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信用缺失的原因探析

我国信用缺失的原因探析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失信现象屡见不鲜，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从经济学角度看，信用缺失不外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信息不对称，缺乏有效的信号传递机制，没有形成透明度高、信息传递畅通的信息环境。

二是成本收益失衡，缺乏有效的信用激励约束，守信者得不到应有鼓励，失信者得不到必要惩罚，在客观上形成对失信的纵容。

标签：信用缺失；信息不对称；成本；收益导致一个社会信用缺失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道德因素、制度因素、文化因素以及转轨时期的特殊原因等。

我国目前法律和市场机制不配套，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对失信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够，造成失信收益远远大于失信成本，客观上纵容了失信行为的发生。

一、信息不对称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各方各自拥有他人所不知道的与交易有关的私人信息。

由于知识禀赋、信息结构、社会分工的不同，非对称信息是普遍存在的。

信用当事人由于信息的部分数量缺失或质量降低，在交易时不能掌握全部的、真实的情况，造成决策的非真实性和片面性；甚至某些人有可能会制造出一种假象来掩盖自身特征或行为中的重要部分，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欺骗另一方，以求得利益最大化。

一个信息流动缓慢的社会一定是一个信用贫乏的社会，良好的信息环境是信用形成的重要保证。

目前在我国信用市场透明度很低，缺乏有效的信号传递机制，由此产生的信息缺乏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十分严重，从而导致信用缺失现象的泛滥。

(一)整体信息能力低下“信息能力是指一个国家生产信息产品和开发利用信息产品的综合能力，既包括通过高科技的信息技术、信息设备和信息处理方式或手段，有效地运用全面、巨大的信息资源，合理高效地组织和协调各个要素内部和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的能力，也包括生产、开发和普及传统信息产品的能力。

”…根据国际统计信息中心在2000年发布的《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信息能力的比较》，中国的信息能力目前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测算结果表明，美国和日本得分接近，是世界上信息能力最强的国家，是第一个层次；加拿大、新加坡、荷兰、英国、德国、新西兰和法国得分为50～60，信息能力相当于美国的68％～82％，是第二个层次；东欧为主的一些国家得分为20～50，信息能力相当于美国的30％～56％，是第三个层次；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得分为10～20，信息能力相当于美国的15％～25％，是第四层次；信息能力较低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发展中国家，得分在10分以下，信息能力在美国的13％以下，其中，中国的信息能力得分很低，为6．17，仅为美国的8．6％，与韩国和巴西相比，也分别只有它们的15．3％和40．2％。

很明显，中国的信息能力远未能达到经济发展对它的要求，也没有达到征信国家应有的水平。

(二)缺乏权威的征信机构和资信评估机构征信机构和资信评估机构是一国信用体系建设的核心，发挥着信息披露、信号传递的重要作用。

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全国规模的、统一的、权威的征信机构和资信评级机构，市场主体之间的信用信息无法真实、快速、及时地传播，制约了信用市场的发展。

首先，信用信息资料的获得存在困难。

大部分信用数据集中在银行、工商、海关、法院、税务等政府和业务部门，没有向征信机构和公众开放，导致个人和企业资信报告真实性和准确性不足。

其次，缺乏深入的高级信息。

征信系统已经掌握的客户资料项目十分有限，信息仅仅停留在表面层次。

再次，数据收集成本较高，征信公司步履维艰。

由于我国缺乏信用信息开放的相关法规和制度，一些政府部门和业务机构没有开放其拥有的个人资信数据。

有的即使开放，也是有偿开放，收取的费用也较高，制约了征信市场的发展。

最后：社会信用信息系统建设滞后，收集协调征信数据的技术手段落后，导致信息数据储存、更新和分析的速度、质量受到制约，影响了个人和企业征信的快速发展。

(三)缺乏信用信息共享机制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信用信息共享机制，信息分散、不完整，难以做到融会贯通。

从纵向看，信用信息既涉及个人和企业的基本信息，也涉及违约、司法纠纷等状况，信息数据基本来自银行、工商、税务、公安、公共事业等多个部门，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些信息还做不到共享。

从横向看，即使在同一行业内部也没有做到信息共享。

以银行之间的信息状况为例，各家银行的信用档案记录互相独立，缺乏同业信用记录的有效沟通，扭曲的竞争机制导致了银行之间的信息封锁，极易给金融骗子提供可乘之机，银行的“信用盲点”就此形成。

(四)市场主体缺乏对信用的发现、甄别和防范能力市场主体在经济交往中，往往难以通过另一方所表现出的信息来甄别其相应的信用状况。

这种能力的匮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信用登记、信用评估、信用担保、信用转让、信用监管等一系列信用制度没有建立，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不能保证真实性和准确性，信用状况也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估，导致各市场主体在业务往来中对信用的发现、甄别和防范异常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市场主体自身素质和知识结构的限制，其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甚至有些主体缺乏信用风险的防范意识，导致信用甄别的疏漏。

比如，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企业缺乏信用管理制度和专业的信用管理人员，既没有建立全程信用管理模式，也不重视信用风险防范，难以对信用级别低的客户做出明确的甄别，必然大大增加企业的信用风险。

(五)信息成本投入不足经济学家的研究和分析均表明，信息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形成、传递和获取都是有成本的。

若信息成本的投资不足，必定会影响信息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导致信息传递过程的阻塞、滞后，降低信息产品的功效，因而也就容易产生信用缺失或信用不足，继而加大信用风险。

经济交往中的任何一方想要获取对方的相关信息从而保证自己决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都必须有足够的获取信息的成本投入。

但目前，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和个人，对信用信息的重视度不够，对信息搜集、传递的投入成本不足，影响了信息的有效性。

目前，我国企业合同违约、证券机构违规操作、伪劣商品泛滥等现象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信息成本投资不足和约束条件欠缺，从而导致信息传递机制受阻的集中表现。

二、成本收益失衡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市场主体是理性的，其总是在约束条件下进行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以寻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市场主体是否实施某种行为或交易，是由其行为或交易所带来的收益与成本的比较来决定的。

如果收益大于所付出的成本，该市场主体就必然实施该行为或交易，反之就不实施。

守信和失信是经济生活中两种截然相反的行为。

如果失信的主体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守信的主体又得不到相应的鼓励，经济主体出于“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往往会破坏诚信，就会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从经济学角度看，在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前提下，成本收益失衡是当前我国失信泛滥的另一重要原因。

目前我国对经济生活中的失信现象惩罚力度不够，缺乏有效的信用激励约束机制，使得失信成本很低，造成失信的收益往往比成本高，失信比守信更容易获利。

这种现象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在法律制度方面1．立法不够完备。

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几乎涉及各个领域的300多部法律、800多部行政法规和30000多个规章，大致上形成了有法可依的法治格局。

但是，由于缺乏经验，立法水平偏低，尚未针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出台专门法律、法规，如征信法、催收账款法、信用交易法、个人数据保护法、公平报告法等都未出台，有的还尚未列入立法日程；同时处罚条款弹性太大，就每一具体信用环节中的具体问题的规定并不明确，可操作性不强，不能对失信构成强有力的约束。

特别是对失信行为人的刑事立法几乎空缺，对一些失信者缺乏制裁办法。

2．案件审理存在地方干预过重、行政干预过多的问题。

由于当前法院的经费管理体制和人事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基层法院受当地政府影响很大。

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当地企业的利益，对法院的审判活动干预颇多，致使司法中存在随意性和不公正性，甚至存在有意偏袒当地企业、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倾向。

全国政协法制委员会曾对黑龙江省的法院工作进行调研，结果发现这个省67家企业在诉讼、执行中虽处于不利地位，但受到政府的特殊保护，政府明确告诉法院不能判其败诉，判决了也不要执行等。

3．重审判，轻执行，案件执行率低。

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约束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法律具有强制性，而道德则更多地依靠自律。

当前出现的“法律白条”现象，使法律尊严停留在一纸判决书上，法律的强制力和威慑力受到挑战。

胜诉的官司得不到执行，造成“赢了官司也赔钱”，无形中抑制了人们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积极性，实际上形成了对违约者利益的反向维护，鼓励更多的违约失信行为的发生。

4．执法不严，惩罚力度不够。

近年查处的制假售假案件中，罚款额不到查处案值的5％，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到立案数的千分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中介组织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罪，轻者判5年，重者判5至10年，并处罚金。

然而，在注册会计师违反上述条款的案件中很少有人被绳之以法，绝大多数的处罚只是停留在罚款、停止营业资格的层面上。

我国现有法律法规，无论是对个体私营企业的制假售假，还是对国有企业的恶意欠债逃债，或者是对上市公司欺骗公众投资者、“巧取豪夺”等行为的打击制裁都不到位，惩罚力度相当有限，其规范力和强制力这种硬约束居然成为对市场交易中的失信行为毫无办法的软约束，客观上纵容了不讲诚信的企业。

5．司法腐败现象更增加了人们对法律的漠视与不信任。

司法公正是对一个法治国家最起码的要求，然而社会上执法犯法、违法不究、以权压法、权(钱)法交易的恶劣现象仍大量存在，严重挫伤了人们对我国司法体系的信赖。

当法律不再以事实为依据、以义为准绳，而由金钱和权力左右时。

法律的意义便不复存在。

(二)在市场机制方面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条件下，市场主体的预期收益短期化，其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收益大于成本，失信行为存在滋生的土壤。

而完善的市场体制可以实现优胜劣汰，使失信主体受到应有的惩罚，从而提高失信的成本，有效抑制失信行为的出现和蔓延。

目前，我国市场机制由于本身的不完备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力很弱，没有发挥市场机制本身的“自净化功能”。

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市场惩罚存在时滞。

市场从识别某一市场主体的失信行为到生成相应的失信代价，再到强行让失信者承担代价这一过程往往存在时滞。

时滞的长短与市场发育程度相关，市场发育越完备，市场越敏感，时滞越短，失信企业生存的可能性越小。

反之，市场发育越不健全，市场越迟钝，时滞越长，这就为失信者提供更多可乘之机。

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和美国对待失信企业的反应看出来。

在安然事件后，美国整个社会信用体系会迅速作出反应，及时地披露和揭露失信问题，然后通过法律制裁失信行为。

而在我国，拿蓝田股份公司一案为例，那么多银行、社会中介机构和投资者都没有迅速作出判断并披露失信行为问题，反而让一个大学老师在进行案例分析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