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独特模式和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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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认识摘要城市化或城镇化道路是指实现城化的动力、机制、原则和方式,所要解决的是怎样实现城市化的问题。
具体来讲,城市化道路的内容主要包括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选择、城市化类型的选择、城市化动力和实现机制的选择及城市发展方式的选择。
不同的城市化道路、不同类型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会产生极不相同的经济社会效果。
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怎样实现城市化,是决定城市化快慢和成败的关键。
只有选择合理的城市化道路,才能更快更好地实现城市化,避免或减少“城市病”、农村凋敝、城乡差别扩大、城市剥削农村、城乡对立等社会问题的发生,促进工业化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的实践不断发展,我们对城镇化的认识也不断深化。
党的十六大作出了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战略决策,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对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作出了具体部署。
深刻认识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和重点任务,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进程,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任务。
关键字:城镇化选择发展进程任务一、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城镇(城市),最初是在农业生产有了剩余、手工业从农业分离,进而商品交换扩大形成固定交易市场并与防御性城堡融为一体逐步发展起来的。
城镇化,则是随着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不断向城镇集聚从而人口向城镇集中、乡村地域向城镇地域转化、城镇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城镇生活方式和城镇文明不断向农村传播扩散的历史过程。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当前,我国工业化正处在中后期阶段,全国人民正在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进而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现代化是依托工业化、城镇化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城镇化与工业化、现代化相伴而行、相互促进。
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衡量一国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对于继续顺利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加快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城市化进程的一般规律和动力机制
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城市化进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为了更好地推进城市化进程,需要了解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和动力机制。
城市化进程的一般规律可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城市化初期,城市化率较低,城市规模小,工业化程度低,农业仍是主要经济活动;第二阶段是城市化加速期,城市化率逐渐提高,城市规模扩大,工业化程度加快,服务业开始崛起;第三阶段是城市化成熟期,城市化率趋于稳定,城市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服务业成为最重要的经济活动。
城市化进程的动力机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二是人口流动。
经济发展是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动力,其包括工业化、服务业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人口流动也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动力,其包括城市化的吸引力、城市化的推动力等方面。
城市化进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如城市规模扩大导致的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化过程中资源消耗的加剧、土地利用的不合理等。
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制定合理的规划和政策,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了解城市化进程的一般规律和动力机制,对于推进城市化进程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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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城市聚集区的工业化、现代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也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长期以来倍受学术界、政府与广大民众关注。
中原城市群处于连南贯北、承东启西的中轴地区,其经济的发展状况对带动河南乃至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对其研究也同益受到重视,但目前已有的系统研究还不多见,有关其城市化的研究更是少见。
基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中原城市群的城市化现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主要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成功实施中原城市群的城市化战略,促进中原城市群的崛起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首先,从时间序列、空间差异及其变动的角度对中原城市群的城市化现状进行分析,并与目前国内其它城市群的城市化水平进行对比,得出自80年代以来,中原城市群的城市化水平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总体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及发育较完善的其它城市群相比仍较低。
在空间格局上,城市化水平及发展速度均呈现较明显的地区差异,但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群内地区之间的差异呈逐步缩小,并且向着区域化的趋势发展。
其次,分析了目前中原城市群的城市化仍存在的一些问题。
城市化与工业化事实上是一对孪生兄弟,从一开始就紧密结合在一起。
二者的协调共进,对一国(地区)经济发展的成败与快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中原城市群目前的城市化水平还远远滞后于工业化,并且在空间上还存在较为严重的区域差异:第三产业作为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产业,与城市化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第三产业的比重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化进程;城市体系的不合理也造成了城市化水平一定程度上的缓慢发展:另外,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意味着质与量的协调发展,目前中原城市群的城市化在数量上实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在质量方面仍存在很多的问题,存在城市化的低质化现象。
再次,在城市化一般动机机制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捉色关联理论的基本原理,通过关联度的计算,找出影响中原城市群城市化进程的主导因素:中原城市群的城市化在时间上的差异主要取决于第三产业。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标志与必然结果,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的城市化历史悠久,但发展缓慢,伴随着奴隶制的产生,城市也随之出现,一直到明清时期中国的城市虽然在不间断的发展着,但随度较慢,这和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力的发展有很大关系。
随着工业革命的成果敲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的城市化开始以被迫的方式相对快速的发展着。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的重要交通便利之处,还有就是像北京等历史悠久的政治文化中心。
然后在抗日和内战期间中国的城市化基本停滞不前,直到新中国的成立后,中国才又开始城市的建设,但因为生产力的水平不高,和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国的城市化依然缓慢。
终于在78年改革开放开始,中国迎来了一个春天,中国的城市开始以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尤其是东南沿海。
总体看来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是曲折的。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成为中国促进经济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手段及方式,承载着艰巨的历史使命。
对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我国来说,城市化绝不仅仅是一个人口转移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的社会经济问题,几乎涉及到一国发展的所有问题。
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具有多元化、复杂性特征,不完全是工业化及经济发展的产物,主要是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性因素驱动的;同时,中国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也受到自然条件、经济水平、体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特殊性,不可避免地与其它国家城市化发展路径存在差异,也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特征,积累了一些棘手的体制性障碍和社会矛盾,包括:城市化发展重数量轻质量,城市化发展模式偏重于粗放;城乡一体化程度低,差距较大,发展不协调;城乡二元结构凸显,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无法享有城市居民的待遇,难以融入城市主流;城市发展的区域协调不足等。
如何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矛盾、走一条新型城市化道路,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双重意义。
在改革开放早期,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不确定,有些地方甚至照搬国外的经验,但因为环境不同等各方面的原因,导致后期出现诸多问题,而且现在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的枷锁。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考核答题纸(20 -- 20 学年第学期)课号:课程名称:阅卷教师:班级:学号:姓名: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1 导论我国近十年来的城市发展不断加快,城市化1水平显著提高,但巨大的城市化浪潮也带来了诸多战略性问题,如城区扩张的无序与无度、城市经济的内聚和粗放、环境污染的加剧和转移、区域资源利用的过度与低效、城市社会的分层和内卷等,这些问题对我国的城市规划工作提出了巨大挑战。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准确把握当今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从根源上把握发展的问题。
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探索动力因素与城市化之间的相关性,来研究当今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2。
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论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城市、城市化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分工,是社会生产力。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
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于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同时还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
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
”3 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分析3.1 关于城市化动力机制内涵的研究关于城市化动力机制内涵的研究,学术界代表性的观点有:所谓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城市化发生和发展所必需的动力的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
(孙中和,2001;高云虹,2003;钟秀明,2004)城市化的动力机制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变化,在不同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其城市化动力结构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
3.2 学术界对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问题的研究张进洁、沈体雁、郭秀丽、侯敏(2012)对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框架进行分析:城市化1城市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现象和趋势,它是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进行空间上的聚集而逐渐转化为城市经济要素、城市成长为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过程。
城市化动力机制及实例探析摘要:城市化就是由农业为主的乡村型社会向第二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转变的过程。
城市化不仅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还不同程度的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
而加快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前提就是深化我国城市化道路的理论研究,通过探讨城市化动力机制,准确把握我国长期以来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影响城市化稳定健康发展的因素和推进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
本文从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一般分析八手,结合实际案列,提出了从经济增长、企业规模集聚、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等方面探讨经济区动力机制的政策和意见。
关键词:城市化、动力机制、黔中经济区、探析1、城市化的含义和动力城市化是一种社会发展状态,是国家地区农业人口向城镇转化的历史过程,它不仅是人口数量和非农业活动在城市地域集中的过程,还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向农村地域的不断推广延伸的过程。
现如今世界城市化都在不断提升,我认为推动城市化进程动力主要就是能够吸引农村人口进入到城镇进行工作以及学习生活的各种因子。
在城市化刚起步阶段.农业生产为工业提供了原材料,为城市发展提供市场影响着城市化的进程,所以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城市化最基本的动力.因而.城市化开始阶段往往起步于农业良好的地区。
工业化也是城市化动力之一。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因果关系,工业化是因,它是城市化的经济内涵的体现;城市化是果.是工业化在空间形式上的表现。
同时工业化反映地区经济发展,城市化反映社会发展状况,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不可分割的,他们是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相互影响的。
2、黔中经济区案列分析2.1黔中经济区概况黔中经济区作为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经济区之一,是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重点开发区域为核心、辐射周边的经济区域。
黔中经济区范围包括贵州省贵阳市以及遵义市红花岗区、汇川区、遵义县、绥阳县、仁怀市,安顺市、平坝县、,毕节市七星关区、大方县、黔西县、,黔东南州凯里市、麻江县,黔南州都匀市、福泉市、贵定县、瓮安县、惠水县,共计33个县(市、区)。
中国城市化进程评价一.城市化现状特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化获得了长足的进展,现在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特点。
这些新的变化和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市化动力呈现出公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三足鼎立的动力结构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只有单一的公有经济成分。
即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和集体两种经济形式。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非公经济快速崛起,即除公有经济之外其他所有经济形式,包括民营和外资两大类。
经济成分趋向于多元化。
然而,公有经济的步伐却相对放慢了。
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公有经济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
民营经济是指由中国民间资本投资和管理的经济成分,包括除公有和外资之外所有其他经济形式。
同时,外资经济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外资经济是指由境外资本投资和管理的经济成分,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两种形式。
因此可以说,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动力结构为:公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外资经济为辅助,三者大体上成鼎立之势。
这样的动力结构,就为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提供了条件。
(二)城市化模式演变成计划、市场和外向三种模式并存的格局城市化动力成分和动力结构的发展与变化,自然会带来动力机制和模式的演变。
计划经济时期,在公有经济基础上,城市化形成了计划机制和模式。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民营经济基础上,又出现了市场机制和模式。
同时,随着外向经济的发展,在外资经济的基础上,还形成了外向机制和模式。
从总体上说,这样的模式结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兼顾了质量和效率,有利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三)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动力结构、机制和模式的优化,加快了城市化进程。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不足500万人。
改革开放后,城市化步伐显著加快。
20世纪80年代,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人以上,到90年代又增长到1500万人以上。
我国城市化道路的特点、问题与未来发展的趋势【摘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工流向了城市,同时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
我国城市化发展特点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
虽然我国城市化的过程中遭遇了这样那样的阻碍,但是由于我国的整体目标明确,所以前景一片大好。
【关键词】城市化城镇人口增长率城市化问题发展趋势【论点】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
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与地域空间的变化。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城市化就是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
发展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提高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达到和谐发展。
【正文分析】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工流向了城市,同时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
我国的城市化逐渐走出了自身的特色。
但是我国城市化的滞后给中国的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
我国城市化发展特点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主要有以下几点:1.城市化稳步持续发展,速度加快。
在1950~1980年间,我国城镇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平均增长速度只有0.13%,远低于同期的世界平均速度0.36%,而近十年我国的城市化速度远远快于世界。
不过,与国外相比,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人口数量却很大。
2.城市化发展的区域重点发生了转移。
解放以后,我国沿海地区的城镇人口在全国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而八十年代,则成上升趋势,增长的重点转移到了沿海省和一些内地重点建设省份。
3.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的实际增长率大幅度回升。
在六七十年代我国大城市的人口实际增长率很低,低于全部城市人口的平均增长率和全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到了八十年代,全国各地城市人口增加均加快,而大城市尤为明显,虽增长率仍低于平均水平,但是增长指数较六七十年代相比是最高的。
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内容摘要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过程。
而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地理等条件都是不同的,从而表现出不同的城镇化进程和问题。
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与世界城镇化历程既有共性,同时各种表现形式也反映了中国国情.我们必须联系中国城镇化的历史和具体问题,研究出适合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关键词城镇化、中国、特色、道路城镇化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它主要表现为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农村人口居住地点向城镇的迁移和农村劳动力从事职业向城镇二、三产业的转移。
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各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
城镇化道路是指实现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原则和方式,所要解决的是怎样实现城镇化的问题。
具体包括以下内容:城镇化发展模式的选择、城镇化类型的选择、城镇化动力和实现机制选择及城市发展模式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从新中国成立开始,我国城镇化历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1957年,城镇化稳步推进。
从新中国成立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中国工业化的起步时期,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吸收大批农民进入工厂,城镇人口有计划的增长。
1949—1957全国人口64653万,市镇人口9949万,相比建国初城镇人口增加了2400多万,年均增长7.O%左右,成为城镇人口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全国城镇化率从1O.6%提高到16.3%,年均提高0.6个百分点。
第二阶段是从1958— 1978年,城镇化大起大落,是城镇化徘徊、停滞的阶段。
由于受“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城镇化率2O年只提高1.6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08个百分点,甚至有几年是负增长。
1958—1978全国人口96256万,市镇人口l7245万,城镇化率l7.9%。
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一、本文概述随着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推进,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城乡发展不平衡、土地资源紧张、生态环境压力增大等。
因此,本文旨在深入研究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现状、问题和发展趋势,探讨如何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城镇化进程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文章首先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背景、定义和内涵进行了阐述,明确了研究范围和对象。
接着,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和理论,分析了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历程、主要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新型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空间布局、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的内容,并提出了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策略。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研究、案例分析、定量分析和模型构建等。
通过综合运用这些方法,文章力求全面、深入地揭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为相关决策部门提供科学、可行的参考依据。
文章总结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成果和经验教训,并对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前景进行了展望。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够为推动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二、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历史与现状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
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逐步认识到传统的城镇化模式存在的问题,如“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市功能不完善、城乡发展不平衡等,因此开始探索新型城镇化的道路。
历史上,中国的城镇化经历了从起步、加速到质量提升的不同阶段。
起步阶段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城市规模迅速扩大。
加速阶段则是在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城镇人口比例大幅提升。
Ξ 本研究在上海的调查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编号49331010(Suppo rted by N ati onal N atural Science Founda 2ti on of Ch ina ),在海南的调查得到美国鲁斯基金会的资助(Suppo rted by L uce Foundati on of U SA )。
论文初稿曾于1996年12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国乡村-城市转型与协调发展”国际会议上宣读。
来稿日期:1997202;收到修改稿日期:1997207。
新城市化进程——90年代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和特点探讨Ξ宁越敏(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和区域发展研究所,上海 200062) 提 要 本文从政府、企业、个人三个城市化主体的角度分析了90年代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和特点,认为当前中国正出现新城市化趋势,即多元城市化动力替代以往一元或二元城市化动力,较为集中的城市开发模式替代分散的乡村企业发展模式,从而使经济绩效得到提高,大、中、小城市齐头并进,城市体系不断趋于完善。
关键词 城市化 动力机制 中国1 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评述对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理解,可简化为二元理论模式,即自上而下型和自下而上型。
前者指国家(主要由中央政府)有计划投资建设新城或扩建旧城以实现乡村—城市转型;后者以乡村集体或个人为投资主体,通过乡村工业化实现乡村城市化[1]。
自上而下型城市化支配了中国50年代~70年代的城市化进程,至今仍在起作用。
而发端于70年代的乡村工业化从80年代起出现了迅猛增长的势头,由此导致的乡村城镇的崛起和发展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城市化道路而受到国内外的关注。
然而,以二元城市化动力机制来分析中国80年代以来的城市化进程无疑太简单。
70年代兴起的中国乡村工业化源于长江三角洲。
当时的政治条件只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即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兴办工业,因此称为“社队工业”。
80年代初,中国农村的社队管理模式转变为乡或镇和村两级管理模式,社队企业也相应改变为乡镇企业。
Analysis on Strategic Pattern, Dynamic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al Route of Urbanization
作者: 李德元
作者机构: 安徽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安徽淮南232001
出版物刊名: 技术经济
页码: 86-89页
主题词: 城市化;战略模式;动力机制;发展路径
摘要:城市化是人口和生产要素从农村向城市聚集的结构转变过程。
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城市化发展,必须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方针;逐步形成市场主导、政府推动的城市化动力机制,促进要素的空间聚集。
在发展路径上,要坚持以制度创新推动城市化水平提高。
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独特模式和动力机制作者:孙全胜来源:《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0年第04期城市化道路是推动社会经济结构转变的城市化机制的总概括,是城市化的总战略和路径,包括城市化的发展方向、战略、动力机制和方针政策等。
中国城市化总体上是政府主导的,是非均衡发展且具有一定滞后性的,但随着经济社会的發展,正在日益走上科学发展和统筹城乡发展的道路。
一、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独特模式(一)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匹配模式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符合程度,可分为过度、同步、滞后和逆城市化四种,大部分发达国家是同步城市化或逆城市化的,而大部分欠发达国家则是过度城市化或滞后城市化的。
滞后城市化牺牲农业利益,超前城市化又会阻碍农业现代化。
1.同步城市化同步城市化是城市化水平符合工业化水平、城市人口与经济承载能力一致的城市化模式。
这一模式能够促进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互动,让城市工业吸纳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推动工业化、经济发展,消除城乡对立和城市病。
在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与工业化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这种相关性尤其表现在城市化加速时期。
那一时期,工业基础已经比较雄厚,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相互推动作用更加明显。
在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化推动了经济发展,刺激了消费,促进了农业生产、人口聚集,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工业生产提供了人力、市场、技术革新等。
反过来,工业的集聚有利于利用劳动力、能源、交通等方面的规模优势,从而促进了人口在城市的集中,推动了城市化的快速进行。
城市化是多种因素推动的,其中,产业结构的升级起着主要作用。
“工业化是城市的基本动力,城市的发展主要是靠工业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所吸引的人口与资本的集中。
”[1]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良性互动既需要加速工业化进程,为城市化奠定物质基础,又要完善产业结构,提高整个制造业产品的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尤其要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
工业化的进步,关键还是要依靠科技创新。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经济发展中相互依存的过程。
过去,在发达国家,工业化是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并通过现代化得到有效加强。
” [2] 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互动机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两个基本方面。
2.过度城市化城市化水平超出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城市化,也叫过度城市化。
这种城市化没有强大的工业生产基础,主要是依赖服务业发展起来的。
城市人口膨胀,基础设施非常滞后,不能为居民提供完备的生活条件。
市场机制不完善使得农村经济凋敝,大批人口迁徙到城市生活,不利于城乡经济可持续发展。
这种城市化导致了严重的城市病,偏向城市的政策使得国家陷入持续性贫困。
过度城市化使得城市化明显超过工业生产水平,超过经济承载能力,导致城市人口增长过快、失业率增加、生态问题加重,主要表现在拉美国家。
拉美国家城市化需要大量人力资本,但其农村地区教育卫生等设施落后,不利于农民增长知识、技能,而城市则聚集了资本、技术、信息,有利于居民接受新思想,转变观念。
拉美国家人力资源丰富,但高素质人力资本缺乏,出现大量低素质的剩余劳动力。
人口基数大,城市基础设施不够,就业岗位不够,导致城市病,需要改善城市化的资金来源、工业基础、人口环境。
拉美国家城市化是虚高的城市化,存在区域、城乡差距,在生态、交通、流动人口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贫民窟”问题严重,造成了土地利用的不经济,对社会产生了不利影响。
恶劣的环境问题影响了城市面貌。
城市贫民角色转换困难。
城市贫民来自乡下地区,已经没有了土地,接受了城市的生活习惯和心理习俗,但不被城市富裕阶层接纳,只能聚集在贫民窟。
拉美国家的城市化道路没有改变同为国家公民的城市富裕阶层与城市贫民被置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的局面,这种局面不利于农民公共权利、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社会参与等角色的转换。
3.滞后城市化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发展程度和经济水平,也叫滞后城市化。
政府出于防止大城市病的目的,限制城市扩大规模,让城市的集聚效应得不到充分发挥,背离了世界城市化发展的大趋势。
滞后城市化有城乡二元经济、第三产业不发达等特征,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这一模式是一种违背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趋势的城市化模式,其主要原因是政府为了避免城市病的发生,实施了一系列限制城市化发展的措施。
”[3] 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虚高,城市空间迅速膨胀,但公共服务业等配套没有跟上,导致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不高。
城市成了工业基地,消费功能不强。
“市场制度的缺失是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直接原因。
”[4]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经济发展并不是完全同步的。
中国城市化受政府政策、国内外形势制约,时断时续,经常波动。
改革开放前,中国重点发展重工业,直到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确立,我国城市化才快速发展。
城市化和工业化不协调,会导致很多问题,比如城乡结构失衡。
第二产业是城市化的主要拉动力量,需要提高第二产业比重,提高城市公共服务水平,改善城市管理。
城市聚集了大量资源,能对周边地区起带动作用,能起聚集和分散作用。
城市化和工业化是正相关的,应该形成互动关系。
(二)滞后性的中国城市化模式中国城市化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总体上仍属于滞后性城市化。
中国城市化既需要吸取西方经验,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选择合理的发展模式,也要避免过度城市化,消除各类城市问题,促进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
1.滞后性城市化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恢复经济、巩固政权,国家大力优先发展重工业。
重工业需要吸纳大量资金、技术,国家只得用计划经济体制配置资源、资金、技术,在宏观调配下,建立了工业体制,抑制了农业和城市化发展。
政府凭借剪刀差为工业积累资金,挤占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没有拉动消费需求,没有吸纳很多劳动力,限制了城乡人口流动。
国家制定了户籍制度,把人口分为农业和非农业,造成城乡待遇差别,还制定了城市居民生活品供给制度,一切凭票交易,农民无法在城市生存。
除此之外还制定了统包劳动分配制度,使得农民在城市几乎没有就业机会。
国家制定的政策大都是反城市化的,让市场交易、工商业不发达,劳动专业化不强,是工业农村化道路。
中国农村人口仍很多,但增长速度在放缓,而城市人口在较快增加。
中国滞后性城市化除了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更多是社会制度导致的。
第一,农民持有农村户口更有保障。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用地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周边农村的土地价格上涨,农民不愿放弃原先的农村户口失去土地。
农民可根据户口获得土地补偿,甚至通过土地入股的方式获得分红,得到一定面积的宅基地,享受出租土地的经济利益。
这让一些农民更愿意享受农村户口的实惠,而非城市户口的虚名。
严格的户籍制度让农民不敢轻易将户口迁移到城市。
第二,严格的户籍制度制约了城乡人口流动。
城乡二元隔离的户籍制度将公民分为城市户口和农业户口,户口是与社会保障、福利挂钩的,城市户口会得到更多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农民进城打工得不到城市户口、享受不到城市的待遇,这制约了城乡人口迁徙。
农民能进城务工,但难以落户,在城市的生活得不到保障,只能被边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化。
第三,国家的战略布局和经济结构调整也会导致逆城市化现象。
由于依靠重工业发展城市,第三产业无法充分发展。
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将污染严重的企业迁往乡村,也带动一部分城市人口迁往乡村,导致逆城市化。
2.滞后性城市化的表现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村改革严重滞后,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小城镇发展困难。
滞后城市化让中国进入城市病高发易发期,让城市环境承载力降低。
城市病的发生与城市承载能力有关,与城市规模没有必然联系。
城乡出现了分割的二元社会体制: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体制和迁移管理制度;城乡社会保障的二元结构体制。
“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现状以及法律法规不完善,伴随着失地农民土地被征用,附着于土地上的一系列权益也得不到保障。
”[5] 保障失地农民权益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一项重要工作。
中国城市化推动经济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小城镇发展策略对经济发展产生了负效应,引起城乡经济失衡,影响了城市功能的发挥,阻碍了农民享受国民待遇。
“城市经济面临增长困境。
城市病发生与城市大小无关、城市病发生风险长存、城市病发生不具有必然性。
”[6] 小城镇发展策略也阻碍了中国城市化层次的提升。
“在实践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都较晚,尤其是城市化。
”[7] 中国仍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工业化仍是重要的任务。
不完全城市化导致农村留守问题,影响农业生产,产生春运、民工荒问题,导致农民新生代问题。
不完全城市化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出现进城农民工子女读书难、在城市无法解决住房等问题,让农民对城市缺乏归属感。
政府要创新机制,增加农民工工资收入,加大对农业的补贴,改革税费制度,促进经济转型,加快农民市民化。
政府要实行农村土地确权,确保宅基地产权,要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多措并举,完善进城农民的住房保障体系。
总之,中国城市化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存在着城市化与工业化不匹配的问题。
小城镇的发展依靠粗放式增长方式,导致农村城镇化层次低、破坏了环境,为此,应该建立良性制度为经济运行提供保障。
二、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独特动力机制城市化的市场行为主体有政府、企业、个人等,多元的动力机制让城市体系日益完善。
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可分为国家政策自上而下的投资和个人自下而上的投资两种,自上而下的类型一直主导中国城市化进程。
改革开放初期,政治条件只允许发展公有经济,让农村发展集体的乡镇企业,限制了外资企业和个人企业。
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动力,但中国市场经济仍不完善,导致个人和企业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
西方政府较少干预经济发展,资本按照市场原则活动,自然形成城市化动力,政府只会调节资本和城市的过分膨胀。
改革开放前,政府将资金投资在工业开发区,而不是民营企业,一定程度上也扩大了城市规模。
(一)城市化的动力机制1.市场是城市化的直接动力计划经济模式下,国有企业是附属于政府的,上级部门掌控了企业的生产、销售、人事,企业没有自主经营权。
外资企业带来了管理体制的改变,国内企业也扩大了自主经营权,让企业投资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外资企业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推动了开发区和乡镇企业的发展。
国有企业的改革也为城市化带来了一些动力,扩大了资本和技术的流散能力,通过让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了郊区发展。
不同的投資主体促进了城市化发展。
资本流向回报率较高的沿海地区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的城市化率更高。
跨国公司的投资让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获益众多,加上公共服务设施良好,形成了以中心城市为基地的城市体系。
上海、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汇集了最多的跨国公司。
市场机制能够促进信息自由流通,能让决策更加合理,决策者可以通过了解更多信息做出更加精准的判断,比单纯依靠搜集信息做出决断要合理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