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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服装商会体系解构图温州服装商会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大会，一般来说，会员大会一年一次。
在会员大会上，可以制定和修改章程，选举和罢免理事；审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等。
其中会长以及主管财政的要做报告。
会员大会下设理事会，是执行机构。
会员大会闭会期间，由理事会领导本会开展工作，对会员大会负责。
理事会由会员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
而常务理事会由理事会选举产生，对理事会负责。
一般来说，会长办公会议开的比较多。
其中服装商会设立了决策顾问委员会，由德高望重的业内行家和具有一定影响的知名人士组成。
一般来说，如果前几任退下来的会长或者干得比较长的副会长就加入到决策顾问委员会的行列。
以往商会的顾问都是由工商、物价、税务、质检等部门的领导来担任，这样的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形同虚设——很多领导只是挂个名字，开会根本不来，同时也对该行业不了解，提不出对行业发展好的意见、建议。
从2003年的四届一次会员大会上，服装商会开设决策顾问委员会，第一、第二届商会老会长成为顾问。
决策顾问委员会的另外一个职能就是财务监督。
此前，财务一般由一位副会长负责，但是副会长本身也忙碌，会长办公会议决定将此职能转移给决策顾问委员会。
每年由决策顾问委员会在会员大会上的做财务报告。
按照规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每届任期三年。
会长任期最长不得超过两届，需延长任期的，要经会员大会2/3以上表决通过。
会长下面分设八个工作委员会，分管不同的业务内容。
同时还有行业协会以及分设机构，分别由不同的副会长负责，牵头人为秘书长和副秘书长。
这样的做法最大的好处就是分工明确，如果商会遇到哪些方面的问题，就会将相关的负责副会长找来，进行协调。
这样针对性就加强了。
为了统一温州服装界，在实际中，服装商会将各个区、县的服装商会、协会统一起来。
按照规定，这些区县的服装商会可以加入到温州市服装商会，享受温州市服装商会会员的同等待遇，但是不重复收会费。
这就打破了行政区域的限制，可以获得区域优势整合的效果。
温州商会在温州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工商联）×温州商会在温州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在温州％的非公经济背景下，拥有中小企业万多家，个体私营经济占温州工业总产值的以上，占该市的，地方税收的。
目前，该市共有各类行业商会协会家，其中市级家，各县市、区家，同业商会数量居全国之首。
温州商会以其“民间性”、“自治性”的特色在全国商会中独树一帜，对温州经济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进作用。
×一、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温州商会在承担着行业自律、维权、协调等大量工作的同时，最重要任务是服务于企业发展，努力把行业内龙头企业的成功经验，广泛地宣传到所有会员企业，以主导企业的先进经验，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商会对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作用。
×温州市行业商会的会长一般由同业中的龙头企业老板担任，秘书长则聘请市内行业主管部门退休领导担任。
以食品商会为例，温州食品商会会长由全国知名企业快鹿集团总经理丁国聪担任，秘书长由市粮食局退休领导王文德同志担任，均瑶集团、金狮啤酒集团等全国著名集团企业、大型食品企业老总在商会中任要职。
他们在做大、做强企业，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中有许多十分珍贵的经验。
譬如企业要发展，必须要制定发展战略目标；要优化企业资本结构；要全力打造产品的品牌；要立足国内市场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要发展出口创汇；要培养人才资源等。
商会在各个时期及时宣传他们的典型事迹，共享其在商海中磨炼积累出的宝贵经验，使同业企业在学习中快速跟进，在经营中少走弯路，成为温州行业整体做大做强的有力保证。
×二、行业自律管理作用×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保护，是温州市创建行业商会的初衷，也是商会生存的根基。
行业商会的自律管理极大地限制了仿制假冒、恶意降价竞争、无度重复建设等严重伤害行业利益的行为，为温州经济的良性发展创造了环境和基础。
行业商会自律管理的卓有成效是建立在行业商会覆盖面广、凝聚力强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某一业内企业有违反行业规范的行为，行业商会会对之进行道德谴责，同时，处于同一产业链条上的上、下游同行企业会集体对之排斥，停止供、购其配件、产品，这样将严重影响该企业的生存。
温州异地商会与地方政府的利益互动摘要：温州异地商会的产生是行动集团之间利益多元互动所导致的一种制度创新。
本文将以诺斯的行动集团理论为基础，假定温州异地商会为第一行动集团，分析其与地方政府这个第二行动集团之间的利益互动过程。
制度创新的过程不仅是行动集团之间利益的契合，更是两者利益相互妥协、对其他潜在集团造成影响的过程。
关键词：温州异地商会；地方政府；行动集团；利益互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商业活动提供前所未有的空间。
温州人充分利用改革开放，迅速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为温州地区带来了经济发展和商业繁荣。
20世纪90年代中期，温州人在本地资本积累完成的基础上，为了寻求更好的市场和实现资本的有效利用，开始出现资本对外扩张的需求，基于这样的利益诉求，温州异地商人这一特殊群体开始涌现。
笔者认为，温州异地商会的产生和发展可以看成一种“体制外”的制度变迁和创新，这一创新过程是行动集团之间利益互动的结果。
一、诺斯的行动集团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人为设定的以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为目的的规则，其建立的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结构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性。
在现实社会发展中，制度总是需要通过不断的创新的途径来拓展自身的绩效范围。
一般而言，制度变迁只发生在预期潜在净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条件下。
在西方经典利益集团理论中，诺斯的行动集团理论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于用行动集团来分析制度变迁和创新。
制度创新是一个相当长的渐进的过程，涵括了下面的5个步骤。
形成“第一行动集团”是第一阶段，预见到潜在利益的主体认为通过制度创新便可获得这种潜在利益，便形成了“第一行动集团”，个人、团体和政府机构都可以成为“第一行动集团”。
基于自身利益，“第一行动集团”在第二阶段提出新的制度方案，并于第三阶段对提出的各种方案进行比较和选择。
第四步，在该过程中协助“第一行动集团”获得利益的另一主体形成“第二行动集团”。
诺斯在此所指向的是国家的作用，即某一利益集团的制度方案想要在现实中得以实践，获得国家的许可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富而感恩的温州民营企业家有“胸怀天下，回报社会”的时代精神。
2010年初，由北京温州商会联合上海、天津、重庆、广州、南京、宁波、石家庄、义乌、锦州、兴安盟等11家温州商会向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捐赠1100万元起步基金，成立了“温商联盟志愿服务文明公益基金”。
该基金的成立，为全国温州商人各类慈善公益活动提供了统一运作平台，是将民间琐碎的个体慈善行为变成集体慈善事业的一次有益尝试，对于倡导“富而好礼、富而好德、善行天下、感恩社会”的文明风尚，展示温州人文明慈善的良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温商联盟”将成为在外温州商人奉献爱心的共同名字和爱心代号。
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理事长甘英烈说，“温商联盟志愿服务文明公益基金”的成立，体现了温州企业家创业创新、热心公益的强烈社会责任意识，树立了温州企业服务社会、回馈大众的良好形象。
主持人：温州当初以小商品开拓大市场，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发展天地，在温州人的头脑当中，普遍有一种赚一厘钱也是赚的理念。
但是温州人富了，他们心里面怀着感恩的情怀，通过自己的方式回报社会，关爱更多需要关爱的人。
你们作为温州商人打拼到现在，大家已经致富了，现在开始帮助社会上更多的人，热衷于慈善事业，请你们讲一些感触和感受。
叶茂西：改革开放30年以来，温州人为国家经济发展做了很大贡献，从吃苦耐劳、诚信、创新的精神，从零开始，一直做到现在。
我们得到的一切，首先要感谢国家给我们那么多的好的政策、好的机会，才促使了我们整个温州群体发展到一个中层阶层的层面上。
我们都是中国人，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份子，我们要与国家同步考虑国家的发展，为国家承担一些责任。
温州人这么多年来一边发展自身经济，同时做公益事业，在尽社会责任方面做了很多事情。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到志愿者、公益事业中去，哪怕是自己有一点力量都应该去做。
姜永忠：作为温州商人，我们同样有社会责任感，我们成立志愿扶持基金，帮助弱势群体、空巢老人，我们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成立一个基金———完成学业基金，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同时倡议全国的温州商会，倡议所有的企业家优先安排他们的就业问题。
温州商会的惊人力量揭密新浪财经 2004-09-13 遍及全国各地的温州商会发展迅猛，这个自主、自治，日益庞大的民间组织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方力量开始崭露头角。
温州商会最值得关注的方面是，在许多地方，政府对它的承认程度令人惊奇。
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协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温州商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政府一直是中国市场秩序的管理者，但从现代社会的一般特征来看，这在效率上并不具有优势。
比如中国政府对于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一直不遗余力，耗费巨大的成本，但是效果并不彰显。
而温州商会在这方面证实了，它可以是一个优秀的政府部分管理职能替代者。
在转轨过程中的中国，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控制社会资源的大部，相对处于弱势的企业如何和政府打交道，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是一个重大问题。
集中资源与集体谈判是一条现实的选择，这正是温州商会最重要的使命，也是温州商会深得人心的关键所在。
但作为新的市场管理参与者，温州商会与政府的管理职能的界定与协调变得敏感。
只要商会与政府的管理职能的界定没有法律化、制度化，冲突就在所难免。
但是一些潜规则正在慢慢形成，而这又完全靠的是政府与温州商会之间的一种默契。
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现象。
遍及全国各地的温州商会发展迅猛，这个自主、自治，日益庞大的民间组织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是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方力量开始崭露头角新生力量的复活2004年7月19日下午四时，广州东方宾馆门口热闹非凡，一片喜庆气氛。
酒店前已经停满了各种豪华汽车，但是车子还是源源不断地开来，负责接待的酒店服务生忙碌着开车门，做着“请”的动作。
各种彩旗和硕大的气球在微风中荡来荡去，伴着乐队欢快的乐曲，熙熙攘攘的人群络绎不绝。
这里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活动——第三届全国温州商会年会。
“真是大手笔！”一位前来参加会议的人啧啧称奇。
“你不知道吧，据说这些钱全部是广州温州商会筹措的，好几百万呢！”“这是‘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我们那里的市长要来参加都被这边拒绝了！”据了解，这次商会年会上，广东、浙江两省的主要领导，广州市和温州市政府领导，全国各地驻穗办事处领导都来捧场。
“适度政府”下强大民间NGO力量21世纪经济报道2003-07-30 14:43:21温州商会作用凸显：“适度政府”下强大民间NGO力量本报特约记者傅白水杭州报道有人说温州政府是最没有权力的政府，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在浙江尤其是温州，商会的能量为什么如此之大。
无为政府温州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丁富研究员认为温州的政府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在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无为”的政府，放手发动千家万户搞农村工业化，但也由于不懂市场经济，政府反应滞后；在第二个阶段成为“有为的政府”，政府开始加强调控和监管；到了第三个阶段是“适度政府”，用政府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相结合来催促民营经济的发展。
原温州体改委主任马津龙也认为：现在的温州政府则进入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时期，现在是在宏观上有所为，在微观上有所不为，而宏观就主要是对市场大环境进行把握和研究。
与官方相配合，温州商会也适时发挥作用，与政府相得益彰。
20世纪80年代，温州假货遍天下的时候，商人们强烈感觉到需要一个行业组织来对大家的市场行为进行约束，因此商会成了一个类似于家族会议的组织。
如果哪家企业不守规矩，商会就可以开会讨伐他。
这对形成温州商人的内在约束力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这方面显然政府是难以发力的。
向政府要环境，向商会寻求自己的个体定位，这是浙江民营企业主早已形成的共识。
商会作用的凸显，是政府的缺位，不得不由商会来补，还是政府的有秩序的退位，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化呢？从商会产生与壮大的过程就能领会一二了。
首先，浙江（温州）商会的产生与发展来自于它的经济意义与作用。
随着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个体企业难以适应。
“五个摊开的手指与一个握起的拳头”的道理谁都懂。
群体意识的产生，才有了民营企业联合，借行业协会和商会，造行业声势；进而又带来了更深层次的聚合效应———经济上的和心灵精神上的聚合。
其次，商会的产生是行业内部有序发展的需要。
个体企业在起步阶段因单纯追求经济利润，导致无序恶性竞争，使得两败俱伤。
第五章 与温州商会模式的对比在上一章中我们对国外商会模式进行探讨，并研究了国外商会模式对汉正街商会有何启发。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通过对国内商会模式主要是温州商会模式的研究，我们将通过对国内商会模式主要是温州商会模式的研究，并将汉正街商会并将汉正街商会和温州商会进行对比，深入思考汉正街商会可以借鉴温州商会的哪些经验。
和温州商会进行对比，深入思考汉正街商会可以借鉴温州商会的哪些经验。
温州商会的发展在我国已领先一步，温州商会虽然具有一些它独特的地方性经验，但它具有更多的普遍性意义，对汉正街商会的发展乃至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有着较强的借鉴意义。
义。
温州商会的发展历史及现状温州商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但它在建国后经历了改造、萎缩和沉寂的过程。
具有现代意义的温州商会实际上始于改革开放之后。
具有现代意义的温州商会实际上始于改革开放之后。
改革开放后温州民营企业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改革开放后温州民营企业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形成了以“小商品，形成了以“小商品，形成了以“小商品，大市场”为主要大市场”为主要特色的“温州模式”。
民营企业当时作为一种体制外的经济形态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种种困难，对内需要协调，对外需要交涉，而布局分散、规模不大的现状决定了其单个个体力量的薄弱，客观上就产生了建立行业管理组织、客观上就产生了建立行业管理组织、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商会因此就应运而生了。
商会因此就应运而生了。
会员包会员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企业会员，个体劳协、行业协会、同业公会等团体会员以及个人会员，会员结构覆盖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所有成份。
份。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温州的所有制、企业制度、市场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1997年，国家在温州等四个城市的行业协会试点工作使各行业商国家在温州等四个城市的行业协会试点工作使各行业商((协)会的发展步人了正轨，温州商会迅速发展。
中国公益事业及其ngo发展战略的思考第一篇：中国公益事业及其ngo发展战略的思考徐永光：关于中国公益事业及其ngo发展战略的思考一，中国公益事业的战略危机--中国的公益事业的背景和国情与西方的不同--中国公益事业的战略方向有的事物，一出生，似乎就要“死掉”。
因为它的发展战略（竞争战略）是错的。
西方的公益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现代西方有发达的社会慈善机制，比如很多慈善团体都有相对固定的筹款模式和捐赠群体，企业和公民在慈善捐赠方面形成共识和习惯。
而中国的慈善则存在断层。
中国自古也有慈善，从春秋战国到民国一直都有慈善。
但是解放以后，消除了私有制，也自然没有慈善了。
虽然没有了慈善组织，但是慈善的行为已经转变为国家行为，政府行为，各地政府尤其是民政部门，当然还有居委会，工会等都成了“慈善机关”。
“慈善”（扶危济困）在中国并没有因为解放而消失，只不过从个体行为，团体行为演变为政府行为为主导的新模式。
中国消除了慈善组织，但是慈善事业并没有消失。
人人都是慈善人士，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也是过去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引以为骄傲的。
但是自从改革开放，实行多种经济体制，中国社会开始转型，转型的过程中，政府的慈善能力严重下降，这种下降更确切地说是腐败的迅速蔓延的必然结果。
于是慈善力量加大的削弱。
而另一方方面，由于社会转型，贫富加剧，出现了很多需要救助的穷人（90年代跳楼的数量急剧增加），而富人的出现，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使得个体慈善，团体慈善有了可能。
于是中国开始出现西方式的慈善。
由于慈善事业是从空白起步，所以部门不得不照搬西方的模式及其经验，于是出现了csr，出现了基金会等西方模式。
中国从没有慈善到出现慈善的原因是中国社会的变化，中国社会文化的变化。
当中国没有慈善的时候，我们有雷锋，人人学雷锋，相当于人人都是慈善家。
而今天，雷锋已经名存实亡了。
西方社会的慈善机制是在没有社会主义，没有雷锋的国情下经过几百年逐步形成的。
而我们经历了，保持了社会主义，出现了雷锋，我们有自己的如此良好的基础却不认真使用，完全照搬西方模式，是否是一种浪费？！中国出现了慈善，说明中国社会需要慈善，它是由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造成的，确切地说是良好的社会文化的缺失，更确切地说是90年代以来良好的社会文化不断丧失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