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论史略感

中国近代文学在急风暴雨中步履艰难而又急促地走完了它的全程，在中国文学的近

代化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中国近代文学既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和终结，又是现代文学

的胚胎和先声，并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现代化的方向和道路。中国近代文学是历史转型期

的文学，又处于中西文化交流和撞击的大潮之中，因此它具有许多不同于古代文学的新

内蕴、新形式和新特点，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文学研

究，倘与中国古代、现代文学研究相比，其广度和深度都有一定的差距。但，许多专家

学者在这块处女地上付出的劳动和作出的贡献仍值得我们珍视。今天适逢世纪之交，回

顾一下本世纪来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不论是从总结中国文学研究学术史的角度，

还是对推动21世纪的近代文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近代文学的终点是“五四”运动，然而早在“五四”前，就已有人着手近代文学的

研究工作，如寅半生（钟骏文）的《小说闲评》（1906）、俞明震《觚庵漫笔》（1907

—1908）、刘师培的《论近世文学之变迁》（1907）、李详的《论桐城派》（1909），

以上这些笔记和评论文字多是对某一作品和某一文派即兴式的评论，也有关于作家真实

姓名的考索和身世的介绍，总的说还比较零碎、肤浅，缺乏系统性、逻辑性和科学性，

更谈不到对近代文学整体的探讨和发展规律的揭示。但在“五四”前的笔记和文章中也

有个别有价值的见解，如《谭瀛室随笔》指出《官场现形记》的结构“仿《儒林外史》

，每一人演述完峻，即递入他人，全书以此蝉联而下，盖章回小说之变体也”（注：转

引自蒋瑞藻编：《小说考证》下册，上海古籍出版1984年版，第415页。）。 再如黄人

的《小说小话》评《三侠五义》云：“豪情壮采，可集剑侠传之大成，排《水浒记（传

）》之壁垒”；“而摹写人情冷暖，世途险恶，亦曲尽其妙，不独为侠义添颊毫也”（ 注：《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75—376页。）。像

读书心得——海外《汉书五行志》译介之研究

《汉书·五行志》自东汉以来历代争议颇多，受近代学术的兴起此项研究进入到新的阶段，《汉书·五行志》不再框定在《汉书》或汉代思想社会研究视野下，在研究方法日益丰富的今日，《五行志》诸多问题已在史学界形成专题进行探讨。欧美与日韩学界均在“五行志”研究领域陆续取得不菲的成绩，相继发表学术著作与论文数十篇。海外学者利用《汉书·五行志》研究开始对中国古代思想史成就做出回顾与整理，如进行题录、综述等方式。本文主要以欧美汉学家和日韩学者近百年研究《五行志》相关科研情况作较为详细的译介研究。

1 欧美汉学家对《汉书·五行志》的介绍

最早通过系统和科学方法来探讨《五行志》的西方学者是德裔美籍汉学家埃博华(Wolfram Eberhard)，其著述的《中的中国人宇宙观思辨》(Beitrage zur kosmologischen Spekulation der Chinesen der Han-Zeit)[1]。该文完全由德文著述，对《五行志》“五事传”所记述的天文日食现象进行了整理，以董仲舒、刘向等汉儒赋予志中的政治阐发进行分析。埃博华的观点认为汉儒通过灾异的各种现象对朝政进行干预，利用“天人合一”思想来实现对统治不合理的批判。埃博华从志书天文现象所记日食的研究认为班固将日食当做灾异来记述，可以得出东汉早期儒生对于西汉历史兴衰多以天象为基本认识标准。

埃博华通过《五行志》日食现象与《汉书》纪传相比较的研究方法影响到较多西方学者，英国汉学家德效建(Hhomer H.Dubs)在英文翻译的《汉书》(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中将埃博华的研究进行深化[2]。同埃博华所关注的日食现象所讨论的方式不同，德效建把研究放在志中旱灾、洪灾、火灾、冰雪灾、陨石、地震等各种灾异上。德效建的研究注重对各灾异纵向上的分析，通过与武帝、元帝时期的灾异记述对比，统计出两朝《五行志》所记灾异的情况，分析以武帝时期为代表的董仲舒和元帝时期为代表的刘向灾异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德效建认为西汉儒生并非完全信奉阴阳五行思想，但儒生常通过该思想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德效建的研究与埃博华不同，德效建更注重汉儒关于民众在灾异阴阳观念上的差别。提出汉代平民百姓是非常信奉阴阳五行灾异之说的，正是介于此，汉儒才能有效的利用这种民间信仰来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

《史记》在国外的流传

（作者张大可，据张大可撰《司马迁评传》一书，内容有删改）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于《史记》在国外的流传情况及其研究，了解不多。近年来有零

星的著述出现。值得介绍的是，青年学者覃启勋出版了《史记与日本文化》，系统地介绍了

《史记》在日本的流传情况及其影响，填补了学术空白。张新科、俞樟华二人所著《史记研

究史略》一书，写了《国外史记研究概述》一章，也作了简略介绍。这里据二书提供的资料，

撮述其要。

据中国史籍记载，在魏晋南北朝时，《史记》已流传到国外，首先是毗邻的高丽，即今

日之朝鲜。李延寿《北史•高丽传》和《旧唐书•高丽传》都记载了《史记》与中国的《五经》

及两《汉书》等汉籍传播到高丽，倍受高丽人的喜爱。当代朝鲜人民保留了雅爱《史记》的

热情。据南朝鲜《出版杂志》1988年2月5日号介绍，南朝鲜汉城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出

版的汉学家李成佳的《史记》抄译本，收入《大学古典丛书》，列为大学生的基本阅读书，

这在国外是不多见的。

《史记》在日本流传最广。据覃启勋氏的考证，《史记》是在公元600至604年之间，

由日本圣德太子派出的第一批遣隋使传人日本的，并立即在政坛上产生影响。到了明清之际，

是《史记》东传日本的黄金时代。不仅数量大，而且品种全。《史记》全本、选本、各种注

本及工具书，无所不包。《史记》传人日本后，受到社会各界的极大重视，在政治、教育、

史学、文学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公元604年，日本圣德太子颁布《宪法十七条》，引进了《史记》

蕴含的儒学义理及封建大一统思想，为公元605年的大化改新奠定了理论基础。圣德太子认

为日本国君称“大王”已不合时宜，而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移用"天皇"的称号加给了

推古天皇，从此，历代天皇成了日本民族的象征和日本民族内聚的核心。天皇神权制度的建

立是深受《史记》所载天人感应思想影响的。据日本《正斋书籍考》、《三代实录》、《日本纪

略》以及《扶桑略记》等史书的记载，推古天皇以降，历代天皇都有攻读《史记》的风气。

的翻译读起来拗口而乏味，没有价值。这种否定的意见的根源之一，就是只从一己的主观感受，　只从当今语言发展的现状，而没有从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角度客观地全面地看问题。　中国文学（语言）在其漫长的演变过程中接受了很多外来成份，大大地丰富了自己。鲁迅的志愿　是，不但要吸收外来进步思想，而且也要丰富汉语的表达功能。他的翻译文字数量，几乎等于创　作，如此苦心经营，需要后来者的同情理解。我相信，如果怀着温情和善意，如果对他的翻译文　字做全面深入的研究，是断然不会做出“硬译”甚至“生吞活剥的翻译”的评价的。　客观评价固然必要，同情理解更不可或缺。如果没有细致的阅读和深入的研究，如果没有对　民族先贤的尊重和温情，是会把一位文化巨人的遗产束之高阁或者弃若敝屣的。如何将两种态度　融合起来，是当前研究者的重大责任。　

作者简介：黄乔生，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员。北京１０００３４　

重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郑家健　

１９２７年９月间，鲁迅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所做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　系》，是一篇重要的理论文献。它在探讨鲁迅的思想发展尤其是鲁迅与传统文化关系等方面有着　独特的学术意义。关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研究，学术界已经形成三个相对明　确的解读方向。一，人们由此探讨鲁迅思想、创作与魏晋文学的历史关系；二，由于这篇演讲发　表在１９２７年９月间的广州这一特殊的历史时空体，加上鲁迅在后来致陈睿的书信（１９２８年ｌ２月　３０日）中也说过：“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这就促使后来的研究者不断地追索文　本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这两个解读方向各自都有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面世。此外，还存在　第三个解读方向，那就是把这篇演讲与《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学术论著联系起来　加以考察，从中探讨鲁迅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在这方面，以王瑶先生的论述最为独到，他在《中　古文学史论・重版题记》中说道：　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工作的方法论来看，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等著作以及关于计划写的中国文学史的章节拟目等，　都具有堪称典范的意义，因为它比较完满地体现了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又是历史科学的　性质和特点。……他能从丰富复杂的文学史中找出普遍性的、可以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　意义的典型现象，然后从这些现象的具体分析和阐述中来体现文学的发展规律，这是对　文学史研究工作者具有方法论性质的启发意义的。【１ｊ　王瑶先生在该书中承认自己研究中古文学史的思想和方法，是深深受到鲁迅《魏晋风度及文　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的影响，他曾把鲁迅的这一文学史方法论概括为“典型现象法”②，即　ｌ４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