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科学性与艺术性互补的实践作者：卢彪祁传统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第30期摘要:量化考评已成为今天管理的一种时尚。
然而,不管你从科学实证的角度提出多少理由,在量化指标中都会具有某种你说不出来的东西。
厘清量化考评的方法从何而来,量化考评的理论依据以及量化考评可能存在的风险,目的是让量化考评机制重新纳入我们的监管之下,从而保持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张力。
关键词:管理;科学性;艺术性;量化考评;科学主义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0-0187-03管理活动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广泛地存在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
凡是一个由两人以上组成的、有一定活动目的的集体都离不开管理,管理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艺术性与科学性不是一种吞并另一种的同一性,一种消灭另一种的消融性,而是差异性中的互补性、互补性中的差异性。
然而,管理的量化更多的是科学性而缺乏艺术性。
泰罗于1911年问世的《科学管理原理》是量化管理时代的起点。
该书率先明确而正式地勾勒了量化管理思想的种种预设,这些预设包括:即使效率并非人类劳动和思想的唯一目标,它至少是劳动和思想的首要目标;技术方面的精打细算总是胜过人的主观评判,在一切方面都是如此;实际上,人的评判并非稳妥可靠,因为它受到粗疏大意、晦涩不清和节外生枝的困扰;主观性是清晰思维的障碍;不能计量的东西要么并不存在,要么没有价值;公民的事务最好是由专家来指导或管理等。
当然这些预设并非全部出自泰罗的脑袋,19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就主张,凡是不能看见和计量的东西都是非真实的。
无疑,这个主张为后世把人当做客体的观念奠定了基础。
泰罗的管理体系,起初只用于工业生产,他的初衷是科学地研究工厂,不仅为了增加利润,而且是为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
他的体系包括“时间和动作研究”,用法律、规章、工作原理的“科学”取代对工人个体的评判。
因此,“科学管理之父”非泰罗莫属。
彼得·德鲁克于1954年出版的《管理的实践》是量化管理系统化实践的起点。
他认为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
德鲁克认为,“为了控制自己的绩效,管理者单单了解自己的目标还不够,还必须有针对目标,衡量自己的绩效和成果。
所有公司都应该针对每个关键领域向管理者提供清楚统一的绩效评估方式。
绩效评估方式不一定都是严谨精确的量化指标,但是却必须清楚、简单而合理,而且必须和目标相关,能够将员工的注意力和努力引导到正确的言论自由上,同时还必须很好衡量,至少大家知道误差范围有多大。
”[1]因此在德鲁克看来,“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完全可以被称为一种管理哲学,目标管理这种制度,可以使组织的成员亲自参加工作目标的制定,实现“自我控制”,并努力完成工作目标,而对于员工的工作成果,由于有明确的目标作为考核标准,从而使对员工的评价和奖励做到更客观、更合理,因而可以大大激发员工为完成组织目标而努力。
因此,“目标管理之父”也就非德鲁克莫属。
中国从1978年开始,伴随着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在一些大企业中首先开始试行这种管理方法,取得了一些成效。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开始采用科学计量方法用来衡量科研机构的科研水平和科研人员的工作绩效和能力,它对扭转当时科研的低效状态、增长论文数量,使论文与国际接轨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人类需要科学并发展了科学,是为了更深入系统地认识它所生存于其中的世界和宇宙。
没有科学和科学的发展,就不会有我们今天对宇宙、世界、自然的系统、深刻、甚至准确的理解和认识,这是其他任何非科学所无法达到的。
然而“科学所发现的真理是科学真理,人们感兴趣的还有其他种类的真理。
把科学真理提升到绝对真理就是科学主义。
”[2]就科学作为一种关于物理世界的理论话语体系而言,它的根本目的是力图以世界自身的存在方式理解和解释实在世界。
为了达到科学认识客观的物理实在的目的,为了描绘科学的世界图像,现代科学逐渐形成了“去感性化、理性化、数学化和实验化的科学方法。
”[3]即把握关键的事实,抽象的概念和关系,数学化的表达,理论有效性的经验证明,没有这样一套方法,作为认识自然和解释自然的自然科学,就不可能获得今天如此巨大的成就。
然而“尽可能要求达到最高标准的严格精确性这样的标准只有用数学语言才能达到。
另一方面,物理学家对于它的主题必须极其严格地加以限制:他必须满足于描述我们经验领域的最简单事件;企图以理论物理学家所要求的精密性和逻辑完备性来重现一切比较复杂的事件,这是人类智力所不能及的。
高度的纯粹性、明晰性和确定性必然要以完整性为代价。
”[4]爱因斯坦这里所说的“高度的纯粹性、明晰性和确定性”是自然科学理论所具有的必然特征,这些标准也只有运用数学语言才能表达出来。
然而,数学是一门高度抽象的科学,它以物理世界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为对象,而不关心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所表现的客观内容。
数学越是发展,抽象程度越高,就越使它远离它所起源的外部世界。
“19世纪是科学快速增长的开始,那时的科学被称为自然研究。
随着许多科学的真实成果而来的乐观主义促进了科学主义的出现。
科学主义的观念就是,科学不仅是通向所有有效推理的道路,而且它将为所有合理的提问提供答案。
”[5]正是自然科学的方法,以及在这种方法指导下取得的科学理论所具有的高度的纯粹性、明晰性和确定性,才让人们如此地信服、信仰甚至崇拜自然科学的方法、知识和理论,以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相信,只有自然科学的方法、知识、真理,才是唯一可靠、可信的方法、知识和真理。
科学有着自身的界限,科学只能理解和解释在它的范围内它能够理解和解释的东西,只能描述它有目的地要描绘的世界图像,只能表达它能够表达的真理。
我们人类除了需要认识和理解外在的客观世界的自然科学之外,我们仍然需要能够理解和解释我们的社会世界、人文世界和内心世界的其他非自然科学的东西。
科学主义把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理论和科学的真理凌驾于所有其他方法、理论和真理之上,把科学看作是一种唯一正确和可靠的东西,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而且必须被广泛地运用于其他领域,这种贬低、取消、否定非自然科学话语体系的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科学主义话语霸权。
作为自然科学观察的是自然的时间过程,它力图把握的是这些过程展开的没有时间的规律;人文科学面对的不是转瞬即逝的现象,不是要把时间固定下来,相反,它们深入到一个时间会自动停止下来的领域,并力图使这个领域恢复活力。
在人类智慧的生命中,人文科学就是一种对人类文化的记忆的官能,人文科学想要求得自身的生存,就必须关心价值,这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最明显的区别。
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我们并不否定某些科学方法的运用,也不否定需要合情合理的客观性,伽达默尔在谈到人文科学的时候写道:“这根本不妨碍现代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领域中的运用。
不断增长的社会合理化与操纵这种合理化的科学技术,比起现代科学所产生的巨大进步,可能更能够显示我们时代的特征。
”[6]但人文科学的研究不能忽视它的主观性的思想、情感和态度,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而要求保持某种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平衡。
1.量化考评的风险。
在管理的量化考评中,“去主观化”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化是必然的。
这是因为,数字把握的是人的存在之外的实在,揭示的是人类自身存在之外的世界实在的秘密和规律。
然而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在认识自然界上的一切里程碑都具有暂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性质。
因此,在管理中如一味地重量化的结果,忽视量化管理的过程,以数字来评判成败和得失,是非常机械和危险的,因为数学化设计的量化世界是一个坚硬、冰冷、无色、无声的死寂世界,人的位置被挤到渺小的位置,似乎是“人在消失”,剩下的只是一些数字以及数字与数字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在管理中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
在管理世界中适度的量化是必须的,而且也是可行的,但一定要反对唯量化的倾向。
在量化考评中要充分关注以下可能的风险:第一,量化指标客观性的风险。
有人认为,管理中的量化指标是客观的,排除了主观性的干扰。
事实上,“客观性”一词指称既定事物,“客观外在的”、不依赖于任何人意志的东西,或者,用哲学术语来说,是外部世界。
这些术语并不总是同义词,内部世界也是一种既定事物。
假如主观是客观的补充,那么内部世界就是主观的,它就是我们“直接”经验的事物,或者我们可以自由操纵的事物。
然而,对于客观事物或事实,可能存在主观的态度,而主观性可能存在客观的事实,一个事实报告可能是客观的,因为事实使然;同一个事实报告可能是主观的,因为它表达了制作报告的意图。
称任何事物为客观的,这可能是客观的,但也可能是主观的,例如,梦是真实的,它们是关于现实的,但它们很少成为现实。
因此,客观性存在程度的区分,但不存在彻底的客观性。
第二,量化指标的风险。
由于管理的本质和特性决定了人们面对的往往是多因素、动态和复杂的大系统,在特定情况下为了解决制约发展的瓶颈,重点发展和提升某些指标是无可厚非的,但不是全部。
因此,为什么选择这些项,而不选择哪些项,这里不仅包括选取的目的是否合理,而且涉及到在实施中的手段是否合理。
第三,量化指标陈述方式的风险。
量化管理的指标往往总是以陈述的方式出现的,不同的陈述方式,其答案可能不尽相同。
最著名的是神父是否可以抽烟和祷告同时进行,是以“允许祷告时抽烟吗?”还是以“抽烟时是否允许祷告?”的方式陈述,前者最终的答案是否定的,而后者却是肯定的。
第四,抽象概念转换为一个客观事物时的风险。
如“贡献”这个词是一个抽象程度较高的词,然而一旦转换为“贡献率”时,我们就会相信,科学方法能够给它定位,并给它进行测量。
然而,对于“贡献”人们往往看重最终具体的数字,却容易忽视成本。
第五,样本的风险。
主观性的东西要转化为客观性的考量,数字是不可缺少的。
比如满意度,在测评过程中取什么样的“样本”其答案可能各异。
第六,确定权重的风险。
权重需要一个标准,以便把各参数安放在一个序列中恰当的位置,然而这一标准是客观的吗?另外,在不同客观条件下用同一标准在进行衡量时,是否还存在“条件权重”指标等。
2.量化考评的价值理性缺失。
理性从一开始就有工具和价值两个部分,近代以来理性的发展是以数学化的理性形式开始的,价值理性(人文文化)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
科学史家柯瓦雷说,近代科学意味着所有基于价值、完满性、和谐、意义和目的等等的想法,都必须要从科学思想中消失,因为在科学思想中,所有这些概念都是主观的,因此它们在新的本体论中没有任何地位。
随着量化考评方法的出现,即管理和数学理性的结合,管理的工具理性(科学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张扬,价值理性却在萎缩。
工具理性所遵循的实践原则是:仅当一种行为的(预期)结果符合行为者的利益,或使其可以接受,或给其带来满足,这种行为才具有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