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恶意串通损害国家

行政违法行为案例
行政违法行为是指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违反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的规定，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的规定，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些行政违法行为的案例。

案例一，某市政府环保局在某次环境评估中，未按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直接出具了环境评估报告，导致环境评估程序不合法。

这是典型的行政违法行为，因为环境评估程序的合法性是保障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的重要途径，政府环保局的行为损害了公众的合法权益，属于行政违法行为。

案例二，某县教育局在招聘教师时，违反了招聘程序，未经公开招聘程序，直接聘任了领导亲属，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务员法》和《教师法》的相关规定，损害了其他应聘者的合法权益，构成了行政违法行为。

案例三，某市建设局在执法过程中，违反了执法程序，未经合法程序，擅自拆除了一家企业的建筑物，导致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

这种违法行为不仅损害了企业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属于严重的行政违法行为。

案例四，某镇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未经合法程序，擅自征收了一些农民的土地，并未给予合理的补偿，导致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这种行为违反了《土地管理法》和《土地征收条例》的相关规定，属于典型的行政违法行为。

以上案例表明，行政违法行为在社会生活中并不罕见，严重影响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

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行政机关和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严格依法行政，确保行政行为合法、公正、公开，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

同时，也呼吁公民和组织对行政违法行为敢于举报，共同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最高人民法院刑民交叉案件六大典型案例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19.07.11•【分类】其他正文最高人民法院刑民交叉案件六大典型案例（2019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为深入贯彻中央关于保护产权及保护企业家权益、构建良好法治营商环境的要求，进一步明确刑民交叉案件裁判规则，防止办案机关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2019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和国家检察官学院共同主办的第十九期“案例大讲坛”在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举行。

大讲坛发布了对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有参考和指导意义的系列典型案例。

一、俸旗公司诉辽宁储运公司、谷物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二、李晶诉温颜擎、邢野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三、潘强与金卿民间借贷纠纷抗诉案四、叶文宇、毛福林等涉嫌骗取贷款案五、洪聪聪诉曹正林、杨翠龙等民间借贷纠纷案六、徐盼诉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信用卡纠纷案六大典型案例01俸旗公司诉辽宁储运公司、谷物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案情简介】案外人杨一、黄建、崔杨、李旗等分别与谷物公司、俸旗公司签订《欠款确认及债权转让协议书》等，将其对谷物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俸旗公司。

2014年6月4日，俸旗公司（质权人）与谷物公司（出质人）签订《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约定谷物公司以自有玉米145400吨作价3亿元人民币提供质押担保，用以担保前述借款本息的履行。

同日，俸旗公司（质权人）、谷物公司（出质人）、辽宁储运公司（监管人）共同签订《动产质押监管协议》。

后辽宁储运公司向俸旗公司出具了《收到质物通知书》，明确告知已收到质押物145400吨玉米。

6月9日，辽宁储运公司收取了150万元监管费。

2014年7月，因谷物公司未能履行还款义务，俸旗公司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约定行使质权并出具《放货通知书》，要求辽宁储运公司办理对质押物145400吨玉米的提货手续，但辽宁储运公司未能向俸旗公司提供质押物。

危害国家安全六大典型案例公布明天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机关公布了一批危害国家安全典型案例快来看看↓↓警惕“国门”之外的圈套陷阱案例1案例2河北省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郑富兴和王培月是一家境外所谓“移民服务公司”的境内骨干成员。

该公司以“正常渠道移民”为幌子，在我国境内招揽客户，号称仅需10万元“办证费”即可办理移民手续。

该团伙通过办理旅游签证等方式，将“客户”运作出国。

等到“客户”顺利抵达国外后，该团伙才暴露出真实嘴脸。

他们通过威逼利诱等方式，要求“客户”伪造包括户口本、拘传证、强制堕胎证明在内的各类“证件文书”，公开宣称自己“在国内遭受迫害”，以“无中生有”的所谓“罪证”造谣抹黑我国家形象。

随后，该团伙还会以“政治避难代办费”等各种名义向“客户”不断索要费用。

“客户”当中的许多人最终因交不起费用，被该团伙抛弃，在家人的接济下艰难返回国内。

2023年10月，河北省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对郑富兴、王培月采取强制措施。

2023年5月，人民法院分别判处郑富兴、王培月有期徒刑3年9个月、3年6个月。

认清网络伪装背后的违法犯罪案例3案例4江苏省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2023年6月以来，张其中一人假扮8名缅甸籍人员，在境外社交媒体网站开通数个账号，介绍国外日常生活、风土人情，发布2万余条贴文，吸引了数万粉丝关注。

为了维持其虚假“人设”，张恶意编造了大量耸人听闻的虚假消息和谣言，引发网民恐慌，造成恶劣影响。

在吸引大量粉丝后，张频繁以造谣、诽谤的方式，发布抹黑我国家形象、攻击党和政府的贴文，甚至煽动教唆他人以暴力方式推翻我国家政权，影响非常恶劣。

在充分掌握张违法犯罪证据后，2023年2月，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对张采取强制措施。

识破非传统领域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案例5案例6非法窃密设备境外人员在海参养殖圈内安装的非法窃密设备当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叠加交织，对国家安全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更加隐蔽，企业和个人稍不注意就会被利用。

河南高院发布执行条线惩治虚假诉讼典型案例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24.06.25•【分类】其他正文河南高院发布执行条线惩治虚假诉讼典型案例为进一步防范和打击执行条线虚假诉讼，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诚信建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入开展虚假诉讼整治工作的意见》，结合全省法院执行条线虚假诉讼专项整治活动成果，现筛选出一批典型案例予以发布。

案例一吴某闪伪造证据案基本案情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办理赵某生与吴某闪、南阳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中，查明：案外人吴某闪提交其与南阳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2年10月26日签订的认购协议书，协议书中留有吴某闪的手机号。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出具说明，证实该手机号客户名称为吴某闪，开通时间为2018年9月6日。

而吴某闪称其提交的认购协议书签订于2012年10月26日，明显系倒签，构成虚假陈述及伪造重要证据。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准予对案涉房屋继续执行，并决定对吴某闪罚款5000元。

典型意义案外人提供伪造的认购协议书，意图排除对案涉房屋的执行，侵害申请执行人及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综合购房人的身份、认购协议书的真假及大额现金支付购房款等情况，认定案外人对案涉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且因案外人提供伪造的认购协议书，妨害了民事诉讼，对其予以罚款，有效维护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河南高院提供）案例二宋某军、刘某虚假诉讼案基本案情宋某军在明知由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洛阳某板业有限公司负有多起债务的情况下，为规避执行，捏造其向刘某借款480万元的事实，并伪造银行转账记录。

后刘某向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查封、冻结了宋某军、洛阳某板业有限公司名下办公楼、厂房、机械设备、银行账户等财产，导致其他执行案件无法处置该财产。

民事检察跟进监督典型案例（第二批）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日期】2021.12.01•【分类】其他正文民事检察跟进监督典型案例（第二批）范某传与吴某某等九人虚假诉讼跟进监督案【关键词】虚假诉讼再审检察建议跟进抗诉失信惩戒【基本案情】范某传是安徽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四分公司（以下简称某建设集团四分公司）负责人范某浩的侄子。

范某浩、范某传自1999年至2008年借用安徽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建设集团）施工资质和名义承揽工程建设项目。

2008年12月起，范某传也开始挂靠其他建筑公司从事项目承建。

从2009年底开始，范某传不再以某建设集团名义承接工程。

2010年至2013年间，范某传因工程建设需要周转资金，以个人名义从吴某某等人处借款。

2014年7、8月间，范某传因无力偿还个人借款，向吴某某等人出具私自加盖某建设集团四分公司财务专用章及公司负责人范某浩私章的新借据，借款金额、借款时间、借款利息等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随后，范某传委托代理律师、缴纳诉讼费用，指使吴某某、李某展、范某升等十一人持新借据以某建设集团四分公司、某建设集团为被告向法院起诉。

2014年12月，吴某某、李某展、范某升等十一人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高新区法院）起诉，诉请法院判令某建设集团四分公司、某建设集团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

理由是某建设集团四分公司因建设工程资金周转需要，从吴某某等十一名出借人处借款共计597万元，某建设集团四分公司分别向他们出具《借支单》或《借条》，借据上加盖有某建设集团四分公司财务专用章和负责人范某浩个人印章。

2016年7月，上述十一名出借人中因李某展在一审审理中撤回起诉、范某升自认借款系范某传个人借款、吴某某提交证据存在矛盾，该三个案件一审被判败诉。

除此之外，其他八名出借人一审均胜诉，某建设集团、某建设集团四分公司不服该八个案件的判决结果向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合肥市中院）提起上诉。

侵害国家利益案例案例：利益侵害的国家案例时间：2005年事件：在2005年，发生了一起严重侵害国家利益的案件。

该案件涉及了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以下简称公司），该公司是该国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拥有丰富的资源和资产。

然而，由于某些个人的利益驱动和不端行为，导致了严重的国家利益损失。

事件的第一阶段发生在2005年初。

当时，该公司的高级官员与一家外国企业展开了业务合作，这是一项涉及油气资源的重大合同。

然而，该公司的高级官员在合同谈判过程中，不仅未经充分考虑国家利益，而且还违反了相关法律和规定。

他们与外国企业签订了一项极不公平的合同，将国家资源的大部分利益转让给了该外国企业，并获取了巨额回扣作为回报。

这样的不正当行为不仅导致了国家资源被剥夺，而且损害了国家在这一合作中的地位和利益。

在事件的第二阶段中，该公司的高级官员在该国其他业务合作中继续违反法律和道德规范，侵害国家利益。

在与另一家国际公司的合作中，他们再次签订了一份偏向对方的合同，将国家利益置于次要地位。

这份合同中，国家无法获得合理的回报，并且该高级官员私自获得了巨额贿赂。

这样的行为不仅直接导致了国家经济利益的损失，还给其他国际合作带来了负面影响，损害了该国的国际声誉和形象。

然而，这些不正当行为并没有长时间得到隐藏。

由于公司内部的一名员工勇敢地向相关部门举报了这些具体事件，该案例得以曝光和调查。

律师的点评：这起案件涉及的事件严重侵害了国家利益，不仅导致了巨额的经济损失，还伤害了国家的声誉和形象。

首先，高级官员违反了法律和道德规范，在合同谈判中不顾国家利益，将合同条件偏向对方，并且从中牟取私利。

其次，他们在国际合作中继续以同样的方式操作，损害了国家的长远发展。

在这起案件中，公司内部的员工起到了关键的举报和证人的角色。

很显然，其举报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而不惜以个人利益为代价，这是一种高度值得称赞的行为。

这也表明了公司内部监管的不足，以及对于员工举报的保护和鼓励机制的不健全。

指导案例33号：瑞士嘉吉国际公司诉福建金石制油有限公司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文章属性•【案由】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号】（2012）民四终字第1号•【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程序】二审•【裁判时间】2012.08.22裁判规则1.债务人将主要财产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给其关联公司，关联公司在明知债务人欠债的情况下，未实际支付对价的，可以认定债务人与其关联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与此相关的财产转让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九条规定适用于第三人为财产所有权人的情形，在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普通债权的情况下，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判令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原财产所有人，而不能根据第五十九条规定直接判令债务人的关联公司因“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而取得的债务人的财产返还给债权人。

正文指导案例33号：瑞士嘉吉国际公司诉福建金石制油有限公司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4年12月18日发布）关键词：民事确认/合同无效/恶意串通/财产返还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基本案情：瑞士嘉吉国际公司（CargillInternationalSA，简称嘉吉公司）与福建金石制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金石公司）以及大连金石制油有限公司、沈阳金石豆业有限公司、四川金石油粕有限公司、北京珂玛美嘉粮油有限公司、宜丰香港有限公司（该六公司以下统称金石集团）存在商业合作关系。

嘉吉公司因与金石集团买卖大豆发生争议，双方在国际油类、种子和脂类联合会仲裁过程中于2005年6月26日达成《和解协议》，约定金石集团将在五年内分期偿还债务，并将金石集团旗下福建金石公司的全部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建筑物和固着物、所有的设备及其他财产抵押给嘉吉公司，作为偿还债务的担保。

2005年10月10日，国际油类、种子和脂类联合会根据该《和解协议》作出第3929号仲裁裁决，确认金石集团应向嘉吉公司支付1337万美元。

【跟着判例过法考民法001期】——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本期案例关键词：恶意串通、无效合同关于合同无效的典型判例（判例来源于最高院、部分地方法院网站）一、典型判例周某晴与朱某柏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1、基本案情事实一：2015年3月份，郑庄村委会对其村水泥路西渠堆（长360米，宽8米，系荒地）对外公开招标，其中5号地块，周某晴中标。

2015年4月4日，郑庄村委会与周某晴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约定由周某晴承包该5号地块，使用期限为50年（朱某柏2间小屋土地使用权2029年12月31日到期，到期后朱某柏的2间小屋土地使用权归周某晴使用，其余部分使用权从合同签订时起归周某晴使用）。

合同签订后，双方按约履行合同约定的内容。

事实二：郑庄村委会曾于2001年将涉案土地承包给案外人周某，双方签订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限至2005年12月31日止。

案外人周某出庭作证，证明2001年其承包涉案土地后，朱某柏曾找到其要占用其部分土地建房，证人便收取了朱某柏50元允许其建房。

承包期到期后，证人再未有续包涉案土地，但仍继续使用。

对于2008年的承包费，朱某柏自认村里并未有经过公开招投标程序对外发包，而系朱某柏直接找到时任村长的案外人朱某开具了票据。

事实三：2015年7月9日，朱其某持2008年8月19日的承包费交费票据诉至法院，主张其对涉案土地具有承包权，承包期自2009年至2029年。

但是该张票据具有明显涂改痕迹，票据不具真实性，周某晴对此不予认可。

朱某柏以周某晴与郑庄村委会恶意串通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请求判令确认周某晴与郑庄村委会于2015年4月4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为无效合同。

2、裁判结果一审法院认为，朱某柏自认其于2008年左右仅经过时任村负责人的案外人朱某同意即交纳了20年涉案土地承包费，双方未有签订书面承包合同，亦未有通过合法承包程序进行承包，该发包行为应属无效。

郑庄村委会对涉案土地仍具有合法的对外发包权。

2015年，郑庄村委会对涉案地块依法通过公开招投标程序进行公开发包，并同周某晴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该合同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故对朱某柏要求确认郑庄村委会与周某晴之间所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无效的诉求，不予支持。

行使权力损害国家利益事例题目: 行使权力损害国家利益事例导语：权力行使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旨在维护国家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然而，权力的行使过程中也不乏一些案例，这些行为损害了国家的利益。

本文将通过引述案例，分析权力的滥用如何导致国家利益受损，并探讨如何加强监督与约束，以最大程度地保障国家利益。

第一章：案例背景在某国的政治体制中，存在一名高级官员，拥有广泛的权力和资源。

然而，该官员为追求个人利益和权力扩张，长期以内外勾结、贪污腐败等方式行使权力，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

第二章：滥用权限的方式该官员滥用权限的方式多种多样。

例如，他利用职务之便，将国家资源流入私人企业，从中牟取暴利，导致国家的资源浪费。

此外，他以违法手段获取他人财产，进一步夸大个人财富，进一步损害了国家公平竞争和法治秩序。

第三章：损害国家利益的后果除了直接损害国家利益，滥用权限的行为还带来了诸多间接后果。

首先，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国家的形象和信誉，导致投资者对该国的信心下降，经济增长受到限制。

其次，滥用权力引发了社会不公平现象，增加了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损害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此外，滥用权力也会扭曲国家政策导向，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损害社会的发展公平。

第四章：加强权力监督与约束针对滥用权力损害国家利益的问题，社会应加强对权力行使的监督与约束。

首先，建立有效的监察机构，赋予其必要的权力和资源，以便能够对公职人员的权力行使进行监管。

此外，加强官员的选拔和培训，使其热爱人民、任劳任怨，更加注重国家利益的维护。

同时，加强社会舆论的监督，提倡公民参与，发掘和曝光滥用权力的行为。

最后，加强法治建设，严厉打击滥用职权和贪污腐败行为，通过修订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监督，提高违法成本，以减少滥用权力的发生。

第五章：总结滥用权力行使损害国家利益是一种对现代国家建设的严重挑战。

只有通过加强权力监督与约束，才能够有效防范滥用权力的行为。

当政府、监察机构、公众和全社会共同努力，共同维护国家利益和法治秩序时，我们才能够建设一个发展繁荣、和谐稳定的现代国家。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环境资源典型案例文章属性•【公布机关】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公布日期】2024.06.05•【分类】新闻发布会正文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环境资源典型案例今天（6月5日）下午，“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环境资源案件审判情况并发布典型案例。

此次发布的九起典型案例，分别入选最高人民法院湿地生态保护典型案例、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典型案例、长三角地区法院加强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典型案例等，案由涵盖盗伐林木、占绿毁绿、非法捕捞、非法狩猎等。

/ 案例1 / 上海市某区生态环境局与某贸易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案基本案情2022年8月，群众举报制造局路绿化带有占绿毁绿行为。

经相关职能部门调查发现，某贸易公司在此处经营生鲜超市，为了贪图方便，超市在绿化带内铺设大量木板供顾客踩踏或者临时堆放物品，造成原覆盖的绿植被完全破坏，土层直接裸露，绿化带损毁严重。

之后，辖区的生态环境局与该公司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协议约定：由该公司对其破坏的绿化带进行生态修复，包括：绿化设施修复、绿化补种、绿化养护、增建绿化防护设施等，并对修复进行评估，费用共计人民币6万余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

裁判结果辖区生态环境局与某贸易公司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申请确认双方签订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有效。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认为，申请人双方为实现受损生态环境的修复和赔偿，自愿达成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规定，没有恶意串通、规避法律的行为，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应予以确认其合法有效。

法院遂裁定确认两申请人达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有效。

目前该案已生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上海市首例引入支持磋商机关（检察机关）参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案件。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坚持恢复性司法理念，为更好地修复受损生态环境，创造性地引入支持磋商机关（检察机关）参与司法确认，凝聚共识，形成合力，从而激发司法确认制度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领域新的生命力，能够更快速地处理生态环境损害纠纷，提高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的效率。

中国十大行政检察典型案例
1.湖南省检察机关查办的“长沙楼市黑帮”案件：该案件涉及一众房地产开发商、中介、银行工作人员等人员，以非法手段获取房产信息、虚构房屋交易以及借贷等行为，已造成严重社会影响。

2. 江苏省南京市检察机关查办的“长江水污染案”：该案件涉及多家企业的非法排污行为，污染严重，对当地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3. 广东省深圳市检察机关查办的“高尔夫球场占地案”：该案件涉及多家房地产开发商和高尔夫球场运营商，占用大量国有土地，破坏生态环境，严重侵害了群众的合法权益。

4. 四川省成都市检察机关查办的“养老院虐待老人案”：该案件涉及养老院工作人员虐待老人，严重侵犯老人的人身权利和尊严，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谴责。

5. 河南省郑州市检察机关查办的“黑车运营案”：该案件涉及黑车司机非法运营、拒载、故意损坏计价器等违法行为，危害了道路交通安全和乘客合法权益。

6. 北京市检察机关查办的“医疗器械欺诈案”：该案件涉及多家医疗器械公司提供虚假材料欺骗医保基金，严重侵害了国家财产利益。

7. 湖北省武汉市检察机关查办的“教育腐败案”：该案件涉及多名学校领导和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挪用公款等违法行为，严重侵害了教育公平和民众权益。

8. 上海市检察机关查办的“电信诈骗案”：该案件涉及多名犯罪嫌疑人通过电话、短信、网络等途径实施电信诈骗，已造成严重经济
损失和社会恶劣影响。

9.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检察机关查办的“盗掘古墓案”：该案件涉及多名盗墓贼盗掘古墓，严重破坏了历史文化遗产，损害了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尊严和利益。

10. 浙江省宁波市检察机关查办的“腐败案”：该案件涉及多名公职人员收受贿赂，滥用职权，严重侵害了公共利益和民众权益。

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合同无效案例篇一：9.合同无效的原因——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的利益案情简介原告：某镇西麻王村村民委员会。

被告：王某，男，某镇东麻王村农民。

被告：某镇人民政府。

原告在“镇南水库”东南侧有土地一宗，约90亩。

XX 年，某镇政府将该镇部分村的局部土地进行统一改造开发，形成了统一标准的池塘。

原告的该宗土地即在其中。

XX年5月20日，某镇政府。

某镇政府与王某双方签订了《土地承包协议书》，协议约定：承包期限5年，自XX年5月20日至XX年12月30日；承包费为每亩每年26元，其中，在协议书附件中约定土地承包费由原告和某镇政府按16元和10元的比例分成。

合同签订后，被告王某向某镇政府交纳了一年的承包费，原告没有收到被告王某的承包费。

两被告签订土地承包协议未经原告同意，更未经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同意。

原告以两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其对土地的所有权为由，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认定两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无效，并由被告王某将土地返还。

争议点对于认定两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的性质产生了分歧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该宗土地属于西麻王村农民集体所有，被告某镇政府对其虽然没有发包权，但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其与被告王某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处于待定状态，需要根据产权所有者的意思而确定。

因在法庭辩论结束前，该宗土地的所有者仍然没有对镇政府的处分行为予以追认，镇政府也没有取得对该土地的处分权，从而可以认定该协议无效。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两被告签订土地承包协议时，存在恶意串通的情节，并损害了西麻王村农民集体的利益，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2项的规定，该土地承包协议的效力并非待定，而是当然无效。

法理分析虽然两种意见的认定结果是一样的，但却混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合同，同时也表明对《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偏差。

我国《合同法》规定的效力待定合同有三种：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无权代理人以本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订立的合同。

国家安全的反面例子一、肃某颠覆国家政权案案件经过：肃某长期在云南某学校工作,多次在网络上发表反动文章。

2016年,肃某通过网络结识了身在境外的某敌对组织骨干成员。

同年8月,该敌对分子入境四川成都,与肃某密谋策划实施暴力行动,妄图颠覆国家政权、改变中国政治制度。

二人商定从境外采购武器,在国内招募所谓“敢死队”,于2017年春节期间在云南昆明袭击派出所,抢夺驻军弹药库,实施断水、断电及纵火行动。

随后,肃某开始了积极的准备工作。

他建立多个微信群作为串联指挥平台,并指使关系人赴云南考察边境路线,赴境外与敌对势力骨干成员见面,协商武器和资金事宜。

在暴力行动实施前,肃某和其同伙全部被抓捕归案。

审判结果：2019年4月15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依法宣判,认定肃某犯颠覆国家政权罪。

二、张建革间谍案案件经过：张建革1990年分配至河南省某国防军工研究所工作,案发前任高级工程师,研究领域涉及我重要军事武器装备,甚至尖端武器研发。

2011年11月至2012年11月,张建革被公派至某西方国家学习。

该国间谍情报人员为掩护身份,经相关学者介绍,通过感情拉拢和金钱诱惑等方式与张接触。

2012年9月,境外间谍情报人员表明身份,将张建革策反。

张向对方提供了我军工科研院所、军工研究领域及相关武器装备等情况,收取对方情报报酬。

张回国后,继续利用工作便利,搜集了一大批我重要武器装备研究、生产等情报,并按照该国间谍情报人员布置要求,计划于2014年7月借赴该国参加学术研讨机会传递情报。

国家安全机关提前掌握张建革出境传递情报的线索,及时实施抓捕。

审判结果：2017年5月,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判处张建革有期徒刑十五年。

三、庄宇非法供密案案件经过：2019年3月,在校大学生庄宇在“舟山全职兼职普工”QQ群中寻找兼职。

一群成员主动申请添加庄为QQ好友,并向其提供“某军港附近地图信息采集和沿街商铺拍摄”的兼职工作。

庄宇按对方要求,先后8次前往小区楼顶制高点、公园及医院附近,拍摄我军事目标及附近街道店铺、路况等,每次拍摄100-200张照片,通过邮箱发送给对方。

第1篇一、引言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益的重要工具，对于每个公民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通过对具体案件的审理，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法律观点，这些观点不仅对于案件的处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法律理论和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本文将结合具体案例，分享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法律观点。

二、案例分析1. 案例一：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的界限案情简介：被告人张某，原某公司财务部经理，利用职务之便，将公司资金250万元非法占为己有。

在侦查过程中，被告人辩称其行为属于公司内部融资，不构成犯罪。

法律观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三百八十二条之规定，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在本案中，被告人张某作为公司财务部经理，利用职务之便，将公司资金非法占为己有，其行为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

同时，由于被告人并非国家工作人员，其行为不构成贪污罪。

2. 案例二：合同无效的认定案情简介：甲乙双方签订一份买卖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一批货物，总价款为100万元。

合同签订后，甲方未按约定支付货款，乙方诉至法院要求甲方支付货款及违约金。

法律观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之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在本案中，甲方未按约定支付货款，构成违约。

然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本案中，甲方未提供证据证明合同无效的情形，故法院判决甲方支付货款及违约金。

1 。

一房二卖，后手买受人虽办登记，因恶意串通无效出卖人一房二卖，后手买受人虽办理登记，但不能证明其系支付合理对价的善意受让人的，应认定构成恶意串通。

案情简介：2009年，邹某与孔某签订商品房认购权转让协议，约定后者支付86万余元受让前者认购的商品房。

2011年，孔某诉请继续履行,一审判决支持。

邹某上诉期间，将诉争房屋作价125万元转让给陈某并办理登记.孔某遂提起撤销权诉讼。

法院认为：①一审判决确认邹某有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但因该判决未生效，孔某与邹某之间尚未形成到期的、确定的债权债务关系，故本案不适用《合同法》第74条关于撤销权的规定。

②对合同效力认定,属法院应主动审查范围,无需当事人明确提出要求确认合同效力的主张,且孔某亦提出过邹某与陈某转让诉争房屋行为无效的意思表示，故依《合同法》第52条规定，法院对邹某与陈某之间房屋买卖合同效力进行认定。

③结合邹某与陈某交易时间、涉案房屋所处区位，成交单价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从购房款支付情况看，除转账50万元外,对于剩余75万元付款方式,陈某陈述为现金，但并不能提供该现金系通过取款或其他人借款的来源凭据，故对陈某主张其支付合理对价的主张不予确认.另外，邹某称2009年即交钥匙给陈某，陈某在签购房协议前不对该房状况进行了解，交易后亦未按双方合同关于在全部房款付清当日交房的约定，要求邹某交房，这些情况与一般正常房屋买卖市场交易行为惯例不符。

陈某各项客观表现均不能证明其系一个支付合理对价的善意受让人，其与邹某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属《合同法》第52条第（二）项规定的恶意串通,故判决确认无效。

实务要点：出卖人一房二卖，后手买受人虽办理登记,但各项客观表现均不能证明其系支付合理对价的善意受让人的，应认定恶意串通。

案例索引:云南昆明中院（2012)昆民一终字第35号“孔某与邹某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见《孔祥文、刘彦诉邹叔芳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房屋买卖合同中恶意串通行为的认定》(郑会利），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304/86：135).2 。

无讼阅读｜从最高法院5个案例解读认定恶意串通要素的裁判规则展开全文本文由作者向无讼阅读供稿【阅读提示】1、实践中常见的是债务人与他人恶意串通以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从而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但除此之外，恶意串通的情形纷繁复杂，不一而足。

关键是，对恶意串通如何把握，实属难点，法官对证据的采信多持审慎态度。

只有在“恶意串通”这种主观状态具有外在的表现形式且能够被证据证明时，才可能做出认定。

本文择取几个最高法院典型案例，从不同视觉查看最高法院对恶意串通的认定要素。

2、从主观的角度寻找证据极为困难，想找到当事人之间事先恶意串通的证据，通常是不可能的。

因此，认定恶意串通，应当根据签订合同前后的事实来认定交易双方当时是否存在恶意串通。

3、恶意串通可从主观目的、合同签订与履行过程、买卖各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不合理的低价”、买方是否明知卖方存在巨额债务等方面判断，但需注意根据具体案情搜集相应证据。

【最高法院指导案例评析】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33号《瑞士嘉吉国际公司诉福建金石制油有限公司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法院审理查明：嘉吉公司与金石集团存在商业合作关系，因发生争议，双方《和解协议》中约定嘉吉公司因金石集团将旗下福建金石公司的全部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建筑物和固着物、所有的设备及其他财产抵押给嘉吉公司，作为偿还债务的担保。

后因福建金石公司未配合进行资产抵押，嘉吉公司申请执行。

福建金石公司、田源公司、大连金石制油有限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人均为王政良、王晓莉、王晓琪、柳锋。

王政良与王晓琪、王晓莉是父女关系，柳锋与王晓琪是夫妻关系。

2006年5月8日，福建金石公司将其国有土地使用权、厂房、办公楼和生产设备等全部固定资产以2569万元转让给田源公司，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464万元、房屋及设备作价2105万元。

王晓琪和柳锋（系夫妻关系）分别作为福建金石公司与田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名。

福建金石公司不仅未能积极配合嘉吉公司到相关部门办理资产抵押登记，反而置双方的《和解协议》于不顾，与田源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将本应抵押给嘉吉公司的土地、厂房、设备等资产转让给田源公司。

滥用职权罪案例滥用职权是指公务人员利用职权和地位谋取私利，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行为。

滥用职权罪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一种犯罪行为，严重危害了社会公平正义，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下面将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来说明滥用职权罪的危害和危害后果。

某市政府部门一名职员因个人私利，利用职权之便，在工程招投标中违规操作，将工程合同交给了自己的亲戚朋友所在的公司。

这家公司并不具备相关资质和能力，但由于该职员的滥用职权，最终获得了该工程项目的中标资格。

由于该公司技术能力不足，工程质量出现了严重问题，导致工程进度延误、质量问题频发，给施工单位和相关人员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也给项目所在地区的市民带来了安全隐患。

这一案例充分说明了滥用职权的危害和后果。

首先，滥用职权导致了工程项目的招投标程序失去了公平性和透明度，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损害了其他合法竞标单位的利益，破坏了市场秩序。

其次，由于中标单位并不具备相应的资质和能力，工程质量出现了问题，给相关单位和市民带来了严重损失和安全隐患。

最后，该行为也损害了政府部门的形象和公信力，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

针对这一案例，我们要深刻认识到滥用职权的危害和后果，加强对公务人员的监督和管理，建立健全的制度和机制，严格规范公务人员的行为，加强对招投标等环节的监管，确保公平公正。

同时，也要加强对滥用职权行为的打击和惩处，依法严惩滥用职权的行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总之，滥用职权罪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公平正义和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犯罪行为，我们要加强对此类行为的打击和惩处，加强对公务人员的监督和管理，建立健全的制度和机制，确保公务人员依法行使权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