念进行反思,对美术馆藏品的直觉上的完整性提出疑问。

这种反思和疑问并不是要否定这些藏品,恰恰相反,它们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藏品作为历史材料的潜在意义。

一旦美术史家取消“实物”和“原物”之间的等号,他们就必须认真考虑和重构二者间的历史关系。

这会引导他们发现很多以前不曾想到的问题,其核心就是美术的“历史物质性”。

有研究者追溯郭熙《早春图》的渊源,提出这幅卷轴画原是北宋宫殿一套建筑画中的一幅。

邓椿《画继》记载,他祖上被赐予一个宅子,他父亲被任命为提举官时,朝廷派遣一个中官监修这所宅第。

一天,邓椿的父亲看到裱工用“旧绢山水”擦拭桌子,他拿过来一看,发现竟是郭熙的作品。

那位中官说:“昔神宗好熙笔,一殿专背(即‘裱’)熙作,上(徽宗)继位后,易以古画,退入库中者不止此尔。

”邓父请求徽宗赏赐这些“退画”。

徽宗答应了,并派人把废弃的郭熙壁障整车拉到邓宅。

这个记载透露了宋神宗时期皇宫中“一殿专背熙作”的状态,这应该是郭熙创作《早春图》这类大幅山水时的状态。

因此,任何讨论这幅画的构图、功能以及观看方式的文章都必须首先重构这种原始状态。

这也就是说,目前人们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的《早春图》只是这幅画的“实物”而非“原物”。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研究者的关注点是郭熙的笔墨技法的话,这种研究则似不需要。

但是笔墨离不开观看,而观看必然和绘画的形式和空间有关。

邓椿的记载还引导我们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即郭熙绘画的“历史物质性”甚至在徽宗时期就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形式上说,这些画作从建筑绘画转变为卷轴画;从空间上说,它们从皇宫内的殿堂进入了私人宅第;从观赏方式上说,它们从要求“远观”的宏大构图转变为鼓励“近视”的独幅作品。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历史物质性”的转换并不是少数作品的特例。

2020高考语文（论述类文本试题）热点话题精练：文化自信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蕴含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这些地域文化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强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新时代，我们要大力加强地域文化研究，拓展中华文化研究的地域视角。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

地域文化主要是指在一定自然地理范围内经过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为当地人民所熟知和认同、带有地域文化符号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

在中华大地上，多种多样的优秀地域文化一同构成了中华文化。

地域文化历来是中华文化宏大画卷中的灿烂一页，是中华民族不断传承和发扬的文化宝藏。

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很早以前就是在广阔的地理空间内形成的，其中包括平原、高原、山地、河谷、海城等。

在这些地理空间内，人们发展出农耕、渔猎、游牧等不同经济形态，进而形成具有明显地域差别的文化。

西周分封之后，齐、楚、燕、晋等处于不同地域的诸侯国，依据各自的自然条件和人文基础，发展出既具有共同特点又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

秦汉以降，中华文化的地域格局不断扩展，内容也愈加丰富，直至近现代，地域文化一直在为中华文化这棵参天大树提供源源不断的滋养。

当前，高铁、互联网等的发展虽然极大消除了不同自然地理空间之间的界限，不同地域文化也加速向具有同质特性的现代文化转化，但地域文化并没有消失，还将持续对当代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深入研究地域文化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今天所强调的地域文化研究，不是简单地重复地方文化研究，也不能与民族文化研究画等号，更不可将其与文化地理学等同，而是要突出中华文化研究的地域视角。

这样的地域文化研究，是通过历史、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学、宗教等多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深入分析中国各个地域文化的历史源流、丰富内容、人文特征和当代价值。

换言之，当代地域文化研究要服务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服务于中华文化真实、立体、全面的展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高考语文论述类文本阅读训练经典题目(含答案)解析一、实用类文本阅读1．阅读下面的文段，回答问题。

材料一：40年前，提起红枣，还只有“桑枣人家近”的山东大枣。

现在提起红枣，食客们可选择的还有新疆和田枣、陕西狗头枣、山西板枣、甘肃临泽小枣；2018年，河北省优质强筋小麦、中药材种植面积分别达到298万亩、265万亩，畜牧、蔬菜、果品三大优势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68．3%，同比提高1．6个百分点，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明显提升；广东省深入推进“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工程，有望到2020年建成3000个农业特色专业村，旨在用差异化推广、全域化部署打造高质量产业品牌，形成发展合力，助推乡村振兴。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业从传统走向现代，产业形式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农业生产技术装备不断升级，农业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得到大力发展。

2017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7．5%，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达96%以上，全国大中型拖拉机670万台，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67%。

这些年，随着科技创新发展在农业领域运用的不断深耕，农产品产量快速增长，我们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都更为丰富、健康、多元。

（摘编自“央视网”2018年11月24日网文）材料二：罗霄山脉脚下的湖南省浏阳市北盛镇，自明代以来就是江南著名“粮仓”。

如今，“北盛仓”农事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水稻播种就像用印刷机“印刷”；病虫害防治，专业防治公司用无人机“飞虎队”统防统治；水田里不光种水稻，还养鱼、养鳖、养青蛙……北盛镇党委书记李斌说，现在，种的粮食更好了，农民的腰包更鼓了。

（摘编自“新华网”2019年2月23日网文）材料三：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工业化与城镇化不同步，工业化走在了城镇化前面。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到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8．52%。

按照目前发展趋势，到2020年、2030年城镇化率还将进一步达到60%、65%，到2050年可能超过70%。

2020年高考语文论述类文本阅读真题训练(精选全国真题+解析答案)(时间：30分钟满分：27分)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9分)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人才培养水平是衡量高校办学水平的根本标准。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校人才培养工作，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并明确提出“提高高校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使若干高校和一批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凸显了党和政府对加强高校人才培养工作、提高教学水平的高度重视和殷切希望，凸显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在“双一流”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科教育在人才培养工作中占据基础地位，是大学教育的主体组成部分。

本科教育质量是大学办学声誉的重要载体。

因此，一流的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的重要基础和基本特征，建设一流大学必须建设一流本科。

坚持“本科为本”，是我国一流大学建设的必然选择。

纵观国外一流大学，普遍将本科人才培养和本科教育质量放在学校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

世纪之交，美国提出“重建以学生为中心的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推动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教学改革。

近年来，美国一些研究型大学持续深入推进本科教学改革，斯坦福大学2012年出台了《本科教育研究报告》，开启了新一轮大规模本科教学改革。

国外高水平大学对本科教育的办学定位和做法，对我们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建设一流本科教育，是适应新形势、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国高等教育正面临新形势、新要求。

从世界形势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进行，综合国力竞争越发激烈。

从我国改革发展形势看，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央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一系列区域、产业发展战略举措；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动力转换、结构调整、方式转变、产业升级任务紧迫。

从教育对象特点看，90后大学生是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他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学习方式、交往方式与上一代学生相比有了很大变化，我们以往熟悉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和方式、管理手段等，迫切需要作出相应调整。

2020高考语文论述类文本阅读试题一、论述类文本阅读（9分，每小题3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家园的失落是时代病症作为普通人，历数我们的种种焦虑，为基本保障、为生活条件、为梦想实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安全感、缺乏确定性、觉得得不到承认和肯定、体会不到信任与支持，凡此种种，这不正是我们“无家”的感觉吗？尽管在家和家园之中我们还会面临其他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安全的，我们不会遭受恶意的伤害甚至不会感受到敌意，我们可以得到呵护，在遇到困难时会获得照顾与支持。

人类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农业生产迈入工业化，从传统礼俗社会进入现代科学理性与法律社会的过程，也是人类一步步失落家园的过程。

现代的工业市场生产、大规模的城市生活、科技理性支配和无情的科层制与形式主义法律统治，将人类从与自然界密切联系的共享天地之中抽离，而将其投入以功利效率的工具理性为核心的逻辑组织和运作的各个“系统世界”中，人类身处自己打造的机器般的“铁笼”之中，既失温馨家园，又怎能免得恒久的焦虑？从赋予政府更多的福利保障职能，到重新看待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发挥信仰的功能，或以人本主义来平衡科学精神，直到重建公民社会与“公共领域”。

然而，在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的内核基石上，这一切看来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人类的家园并未真正得以恢复，家园失落之痛和如影随形的普遍焦虑之感，至多只能说是稍有缓和而已。

到了全球化阶段，情形变得更为复杂。

借助全球流动性增长的各种媒介手段突破时空界限将全世界的人更近距离地聚拢在一起，经济市场、科学技术、科层组织这些系统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进一步和深入侵吞蚕食人们的家园，大到各国，中到各地方、各种人群共同体，小到各个家庭，其所能提供的保护屏障一一被穿透，个体越来越深地被卷入其普遍的支配逻辑中。

而焦虑中的人们也将逐渐明了，如果曾经是为了正当的梦想而宁愿舍弃家园、离家逐梦，那么，该到重新回家的时候了。

因为，我们的天性是社会的存在，我们决不可没有家园。

1、《中国古代有儿童文学吗？》阅读练习及答案（2020年上海市高考题）二、阅读（70分）（一）阅读下文，完成第3—7题。

（16分）中国古代有儿童文学吗？①中国古代有儿童文学吗？这个问题百年来一直存在争议。

②中国儿童文学自古有之这一观点始于1913年。

当时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虽无“儿童文学”之名，却有儿童文学之实，并以部分古代小说与民间娱儿故事为证，后来认为古代存在儿童文学的学者几乎都以此为依据。

而反对者认为，儿童文学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中国古代并未发现‘儿童’，没有‘儿童’的发现作为前提，为儿童的儿童文学不可能产生。

因此，儿童文学与一般文学不同，它只有现代而没有古代。

”③应注意的是，无论观点如何，双方都是在现代的儿童文学理论基础上立论的。

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确实不存在“儿童文学”的概念，自然也就没有相应的判断标准。

要对中国儿童文学做历史考察，不妨使用现代儿童文学标准的核心部分来衡量古代作品。

之所以不是完全采用现代标准，是因为古今有别，考察时应避免以今衡古。

④在中国古代，最容易为儿童接受的文学形式莫过于童谣。

不过有很多童谣被统治阶级用来制造舆论，也有不少被用来向儿童灌输封建伦常，这些童谣都不能纳入古代儿童文学的范畴。

当然，仍有相当数量的童谣与儿童生活息息相关，这类童谣明代以后尤多，如明代杨慎所编《古今风谣》中的部分童谣、清代郑旭旦所编《天籁集》、意大利人韦大利1896年所编《北京儿歌》、美国人何德兰1900年所编《孺子图歌》。

这部分童谣，内容取自儿童日常生活，没有牵强附会，也没有强加道德诠释，且言辞质朴，多用叠音，节奏明快，适合儿童记诵，符合儿童的心理和接受能力。

⑤蒙书专为儿童编写，作启蒙发智之用，但细分又有不同。

一类为识字百科，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从目的和效果来看，这类书更像是后来的识字课本。

另一类则有一定的文学色彩，虽然内容简单，但都有明晰的人物、故事情节，用浅显的语言讲述故事，用符合儿童性情的方式教之以事，以事寓理，或诱之以趣，以趣入情。

考语文全国卷论述类文本阅读（2020全国卷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气候正义是环境主义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具体发展和体现。

2000年前后，一些非政府组织承袭环境正义运动的精神。

开始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伦理审视，气候正义便应运而生。

气候正义关注的核心主要是在气候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界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正义或法律正义。

从空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也涉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气候变化的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问题，公平原则应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作为首要目标，每个人都有义务将自己的“碳足迹”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比如说，鉴于全球排放空间有限，而发达国家已实现工业化，在分配排放空间时，就应首先满足发展中国家在衣食住行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基本发展需求，同时遇到在满足基本需求之上的奢侈排放。

从时间维度上来看，气候正义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代际权利义务关系问题。

这一权利义务关系，从消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以将同等质量的气候系统交给后代；从积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为自己及后代设定义务，就代际公平而言，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在代际分配问题上应实现代际共享，避免“生态赤字”。

因为，地球这个行星上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资源，是人类所有成员，包括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共同享有和掌管的。

我们这一代既是受益人，有权使用并受益于地球，又是受托人，为下一代掌管地球。

我们作为地球的受托管理人，对子孙后代负有道德义务。

实际上气候变化公约或协定把长期目标设定为保护气候系统面授人为原因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干扰，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地球气候系统，这是符合后代利益的。

至少从我们当代人已有的科学认识来看，气候正义的本质是为了保护后代的利益，而非为其设定义务。

总之，气候正义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的维度，既涉及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也设计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

（全国I卷）2020年高考语文模拟试卷四)第I卷阅读题一、现代文阅读（36分）（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青春心态：“五四”文学审美心理素描这个概括来源于徐志摩，《默境》中他写道：但见玫瑰丛中，青春的舞蹈与欢容，只闻歌颂青春的谐乐与欢踪。

轻捷的步履，你永向前领；欢乐的光明，你永向前引，我是个崇拜青春、欢乐与光明的灵魂。

这里青春、欢乐、光明是三位一体的，“五四”作家的宗教就是青春与欢乐、光明三位一体的“青春教”。

“五四”作家不是将欢乐当成是一种消费和闲暇来对待的，“五四”作家不是简单地将光明当作外在于个人的目标来认识的，他们是将欢乐、光明融合在个体的人的生命形态——“青春”之中，“五四”作家的青春教又是光明教和欢乐教。

正因如此，“五四”文学开辟出一条以欢乐、光明、青春心态为宗旨的审美战线以反对封建文学的自虐、黑暗、老年心态。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是以青年为突破口来建设“五四”青春型文化的。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在其发刊词《敬告青年》中竭力赞美青年。

《新青年》杂志将“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作为自己的天职；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2卷1号上发表《青春》一文，认为中国以前之历史为白首之历史，而中国以后之历史应成为“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

“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一场青年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长老型文化的终结和中国现代青春型文化的诞生。

由此“五四”文学运动在这一背景中是与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的青春型转向相应和的。

“五四”新文学作家主体是青年，从新文学的创作主体这一角度来说，将“五四”文学说成是青年的文学是完全不过分的。

以1918年时“五四”作家的年龄为例，陈独秀、鲁迅两人算是比较大一些，其余李大钊29岁，周作人33岁，钱玄同31岁，刘半农28岁，沈伊默35岁，胡适27岁，都是很年轻的，至于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陶晶孙、冯沅君、庐隐、石评梅、冰心、丁玲等冲上“五四”文坛时许多人只20出头。

2020年全国各地高考语文试卷分类汇编：论述类文本阅读二、阅读（70分）（一）阅读下文，完成第3—7题。

（16分）中国古代有儿童文学吗？①中国古代有儿童文学吗？这个问题百年来一直存在争议。

②中国儿童文学自古有之这一观点始于1913年。

当时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虽无“儿童文学”之名，却有儿童文学之实，并以部分古代小说与民间娱儿故事为证，后来认为古代存在儿童文学的学者几乎都以此为依据。

而反对者认为，儿童文学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中国古代并未发现‘儿童’，没有‘儿童’的发现作为前提，为儿童的儿童文学不可能产生。

因此，儿童文学与一般文学不同，它只有现代而没有古代。

”③应注意的是，无论观点如何，双方都是在现代的儿童文学理论基础上立论的。

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确实不存在“儿童文学”的概念，自然也就没有相应的判断标准。

要对中国儿童文学做历史考察，不妨使用现代儿童文学标准的核心部分来衡量古代作品。

之所以不是完全采用现代标准，是因为古今有别，考察时应避免以今衡古。

④在中国古代，最容易为儿童接受的文学形式莫过于童谣。

不过有很多童谣被统治阶级用来制造舆论，也有不少被用来向儿童灌输封建伦常，这些童谣都不能纳入古代儿童文学的范畴。

当然，仍有相当数量的童谣与儿童生活息息相关，这类童谣明代以后尤多，如明代杨慎所编《古今风谣》中的部分童谣、清代郑旭旦所编《天籁集》、意大利人韦大利1896年所编《北京儿歌》、美国人何德兰1900年所编《孺子图歌》。

这部分童谣，内容取自儿童日常生活，没有牵强附会，也没有强加道德诠释，且言辞质朴，多用叠音，节奏明快，适合儿童记诵，符合儿童的心理和接受能力。

⑤蒙书专为儿童编写，作启蒙发智之用，但细分又有不同。

一类为识字百科，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从目的和效果来看，这类书更像是后来的识字课本。

另一类则有一定的文学色彩，虽然内容简单，但都有明晰的人物、故事情节，用浅显的语言讲述故事，用符合儿童性情的方式教之以事，以事寓理，或诱之以趣，以趣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