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危害性程度的探讨

社会危险性与法益论之辨析社会危险性与法益论之辨析⼀、社会危险性的理解（⼀）社会危险性理论的渊源社会危害性的观念萌芽最早可追溯⾄古罗马时代，当时已认为犯罪是对国家或社会集体加以损害的⾏为。

及⾄启蒙时代，意⼤利刑法学者贝卡利亚明确提出：“什么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即犯罪对社会的危害。

”1在贝卡利亚看来，社会危害性是指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只是贝卡利亚所指的“社会”不是指当时现实的社会，⽽是依照社会契约构建的理想社会。

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书中提出“犯罪———孤⽴的个⼈反对统治关系的⽃争”2，深刻揭⽰犯罪的阶级实质，指出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危害性是指对“统治关系”的危害。

苏联刑法是以马克思主义阶级⽃争理论为指导的，苏联学者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进⾏详细剖析后，得出犯罪是危害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统治关系）的⾏为的结论，强调社会危害性是阶级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之⼀，建国后也承袭了苏联刑法的社会危害性理论。

4.社会危害性本质观。

刑法理论从社会的⾓度来考察犯罪的本质,并且具有重⼤建树的应⾸推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中虽然没有直接的关于犯罪本质的表述,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论述中看出他对犯罪本质的看法,“什么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即犯罪对社会的危害,这是⼀条显⽽易见的真理”3[5]贝卡利亚反驳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衡量犯罪标尺的观点,树⽴了衡量犯罪标尺是社会危害,这种观点对反对当时西欧社会中的封建制度、宗教迷信以信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需要有巨⼤的理论勇⽓。

由此发端近现代以来的刑法理论中多有将犯罪本质归结为社会危害性的观点。

我国刑法学研究对犯罪本质进⾏抽象概括,指出犯罪是违反刑事法律的应受刑罚处罚的危害社会的⾏为,这种从形式上将犯罪的本质特征归结为社会危害性似乎正确,但是许多犯罪现象的本质仅仅⽤社会危害性尚不能圆满的予以解释。

“社会危害性这种对犯罪规范外的实质定义的致命弱点在于,在这个基础上建⽴起来的犯罪体系完全依赖于⾏为的规范属性,因⽽它⼜从本质上放弃了犯罪的实质概念。

社会危害性理论——一个反思性检讨社会危害性理论——一个反思性检讨引言：社会危害性理论是一种分析社会问题及其对人类造成伤害的理论框架。

该理论认为，社会现象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人们的生活和福祉产生负面影响。

然而，这种理论的过度简化和片面解释可能会导致对社会危害的误解。

在本文中，我们将对社会危害性理论进行反思性的检讨，探讨其普适性、局限性及应用的潜在问题。

一、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定义和范围社会危害性理论一般指社会学、心理学、法律学等相关学科中的一种分析框架。

它从广义上涵盖了许多社会问题，如犯罪、暴力、贫困、不平等等。

该理论认为，这些社会问题具有危害性，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伤害。

二、社会危害性理论的普适性和局限性社会危害性理论有其普适性，它提供了一种思考社会问题的方法，使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及其产生的原因。

例如，通过该理论，我们可以认识到犯罪背后的诱因，从而探索如何减少犯罪率和提高社会安全感。

然而，社会危害性理论也存在局限性。

首先，社会危害性理论往往过度简化问题。

它倾向于将社会问题描述为单一的、线性的因果关系，而忽略了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单一因果关系，社会问题往往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其次，社会危害性理论忽略了环境和结构的影响。

它强调了个体行为的威胁性，但很少关注社会制度和结构对问题产生的影响。

事实上，诸如贫困和不平等等问题往往源自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和政策因素，而单纯强调个体行为可能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另外，社会危害性理论经常忽视了个体的主体性和多样性。

人类行为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人特点、价值观、文化背景等，不能简单地将所有人都归为社会问题的“元凶”。

三、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应用中存在的问题社会危害性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政策制定、社会干预和犯罪预防等领域。

然而，该理论在应用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应用可能导致社会问题的歧视性处理。

将某些行为或群体定义为“危害性”的标准往往是主观的，并可能受到社会偏见的影响。

善待社会危害性观念)))从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说起储槐植 张永红X内容提要:社会危害性是我国传统刑法学的基石性概念,因之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被称为社会危害性理论。

但近期以来,一些刑法学研究者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立场对社会危害性进行了质疑和挑战,对社会危害性的批评几成一边倒之情势。

以刑法第13条但书为切入点,可以论证但书与罪刑法定原则在价值和功能上的一致性,并认识到应该善待我国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观念。

关键词:但书 社会危害性 罪刑法定原则众所周知,50、60年代的中国刑法学几乎是苏联刑法学的翻版。

1979年刑法颁布后,我国刑法学者在摹仿苏联教科书的基础上,参照我国1979年的刑法体系,吸收司法实践经验建立了我国的刑法学体系并沿用至今。

这种刑法学体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社会危害性为中心,有关犯罪与刑罚的一切问题都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来解释。

因此,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可以称为社会危害性理论,我国传统的刑法学体系可以称为/社会危害性中心论0的刑法学体系。

112十余年前,我国刑法学者开始反思苏联刑法模式,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法学体系0的口号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在这样的理论氛围中,作为传统刑法学基石性概念的社会危害性开始受到质疑和挑战。

最近,有学者指出,/社会危害性0这类对犯罪规范外的实质定义的致命弱点在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犯罪体系完全依赖于行为的规范属性,因而,它又从本质上放弃了犯罪的实质概念。

如果我们宣称犯罪的本质在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显然,危害社会的并不都是犯罪,那么区别犯罪与其他危害社会行为的唯一标准就不可避免地只能决定于刑法是否禁止这个行为,也就是行为的形式违法性。

这种所谓实质认识由此也就成了一种文字游戏般的东西,其实质变成了由法律形式所决定的,因此也就是形式犯罪而已。

换言之,社会危害性的认定在这种理论中完全依赖于行为的形式违法性。

122另有学者指出,1997年刑法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为犯罪概念的确立提供了一定的规范标准,而我国刑法中犯X 112122参见李海东:5刑法原理入门6,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社会危害性的判断标准社会危害性是指某种行为、事件或现象对社会秩序、社会安全、社会和谐等方面造成的不利影响程度。

对于社会危害性的判断，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包括行为的直接影响、潜在影响以及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

下面将从几个方面来探讨社会危害性的判断标准。

首先，社会危害性的判断需要考虑行为或事件对社会秩序的影响。

一些行为或事件可能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例如暴力恐怖活动、抢劫、纵火等，这些行为直接威胁到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另外，一些行为可能会破坏社会的公共秩序，例如严重的交通违法、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等，虽然不会造成直接的生命财产损失，但也会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

其次，社会危害性的判断还需要考虑行为或事件对社会安全的影响。

一些行为或事件可能会直接威胁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例如恐怖袭击、火灾、交通事故等，这些行为对社会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另外，一些行为或事件可能会间接影响到社会安全，例如食品安全事件、环境污染等，虽然不会直接危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但也会对社会安全造成潜在威胁。

再次，社会危害性的判断还需要考虑行为或事件对社会和谐的影响。

一些行为或事件可能会导致社会的矛盾激化，例如种族歧视、宗教冲突等，这些行为会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

另外，一些行为或事件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的公共利益，例如贪污腐败、侵犯知识产权等，虽然不会直接导致社会的不和谐，但也会对社会的公共利益造成损害。

最后，社会危害性的判断还需要考虑行为或事件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

一些行为或事件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更大范围的社会危害，例如金融风险、公共卫生事件等，这些行为或事件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当下，还可能会对未来产生长期影响。

综上所述，社会危害性的判断需要综合考虑行为或事件对社会秩序、社会安全、社会和谐以及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等多种因素。

只有全面、客观地评估行为或事件的社会危害性，才能有效地采取相应的措施，保障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浅析“手淫”“胸推”两种色情服务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卖淫”关键词“手淫”“胸推”刑法范畴“卖淫”传播性病作者简介：周琪然，贵州民族大学，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ki.1009-0592.2020.04.024一、概况在理论界，对于色情服务场所提供的“手淫”“胸推”行为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卖淫”行为一直存在着争议。

虽然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不特定的异性之间或者同性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包括口淫、手淫、鸡奸等行为，都属于卖淫嫖娼行为，但是《刑法》作为对违法行为的最严厉惩罚措施，其本身的谦抑性使得刑法意义上有关“卖淫”行为的定义本就不应当完全等同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对于“卖淫”的相关解释，而应当仔细斟酌“手淫”“胸推”行为与真正的性交行为之间的区别与相同之处，再行考量。

笔者在阅读了相关“支持说”和“反对说”的文章后，进行了一定的归纳与总结。

笔者发现，持支持态度的学者在面对“手淫”“胸推”这两种特殊色情服务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的程度上均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究，基本都是以“这种行为对于社会管理秩序的危害程度并不一定比其他卖淫方式低”，或者“从客观而言，此类行为同样具有严重的法益侵害性”这些较为笼统的说法一言以蔽之。

笔者在收集了相应资料后，将在下文对相应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对比与辨析。

二、组织卖淫罪的社会危害性我国《刑法》并不单独惩处卖淫者或者嫖娼者，而是对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的违法者进行刑事打击，如果只探讨提供不同色情服务的人所带来的不同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并不能够在刑法的范畴内说明问题，因此从社会危害性角度讨论上述问题时，需要从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者的角度出发，所以本文将结合组织卖淫罪进行探讨。

笔者认为，组织卖淫罪所侵犯的客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社会公共管理秩序。

组织卖淫者一般会通过成立一个稳定的卖淫集团来获取利益，其中不仅包括卖淫者本身，也有履行看管卖淫者职能的“打手”“马仔”存在，这就极有可能导致其它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影响社会稳定和谐;其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良风俗习惯。

漫谈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联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是紧密相连的概念。

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事件或事物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

而刑事违法性则是指行为与法律的冲突程度。

当一个行为或事件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时，往往也意味着它已经违反了某些法律规定，具有刑事违法性。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一、社会危害性是判断刑事违法性的重要标准之一。

对于某些行为，虽然不违反法律，但对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

比如，破坏生态环境、伤害群众利益、妨害社会公共秩序等行为，虽然不一定构成刑事犯罪，但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格监管。

因此，社会危害性是判断行为是否违法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

二、刑事违法性也是社会危害性的表现形式。

刑事违法性是指行为与法律规定的冲突，犯罪行为往往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

例如，贩毒、盗抢、伪造、破坏公共设施等行为都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且已被法律规定为犯罪行为。

因此，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既要看其是否违反了法律规定，也要看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

三、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的认识水平和标准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社会危害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个人、群体和社会的影响会因为不同的人对其价值取向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因此，人们对社会危害性的认识水平和标准也会有所不同。

而刑事违法性则是一个相对客观的概念，它受到法律规定的制约。

因此，在实践中，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的界定往往需要考虑不同立场、价值取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四、带有社会危害性的适当刑事制裁可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

当一个行为带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时，如果不受到适当的惩罚和制裁，不仅会加剧社会危害程度，还会破坏社会秩序和稳定。

因此，在处理带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时，必须要考虑刑事违法性，并对犯罪行为进行适当的惩罚和制裁。

综上所述，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是紧密相连的概念。

社会危害性是衡量事物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重要标准之一，而刑事违法性则是衡量行为是否违反法律规定的重要标准之一。

犯罪本质理论及其批判从社会危害性的理论争议出发犯罪本质理论及其批判：从社会危害性的理论争议出发犯罪本质理论一直是刑法学领域中的核心议题之一，而社会危害性作为其中的重要概念，长期以来引发了广泛的理论争议。

理解这些争议对于深入把握犯罪本质、完善刑法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危害性理论通常被认为是判断犯罪的重要标准。

它强调行为对社会秩序、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造成的损害或潜在威胁。

从直观上看，这种理论似乎符合我们对于犯罪的一般认知。

例如，盗窃行为之所以被认定为犯罪，是因为它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利，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全感和经济损失，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

然而，社会危害性理论也面临着诸多批判。

首先，社会危害性的判断标准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什么程度的危害才算“社会危害性”？这一标准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可能会有所不同，导致其难以精确界定。

例如，在某些特定的时期或地区，一些行为可能被认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在其他情况下可能并非如此。

这种不确定性使得法律的适用可能出现偏差，影响司法的公正性和稳定性。

其次，社会危害性理论容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

不同的执法者、司法者对于同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这就可能导致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发生。

而且，社会危害性的判断往往依赖于执法者和司法者的个人价值观、社会经验和政治立场等主观因素，从而削弱了法律的客观性和可预测性。

再者，社会危害性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刑法的规范功能。

刑法不仅仅是对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进行事后惩罚，更重要的是通过明确的法律规定为公民提供行为准则，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

如果仅仅以社会危害性作为判断犯罪的唯一标准，可能会导致公民无法准确预知自己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从而无法有效地规范自己的行为。

此外，社会危害性理论在面对新型犯罪和复杂的社会现象时，也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变革，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

对于这些新情况，传统的社会危害性理论可能难以迅速、准确地做出判断和应对。

浅析“钓鱼执法”的社会危害与防范对策摘要：“钓鱼执法”的本质就是违法行政，其不仅破坏了执法公正，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信任，而且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防范“钓鱼执法”行为发生的对策有：必须坚持依法行政；对执法部门进行正确政绩观的教育；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建立健全长期有效的监督监察制度。

关键词：钓鱼执法；诱惑侦查；依法行政近一时期，媒体有关“钓鱼执法”的报道日增，各方争议之声四起。

特别是去年国庆节前后，发生在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究竟应该怎样看待“钓鱼执法”？这种执法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本文拟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钓鱼执法”的本质分析所谓“钓鱼执法”，是指行政执法者以欺骗、诱惑等手段，引诱本没有违法意图的相对人作出违法事实，然后对其进行处罚的行为。

行政执法中的“钓鱼执法”与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相类似，但却有本质区别。

发生在上海等地的“钓鱼执法”事件之所以在全国引起重大反响，关键就在于：相关部门雇佣的“倒钩者”并不具备执法身份，不仅使用了欺骗、诱惑等手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栽赃陷害”的违法嫌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7条：“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6条规定: “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和收集有关证据”。

由此可知，“钓鱼执法”行为违背了合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其本质属于违法行政。

二、“钓鱼执法”屡禁难止的原因分析1.经济利益驱动是导致“钓鱼执法”长期存在的直接动因按照我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收支两条线，禁止罚没款返还。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属性，一种行为如果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就不能被认定为犯罪行为，也就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换言之，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确定行为人刑事责任之有无及大小的根本标准，因此，在办案中，全面分析、判断具体案件及罪名的社会危害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在司法实践中，要正确把握体现在具体案件事实、具体罪名背后的模糊、隐性的社会危害性却并非易事，本文拟对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判断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个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案例一：被告人许某，男，1963年9月8日生， 1986年4月因犯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1989年9月刑满释放。

1996年12月31日因犯奸淫幼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2003年10月29日刑满释放。

2007年6月16日11时许,被告人许某窜至该市某旅社,见被害人方某（出生于1998年12月1日）与其弟弟正在旅社门口玩耍,便从背后将方某抱住,解开衣扣，将手从衣领处伸入方某的胸部，方某大哭，被告人许某捂住其嘴巴，继续摸方的胸部，方的弟弟见状大哭，数分钟后，方某母亲王某到门口查看，被告人许某便放开方某顾自逃离现场,后被王某抓获。

本案对被告人许某的行为系猥亵儿童行为并无异议，争议的焦点是被告人许某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是否符合构成犯罪所要求的严重程度，一种观点认为，综合被告人许某主客观方面的各种因素考虑，其行为社会危害性严重，应受刑罚惩罚，构成猥亵儿童罪；另一种观点认为符合《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属情节显著轻微，不够成犯罪。

案例二：被告人詹某，男，1976年3月13日出生。

2007年2月15日下午2时许，被告人詹某怀疑妻子张某与某理发店员工“小伟”有染，遂到店内找叫“小伟”。

因“小伟”不在，被告人詹某就用随身携带的自制尖刀胁持店内客人雷某，逼迫其他人员将“小伟”找来，并威胁说如果五分钟内不找到“小伟”，就用刀刺雷某。

危害分析及关键控制点在现代社会，各行各业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风险和危害，对于企业而言，有效地进行危害分析并识别关键控制点，是确保生产和经营活动安全可靠的重要手段。

本文将就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进行探讨，以期增进对企业风险管理工作的理解。

一、危害分析危害分析是指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危害因素展开细致的分析和识别。

通过对各个环节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可以发现和认识到潜在的威胁和风险，从而采取合适的措施进行预防和控制。

在进行危害分析时，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步骤：1. 设定目标：明确希望通过危害分析达到的目标和效果，例如提高安全性、减少事故发生率等。

2. 建立团队：组建危害分析团队，包括相关专业人员和相关部门的代表，共同参与危害分析工作。

3. 辨识危害源：对企业的各个环节进行梳理和分析，查找可能存在的危害源，如机械设备故障、化学品泄漏等。

4. 评估潜在风险：对辨识出的危害源进行评估，包括风险的严重性、频率以及可能导致的后果等。

5. 制定防范策略：根据评估的结果，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以降低潜在风险的发生概率和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二、关键控制点关键控制点是指在危害分析过程中确定出的，对生产经营活动安全可靠性具有重要作用的关键环节。

通过对关键控制点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风险的发生，并在事故发生时能够及时采取应急措施，保障员工和企业的安全。

确定关键控制点有以下几个步骤：1. 进行流程分析：对生产流程和经营过程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估，确定各个环节的重要性和关联性。

2. 识别危害产生的关键点：根据危害分析的结果，识别出可能产生危害的关键点，例如高温工作区域、危险化学品接触等。

3. 制定监控措施：对关键控制点进行监控，建立相应的监测系统和监控指标，确保可能产生的危害在可控范围内。

4. 提供培训和教育：针对关键控制点，向员工提供相应的培训和教育，加强其对相关风险和危害的认识和防范意识。

三、案例分析以一家化工企业为例进行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的分析。

论犯罪社会危害性的衡量标准一、问题的提出在中国的刑法理论中，社会危害性理论占据着核心地位，是整个刑法学的基石。

犯罪论研究的目的就是合理妥当地说明行为是否具备成立具体犯罪所必需的社会危害性。

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危害性理论受到前所未有的批评。

有学者甚至这样指出：“传统的社会危害性理论对公民自由所形成的潜在威胁有多么可怕，它已经成为吞噬个体正当权利的无底洞，成为扼杀法治生命和真谛的刽子手。

甚至可以说，只要有社会危害性范畴在我国刑法领域内继续占据帝统地位，刑事法治就永远难见天日，夭折在摇篮里是早晚的事”。

此番对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全盘否定也是有失偏颇的。

在我看来，社会危害性理论是存在其不足之处，问题主要其中在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的冲突，与刑事违法性的冲突等等，这些冲突在理论上值得我们去思考。

但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社会危害性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他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不难看到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社会的政治、经济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社会危害性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任何一个犯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危害性也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各个方面的因素都在影响着对一个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衡量。

衡量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就日益凸显其重要性。

我们应该采取法律之外和法律之内这两个角度进行具体分析。

二、法律上的衡量标准法律上的衡量标准主要是针对司法实践而言的。

任何犯罪都是作为社会评价对象而存在的,因此要从价值层面来评价，作为价值评价在法律意义上的最高追求——自由与公正是对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最好的衡量标准。

犯罪是侵犯统治阶级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行为,因此要从法律规范上对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进行衡量。

在法律之内对社会危害性有一个准确的衡量标准就应该结合价值层面和法律规范这两方面来综合考察。

（一）从价值层面进行评价所谓价值标准是指人们对一定需要满足程度的认识。

具体的主要是包括社会秩序、自由和公正。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某种价值，如果某一种行为满足不了人们对秩序、自由和公正的需求，则证明该行为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企业搬迁的社会危害报告1.引言1.1 概述企业搬迁是指企业为了获取更好的发展条件和环境，选择将生产经营设施从原有地点搬迁到其他地方的行为。

企业搬迁具有一定的经济利益，但同时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危害。

本文将就企业搬迁所带来的社会危害进行深入分析，旨在引起人们对企业搬迁行为的关注和反思，为政府和企业在搬迁过程中做出合理的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1.2文章结构文章结构部分的内容应该包括对整篇文章的结构和组织方式进行描述，例如：文章结构部分：本文将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

引言部分将概述企业搬迁的社会危害问题，并说明本文的目的和意义。

正文部分将分别探讨企业搬迁所带来的三种主要社会危害，包括经济、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影响。

结论部分将对前文进行总结，分析企业搬迁的影响，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通过对企业搬迁的社会危害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探讨，本文将全面展现企业搬迁对社会的影响，为相关决策提供参考和建议。

1.3 目的目的：本报告旨在分析企业搬迁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搬迁所带来的影响。

通过深入研究和分析搬迁过程中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我们希望能够提出相应的建议和解决方案，以减少搬迁对社会造成的不利影响，促进企业在搬迁过程中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同时，本报告也旨在引起社会各界对企业搬迁问题的重视，促进相关政策的完善，为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2.正文2.1 社会危害1企业搬迁对社会的危害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对原有员工的影响。

在搬迁过程中，企业往往会裁员或者转岗，导致大量员工失业或者面临再就业问题。

这样的搬迁往往会给当地社会带来就业压力和社会稳定问题，影响着当地社会的和谐发展。

其次，企业搬迁也会对当地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原有企业的搬迁将导致当地税收减少，对当地财政收入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甚至可能导致当地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当地经济的发展。

同时，搬迁后的企业可能会导致当地产业结构的改变，使得当地的产业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第1篇一、引言危害后果是指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对他人、社会或者公共利益的损害。

在法律领域，对危害后果的界定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关系到违法行为的定性，也关系到责任的承担和救济的途径。

本文将从法律角度对危害后果的界定进行探讨。

二、危害后果的法律特征1. 客观性危害后果具有客观性，即其存在与人的意志无关。

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是客观存在的，不受行为人主观意愿的影响。

例如，故意伤害他人身体，不论行为人是否希望造成伤害，受害人的身体受到伤害这一事实是客观存在的。

2. 法律性危害后果的法律性是指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

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才能构成危害后果。

例如，我国《刑法》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里的“致人重伤”就是法律规定的危害后果。

3. 严重性危害后果的严重性是指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严重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他人生命的危害；二是对他人身体的危害；三是对他人财产的危害；四是对社会秩序的危害。

4. 可认定性危害后果的可认定性是指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和检察院等司法机关根据法律规定，通过调查、取证等手段，对危害后果进行认定。

三、危害后果的法律界定标准1. 法律规定法律规定是界定危害后果的最基本标准。

我国《刑法》、《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对危害后果的界定做出了明确规定。

例如，《刑法》规定了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犯罪行为的危害后果，明确了相应的刑罚。

2. 实际损害程度实际损害程度是界定危害后果的重要标准。

在实际案件中，法院和检察院等司法机关会根据受害人的实际情况，对危害后果进行认定。

例如，受害人身体受到的伤害程度、财产损失程度等。

3. 社会危害性社会危害性是界定危害后果的根本标准。

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如果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就构成危害后果。

例如，故意放火、爆炸等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构成危害后果。

辩论辩题是否会引发社会不安正方辩手观点：我认为这一辩题会引发社会不安。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比如一些社会动荡事件的发生往往源于某些触发点的出现，例如政治腐败、社会不公等。

这些触发点会引发人们的不满情绪，并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的社会不安。

其次，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速度非常快，一旦出现某种触发点，相关信息会迅速在社交媒体上扩散，进而引发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

这种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规模会加剧社会的不安情绪，甚至可能导致一些不良后果的发生。

此外，一些名人名句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比如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不公正的法律就是一种压迫，而压迫终将引发反抗。

”这句话表明了不公正的现象会引发人们的反抗情绪，从而导致社会不安的产生。

综上所述，我认为这一辩题会引发社会不安，我们应该重视并采取措施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反方辩手观点：我认为这一辩题不会引发社会不安。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社会的法律和制度已经相对完善，对于一些潜在的触发点，政府和相关部门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加以控制，避免其演变成大规模的社会不安。

其次，现代社会的人们对于社会事件的认知水平也相对较高，他们更加理性和成熟，不会轻易被一些触发点所左右，也不会盲目跟风参与到可能引发社会不安的行动中。

此外，一些经典案例也可以佐证这一观点。

比如在某些国家，政府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虽然可能引发了一些人的不满情绪，但整体社会并没有因此而陷入不安局面，而是通过合理的沟通和协商，最终解决了相关问题。

综上所述，我认为这一辩题不会引发社会不安，我们应该对现代社会的稳定性和成熟度有信心。

社会治安问题辩论辩题正方观点：社会治安问题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首先，社会治安问题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安全感。

在治安不好的地方，人们生活在恐惧中，不敢外出，不敢在夜间活动，甚至不敢在家中安心休息。

这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也影响了社会的经济发展。

其次，社会治安问题也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治安不好的地方往往会出现犯罪率高、社会动荡等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

因此，社会治安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引用名人名句来支持我们的观点。

比如，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

”这句话告诉我们，只有在社会治安得到保障的情况下，社会才能够实现和谐与稳定。

反方观点：社会治安问题固然存在，但并不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首先，社会治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人口密集、资源分配不均等因素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治安问题。

其次，社会治安问题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只是在一些特定的地区和时期存在。

在大部分地区，社会治安状况是良好的，人们可以安心生活和工作。

因此，我们不能夸大社会治安问题的严重性。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引用经典案例来支持我们的观点。

比如，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安全的，人们可以在这些地方安心生活。

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社会治安问题也在不断得到改善，所以我们并不需要过分担心社会治安问题。

综上所述，社会治安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从多个角度来进行思考和分析。

无论是正方还是反方，都需要充分考虑到问题的各个方面，以便能够得出更加客观和全面的结论。

危险隐患：逐渐显现的威胁在当今社会，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危险隐患。

其中，逐渐显现的威胁尤为引人关注。

这些潜在的危险隐患可能会给社会、经济、环境等各个领域带来巨大影响，我们必须认真面对这些挑战，并寻求有效的解决办法。

首先，我们需要认清逐渐显现的威胁的本质。

这些威胁可能来自自然灾害、人为破坏、社会冲突、科技风险等多个方面。

例如，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极端天气现象频发、大规模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等，都是当前严重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另外，网络安全问题日益严重，信息泄露、网络攻击、虚拟货币诈骗等都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巨大风险。

其次，我们需要分析逐渐显现的威胁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这些威胁可能会导致生产力受损、资源浪费加剧、社会秩序混乱等一系列问题。

比如，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会对粮食安全产生影响，网络攻击对金融机构的打击会影响整个经济系统的稳定。

因此，我们不能忽视这些潜在的风险，必须及时采取措施来应对。

同时，我们还需要从政治、文化、教育等多个角度来思考逐渐显现的威胁。

政治上，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可能会加剧全球安全形势的复杂性；文化上，价值观念的不同可能导致社会的分裂和动荡；教育上，缺乏全面的、系统性的教育可能会导致人们对风险的认识不足，从而无法有效地应对。

面对逐渐显现的威胁，我们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化解危机。

首先，相关部门部门应加强风险管理和监管，建立健全的危机应对机制，及时应对各种紧急事件。

其次，企业和个人也应增强风险意识，做好风险评估和规避措施，降低潜在威胁对自身的影响。

最后，全社会都应加强合作与沟通，形成应对危机的整体合力，共同应对逐渐显现的威胁。

让我们总结一下本文的重点，我们可以发现，逐渐显现的威胁是当前全球面临的严重问题，我们需要以科学的态度、务实的举措来应对这些挑战。

只有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才能有效地化解危机，建设更加安全、稳定和繁荣的未来。

浅析“钓鱼执法”的社会危害与防范对策摘要：“钓鱼执法”的本质就是违法行政，其不仅破坏了执法公正，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信任，而且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防范“钓鱼执法”行为发生的对策有：必须坚持依法行政；对执法部门进行正确政绩观的教育；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建立健全长期有效的监督监察制度。

关键词：钓鱼执法；诱惑侦查；依法行政近一时期，媒体有关“钓鱼执法”的报道日增，各方争议之声四起。

特别是去年国庆节前后，发生在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究竟应该怎样看待“钓鱼执法”？这种执法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本文拟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钓鱼执法”的本质分析所谓“钓鱼执法”，是指行政执法者以欺骗、诱惑等手段，引诱本没有违法意图的相对人作出违法事实，然后对其进行处罚的行为。

行政执法中的“钓鱼执法”与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相类似，但却有本质区别。

发生在上海等地的“钓鱼执法”事件之所以在全国引起重大反响，关键就在于：相关部门雇佣的“倒钩者”并不具备执法身份，不仅使用了欺骗、诱惑等手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栽赃陷害”的违法嫌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7条：“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6条规定: “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和收集有关证据”。

由此可知，“钓鱼执法”行为违背了合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其本质属于违法行政。

二、“钓鱼执法”屡禁难止的原因分析1.经济利益驱动是导致“钓鱼执法”长期存在的直接动因按照我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收支两条线，禁止罚没款返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