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文献综述及思考
- 格式:doc
- 大小:24.50 KB
- 文档页数:5
刘易斯拐点产生原因论文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立足于国情发展需要的基础上,不断面向世界市场与国际接轨,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水平与层次大幅提升,“走出去”战略的提出正是在国家外汇储备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大幅提升以及国内市场和资源受到限制等宏观经济背景下所提出,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深化的必然结果。
一、刘易斯拐点产生的原因根据1972年刘易斯发表的《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可以知道刘易斯拐点分为两部分,分别是“刘易斯第一拐点”与“刘易斯第二拐点”。
当二元经济发展从第一阶段转变到了第二阶段,劳动力从无限供状态给变为了短缺状态,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劳动力短缺的原因,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逐步开始上涨,这时“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
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
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基本相等时,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一元经济状态,此时“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
总的来说,刘易斯拐点就是指发展中国家从古典经济条件转变到新古典经济条件的过程中出现重大转折点的时间段,其最明显的标志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过剩逐渐转为短缺。
在学术界有一种大家都默认的说法是“刘易斯第一拐点”可称为农业产出的短缺点,“刘易斯第二拐点”可称为农业的商业化点。
二、刘易斯拐点带来的影响任何一个事物的出现都会伴随着积极的影响和消极的影响。
对于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亦是如此,既然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已经无法避免,那么清楚认识它所带来的影响就是必做的功课。
“刘易斯拐点”是把“双刃剑”,它的到来不仅是挑战,也是一种机遇。
1.刘易斯拐点带来的积极影响一是农村劳动力价格开始上涨将会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推动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平衡中国经济结构、加快化工业和城镇化进程,走向新兴工业化的道路,很大程度上推动经济的增长。
文献综述:中国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41209048 凌博内容摘要本文介绍了“刘易斯拐点”相关的经济理论和目前关于“中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的争论,并详细介绍了争议双方的主要观点。
笔者认为,对刘易斯模型的理解不同和讨论对象的不一致是形成争议的主要原因。
虽然争议双方认为中国面临刘易斯模型所处在的阶段不尽相同的,但是争论双方都表明,农村劳动力下降,劳动力成本正在普遍提高。
笔者认为,创新制度,产业升级,加强劳动力就业和培训管理是保障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的有力措施。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劳动力剩余工资一、引言在《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就2014年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中金融时报记者向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发问:“中国劳动力市场越来越紧张,请您评论一下中国有没有到刘易斯拐点,如果没到的话,预测什么时候会到?”1发言人盛来运解并没有直接回答中国是否达到刘易斯拐点,而是从总量的方面描述了现在中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从总量上来说劳动力数量是在不断减少的,劳动力数量在2012年就比上年净减少345万人,缩小统计口径后,2013年又在2012年的基础上减少244万人,劳动力人数的缩减也伴随着劳动成本的上升,今年即使经济增速放缓,但外出农民工收入同比也增长了10%。
虽然盛来运也提到了劳动力资源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但是并没有详细阐述劳动力结构的具体变化。
关于“中国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这个问题也是由来已久。
2004 年初,中国东莞、深圳等珠三角地区率先出现了用工荒问题,随后便波及长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
2011 年用工荒现象更是蔓延至安徽、河南、陕西、四川等中西部地区。
随着中国用工荒现象由局部演变成全局性问题,农民工工资也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上升,但是在工资上升的同时,中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并未能有效消除。
就有学者就“中国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这个问题上表达了各自的观点。
二、对“刘易斯模型”的介绍1954 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 Arthur Lewis)在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以农业部门的制度工资和剩余劳动力假说为基础,提出了人口转移与经济发展的“刘易斯模型”。
2014年第5期(总第206期)人口与经济POPULATION&ECONOMICSNo.5,2014(Tot.No.206)我国的 刘易斯拐点 研究诠释㊁判断与反思周建锋(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福州350108)摘㊀要: 刘易斯拐点 预示一国将经历劳动力由过剩到短缺㊁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㊁由农业大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转型过程㊂本文通过利用马克思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的相关理论对我国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分析,证实了我国农业内部还存在剩余劳动力以及2004年开始显现出的 民工荒 的事实㊂但我国日益严重的 民工荒 浪潮并未能形成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㊁农民市民化之间的和谐互动,我国并未能出现与二元经济模型预测相一致的转型㊂从根本上讲,我国并未出现 刘易斯拐点 ㊂关键词:剩余劳动力;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刘易斯拐点 ;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中图分类号:F241 21㊀文献标识码:A㊀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5-0104-10DOI:10 3969/j issn 1000-4149 2014 05 012收稿日期:2013-12-03;修订日期:2014-03-08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课题 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 (JBS10032)㊂作者简介:周建锋,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厦门大学经济系博士研究生㊂TheResearchofChina s LewisTurningPoint :Interpretation,JudgmentandReflectionZHOUJianfeng(SchoolofMarxism,FuzhouUniversity,Fuzhou350108,China)Abstract: Lewisturningpoint indicatesthatacountrywillexperiencethetransitionprocessthatlaborischangingfromsurplustoshortage,theincomegapbetweenurbanandruralareasisdiminishing,theeconomicistransformedfrombasedagriculturaltobaseonindustry.TheanalysisoflaborsupplyanddemandsituationfromMarxisttheoryaboutthedegreeofrealizationoflaborvalue,thepaperconfirmedthefactsthatthereexisttheagriculturalsurpluslabor,andtheshortageofmigrantworkersstartfrom2004.However,theseriousshortageofmigrantworkersfailedresultinaharmoniousinteractionofnarrowingtheurban⁃ruralgapandpopulationurbanization.Thetransitionbasedonthedualeconomymodelpredictsdoesn tappearinourcountry.Fundamentally,Lewisturningpoint doesn tappearinourcountry.周建锋:我国的 刘易斯拐点 研究Keywords:surpluslabor;Lewis⁃Ranis⁃Feimodel; Lewisturningpoint ;thedegreeofrealizationoflaborvalue发展经济学大师阿瑟㊃刘易斯(ArthurLewis)1954年发表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经典之作 ‘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1]㊂在文中,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只能获得相对较低㊁仅能维持生存的工资①,而且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并不会影响农业生产;城市工业部门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且在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获得的工资高于在农村就业的工资水平,从而城市工业部门能得到所需的由农村提供的任何数量的劳动力㊂但随着城市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张,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最终将会被吸收光,将呈现农村劳动力②由过剩到短缺㊁劳动力工资由一成不变到不断上升的态势㊂在刘易斯看来,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由过剩到短缺的转变是一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一个必经阶段,而这一转变的交点则被称为 刘易斯拐点 ㊂刘易斯曾在1979年预言: 由于缺乏物质力量抑制农村人口迁移,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每年增长3%的国家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不在现代工业部门出现劳动力过剩现象[2]㊂ 然而,我国 民工荒 现象自2004年在沿海局部地区出现,近年来更是蔓延至一些中西部地区㊂当今我国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紧缺的图景完全颠覆了刘易斯当年的预测,这是否意味刘易斯错了呢?如果刘易斯没错,那怎么解释我国的 民工荒 浪潮? 民工荒 是否意味着我国真正跨越了 刘易斯拐点 ?一、文献综述刘易斯拐点 描述的是农业部门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变,国内外绝大多数研究在判断 刘易斯拐点 是否出现往往等同于判断一国农业部门劳动力是否过剩的问题㊂对于判断一国农业部门劳动力是否过剩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其一是,通过直接考察农村劳动力供求数量上的变化来判断 刘易斯拐点 是否出现㊂一部分研究认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尽枯竭,尽管分析得出的 刘易斯拐点 出现的时间存在差异,但都承认我国 刘易斯拐点 已经显现的事实[3 6];但也有部分研究认为劳动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在我国农村还大量存在,我国只是处在向 刘易斯拐点 迈进的过程中,而不是已经出现 刘易斯拐点 [7 9]㊂其二是,通过对比由于劳动力稀缺性变化所导致的相关经济变量的变化差异来说明 刘易斯拐点 是否到来㊂有学者基于农民工工资在2005年以来出现大幅度上升以及相伴随的农民工劳动力短缺的事实[10 12],有学者从农产品价格不断上升的态势与农村劳动力减少的直接关联性角度[13],有学者从农业劳动边际产出由负到正的变化视角[14],还有学者通过我国愈演愈烈的 民工荒 ㊁ 涨薪潮 和 劳资纠纷 现象,结合城市化进程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新态势[15],得出我国已经越过 刘易斯拐点 的结论㊂但同时有研究表明:我国非熟练工人平均每年实际工资增长率为负数或零[16],我国还未出现同期韩国㊁日本越过 刘易斯拐点 的一些特征[17],由此推出的结论是:我国还未出现 刘易斯拐点 ㊂综上所述,国内外的研究对我国是否出现 刘易斯拐点 存在较大争议㊂刘易斯只是描绘了 刘易斯拐点 出现时的特征,并没有告知其出现的衡量标准㊂因此,判断我国是否出现 刘易斯拐点 ,还必须仔细研读 刘易斯拐点 的内涵,找到 刘易斯拐点 的最本质含义㊂①②由于在传统农业生产部门,农业生产并不存在广泛的雇佣关系,农民作为劳动力其收入主要从农业家庭经营中获得,为表达方便,本文中的农村劳动力工资等同于家庭经营收入㊂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留在农村的农民基本在农业内部从事农业生产,因此,本文中农业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为相同概念㊂㊀‘人口与经济“2014年第5期二㊁ 刘易斯拐点的内涵及判断标准图1㊀刘易斯 拉尼斯 费景汉模型刘易斯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建立了二元经济经典模型,但只是粗略勾勒出 刘易斯拐点 出现的图景,而对 刘易斯拐点 的详尽分析则是刘易斯的追随者拉尼斯和费景汉的重要贡献㊂拉尼斯和费景汉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经典模型进行了拓展[18],其构建的模型(一般被称之为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简称为刘-拉-费模型)可以通过图1来表示㊂在图1中,CD表示农村劳动力供给曲线,Or表示农业部门劳动力数量的起点,Oc表示城市工业部门雇佣农业部门劳动力数量的起点㊂在不考虑人口增长的背景下,只要在城市工业部门就业获得的工资(W∗)高于在农业部门就业获得的最低生存工资水平(W1),农村人口就会不断涌向城市,进而形成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阶段㊂第一阶段为N1N2部分㊂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其工资水平停留在维持基本生存的工资水平(W1)㊂城市的工业部门遵循劳动力边际产出等于工资水平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其对农村劳动力吸纳的数量(OcL1)由固定工资水平(W∗)与劳动边际产出曲线(M1N1)的交点决定,从而农村劳动力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劳动力(OrL1)停留在农业内部就业,一部分劳动力(OcL1)在城市工业部门就业㊂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工业部门劳动生产效率也得到提升,劳动力边际生产力曲线也随之由M1N1逐步上升到M2N2,被吸纳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也由OcL1上升到OcL2,由此,一国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N2N3)㊂而连接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N2点则是 刘易斯第一拐点 ,其对应吸纳的农村劳动力水平为OcL2㊂在这一阶段,由于城市工业部门工资水平高于农业部门工资水平,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过程将会得到延续,但由于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农村劳动力供给曲线并不是水平状,而是呈现向右上方倾斜的趋势㊂这一变化使得农村劳动力工资水平并不只停留在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W1),而是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减少而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㊂同时,在这一阶段,由于农村就业人员获得的工资会高于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W1),而城市工业部门就业的工资水平仍停留在固定工资水平(W∗),相对于第一阶段(N1N2),在农民数量减少的基础上,第二阶段(N2N3)的城乡收入差距①呈现不断缩小的态势,并最终在N3点趋于一致㊂N3点则是 刘易斯第二拐点 ,由此,经济发展越过N3点的N3W∗部分则是第三阶段㊂在这个阶段,城乡差别已经消失,并且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表现出相同的稀缺性,城市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工资水平呈现一一对应的同步上升态势㊂由此可见,刘-拉-费模型将 刘易斯拐点 进一步分为 刘易斯第一拐点 和 刘易斯第二拐点 ㊂进一步来看, 刘易斯拐点 (不管是 刘易斯第一拐点 还是 刘易斯第二拐点 )关注了两个主题㊂其一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城乡人口的供求问题㊂在 刘易斯第一拐点 之前,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不会影响农业生产效率㊂而在 刘易斯第一拐点 和 刘易斯第①在刘-拉-费模型中,考察的是农民在农村从事家庭经营收入和城市居民就业收入的差距,因为在城市就业的居民的劳动收入主要通过工资性的收入表现出来,因此,为了表达方便,后面直接将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和城市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之间的差距等同于城乡收入差距㊂周建锋:我国的 刘易斯拐点 研究二拐点 之间,农村过剩劳动力被吸纳完毕,换言之,城市工业部门在吸纳农村人口的同时,农业生产效率也得到提升,农村就业人口工资呈现上涨态势㊂ 刘易斯第二拐点 则是城乡一体化后,劳动力整体短缺的描绘㊂其二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㊂刘-拉-费模型中,在 刘易斯第一拐点 未到来时,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被稳定在一个固态水平(W∗-W1);在跨越了 刘易斯第一拐点 后,城市工业部门工资仍稳定在W∗水平,但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工资水平不断上升(上升至W2水平),城乡收入差距也随之不断缩小;而城乡收入差距在 刘易斯第二拐点 以后真正消失㊂而且在刘-拉-费模型中, 刘易斯拐点 的出现是与城乡就业人口及城乡收入差距的调整同步的过程㊂具体而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规模呈现三个阶段(由OcL1上升到OcL2为第一阶段,由OcL2上升到OcL3为第二阶段,OcL3到OcOr为第三阶段),而与之相对应的城乡收入差距(等于W∗-W1㊁小于W∗-W1㊁0)则呈现阶段性的下降㊂在刘-拉-费模型中,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使经济转型㊁ 刘易斯拐点 出现的手段,而且,只有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才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而达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㊂从这种意义来看,两者是手段和目的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㊂而如果仅仅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一核心指标来判断 刘易斯拐点 是否出现,则从根本上忽略了 刘易斯拐点 需要表达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最核心目的㊂因为刘易斯构建的二元经济模型从本质上是描述一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经济转型,因此,判断我国 刘易斯拐点 是否出现的必要条件是:其一,我国农业部门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以及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是否呈现短缺状态;其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在一定时期呈现明显缩小的态势;其三,在前面两个条件满足的前提下,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消灭后,与之相匹配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呈现不断缩小的动态变化㊂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剩余劳动力的解读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商品的价格由劳动力商品价值所决定,并受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影响㊂换言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当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相一致时,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力价值将会相等㊂当劳动力供给小于劳动力需求时,劳动力价格高于价值㊂反过来说,当劳动力价格小于㊁等于或者大于劳动力价值时,劳动力供需状况分别对应的是供给过剩㊁需求平衡㊁供给不足三种情况㊂对一国来说,劳动力是否过剩也可以通过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价格的关系反映出来㊂这也就是说,劳动力价格与劳动力价值的偏离程度是与劳动力供求状况一一对应的映射㊂假定在t时期,劳动力价格用劳动力工资来表示,一国劳动力价值㊁劳动力工资分别记为Vt㊁Wt㊂如果仅考察t时期的劳动力需求状况,只需要计算出WtVt即可㊂定义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θt=WtVt,当θt>1时,劳动力工资Wt大于劳动力价值Vt,表明在t时期劳动力是短缺的;当θt=1时,则表明劳动力需求和供给之间达到了平衡;当θt<1时,则表明劳动力已经过剩㊂刘-拉-费模型将农业劳动力工资收入在达到 刘易斯第一拐点 前假定为不变的工资水平,在达到 刘易斯第二拐点 前的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假定为一固定水平㊂在现实中,不管是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还是城市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都是不断变化的,而不是固定的静态水平㊂即劳动力工资上涨并不意味着和劳动力短缺有必然的联系㊂以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来考察劳动力的短缺情况,则能更贴近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动态变化㊂具体而言,考察 刘易斯拐点 中的劳动力的需求情㊀‘人口与经济“2014年第5期况,不仅要考察劳动力工资的变化情况,还需要考察劳动力价值的变动情况, 刘易斯拐点 表明的是农村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到短缺㊁农业规模不断萎缩和城市工业规模不断壮大的动态演化过程㊂这一过程中,农业规模和城市工业规模是不断变化的,使得与之对应的劳动力需求规模也不尽相同,即劳动力是过剩还是短缺是个相对概念,对 刘易斯拐点 的分析应在动态分析框架中展开㊂假定在t+1时期,劳动力价值(Vt+1)㊁劳动力工资(Wt+1)都在变化(相对于t时期的Vt㊁Wt),自然θt+1=Wt+1Vt+1也不相同㊂从动态视角来看,我们需要比较在不同时期劳动力需求状况的变化㊂如果θt+1>θt,则表明相对于t时期,劳动力工资在t+1时期变化的正向幅度要大于劳动力价值变化的幅度,这也说明劳动力供给在相对减少;反之,如果θt+1<θt,则表明劳动力的供给在相对增加㊂ 刘易斯拐点 还必须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的变化情况㊂假定在发展初期t时期,农村和城市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分别为θRt㊁θCt㊂在刘-拉-费模型中,在发展初期,城市工业部门并不能马上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劳动力都存在过剩的情况,刘-拉-费模型中暗含着农村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θRt<1以及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θCt<1这一假设条件㊂假定在t+n(n>1)时期出现 刘易斯第一拐点 ,这时农业已经不存在剩余劳动力,达到了维持农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供求之间的平衡㊂同时,当越过 刘易斯第一拐点 后,农村劳动力的减少与农村劳动力工资的向上调整一一对应㊂换言之, 刘易斯第一拐点 的出现必须建立在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θRt θRt+n-1<θRt+n=1<θRt+n+1 )的阶段性跳跃的基础条件之上㊂由于 刘易斯第一拐点 出现后,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工资相对较高,仍然会有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这种流动直到在城乡收入趋于一致的 刘易斯第二拐点 出现后才会停止㊂假定 刘易斯第二拐点 在t+n+m(m>1)时期出现,则意味着劳动者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就业,所获得的收入相等,城乡劳动力流动出现动态均衡㊂而越过 刘易斯第二拐点 后,城市工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增加的直接效应是劳动力工资的不断上升㊂这也就是说,t+n+m(m>1)时期是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求平衡的时间点,城市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也将呈现(θCt θCt+n+m-1<θCt+n+m=1<θCt+n+m+1 )阶段性动态演化的过程㊂四㊁对 我国是否出现 刘易斯拐点 的实证分析和判断判断 刘易斯拐点 是否出现的条件,将涉及两个核心变量:城乡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城乡收入差距㊂如果用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进行分解,判断城乡劳动力供求状况可以先分别估算出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θR=WRVR和θC=WCVC的值,然后再分别把θR和θC与1作比较㊂城乡收入差距则可以用劳动者在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就业的工资水平来衡量,定义城乡收入差距系数为δ,将城乡收入差距系数记为δ=WCWR㊂由此可见,判断 刘易斯拐点 是否出现将涉及WR㊁VR㊁WC㊁VC四个变量㊂1.我国城乡劳动力价值(VR㊁VC)的估算马克思认为 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㊁发展㊁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决定的 [19]㊂具体而言,劳动力价值主要由三部分构成:①维持劳动者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②劳动者养活子女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③劳动者受教育或训练而花费的一定量的价值㊂从周建锋:我国的 刘易斯拐点研究图2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劳动力负担人口数变化㊀㊀数据来源:农村每一参加劳动的就业者的负担人数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82 2013);城镇每一参加劳动的就业者的负担人数除1979㊁1980年外,其他年份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1982 2013),1979年和1980年的数据通过城镇总人口数除以城镇就业人数得到㊂某一年份的截面来看,在一国中,既存在刚出生的婴儿,也有参加工作的劳动者,也有不参加工作的退休人员,维持劳动力生存和劳动力再生产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将通过社会必需品的支出㊁对养老和家庭抚养费以及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来体现,即劳动力价值构成中的三部分都会通过一相应支出值表现出来,但注意到必需的生活资料需要满足劳动者本人和家属子女生活所需,故需要以家庭支出作为测算依据,而不能仅仅计算单个劳动者的生活消费支出㊂由此,得到一均衡式:V㊃P1=C㊃P2,其中V为劳动力价值,P1为家庭中就业的人数,C为劳动力价值构成中的①㊁②㊁③的人均图3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家庭人均支出变化㊀㊀数据来源:农村家庭人均支出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2 2013)中的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费支出㊂城镇家庭人均支出由‘中国统计年鉴“(1982 2013)中家庭平均每人生活费支出和社会保险费支出的加总㊂由于数据缺失,城镇家庭平均每人生活费支出在1978 1980年的数据直接用平均每人消费支出替代㊂支出值,P2为家庭的总人数㊂进一步就可得到劳动力价值的估算公式:V=C㊃P2P1,定义p=P2P1,则V=p㊃C㊂为了估算城乡劳动力价值,需要计算每一年度的p和C值㊂这里选取的p值就是在家庭内每一参加劳动的就业者的负担人数;C值则是一家庭的生活费支出值①㊂根据1982 201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我们能分别找到和计算出1978 2012年每个年度城镇②家庭和乡村家庭中所对应的p和C值㊂由图2和图3可知,城镇和农村家庭在C和p值上都存在差异,由公式V=p㊃C可知,城图4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劳动力价值变化乡劳动力价值也必然存在差异㊂图4是估算的1978 2012年城镇和乡村每一年度的劳动力价值㊂可以看出,城乡劳动力价值尽管都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但两者之间的差距却在不断拉大㊂2.城乡收入差距系数δ的测定在刘-拉-费模型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动力来源于传统的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之间较大的劳动收入差异㊂在农村就业的①②在生活费支出中,由于我国目前只在城市建立了覆盖面较广的养老保险市场,因此,相对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的生活费支出将不仅包括社会消费支出,还包括农村所没有的养老保险费用的支出㊂根据我国‘城市规划法“对城市的定义: 城市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㊁市㊁镇 ,本文将城市与城镇视为同一概念㊂㊀‘人口与经济“2014年第5期农民,其劳动收入通过家庭经营获得,在城市大部分劳动者的劳动收入是以被雇佣而获得工资的形式呈现㊂因此,在衡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系数δ时,农业劳动力工资将用家庭经营收入替代,而城镇劳动力收入则仍沿用劳动力工资的指标㊂在图5中,我们计算出了每一年度城乡收入差距系数δ㊂可以看出,δ值在1978 1984年间呈现不断下降的态势,在1985 1997年间较为平稳,在1998年以后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㊂从1978 2012年的整体变化情况来看,城乡收入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并没有出现下降的趋势㊂图5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㊀㊀数据来源:农业劳动力人均收入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2 2013)每一年中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家庭经营收入㊂城市劳动力人均工资则直接选取‘中国统计年鉴“(1982 2013)每一年中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指标㊂3.城乡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θR㊁θC)的测算上面的分析中已经估算出WR㊁VR㊁WC㊁VC这四个变量值,由此可以计算城乡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θC=WCVC和θR=WRVR㊂图6是对农村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的估算㊂从中可以看到:在1978 2012年长达35年的时间序列中都存在θR<1,这也就是说,在农业封闭经济体系中的农民,从事家庭农业经营并不能有效实现其劳动力价值,农村还存在剩余劳动力㊂而且在2000 2012年间,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θR)呈现不断下降的态势,这也进一步说明我国农业经营需要的劳动力在不断减少,农村还存在大量可转移出去的剩余劳动力㊂图6㊀我国农村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变化由图7城市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的变化轨迹,可以看出:在1978 2002年都存在θC<1的情况㊂在1978 1996年之间θC值在整体呈现波动的特征,但自1997年以后θC随时间不断增长㊂在这一时期,尽管城市劳动力过剩,但这种过剩的状况在不断得到改善㊂在2003年的时间点上,存在θCʈ1,这也就意味着2003年是城市劳动力供给和需求趋于平衡的时点㊂在2004 2012年间θC>1,并且存在不断拉大的态势,这也与2004年以后我国愈演愈烈的 民工荒 趋势遥相呼应㊂图7㊀我国城市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变化4. 我国是否出现 刘易斯拐点 的判断从我国农业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来看,在1978 2012年35年的时间序列中都存在θR<1,这与刘-拉-费模型中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原始假设相吻合㊂自然,也不满足由θRt<1向θRt+n=1演变的判别条件,这也就直接否决了我国已越过 刘易斯拐点 的结论㊂从我国城镇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来看,1978 2002年存在θC<1,2003年存在θCʈ1,在2004 2012年存在θC>1,城市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周建锋:我国的 刘易斯拐点 研究度的变化呈现θCt<1⇒θCt+n+m=1⇒1<θCt+n+m+1的阶段性演变轨迹㊂也就是说,如果仅仅从我国城市劳动力短缺的事实来看,2004年是我国 刘易斯拐点 显现的时间点㊂但如果按照刘-拉-费模型来看,城市劳动力短缺理应是越过 刘易斯第二拐点 以后的产物,这与吴要武得出的 我国已经跨越了 刘易斯第二拐点 的结论相一致[20]㊂但在刘-拉-费模型中, 刘易斯第二拐点 的出现表明城乡劳动力收入趋于一致㊂然而,1978 2012年的城乡收入差距系数δ在整体上是不断扩大的,城乡劳动力收入并不存在趋于一致的态势㊂由此可见,我国只是出现了城市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一现象并不能直接等同于 刘易斯拐点 的出现㊂进一步来说, 刘易斯拐点 的本质在于刻画经济转型中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的态势,显然,我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也直接否定了我国出现 刘易斯拐点 的结论㊂五㊁对 刘易斯拐点 理论的反思我国城市既出现了诸如劳动力短缺㊁农民工工资上涨等与 刘易斯拐点 相符合的基本特征,也出现了诸如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等背离 刘易斯拐点 的现象㊂由此就引出几个问题:作为最大的二元经济体,为什么我国发展的实际与 刘易斯拐点 的基本特征不相吻合?这是否意味 刘易斯拐点 的分析本身存在缺陷?抑或是 刘易斯拐点 在解释中国问题时遇到 水土不服 的窘境?只有澄清这些问题,才能对我国 民工荒 ㊁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找到合理的解释㊂首先, 刘易斯拐点 预示着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的人均劳动效率也得到提升,城乡收入差距存在不断缩小甚至消失的演变路径,但刘-拉-费模型中的这一分析结论蕴含着几个严格的假设条件㊂第一,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建立在城市工业部门工资和农业部门工资调整存在时滞的基础上㊂在刘-拉-费模型中,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在相对较长的时期处于停滞状态,而农村劳动力工资稳定在固定水平的时间相对较短㊂这也暗含着一种推论:在 刘易斯第一拐点 未出现时,城乡之间的劳动生产效率差距以及收入差距将客观存在㊂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较多的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消失,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注定是一个漫长过程,按照刘-拉-费模型的研究逻辑就必然存在一个较长期的 大部分农民相对贫困式 的城乡收入差距的 鸿沟 ㊂第二,刘-拉-费模型遵循的是工业和农业非平衡发展的逻辑㊂在刘-拉-费模型中,农业的发展建立在工业部门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吸纳完毕的基础之上,城市工业部门是居于优先发展的地位㊂托达罗(Todaro)就曾经批评刘-拉-费模型中单纯通过劳动力的城乡间转移即可实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观点,在其模型中认为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不能仅仅片面强调城市工业发展,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好农业自身发展的问题,实现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发展[21]㊂从我国发展历程来看,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但城市工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相对较少,农民工严重过剩,使得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价值水平以下,形成城市工业部门的 人口红利 ,从而成为城市工业部门更快发展最有力的支撑㊂在假定农业生产部门效率低下,城市工业部门存在能支撑更快发展的内在动力的前提下,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存在 路径依赖 的惯性㊂第三,农村劳动力同质化假设㊂在刘-拉-费模型中,劳动力被分为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和农业部门劳动力两种不同的类型,而农村劳动力本身的差别却被抽象掉㊂这也就是说,在刘-拉-费模型中,农村劳动力是同质化的㊂在现实中,农村劳动力本身存在劳动力素质㊁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异㊂如果在刘-拉-费模型中引入农村劳动力异质化这一假设,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㊂对于发展中国。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与蔡昉先生商榷刘 钧,王雅雯(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北京 100081)〔摘 要〕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是理论界激烈争议的热门话题。
本文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工工资状况和人口抚养比变化三个方面对蔡昉先生提出的“刘易斯拐点”提出质疑。
本文认为,目前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农业剩余劳动力;雁阵转移模式;人口抚养比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3)05⁃0049⁃05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是理论界激烈争议的热门话题。
以蔡昉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已经于2003年左右进入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以樊纲和白南生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尚未到达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
本文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工工资状况和人口抚养比变化三个方面对蔡昉先生提出的“刘易斯拐点”提出质疑。
本文认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
一、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刘易斯拐点”的争议1.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论述蔡昉[1]先生认为,由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逐年下降,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逆转,由此可以确定,目前发端于沿海地区并且蔓延于全国的劳动力短缺,不是暂时性的现象,而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征兆。
在农民工工资方面,蔡昉[2]先生认为,2004年以后普通劳动力工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而民工工资增长是由“民工荒”引起的,因而判断2004年是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供给增长速度的转折点[3]。
当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发展到达“刘易斯拐点”后,由于农民工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普通劳动力短缺的出现,使位于收入分布底端的农民工开始有更快的工资增长。
与此同时,在劳动力短缺现象出现的条件下,制度性工资形成机制也被逐步打破,使得不同技能的农民工工资趋同、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工资趋同、区域间工资趋同[4]。
[浅谈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关于刘易斯拐点,无疑是各界最关注的问题,要说舆论中最热门的词,它应该是其中一个,关于此的研究、分析可谓汗牛充栋。
可是在我看来,多数的分析不免过于高屋建瓴,过于自上而下了,数据的、理论的等等,但对于我们却没什么实际用处,这些作者的定位,不是为了学术成果,就是为了提供给庙堂之高,现实意义差了很多。
一谈到刘易斯拐点,多数的逻辑就是如何快要来临或已经来临,农村低端劳动力的逐渐短缺,从而促使人工成本如何上升,对于经济造成如何的负面影响,从而引出各种政策建议,甚至不断有放开计划生育的政策建议,让人忍俊不禁。
其实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只不过是一个即将被用尽的生产要素而已。
人力成本的低廉促使低端制造成为中国的一项竞争优势,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
资金成本的低廉,使得投资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
一种资源禀赋会自然的造就一种优势,会自然的促使形成一种模式,这都是经济学应有之义。
而只要是资源,就会被耗尽,否则不可能成为有价资源,就如空气一样,供给无限,就不会有价格,当然,未来新鲜空气可能除外。
而今,低成本劳动力面临萎缩,从而不断推高工资,这时需要想到的或许应该是发掘新的资源,或者挖掘现有资源的潜在优势,进而形成新的发展逻辑,而不是放开生育,再造人口红利,那样不仅是违背了发展规律,而且会对未来资源分配与利用造成极大的破坏。
历史告诉我们,抱着过去的优势不放,就是衰亡的开始。
既然人力成本上升,为何不提高技术优势呢?科技时代了,还要缅怀人海时代么?放开计划生育,还真想得出来,让农民工继续制造低端劳动力,然后还不给户口、不让上学,道德高点都没有站上,过于狗血了些,奇怪,难解。
况且,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其实更具一种结构性的意义。
在低端劳动力不断缩减,造成成本迅速上升的同时,其实结构性的另一端,中端劳动力的供给是在迅速的提升的,其成本上升缓慢,这从应届毕业生难找工作、工资低的现实可以得到验证。
所以,在面临低端劳动力向下的拐点时,何不转换思维,寻求发挥中端劳动力的成本及效率优势呢。
“刘易斯拐点”之争1.何谓“刘易斯拐点”?你认为判断它是否到来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
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刘易斯认为,在一国发展初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维持生计”部门(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为代表)。
农业部门人口多、增长快。
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其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
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将涌入大量劳动力至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
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农业中劳动的边际产出量降为零。
此时,农业部门中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
当工业部门提供既定水平工资时,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业部门不断扩张。
由于在既定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将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这个时候工资便出现了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如图,横轴表示劳动力供给,纵轴表示工资水平。
工资水平长期保持不变劳动力过剩,随着AD1右移至AD2到了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又有第一拐点和第二拐点之分。
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这入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其中的二元即指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
当二元经济发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在“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
我国是否面临“刘易斯拐点”作者:臧高峰来源:《财经界·学术版》2010年第07期[摘要]当前,珠三角地区出现的用工短缺现象,部分学者指出我国“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
笔者认为:二元经济模型本身就存在局限性,在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时,应该结合我国的国情,综合考虑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从而对劳动力数量变化趋势宏观动态地把握,为科学的决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民工荒二元经济项目来源:西北大学校级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201071)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其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提出。
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发展中国家由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组成。
传统农业部门是剩余劳动部门,其边际生产率为零;现代工业部门是接受农村剩余劳动的部门,具有很高的劳动生产率。
在假设工业部门劳动报酬固定且至少高于农业部门30%的前提条件下,来自农业的劳动供给是无限的,即农村劳动力转移曲线具有完全的弹性。
随着工业部门的生产规模和资本积累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将会持续到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为止。
农业部门剩余劳动消失将会提高农业边际生产率,增加农业劳动者的收入,出现这一情形即“刘易斯拐点”。
一、“刘易斯拐点”离我们还有多远经济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当前出现的“民工荒”现状,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即将到来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部分学者认为:分析我国现有耕地和农村劳动力数量,按照每人耕种50亩计算,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有2亿,假若每年转移700万,这一过程也还将持续30年。
此外若再考虑城镇企业对劳动力接收能力有限,这一过程持续的时间将更久,所以“刘易斯拐点”现在还远未到来。
同样有部分学者指出,参考发达国家相关经验,“刘易斯拐点”还为时尚早。
2007年数据显示: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为13.5%,就业人口占43.6%。
这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同期水平,表明我国农业边际生产率仍然很低,农村劳动力转移还有很大的空间。
刘易斯转折点文献综述作者:刘亚杨斌来源:《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19年第02期摘要:刘易斯转折点是发展中国家摆脱结构性矛盾,加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的重要转折点。
转折点前后劳动力供求、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及经济增速等都会有巨大差异,所以,掌握刘易斯转折点来临的时间点是制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关键。
本文在对刘易斯转折点理论的认识理解基础上,从四个角度对学者们的争议进行了梳理,并得出结论:由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判断刘易斯转折点是否来临应依据中国特殊国情,且此研究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刘―拉―费模型;刘易斯转折点;刘易斯转折点争议一、引言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之一。
其中,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系是现代经济发展研究的热门话题。
尤其是2004年“民工荒”爆发后,出现了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工业部门却存在明显的劳动力供给短缺这一矛盾现象。
它引起了各界学者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关注。
经济结构转型研究的理论框架是刘易斯模型,即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刘易斯转折点的概念起源于这个模型,后由Ranis和Fei Jinghan等人完善。
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刘易斯转折点不仅意味着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还意味着国家面临的经济发展约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如果一个国家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它必须根据劳动力供给条件的变化及时调整国家的政策措施。
因此,对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与否的估计,以及到来的时间点和时间区间的估算,对国家政策制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刘易斯转折点的提出和发展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妨跻姿狗⒈怼独投ξ尴薰└跫碌木梅⒄埂芬晃模紫忍岢隽硕峁鼓P汀A跻姿谷衔梅⒄沟墓淌谴哟撑┮挡棵诺较执ひ挡棵诺难由旃蹋钡嚼投κ谐〉某窍缫惶寤anis和Fei; Jinghan进一步扩展了模型,形成了含有转折区间的“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简称刘―拉―费模型)。
刘易斯转折点是二元经济理论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课程论文)题目:浅谈“刘易斯拐点”问题姓名:赖继峰学院:经济学院系: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年级:2010学号:157201022049172013 年5 月8 日浅谈“刘易斯拐点”问题摘要:自从2004年中国东南沿海出现“民工荒”现象以来,有关于中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有鉴于此,本文在学习国内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寻找到相关判断标准和数据,并认为迄今为止我国仍未进入“刘易斯拐点”。
此外,就其影响而言,笔者秉承乐观的态度,并认为不应夸大“人口红利”的效应。
应该以积极的心态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转变,推进城乡制度改革,产业结构转型。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未进入影响改革Mainly talks about the "Lewis turning point"Abstract : Since 2004 the phenomenon of migrant workers appear in the southeast coastal of china, the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China is entering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has been debated much. Because of thi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view of Chinese scholars, and the author attempt to find the relevant standards and data to get the answer. And then I found that our country is still not to enter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Concerned with the problems of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the writer inherits an optimistic attitude, and insist that should not be exaggerated "population dividend" effect. We Should be with positive attitude, in the fac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road, promote urban and rural system reform, industrial structure. Keyword: Lewis turning pointnot enter influence positive目录一、引言 (1)二、文献综述 (1)三、关于是否达到“刘易斯拐点”的问题 (2)(一)“刘易斯拐点” (2)(二)中国尚未进入“刘易斯拐点” (3)(三)“民工荒”现象背后的原因 (5)四、“刘易斯拐点”不是噩梦 (5)(一)人口红利效用被夸大 (6)(二)应该把握历史的契机 (6)五、小结及建议 (6)参考文献 (8)一、引言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维持了30年连续的高速增长。
我国是否已进入“刘易斯拐点”文献综述作者:王玲丹来源:《商情》2013年第29期【摘要】2005年以蔡昉为代表的国内学者提出我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论点之后,学界开始进行了大讨论,同时国外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目前主要的观点有两种:我国农民工工资不断上涨,“民工荒”现象愈演愈烈,我国的剩余劳动力已由无限转为有限,已进入刘易斯拐点。
我国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并未出现劳动力被吸收殆尽的现象即是刘易斯拐点并未到来;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归纳出:虽然目前我国出现了大量的“民工荒”现象,但我国还没迎来“刘易斯拐点”,但已进入“刘易斯拐点”的第一阶段,并根据这一情况提出相对应的政策。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生产率工资上涨一、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理论—刘易斯拐点的内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于1954年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
后由拉尼斯和费景汉(Rains and Fei)等人加以完善。
王德文(2009)指出,刘易斯以劳动力无限供给为假设,把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存在的。
第二个阶段是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上升,进而减少农业劳动力供给,诱发粮食产量下降,从而使粮食价格和工资出现上涨现象。
在这个阶段里,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一定点,再转移就会影响农业产出,继续转移就要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工资。
第三个阶段则是通过对农业部分引入现代要素进行改造,农业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农业产出增长能够有效地满足现代部门的需要,部门之间的均衡发展把经济发展带入经济一体化阶段。
在这三个阶段中,从第一个阶段进入第二个阶段的转折点被称为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也就是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剩余转向有限剩余的阶段。
文献综述自2004年在珠三角出现“民工荒”开始,对刘易斯拐点的讨论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
关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争论方兴未艾。
蔡昉( 2010) 认为劳动力出现短缺和农民工工资上涨是刘易斯转折点的标志,从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看,40 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其量只有5800万。
还有很多研究分析认为,刘易斯转折点还没有到来。
对于“民工荒”现象,张宗坪( 2008) 从劳动市场的结构性短缺和季节性短缺、孟昕( 2008) 从政府政策,Knight 和John( 2010) 从制度方面,章铮( 2011) 从劳动生产率的年龄差异等角度,对其进行了解释,也揭示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与“民工荒”并存现象。
学者们对人口红利效应的主要质疑在于人口红利的实现是需要条件的。
人口转变是动态的,它所带来的增长贡献不是永久性的( 王德文等,2004) ,“两头大,中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被称为“人口机会窗口”,而且“人口机会窗口”不等同于人口红利的实现(刘元春、孙立,2009; 沈君丽,2005),发挥人口结构优势必须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劳动力得以充分就业,还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必须不断提升。
然而,现实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其相应的公共服务差异,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 大多数学者认为人口红利还会持续10年(于学军,2003; 陈友华,2005) ,如果将总抚养比小于0.5作为人口机会窗口,人口红利将有长达25年的持续期( 1995-2020 年) ,如果将总抚养比小于0.45作为人口机会窗口,持续期将是1990-2030年(田雪原等,2006) 。
参考文献:[1]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4-13.[2]张宗坪. “刘易斯拐点在我国已经出现”证伪———“民工荒”假象分析[J].山东经济,2008[3]孟昕. 错判将对农民工的转移和中国城市化进程产生很大影响[J]. 比较,2008(35)[4]刘元春、孙立. “人口红利说”: 四大误区[J].人口研究,2009(1)[5]Knight,John,Quheng Deng,and Shi Li.“The Puzzle of Migrant Labor Shortageand Rural Labor Surplus in China.”ChinaEconomic Review,2011,22(4) : 585 -600.[6]章铮. 劳动生产率的年龄差异与刘易斯转折点[J].中国农业经济,2011(8)[7]王德文、蔡昉、张学辉. 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J].人口研究,2004(8)[8]沈君丽. 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人口红利及其实现[J],南方人口,2005(1)[9]于学军. 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J],中国人口科学,2003(1)[10]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 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8(11)[11]田雪原、王金营、张学辉. 老龄化——从人口赢利到人口亏损[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中国还未进入刘易斯拐点首先介绍有关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的基本概念。
在拓展的刘易斯模型中,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很低,第二阶段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上升,第三阶段为经济一体化阶段,而这三个过程的两个关键性地转折点即为刘易斯第一和第二转折点。
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
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
按照二元经济模型,刘易斯转折点变化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大幅度下降,二是农业工资率大幅度上升。
有些学者认为当劳动力的需求超过供给时,自然会引发工资率的上涨。
例如从实际工资的增长率来看,2004年一2009年间,农民工实际工资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7%以上,而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上涨。
于是有些经济学家就以此为理由,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的确,站在工资变化的角度来认定刘易斯拐点的到来,确实从2006年开始,劳动力工资上涨很快;但就人口结构而言,在2015年人口才能出现“零增长”。
下面我将以以下五点理由证明刘易斯拐点在中国仍未到来。
不支持理由:1.当前我国的劳动力需求并未超过劳动力供给,农村还挤压着部分剩余劳动力,现阶段的用工荒的表象只是地域性劳动力分布不平衡与人口红利的衰竭造成的青壮年劳动力的减少而形成的。
2.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先兆,但人口红利消失不一定由刘易斯拐点引起。
包括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之前所说的城乡二元户籍限制,这都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原因,这都是制度因素带来的,而不是刘易斯拐点带来的。
3.如果已经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本身还处于就业不足,工资却出现了快速上涨,那这就不是“刘易斯拐点”解释框架中的逻辑。
中国劳工短缺的年龄结构性问题突出,短缺的是青壮年劳动力,而40岁以上的劳动力或普遍存在着就业不足。
中国的情况更可能是货币的泡沫推动了工资快涨,而非“刘易斯拐点”。
中国是否中国是否将⾯临“刘易斯拐点”及其对中国制造业的挑战中国是否将⾯临“刘易斯拐点”及其对中国制造业的挑战摘要:在近三年⾼增长后名中国取得了世界⼯⼚的称号,但是,09年珠三⾓的民⼯荒,中国劳动⼒成本的增加,2010年国家不断提⾼⼯资⽔平,中国经济发发展正在⾯临的⼈⼝红利的逐渐弱化,“刘易斯拐点”的逐渐到来,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临挑战,同时这也是制造业产业升级,结构优化的机遇。
“中国制造”⾯临发展的拐点。
关键词:“中国制造”“刘易斯拐点”劳动⼒成本上升制造业的发展正⽂:中国⾃改⾰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的巨⼤⼤的成就。
中国在发展中积极参与国际分⼯,并加⼊到亚太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链中,迅速地完成了⼀部分产业的升级,实现了从初级产品出⼝主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
中国的对外贸易量不断扩⼤,享有"世界⼯⼚之称"。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国,但还不是制造强国。
在国际制造业的分⼯中,⼤部分“中国制造”处于加⼯环节,在中国庞⼤的对外贸易额中,加⼯贸易占到了半壁江⼭。
⽆论是初级产品、⼀般⼯业制成品还是⾼新技术产品,出⼝商品均以劳动密集型为主。
在外资企业的⼤规模出⼝中,中国获得的真实收益并不算⾼。
由于外⽅控制了收益最⾼的设计、研发、品牌等环节,中⽅得到的只是份额很少的加⼯费。
中国劳动⼒优势⼀直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优势之⼀。
可以通过下⾯的数据看出,我国对外贸易中,加⼯性贸易⼏乎占了出⼝贸易总额的50%以上。
2004-2010年1-3⽉中国出⼝分贸易⽅式⾦额单位:亿美元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1总值5933.67619.99690.712180.114285.412016.63161.6⼀般贸易2436.33150.94163.15385.76 6625.84 5298.33 1413.0加⼯贸易3279.84164.85103.76176.56 6751.83 5869.81 1516.9其他217.45 304.27 423.80 617.83 907.79 848.49 231.66 然⽽这种低成本劳动⼒优势,并不完全是优势。
未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的文献综述及思考
摘要:本文针对当前存在的关于我国未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的观点进行了梳理,将其归纳为:对劳动力供给以及剩余总量的估计,基于工资增长的考察,基于基尼系数的判断及基于人口红利视角的分析四个方面。
并且对我国现行状况及未来方向做出了思考。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民工荒;经济转型;农村劳动力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0-01
一、“刘易斯模型”的提出及现下我国背景
“刘易斯模型”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所提出,其模型描述了发展中国家在初始阶段的发展形态,表现为传统部门为现代部门提供“不变制度工资”和“无限供给”的充裕劳动力[1]。
在扩展的拉尼斯—费模型中,经济的发展进一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传统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很低,劳动力的供给有无限弹性。
当现代部门逐渐扩张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现代部门吸收,则发展进如下一个阶段,传统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升高,农业劳动力供给下降带来了粮食产量下降,进而传统部门的生产无法满足现代部门的需要。
这使得传统部门通过引入现代要素,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增加了劳动生产率,使得传统部门供给能够与现代部门的需要相同,这种协调发展会带来第三阶段,即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一体化阶段。
近些年来,因受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我国东南沿海的出口型
企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民工荒”现象。
因此我国人口学者引入“刘易斯转折点”以此来解释我国现今经济发展中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与人口流动等一系列问题。
当前学界大多学者对“民工荒”持乐观态度,他们把“民工荒”看成暂时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各位学者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依据。
二、对劳动力供给以及剩余总量的估计
简新华、张建伟对我国农村现下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到目前为止我国农村外出打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往年相比保持同比增长。
而且城镇等级失业率不断上升,就业前景依然不乐观。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在短期内不会变化,短缺只是断期现象,用“民工紧”更为合适[1]。
钱文荣、谢长青也认为,我国农村劳动力依然有较大剩余,如果没有政策性引导,“刘易斯转折点”不会自然出现[3]。
三、基于工资增长的考察
宋世方对我国农业制度工资的决定和变动方式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传统部门工资的增加能表示“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的到来,但很难代表我国经济已临近一元经济[4]。
王德文认为传统部门工资的增长也可能是通货膨胀引发价格水平的增长,或者国家对农业的政策倾斜提高了增加了农村最低工资[5]。
日本学者南亮进认为可能是经济整体发展看好,带动了工资的增长[6]。
周祝平认为“民工荒”与劳动工资增加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以及中国正处在人口转变期而带来的影响共同导致的[7]。
姜华东认为,“民工荒”是农
民工介于生存环境及子女教育等方面而引发的理性行为。
四、基于基尼系数的判断
国际学者南亮进认为,中国当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正在恶化,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由0.382(1988年)上升到0.445(2002年)。
收入差距过大的状况恶化侧面八仙了了农村劳动剩余现状的持续
存在。
仅就我国城市化进程及就业比例就行考虑,周祝平认为我国在2007年城市化水平也只达到45%,而农业就业比例是40.8%。
从gnp的构成上看,农业的产值比例也只有11.3%,第二,三产业产值比例高达88.7%。
这种就业和产值两反面比例严重不对称,也显出农村的劳动力边际生产力远远没有达到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
五、基于人口红利视角的分析
在对“人口红利”的研究上,刘元春、孙立认为关闭了人口机会窗口不意味着劳动力将会短缺。
这反映出的是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与劳动力供小于求没有必然联系。
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完成,我国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不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者,而是需要更多有技术或经验的技术性劳动者,仅从劳动力需求数量上看,不能断言我国的发展现状。
沈君丽在文章中表明,农村的人口结构与城镇相比更为合理,我国农村正处在人口红利的高峰期,劳动人口数也是不断增加,但由于户口制度等各项政策的限制,使得很多年轻的剩余劳动力无法向城镇转移,也侧面限制了农村的人口红利向城镇的过度。
不难看出,当前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目前我国还未到达所谓的二
元经济向一元经济所过度的阶段。
当前我国农村还存有充足的剩余劳动力。
但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抚养成本增加,女性生育愿望降低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并不是遥不可及。
基于对我国当下经济增长正处向全生产要素转变的情况考虑,我认为我国目前已经渡过了“刘易斯第一拐点”,但尚未到达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刘易斯第二拐点”。
不过我认为,我国目前总和生育率过低,相对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更加是不争的事实,都使得我国农村劳动剩余劳动力的大幅度减少,从而加速我国向“刘易斯第二拐点”发展的速度。
因此我们应在我国当前人口红利还未消失,农村剩余劳动力未被完全吸收之前,对产业结构及生产方式进行改革,使得我国能平稳度过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过程,能否把握好当前这个机会将会决定我国未来的命运。
参考文献:
[1]williamarthurlewi.economicdevelopmentwithunlimitedsu ppliesoflabor[j].themanchesterschool,1954(22).
[2]简新华,张建伟.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制度分析[j].人口研究,2005(02).
[3]钱文荣,谢长青.从农民工供求关系看“刘易斯拐点”[j].人口研究,2009(02).
[4]宋世方.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与检验[j].经济学家,2009(02).
[5]王德文.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标志与含义[j].人口研究,2009
(02).
[6]南亮进.经济发展的转折点:日本经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7]周祝平.经济发展阶段、生育转变与劳动力供给[j].人口研究,2009(02).
作者简介:梁宸(1989-),男,辽宁抚顺人,硕士,从事人口学专业研究。
王舒悦(1988-),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硕士,从事社会保障专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