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一）据报道，自1996年我国法律硕士研究生开始招生以来，法律硕士（简称法硕）一直是每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引人注目的报考热点。
特别是该专业在2000年开始不再允许法律专业毕业生报考，只招收非法律专业毕业生以后，法硕报考行情持续走高。
2000年全国报考法律硕士研究生只有8000人左右，2001年报考人数上升到1．8万人，到了2002年这个数字增加到2．7万人，2003年增加到3．1万人，2004年报考人数增加到3．9万人。
（二）中国政法大学目前在校的成人教育法学专业的学生达到11000人，远远超过同期在校的普通高等教育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数量。
成人教育学生中的4 000多名全日制学生中90%没有就业经历，而是从高中、中专、专科学校、职高等毕业后直接考入的。
这部分学生入学的平均年龄不超过20周岁。
在职（函授、夜大）学生中的大部分也是刚进入政法机关不久的年轻人。
学生的低龄化和成人法学教育的“普通高校化”已经明显违背了开展成人教育进行职业培训（教育）的初衷。
（《法制日报》2005年8月3日）问题：根据材料（一）简述我国的法律硕士制度。
根据材料（二）从形式上简述我国的法学教育及成人法学教育。
答：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硕士研究生分为法学硕士研究生和法律专业硕士研究生两类，前者侧重法学理论的系统学习和深入研究，后者侧重法律专业理论和应用知识的学习和研究。
我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类似于美国法学院“法学职业博士”（Juris Doctor），是一种新兴的专业学位，以培养高层次、应用型和复合型的法律专门人才为目标。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和依法治国方针的确立，我国对于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专门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而现实法律人才储备又极为有限，因此1995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了法律硕士学位。
该专业培养目标是：具有坚实和系统的法学基本理论素养，掌握较宽广的法律实务知识；具有宽口径、复合型、外向型的知识与能力结构；能够综合运用法律、经济、管理、科技、外语和计算机方面的专业知识，独立地从事法律实务工作和管理工作；胜任在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等政法部门和工商、税务等行政执法部门以及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服务部门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和管理职务。
可以看出，法律硕士教育主要培养应用型人才，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不同于传统法学硕士学位。
法律硕士专业报考人数连续几年以每年近1万人的速度递增，这是社会需求和发展趋势。
自从中央明确提出建立法治国家后，一方面各种社会资源都将纳入法制轨道，各种问题都将归结到法律上来解决；另一方面任何法律问题的解决都不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多学科知识的汇集。
这就需要大量高层次的应用型法律人才。
法律是应用型学科，培养目标主要是应用型人才，法律硕士符合法律学科性质。
与法学硕士研究生相比，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校学习的特点是：（1）以课程学习研究为主，不分专业，开设民商法、刑法、经济法等各门法律课程和相关课程。
课程讲授注重实务性、应用性，兼顾全面，突出重点。
（2）在硕士论文写作阶段，研究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条件，选择有关专业的论文题目进行写作，论文要求突出实用性，并由相应专业的导师进行指导和答辩。
（3）修满课程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者，授予法律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证书。
法律硕士招收对象为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具有本科同等学力的非法律专业的毕业生。
从2000年开始，法律硕士学位不再允许法律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或同等学力人员报考。
2．答：从形式上，我国的法学教育分为普通法学教育和成人法学教育两类。
普通法学教育是指普通高等学校所从事的专门法学教育，其生源主要来自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的高中毕业生（本科生来源）和大学毕业生（研究生来源）。
成人法学教育是指普通高等学校、电视大学、干校、党校以及其他教育机构所从事的、以在职人员或待业人员为教育对象，以继续教育为基本职能的法学教育。
其中包括各大专院校的函授教育，广播电视大学的远程教育，自学过程中的辅导教学，法官学院对法官的继续教育，检察官学院对检察官的继续教育，中央和省级党校、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等机构专门对干部实施的法学教育等。
由于成人法学教育的起点低，教育效果评价缺乏统一标准，又由于学制和学习形式不同，培养的目标也不相同，造就的职业素质当然大相径庭。
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成人高等法学教育的学生呈现低龄化的趋势。
如果说成人教育区别于普通高等教育的一个特征是其教育对象是已经具有一定职业、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成人，那么法学“成人”教育已经变得名不副实。
事实上，成人法学教育机构已经开始增设普通高等教育的公共基础课，从课程设置上来说，成人法学教育已经非常接近普通高等法学教育成人法学教育显然已经不能承担为法律职业群体输送合格的后备人才的任务。
关于成人法学教育的发展方向，目前学者提出的总体思路是，取消法学教育中的大专和中专层次，淡化成人法学教育学历教育的功能。
法学教育功能分化是我国高等法学教育适应依法治国方略进行深化改革的关键。
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以后，法律职业培训和教育应该是在本科学历教育后进行，我们称其为继续教育是恰当的。
这种继续教育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职前培训，二是职业过程中的专业继续教育。
这两种形式的继续教育对实现法治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前者与司法考试制度一起对于真正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后者能够为法治的统一提供巨大的推动力。
第五章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一定的物质生产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它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
”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到资产阶级观念时，他们更为明确地指出：“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请结合法的本质的理论分析之。
答：这段话不但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法的本质，而且对认识一切法的本质都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它不仅揭示了法的形式特征（法律），也集中揭示了法的阶级意志性和它的物质制约性。
以下分三点来分析这一原理：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就法的阶级、社会本质来看，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这又包含两层意思：（1）法属于社会意识，作为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形式，决定于该社会的经济基础；（2）法不是“个人意志”的反映，也不是社会所有成员意志的反映，而是阶级意志并且是掌握国家权力的阶级、即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一种形态，即是被奉为法律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一种形态，即是被奉为法律的统治阶级意志。
也就是说并非一切统治阶级的意志都是法，而只有被奉为法律，即体现在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人人必须遵守的、由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法律”中的统治阶级意志才是法。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意志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即指出了法的物质根源（物质渊源）、物质制约性。
即法的阶级意志性归根结底又决定于法的物质制约性。
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所指相当广泛，一般是指地理环境、人口状况、生产方式，其中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被一定生产力水平所制约的生产关系、经济条件。
马克思说过：“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
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归根到底，任何统治阶级都不能不顾一定经济条件的要求而任意立法。
总之，任何法就其社会阶级本质来看，都是体现一定生产关系要求的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法；都是体现在这种生产关系中占统治地位、从而也掌握了国家政权的阶级、即统治阶级意志的法。
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法的社会本质和阶级本质的最一般的原理。
马克思说过：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
试分析之。
答：马克思的这段话深刻地阐明了法律是调整行为关系的规范。
法律是针对行为而设立的，并首先调整人的行为。
对于法律来说，不通过行为控制就无法调整和控制社会关系。
就法律的调整对象是社会关系还是行为，法学史上存在争议。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不是通过对人们思想的调整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只有人的行为才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以建立和存在，而这种“社会关系”是以行为为条件的，并形成“行为关系”。
行为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它是一种表现于外部的通过人们行为而发生的社会关系。
对于法律来说，一般不以主体作为区分标准，而是以行为作为区分标准，它达成社会控制的有效途径就是通过对人们行为的调整进而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
这也是法律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的重要特征之一。
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是社会控制的手段，这种控制是通过对人们行为的有效调整进而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
这段话说明，法律是以行为作为区分标准，是针对行为而设立的，因而它首先对行为起作用。
对于法律来说，不通过行为控制就无法调整和控制社会关系。
第六章案例一：李某因倒卖外汇于1995年9月被法院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修改后的刑法实施以后，李某提出申诉，理由是现行刑法没有此罪名，要求改判无罪。
（选自1997年律师资格考试试卷二）。
案例二：李某系某国有外贸公司经理，1998年因涉嫌犯罪被捕，李某具有以下涉案事实：1995年6月，在一外贸业务中，李某轻信外商，擅自变更结算方式，使公司损失数百万元货物，导致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的损失。
（选自1999年律师资格考试试卷四）问题：结合以上两个案例，分析法的溯及力。
案例一，李某因倒卖外汇的行为实施于1995年，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1979年刑法）规定了投机倒把罪，而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1997年刑法）中取消了该罪名。
李某据此要求改判，因此，本案涉及到法的溯及力问题。
案例二，李某在外贸业务中被骗的行为实施于1995年，1979年刑法并未规定为犯罪。
根据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1997年刑法）则对李某作为该国有外贸公司经理，在签订、履行合同中因过失而受骗，致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的损失的行为，属于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行为。
但是，1979年刑法尚未确定此种行为为犯罪行为，因此本案还是涉及法的溯及力问题。
针对刑法的溯及力问题，理论上存在两种不同的主张。
一种主张刑法应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理由是刑事法律应随社会政治情况加以修改，新的刑法更适应变化之后的情况，因而适用刑事法律通常应以新的刑法为准。
另一种主张刑法不应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理由是行为人以行为实施当时的刑事法律为准，适用新的刑法是不教而诛，有悖情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