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老秀斯与近代自然法理论

在国内出版的各种西方政治思想史方面的教科书和研究论文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论述：“格老秀斯是近代自然法理论的创始人”。

但是，当我们仔细考察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演变历史时，我们会吃惊地发现，与这一美誉极不相称的事实是，格老秀斯自然法理论的基本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前人思想和观点的总结与综合，他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如自然法、自然状态、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国际法等也不是由他首创，也就是说，格老秀斯的自然法理论并没有多少原创性的思想。

对此疑问，相关教科书和研究论文并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很显然，国内的许多研究者只是笼统地接受了西方学术界的研究定论，却忽视了或误解了这一结论的由来。

那么，格老秀斯到底是凭什么赢得了“近代自然法创始人”这一美誉？恩特艾维斯在《自然法的历史调查》一书中给我们指出了明确的答案：“格老秀斯自然法理论的创新之处不在于它的内容，而在于它的方法” [1]。

萨拜因也指出：近代自然法理论的“无比重要性并不在于格劳秀斯所赋予的内容，因为在这方面他不过是步古代法学家古老的后尘。

……其重要性在于治学的方法”[2]482。

本文的写作目的就在于揭示格老秀斯自然法理论中所包含的一些新方法。

一自然法理论是一个在西方有着悠久传统的政治思想，自然法理论最先是由希腊的斯多噶学派提出的，罗马时期，自然法成为推动罗马法朝向平等化和人道化方向改革的进步因素，在中世纪时期，天主教的一些神学家将传统的自然法思想引入基督教神学之中，形成了基督教的自然法思想。

作为一名新教律师，格老秀斯从事自然法研究完全是出于一个偶然性事件。

160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名船长在马六加海峡俘获了一艘葡萄牙大帆船，并将其装载的全部货物运到阿姆斯特丹出售，获得超过300万荷兰盾的收入。

于是，300万荷兰盾归属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海洋控制权和海外贸易权问题在荷兰与西班牙、葡萄牙之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荷兰东印度公司为此委托年仅21岁的格老秀斯为他们起草124辩护文章。

格老秀斯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写出了名为《论捕获法》的论文，“自然法”是格老秀斯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进行辩护的理论武器，他的基本观点是：根据自然法，浩瀚无垠的海洋由所有人共有，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能将海洋的全部或部分变为他们的私有财产，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甚至教皇都不能剥夺荷兰在海上自由航行、捕鱼和贸易的自然权利。

格老秀斯的辩护首先从界定财产权开始。

他指出，为了维持生存而拥有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是每个人的自然权利，但是，个人所有权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从公共使用权再到财产私有权的演变过程。

他说，在创世之初，“上帝并没有把物品单独地赐予这个人或那个人，而是将所有的物品赋予所有的人”[3]21，自然资源被视为人类共有的财产，每个人都拥有对原始公有财产的使用权。

随着人口数量和人类饲养的牲畜数量的不断增加，人们在使用或消费公共资源方面的冲突也不断增加，个人对公共资源的使用权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原始公有制开始瓦解，原始的公共使用权先是被国家使用权所代替，后又被家庭所有权所代替，最后是私有财产制度的建立。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自然资源都被转变成为国家或个人所有物，相反，一些天然性的资源一直保持着为全体人类共同拥有的原始形态。

格老秀斯为此提出了两个判断自然资源能否归国家或个人所有的标准：一是“不能被占有的自然物品不可能成为任何国家或人的所有物”；二是“用之不竭的天然资源不能成为任何国家或个人所有物”[3]23。

海洋、空气和阳光都属于用之不竭、不能被占有而且实际上也没有被占有的天然资源，特别是海洋，一直以其浩瀚无垠的特性被人类视为无穷的象征，在广阔的海洋上，任何人都有权利自由航行和捕鱼，格老秀斯还引用了大量希腊罗马著名思想家、法学家的论述及圣经故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西葡两国在教皇主持下所签订的瓜分海洋的协议是无效的，因为教皇只是天主教世界的精神领袖，他并不拥有对海洋的控制权，“没有人能将连自己都不拥有的权力授予他人”[3]35。

纵观格老秀斯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所写的辩护词，人的自然权利是他立论的出发点。

他认为，受理性支配的人不仅本能地维护自己的自然权利，也会意识到别人也拥有同样的自然权利，只有尊重别人的自然权利，自己的自然权利才不会受到侵害。

所以，维护自身的自然权利、尊重他人的自然权利就是体现人类正确理性的“自然法”的基本命题，格老秀斯进而把从这一基本命题中演绎出来的一系列具有约束力的基本法则当作自然法的基本内容，如不将别人的东西据为已有、应遵守对他人的承诺、应补偿因自己的过失而对他人所造成的利益损害、侵犯他人的权利的人应受到惩罚等。

[4]12-13在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辩护的过程中，格老秀斯不自觉地勾划出一个新的自然法理论的轮廓。

完成《论捕获法》一书后，他继续完善其自然法理论，并为此专门撰写了一部长篇论文，系统阐述了他的自然法思想，这篇论文就成为1625年出版的《论战争与和平法》一书的序言，该书是格老秀斯对另一现实问题——欧洲各国日益加剧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及宗教冲突所做出的回答。

自十五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因领土纠纷、信仰纠纷、贸易纠纷、殖民纠纷所引发的战争也日趋频繁，荷兰与葡萄牙之间的冲突只是这种大环境下的一小事件而已。

格老秀斯所生活的年代正是中世纪时期欧洲规模最大的战争——三十战争（1618－1648）时期，战争不仅造成无数生灵涂炭和巨额的财产损失，也给欧洲人带来了极大的心灵震撼。

面对残酷的战争，格老秀斯所思考的问题并不是如何避免战争，而是如何进行理性的战争。

他说，虽然自然法的终极目的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和谐和社会秩序的和谐，但是，战争是保障个人自然权利和国家自然权利的最后手段，“正义的战争是绝对必要的”[4]33。

对欧洲人来说，最紧迫的事情是制订一种解决国家之间纠纷及规范战争行为的法即国际法，以避免无谓的生命及财产损失。

其实，在他之前，西班牙的一些思想家如维多利亚（Francisco Vitoria）、苏亚雷兹（ Suaez）已经提出了国际法的概念，但是，格老秀斯对他们将习俗作为国际法基础的观点并不认同，他认为，自然法的基本准则同样适用于国际法，自然法才是国际法的基础和源泉。

在《论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格老秀斯以“尊重和保护他人的权利”这一自然法的基本原则为理论依据，对战争的原因、战争的目的及战争中的合法与非法行为、战争行为的节制、战争中的中立等问题进行了详125尽的论述。

这样一来，格老秀斯就将他的自然法理论的实践范围扩充到国际法领域，他也因此而赢得了“国际法之父”的殊荣。

从格老秀斯接受荷兰东印度公司委托之日起，他已不自觉地迈出了改造传统自然法理论的第一步，他的自然法理论也在他对一系统现实问题的思考中逐渐形成和完善，格老秀斯自然法理论与传统的神学自然法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其最大限度地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束缚，神的意志退出自然法，人成为自然法的主体。

在格老秀斯的著作中，“自然法”不再是空洞抽象的神学教条，“自然法”已经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武器。

二在格老秀斯之前，自然法只是一种道德哲学或伦理哲学，旨在阐述人的本质、人生的价值、准则、目标和实现的途径。

格老秀斯一方面继承了传统自然法思想的道德功能，另一方面，他以自然法理论为基础，创建了一套系统阐述国家形成、国家职能及国家统治的新的政治学说，从而把“自然法”由纯粹的道德哲学升华为一种全新的政治理论，这是格老秀斯在“方法创新”方面的又一体现。

格老秀斯政治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他用自然法这根红线把前人的一些政治概念或社会概念，如自然权利、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国家主权、国家法等贯穿起来，将其纳入一个新理论体系之中。

自然权利是格老秀斯自然法理论的出发点，同样也是其政治学说的出发点。

在自然法理论中，他从自然权利中推论出自然法的基本原则，在其政治学说中，他则从自然权利中推论出一个人人平等的自然状态。

自然状态的概念并不是由格老秀斯首先提出来的，十六世纪的许多作家都含糊地或明确地使用过这一概念，按照他们的理解，自然状态是一个想象中的人类早期发展阶段，在自然状态下，不存在任何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成文法，人们只受自己良知和理性即自然法的支配，而不受任何外在法律的约束，人人享有独立、自由和平等的绝对权利。

格老秀斯基本接受了这些作家对自然状态的叙述，不过在他的笔下，自然状态并不是什么理想社会，而是一个令人恐怖的无政府状态，人们的物质生活极其贫困，个人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格老秀斯不仅从对自然状态的叙述中非常直观地揭示了人类摆脱悲惨的自然状态的必要性，而且，他通过对人的基本天性的分析，揭示了人类建立政治社会的必然性。

他认为，“渴望过一种有相互需求的社会生活”是人的本能选择，这也是人与动物最重要的区别之一，他说，按照上帝的意愿，“作为个体的人就应该是比较弱小的，就应该缺乏很多东西”，“其目的就是迫使人们组成社会”[4]11。

因为，人的弱小就意味着社会生活是绝对必要的，作为单个的人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劳动满足自己的全部生存需要，一些自己无法生产的生活必需品必须通过与他人交换的途径取得，一些个人无法克服的困难要依赖于社会的组织来解决。

“尽管人们要为过社会生活而受到某种程度的约束甚至付出一定的损失，但人的社会性本能仍然会促使人生活在社会之中”[4]15。

人类渴望社会生活的本能以及对物质极其匮乏的自然状态的恐惧使得从自然状态向政治社会的演变成为所有智力健全的人的必然选择。

格老秀斯认为，个人通过社会契约将自己的自然权利转让给社会和国家是实现这种转变的基本途径。

契约论也是欧洲一种传统的思想，最早是由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提出的，在中世纪时期，形成“政约”和“社约”两大派别：“政约”是指以人民服从君主统治，君主保护人民为条件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约定，“社约”是指很多人相约而组成国家，通过契约规定统治与被统治者的权利和义务。

格老秀斯的社会契约论是对传统“政约”和“社约”思想的综合，一方面，他认为国家权力是人民通过契约自愿转让自己的自然权利而形成的，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个人转让权利的契约可以是有形的成文契约，也可能是无形的默许契约，而默许契约是社会契约的主要形式。

人民对社会契约的默许就意味着人民已经承诺服从统治者所颁布的法律，而且这是一种绝对的、不可废除的契约责任。

“我们应当忍受（在社会生活中可能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而不能采取暴力反抗的行为”，“暴力反抗必定对社会的和平生活造成威胁，有可能导致国家陷入群龙无首的无政府状态”[4]91。

对国家法的论述是格老秀斯政治理论的又一重要内容。

他认为，自然法只是“写在每个人脑海里和心里”的理性体现，其本身不具有强制性，所以，自然法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自然126法只是在自然状态下才独立存在过，因为那个时期除了自然法之外，不存在任何其它形式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