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5清代贵州督运楚铅戴 祈粘印花并送清册移 研究 载《贵州档案》2002年第2期

清代地方档案命案通详文书与司法档案的虚构问题以‘巴县档案“‘冕宁档案“为中心的考察*严 丹 郭士礼**摘 要:辨明地方档案中的通详文书的功能与作用,对考察司法档案虚构问题至关重要㊂就规定性层面而言,通详属于审前程序,但在实践层面通详则与招详一样,属于审理程序㊂地方档案中相当数量的命案显示,通详中呈现的案情与堂讯叙供㊁结状相比存在程度不同的差异,由于通详在命案审理中的特殊作用及其与招详㊁刑科题本存在的密切关联,此种差异性便是司法档案虚构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命案通详是考察司法档案虚构问题的关键㊂地方档案资料显示,在命案通详中存在程度不等的修改,这也就意味着司法档案尤其是刑科题本的虚构在相当大的层面上是普遍存在的,刑科题本的虚构对社会史研究的进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而地方档案的虚构对其产生的影响则相对有限㊂关键词:命案;通详;司法档案;虚构近年来,随着中外学界对明清司法档案研究的深入,司法档案的各种文书制作及演变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㊂①与此同时,司法档案的虚构问题也引起学界的瞩目㊂②731***①②*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清代巴县衙门档案整理与研究 (项目号:16ZDA126)㊁四川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清代地方档案通详与州县衙门命案审理研究 (项目号:SC22B086)的研究成果㊂**严丹,四川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郭士礼,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㊂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李典蓉:‘被掩盖的声音 从一件疯病京控案探讨清代司法档案的制作“,载尤陈俊主编‘北大法律评论“(第10卷㊃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45 67页; 日 唐泽靖彦:‘从口供到成文记录:以清代案件为例“,尤陈俊译,载黄宗智㊁尤陈俊主编‘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㊁社会与文化“,法律出版社,2009,第80 107页; 日 唐泽靖彦:‘清代的诉状及其制作者“,牛杰译,载尤陈俊主编‘北大法律评论“(第10卷㊃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日 谷井阳子:‘从做招到叙供 明清时代的审理记录形式“,魏敏译,载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编‘日本学者中国法论著选译(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第479 515页;吴佩林:‘清代中后期州县衙门 叙供 的文书制作 以南部档案⓪为中心“,‘历史研究“2017年第5期; 法 梅凌寒:‘刑科题本的拟成:以宝坻县档案与刑科题本的比较为依据“,载徐世虹主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1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第426 445页㊂徐忠明先后运用民间文书与承审官日记这两种不同的史料对司法档案的虚构问题进行集中探讨㊂徐忠明:‘关于明清时期司法档案中的虚构与真实 以 天启崇祯年间潘氏不平鸣稿⓪为中心的考察“,‘法学家“2005年第5期;徐忠明:‘台前与幕后:一起清代命案的真相“,‘法学家“2013年第1期㊂李典蓉则通过对一起疯病京控案件的分析也对司法档案的真实性表示质疑,参见李典蓉‘被掩盖的声音 从一件疯病京控案探讨清代司法档案的制作“,载尤陈俊主编‘北大法律评论“(第10卷㊃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45 67页㊂法律史评论(2022年第1卷㊃总第18卷)而在清代司法档案命盗重案的文书中,通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案情认定作用,同时也是案件审转的关键环节㊂正是通详的此种地位与作用,为我们考察司法档案虚构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㊂而学界运用地方档案通详文书探讨司法档案虚构问题的成果迄今未见㊂基于此,本文以‘巴县档案“‘冕宁档案“的命案为中心,辅以官箴书㊁法律典籍等文献对地方命案中的通详及其与司法档案虚构的关联性等问题进行探讨㊂一 通详考辨中外学者们对通详文书的关注,多侧重于从法律法规等制度规定层面进行考察,而运用清代‘巴县档案“‘冕宁档案“等地方档案对通详在实践层面进行动态考察的并不多见㊂有鉴于此,笔者以‘巴县档案“‘冕宁档案“的命案为中心,首先对此一问题进行考察㊂(一)审前程序与审理程序之辨关于通详的概念,有学者作出了界定, 当低级衙门所申报的公务与几个上级衙门均有关时,把同一内容的详分别同时呈报有关上级衙门,是为通详 ㊂①所谓通者,乃通达于各上级衙门之谓也,这也是通详有别于其他详文的关键之处㊂其他详文一般只报送至府衙,如果需要呈报更高一级别的衙门时,再由府衙转详,而通详则是同时报送至各上级衙门㊂关于通详的适用范围,‘大清会典“有这样的规定, 若命案,若盗案,得报即通详 ㊂②据此可知,在清代司法领域中,处理一般词讼,不需要通详,但命盗重案则不然,正如寺田浩明所言,在命案发生之后, 州县长官有立即至现场相验(档案史料中记载之验尸)㊁搜索现场与讯问关系人,并向省内直属上司汇整㊁报告其处理内容(通详)的义务 ㊂③所以说,就规定层面而言,通详是州县官在勘察㊁验尸㊁初讯环节后,将掌握到的命案大概情形,向各上级衙门呈报,并请求 批饬再审 的必要的案情报告文书㊂正是从这种规定性层面出发,那思陆将通详与查验㊁检验㊁传唤㊁拘提㊁缉捕㊁看押等环节一同视作审前程序,而将审讯㊁判决㊁定拟招解等环节视作审理程序㊂④日本学者谷井阳子也认为, 实地验看时如果能对所有相关人等进行讯问的话,作为预备报告的通详,可以说是在搜查阶段的报告书㊂相对于此,正式报告是在衙门中进行正831①②③④雷荣广㊁姚乐野:‘清代文书纲要“,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第138 139页㊂‘大清会典“卷55,续修四库全书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794册,531页㊂转引自蒋铁初‘中国古代审判中的狱贵初情“,‘法学研究“2013年第5期㊂日 寺田浩明:‘自理与解审之间 清代州县层级中的命案处理实况“,载夫马进编‘中国诉讼社会史研究“,范愉㊁赵晶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第401 402页㊂参见那思陆‘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第81 82页;那思陆‘清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09页㊂清代地方档案命案通详文书与司法档案的虚构问题规审问的报告书 ㊂①既然是 搜查阶段的报告书 ,那么通详显然在审前程序之列㊂从清代相关法律规定来看,将通详视为审前程序似有一定依据,根据‘大清会典事例“所载: 乾隆二十二年议准,嗣后州县遇有人命案件,务于检验尸伤时,讯取已经到案犯证切实供词,并将案内人犯是否齐全,及有无要犯未获之处,同验尸图格造册,于十日内申报督抚㊂ ②这是较早的关于通详申报时限的规定㊂此外,‘六部处分则例“关于通详有如下规定,地方人命案件, 州县官于亲诣相验之后,即用印文通详 ;③对于地方盗案, 州县官于会营诣勘之后,即用印文通详 ㊂④由上述探讨可知,就规定层面而言,那思陆等中外学者对通详属于审前程序的判断,似乎与当时的规定相符合㊂然而,笔者通过对‘巴县档案“‘冕宁档案“命案的考察后发现,通详均是在涉讼人员已经具结状之后制作而成,也就是说,通详是州县衙门在事实上已然将案件审断清楚之后的产物㊂如‘巴县档案“中 赵大举自缢案 ,该案报案日期为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十三日当事人具结状,而巴县知县在九月二十六日才呈报通详文书㊂⑤在 陈文礼奸所获奸登时杀伤奸夫吴老幺奸妇陈杨氏身死案 中,报案日期为嘉庆十四年(1809年)五月十七日,所有犯证人员具结状日期为六月十二日,刑房呈上详册的时间为六月十六日,巴县知县将通详文书上报至各上级衙门的时间则为七月初一日㊂⑥在笔者所掌握的200起文书齐全的‘巴县档案“‘冕宁档案“命案中,所有命案通详均是在相关犯证人员具结状之后,也就是在案件审理结束㊁州县已然认定了案情的基础上制作而成㊂所以,笔者认为:通详就规定层面而言属于审前程序,但就实践层面而言则属审理程序㊂辨明通详是审前程序还是审理程序,对探讨通详文书的制作及其修改所产生的影响至关重要㊂因为在实践层面上作为审理程序的通详,是在案情初步审结的基础上形成,通详一旦呈报,即意味着州县对案件事实与基本情节已经有了明确的认定,除非受到上级衙门的指驳,案情一般不会再次轻易改动㊂正如当时人所论: 钱谷申详宜用活笔,刑名则断不可用出入之语,其要尤在初详,一经详出,更易为难㊂ ⑦由 一经详出,更易为难 的描述可知,通详在案情的认定上,某种程度上发挥着将案情坐实㊁931①②③④⑤⑥⑦ 日 谷井阳子:‘从做招到叙供 明清时代的审理记录形式“,魏敏译,载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编‘日本学者中国法论著选译“(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第512 513页㊂(清)托津等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第655卷,第25 26页,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文海出版社,1967㊂(清)文孚等纂‘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卷43‘命案详报迟延“,光绪十三年刻本㊂(清)文孚等纂‘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卷41‘州县官报盗“,光绪十三年刻本㊂‘仁里十甲彭君扬等具禀赵大举自缢身死一案“,清代巴县衙门档案,档案号6-1-519,四川省档案馆藏㊂‘定远坊坊差彭升具禀陈文礼砍伤伊妻杨氏并奸夫吴老幺身死一案“,清代巴县衙门档案,档案号6-2-890,四川省档案馆藏㊂(清)徐栋辑‘牧令书“卷19,载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7册,黄山书社,1997,第430页上栏㊂法律史评论(2022年第1卷㊃总第18卷)坐死的作用㊂这也就意味着,通详对作为正式审理报告的招详中呈现的案情起着决定性作用,两者在案情呈现上无甚差别㊂(二)通详与招详如前所述,就规定性层面而言,州县衙门在命案审理过程中向各上级衙门呈报的通详,其呈现的案情理应是州县衙门勘验初讯后所得,也就是案情初报,在收到督抚的批复后,州县再对犯证进行覆讯,并将覆讯所得案情以及议拟意见以招详的形式呈报各上级衙门㊂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命案的审理,州县官要向上级衙门呈报两次详文,第一次是通详,第二次是招详㊂且就规定性层面而言,通详中叙供内容是初讯后所得的案情,招详则是得到各上级衙门 批饬审解 意见后经过 覆加研讯 后所得案情,且在招详中将通详内容一并叙录,州县官在看语中再将案情描述一遍并给出审拟的意见,这就构成了招详的主要内容㊂与通详相比较,招详在内容上最大的不同就是增加了州县官的看语以及审理期限的声明㊂此外,就功能而言,两者也有一定的区别,通详是初讯后掌握案件大概情形的案情初报,而招详则是 覆加研讯 得实后的议拟详报㊂然而,就审理的实态而言,如前所述,通详则是在相关犯证具结状之后,州县官对案情已然认定的基础上制作而成,换言之,在通详呈报之后,州县官已经完成了对案件的审理,招详中所谓的对相关犯证人员 覆加研讯 的环节,并非在州县官呈报通详㊁接到督抚 批饬审解 的批复后作出,而是在通详呈报之前已然完成,这也就意味着招详中所谓 覆加研讯 的环节只是形式上体现而已,并非案件审理的实态㊂所以这就很容易解释,何以招详中相关犯证人员的覆讯供述会与通详的供述完全一致㊂据此可知,就实践层面而言,在清代命盗重案的审理中,通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案情认定作用,它对作为正式审理报告的招详发挥着决定性作用㊂且在审理实践层面,一旦通详送出,也就意味着案件审理在州县层面事实上的结束(招详文书被上级衙门指驳者除外)㊂故而州县官对通详文书的制作可谓慎之又慎,且命盗重案的审理均有严格的时限,如何在规定的时限内制作出一份不被上级衙门驳回的招详文书便成为州县官审断的关键㊂在通详制作过程中修改案情,就成为州县官避免招详被驳回的最为普遍也是最为有效的方式㊂因为通详是在案情已然明朗㊁当事人已经具结状的情形下作出的,这也就为承审官修改案情提供了事实上的可能㊂二 通详的修改笔者在对‘巴县档案“‘冕宁档案“等地方档案中200起文书相对齐全的命案①进041①考察通详的修改,必须结合状词㊁堂讯叙供及结状中呈现的案情,故所谓文书相对齐全指的是该起案件既要有状词㊁堂讯叙供㊁结状,也需要有通详㊁招详,只有这样,考察通详的修改才有可能㊂清代地方档案命案通详文书与司法档案的虚构问题行考察的过程中发现,与堂讯叙供㊁结状等文书呈现出的案情相比较,其中有83起命案通详存在程度不同的修改㊂有的案件在情节上有所删改,有的案件则出现了命案事实的重大改变㊂①(一)案件情节的删改通详文书对案件某些细节的删改看似无关紧要,然而某种程度上已然影响到案件的最终裁决㊂在‘巴县档案“命案通详中,存在类似情节删改的案例较多,此处先以 潘昌有因奸情暴露跳河淹毙案 加以讨论㊂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五月十一日,潘明述以 诬骗逼毙事 具报杨福顺威逼其子潘昌有跳河自杀㊂在道光二十九年五月十三日的堂讯环节中,据杨福顺供称:小的在观音桥开设栈房生理,原配吴氏病故㊂道光二十五年,小的续娶潘明述的弟媳潘陈氏为室㊂因陈氏在潘家生育一子名昌顺,年幼㊂去年冬月间小的把潘昌顺㊁钱七千文一并领来掌放抚育㊂潘昌顺不受管教,今年闰四月二十六日妻子写信令刘和尚信赶潘明述把潘昌顺领回 五月初八日,潘明述叫他三子潘昌有来家要领人钱,小的当时会面后出外,就往母亲家算账去了,伙夫李三把潘昌有安在楼上歇宿㊂三更时小的转回家里 妻子在床睡卧,点灯查看,见潘昌有仅穿中衣一条,在床脚下躲藏,小的把潘昌有拉出房外,向他清问,昌有回说是陈氏叫他进房㊂小的心疑,与陈氏必有奸私,一时气愤,顺用木棒把他头颅㊁肚腹㊁胳膊打了几下 喊投街邻周洪顺㊁石万顺等拢来,潘昌有认与陈氏通奸㊂小的将其与陈氏送官问究 初十日午后走至海棠溪陈庆余饭馆内吃饭,没有防备,潘昌有畏罪情急乘势逃跑,跑至河边自行投河淹毙 ②概括而言,杨福顺堂讯叙供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1)潘明述的弟弟潘明远病死,弟媳潘陈氏改嫁杨福顺;(2)陈氏与已死潘明远生有一子,名唤潘昌顺;(3)陈氏改嫁时将与故夫潘明远所生之子潘昌顺及存款七千文一并带至杨福顺家;(4)潘昌顺因不受管教,陈氏写信给故夫之兄潘明述,嘱令将潘昌顺领回;(5)潘明述令其子潘昌141①②官箴书中提及,所谓 情 者, 两造起衅之由 ,所谓 节 者, 此事前后之序 (刚毅撰‘牧令须知㊃论叙供“卷6,载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9册,黄山书社,1997,第257页上栏)㊂按照寺田浩明的理解,情 意指案情事实与人们的思想状态 ,节 则意味着案件故事的情节或细节 ( 日 寺田浩明:‘从口供到成文记录:以清代案例为例“,尤陈俊译,载黄宗智㊁尤陈俊主编‘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㊁社会与文化“,法律出版社,2009,第85页)㊂本文就是从案情事实与案件的情节两个方面对通详修改进行分类概括㊂‘重庆府札巴县关于潘昌有因与杨陈氏通奸被杨福顺捉殴送究畏罪投河身死一案“,清代巴县衙门档案,档案号6-3-2436,四川省档案馆藏㊂法律史评论(2022年第1卷㊃总第18卷)有至杨福顺家,将潘昌顺和所剩之钱文一并领回;(6)然是夜,潘昌有与陈氏通奸,被杨福顺捉获殴伤,在送官问究的途中,潘昌有跳河淹毙㊂但潘昌有之父潘明述坚称, 杨福顺居心不良,诬说潘昌有与陈氏有奸,图骗钱文 ㊂至五月二十一日,巴县衙门再次审讯,在此次审讯中,陈氏将其与潘昌有的奸情供剖清楚:小妇人年四十岁,小妇人前夫潘明远物故,生育幼子名潘昌顺,随夫兄潘明述抚育,道光二十五年小妇人再醮杨福顺为妻 去年九月初六,潘明述的三子潘昌有来家称说因儿子在他家患病没钱医治,接小妇人去向潘昌会索讨银两㊂小妇人同他一路走在途中挖炭山地方歇气闲谈,潘昌有向小妇人言语调戏,未允㊂那时潘昌有又说儿子潘昌顺年幼要他照看,小妇人方才允从,就在那青杠林内行奸一次,丈夫杨福顺并不知情㊂迨后 因儿子不受约束,小妇人信知潘明述,到五月初八潘昌有来家承领人钱,杨福顺就往婆婆家去了㊂是夜,伙夫李三把他安在楼上歇宿,小妇人在房内睡卧,房门未拴㊂二更时分,潘昌有等店内住宿客人睡熟,来与小妇人叙旧,不料杨福顺回家声喊李三开门进内 潘昌有认与小妇人通奸情由 昌有想起与小妇人通奸,违背伦常到官要问重罪,一时情急自行投河淹毙㊂①而在此次审讯中,潘昌有的父亲潘明述也终于承认了儿子潘昌有与陈氏的奸情㊂至此该案真相基本得到呈现:(1)潘陈氏丈夫潘明远去世,改嫁于杨福顺为妻;(2)潘昌有与其婶母陈氏通奸,被杨福顺奸所捉获殴伤,在送官问究途中跳河淹毙㊂以上内容为杨㊁陈夫妇二人的当堂供述,我们再来看通详中杨福顺的叙供内容:小的在观音桥开设歇店生理,前面站客,后面住家㊂杨陈氏是小的妻子,李三是小的雇工㊂潘昌有往来贸易,常在小的店内住宿,妻子见面不避,几时与妻子通奸的,小的并不知情㊂道光二十九年五月初八日夜三更时候,小的自外收账转回店内,妻子已将房门关闭歇息,小的喊叫半晌,才开门㊂进房见妻子形色慌张,心生疑惑,拿灯照见潘昌有在妻子床下㊂小的气忿放下灯盏,喊叫捉奸,潘昌有从床下钻出要跑,小的用脚穿布鞋尖踢他肚腹一下,当把他拿获 ②杨福顺通详叙供的内容虽然并未改变堂讯叙供中所呈现的潘昌有与陈氏通奸㊁被杨241①②‘重庆府札巴县关于潘昌有因与杨陈氏通奸被杨福顺捉殴送究畏罪投河身死一案“,清代巴县衙门档案,档案号6-3-2436,四川省档案馆藏㊂‘重庆府札巴县关于潘昌有因与杨陈氏通奸被杨福顺捉殴送究畏罪投河身死一案“,清代巴县衙门档案,档案号6-3-2436,四川省档案馆藏㊂清代地方档案命案通详文书与司法档案的虚构问题福顺奸所捉获殴伤㊁在送官问究途中跳河淹毙这一案件的基本事实,但将两者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杨福顺通详叙供情节的删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删掉了陈氏与潘昌有的婶侄关系;(2)删掉了陈氏改嫁杨福顺的情节;(3)捏造了潘昌有生意人的身份㊂陈氏在通详叙供中呈现的情节与杨福顺在通详叙供中所述一般无二,只是在细节上又有改变:小妇人年三十岁,杨福顺是小妇人丈夫,在观音桥开歇店生理 潘昌有起来向小妇人调戏成奸,过后遇便通奸,不记次数,丈夫并不知情㊂二十九年五月初八日丈夫外出收账去了,下午潘昌有又到店内投宿,那夜二更时候潘昌有悄到小妇人房内续奸,只说丈夫不回,就关闭房门吃酒行奸,同床睡熟㊂三更时候听的丈夫回店喊门,小妇人与潘昌有惊醒,慌忙起来陈氏的此段叙供内容相较堂讯叙供作了如下修改:(1)将陈氏的年龄由堂讯叙供中的40岁改为30岁;(2)堂讯叙供中潘昌有与陈氏的奸情只发生了两次,但在通详叙供中则改为 遇便通奸,不记次数 ;(3)捏造了所谓 吃酒行奸 的情节㊂经过上述改动,原本是偶一为之的乱伦重案,就变成了一起发生于熟人之间的 遇便通奸,不记次数 的普通奸情命案㊂清代官箴书中提及, 初报以简明为上,情节之无与罪名者,人证之无关出入者,皆宜详审节删,多一情节则多一疑窦,多一人证则多一拖累,何可不慎 ㊂①该段文字意思非常明确,在简明原则的基础上通详可以将与罪名无关的相关情节㊁人证尽行节删㊂然巴县衙门在通详叙供中对杨福顺㊁陈氏堂讯叙供所作的删改,已经超出了叙供书写规则的允许范围,影响到了案件的审断㊂根据‘大清律例“, 凡和奸,杖八十;有夫者杖九十 , 妇人离异归宗,财物入官 ㊂②按照通详叙供内容进行审断,陈氏应杖九十,离异归宗㊂‘大清律例“又规定, 若奸父祖妾㊁伯叔母㊁姑㊁姊妹㊁子孙之妇㊁兄弟之女者,[奸夫奸妇]各[决]斩 ㊂③如果按照堂讯叙供审断,陈氏与潘昌有属婶侄关系,与上述奸伯叔母的规定相符,潘昌有自缢不论,但陈氏则应受斩刑的处罚㊂在刑科题本中就有一起类似的案件可作印证,在题为 山东菏泽县民陈虎与伊婶高氏通奸败露致氏自缢身死案 中,陈虎因与堂婶通奸致高氏自缢身死,陈虎拟绞立决,④341①②③④(清)汪辉祖:‘佐治药言㊃慎初报“,载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5册,黄山书社,1997,第318页上栏㊂田涛㊁郑秦点校‘大清律例“,法律出版社,1999,第521页㊂田涛㊁郑秦点校‘大清律例“,法律出版社,1999,第524页㊂‘山东菏泽县民陈虎与伊婶高氏通奸败露致氏自缢身死案“,刑科题本,档案号02-01-07-0095-014,第一历史档案馆藏㊂该案陈虎系与堂婶通奸,故判绞立决㊂法律史评论(2022年第1卷㊃总第18卷)所以从量刑的角度进行考量,该案通详文书中对案情的修改对最终的裁决产生的影响不可谓不大㊂在‘冕宁档案“中,存在类似情节修改的命案还有 黄师曾勒死奸夫李全案 ①㊁ 刘洪顺赌钱殴伤妻子身死案 ②㊁ 余济扬砍毙陈学贵身死一案 ③和 沈道易殴死侄孙沈摆子一案 ,④都颇具代表性,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叙录㊂在笔者掌握的83起存在通详修改的命案中,存在类似情节删改的命案约有50起之多,且此种修改多会对判决的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㊂(二)案件内容的重大改变在 潘昌有跳河淹毙 一案中,巴县衙门在通详中所作的情节删改虽然导致案情的部分失实,但并未改变潘昌有因奸情暴露跳河淹毙这一基本事实㊂但是在‘巴县档案“‘冕宁档案“中,部分命案的通详文书修改程度非常严重,已然造成了全部案情的失实㊂我们先来看‘巴县档案“中这起 何未姑自杀案 ㊂该案供状内容丰富㊁文书种类齐全,尤其是涉讼人员的状词㊁叙供以及最后的结状信息量巨大,是我们考察清代命案通详修改不可多得的史料㊂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二十九日,直里一甲民何永远以 女毙惨伤㊁叩唤究事 具报其女何未姑服毒自杀,在报词中何永远称:蚁以银二百两佃张坤元田房连居,蚁女何未姑许于冯桂阳为子媳,择期本年九月迎配,被坤元招佃之谢文兴妻谢张氏与桂阳侄媳冯冉氏闲言:未姑与坤元之子张喜童有不美情事,丑声四布㊂蚁邀文兴集理,坤元把阻㊂未姑闻知,气急含羞于本月二十八日在空屋系颈㊂坤元之妻张氏解救不活,尸未掩埋㊂⑤何永远报词主要内容如下:(1)何永远与谢文兴均佃张坤元田土居耕;(2)何永远之女何未姑与冯桂阳之子已有婚约,择期迎配;(3)谢文兴的妻子谢张氏与冯桂阳的侄媳冯冉氏声言何未姑与房主张坤元之子张喜童通奸;(4)何未姑闻知后气愤自缢441①②③④⑤‘为李仕德告黄思鲁通奸害死侄子李全事“,载张晋藩总主编‘清代冕宁司法档案全编“第31卷,法律出版社,2019,第194 211页㊂‘为刘洪顺具称妻刘岳氏受伤后因病身死事“,载张晋藩总主编‘清代冕宁司法档案全编“第34卷,法律出版社,2019,第407 430页㊂‘为余济扬砍毙陈学贵身死事“,载张晋藩总主编‘清代冕宁司法档案全编“第33卷,法律出版社, 2019,第78 119页㊂‘为沈道易殴勒伊侄孙沈摆子身死私埋匿报事“,载张晋藩总主编‘清代冕宁司法档案全编“第32卷,法律出版社,2019,第3 47页㊂‘直里一甲民何永远具报谢文兴等诬说伊女何未姑与张喜童有不美情事伊女服毒身死“,清代巴县衙门档案,档案号6-4-1349,四川省档案馆藏㊂。

论清代贵州天柱民族地区田赋征收林芊【摘要】由史志与天柱民间文书比较分析,天柱实行屯田、民田、苗田三套不同田赋定制；自明起就在少数民族地区苗田采用以禾论稨(边)计税率的田赋科则.《三里均摊案》等文书一方面表明,乾隆元年(1736年)至八年(1743年)苗田赋税整理最后厘清了苗田税率通则,并实施到清末.同时《三里均摊案》还是贵州“摊丁入亩”赋役变革的直接见证.康熙到光绪朝,苗田田赋税率变化呈现各朝不同的短周期,总趋势是税额不断增长的长周期；若从横向方面看,无论是与同期全国平均情形、还是与本地非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税则比较,苗田真可谓“薄赋”.【期刊名称】《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年(卷),期】2013(005)003【总页数】12页(P39-50)【关键词】清水江文书;贵州天柱县;清代;苗田;田赋征收;《三里均摊案》【作者】林芊【作者单位】贵州大学历史系,贵州贵阳55002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129一、国家赋役制度在天柱的实施轨迹天柱县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东部，近十年从民间征集到众多产生于明、清和民国时期的土地买卖契约及相关事务文书，为研究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文献。

本文从清代田赋税额及征收摭取清水江文书中相关信息，①本文论及和引用的清水江文书，主要是产生于天柱县高酿镇的清代民间土地买卖契约。

均载由张新民主持，贵州大学文化书院、天柱县档案馆合编《清水江文书(天柱卷)考释》。

探讨清代天柱少数民族地区田赋制度及变化，为观察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一视角。

国家赋役制度在天柱的实施过程，史书上有些记载。

从现存文献了解，自明至清初，经历了多次制度的设计。

首先是明代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在今天柱县设天柱千户所屯田，其赋役以屯田征收;同时天柱所设立之时，也是湖广行省在其西部边陲少数民族地区拓殖并进行管理之日，②天柱县在雍正四年由湖广直隶靖州改属贵州黎平府。

十一年再由黎平府改属贵州镇远府。

一、问题的提出典史,为元至清一县之首领官。

典是作为县衙中的小吏,在县域内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目前典史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1]。

尽管研究成果众多,但大都泛泛而谈,无对典史较为细致的研究,也无相关专著问世,这一论题仍有不少问题值得研究。

保存于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的《清代南部县衙档案》(全文简称《南部档案》)是目前国内保存十分完整、时间跨度较长的清代地方档案,里面有一定数量的档案涉及到典史衙门。

因此本文试图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南部档案》及其他相关史料的解读,对清代典史的出身、职能、衙役、收入等问题作为研究对象,针对性地对典的上述问题做一探讨,以期还原出典史当时的历史面貌,为他人研究起到抛砖引玉之用。

二、清代典史的出身和任期关于清代典史的出身和任期,学界没有专门的谈论,笔者结合有关史料,试做一初步探讨:(一)清代典史的出身为了管窥清代典史出身,笔者随机统计了如※收稿日期:2019-10-6项目来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清代州县佐杂官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14BZS029)作者简介:林勃(1990-),男,江西赣州人,在校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和中国古代地方档案研究。

通信作者:王春芳(1971-),女,安徽肥西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摘要:典史是县首领官,是知县的重要助手。

关于清代典史的出身、任期、收入等问题史书都语焉未详,做一探讨实有必要。

从《南部档案》的有关记载来看,南部县典史并未完全遵循清政府的规定。

南部县典史还具有代理正印官、受理词讼、打击经济犯罪、稽查盐井等新职能,反映出地方行政因地制宜的灵活性,为深入认识清代国家权力对地方基层社会的渗透情况,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关键词:清代;典史;《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中图分类号:K 24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9699(2019)05-0070-06林勃,王春芳※(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230039)清代典史研究———以《南部档案》为中心下区域:四川南部、西充、岳池3县,甘肃靖远、武威、秦安3县,江苏宜兴县、浙江归安、东阳2县,河南宁陵县,河北容城、正定2县,广西义宁县、云南通海、新平2县[2]8省15县典史的出身。

从《南征日记》看雍乾之际“新疆六厅”的社会现状作者：杨德芳来源：《贵州文史丛刊》2012年第01期内容提要：云责总督鄂尔泰在其“苗患甚于土司”这一错误判断为前提的《改土归流疏》为雍正皇帝批准后，即以铁血政策“开辟”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黔东南“苗疆”，设置“新疆六厅”。

六厅苗民在官兵的无尽勒索、欺凌下，以“苗王出世”相号召，掀起雍乾时期苗民大起义。

朝廷急调相邻4省官军入黔合力镇压。

援黔湘军统领李椅手写之《南征日记》，纪录了此时段内所作、所见、所闻，留下其时“苗疆六厅”苗族社会诸多翔实而珍贵的资料。

关键词：“新疆六厅”《南征日记》父子联名包利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1－93－99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云贵总督在其所上《改土归流疏》为雍正皇帝批准后，即按其疏中“云贵大患无如苗蛮……苗患甚于土司”的主观判断，将“开辟苗疆”作为其施行“改土归流”之前奏，以对“改土归流”形成先声夺气之势。

以重兵对既无土司统治亦无官府管制、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黔东南“苗疆”无端地大规模“进剿”。

在其铁血政策威摄之下，设置9卫及八寨、丹江、清江、古州、都江、台拱6厅，对“苗疆”人民施行军事镇摄、政治管制。

“新疆六厅”的广大苗民从此陷入水深火热的痛苦之中。

雍正十三年春，爆发了包利、红银以“苗王”出世相号召的大起义，6厅苗民一呼百应，群起参战，势如燎原。

其时贵州通省官兵为3.6万，其中古州、台拱两镇即有1.8万，过全省兵力之半，却根本无法抵敌，一时朝野震惊。

因“开辟苗疆”、推行“改土归流”而功升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一等伯爵的鄂尔泰被迫“以从前布置未协，引咎请罢斥并削去伯爵”。

雍正在“允其请”之外，调集滇、蜀、楚、粤汉土官兵2.3万人黔参与镇压，均遭到苗民顽强抵抗，直至同年岁末雍正去世，苗民大起义之势仍如火如荼。

乾隆继位后，对此极为重视，于该年九月二十二日《张广泗奏赴黔接办苗疆事务折》的朱批中言：“苗疆用兵，乃目前第一要务……今旷日持久，尚无头绪，朕心倍切忧虑。

清代清水江木行制度的变迁——以“当江”制度变迁为例＊管志鹏【摘要】摘要:清代，卦治、王寨、茅坪等清水江沿江各寨为获取“当江”之利而相互争斗，最终形成内外“三江”共同“当江”之制。

学者们大多从外部因素对这一变化的原因进行解释。

以制度及制度变迁为角度，考察这一变化，得出木材经济中的参与者为降低交易费用，追求潜在利润，在外部力量与内部力量结合下致使制度变迁这一结论，除此之外，还注意到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角色定位及其作用。

【期刊名称】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年(卷),期】2013(005)002【总页数】8【关键词】关键词:木行制度；自发秩序；交易费用；制度变迁一、“木行制度”概念的界定“制度”这一概念，不同学者给予不同的界定。

凡勃伦指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在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总和。

因此在心理学方面可以把它概括地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状态或流行的生活理论。

说到底，可以归纳为性格上的一种流行类型。

至于经济制度，就是在社会的生活过程中接触到它处的物质环境如何继续前进的习惯方式”［1］。

凡勃伦所讲的制度实际上指的是道德观念、风俗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层面上的对人们行为所产生的约束。

康芒斯从集体行动的角度来定义制度，他指出:“如果我们要找出一种普遍的原则，适用一切所谓属于制度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制度解释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

集体行动的种类和范围很广，从无组织的习俗到那许多有组织的所谓运动中的机构，例如家庭、公司、控股公司、同业协会、工会、联邦储备银行以及国家。

大家所共有的原则或多或少是个体行动受集体行动的控制。

”［2］康芒斯认为制度就是集体行动约束个人行动的一套准则或规则。

舒尔茨，“将一种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

例如，它们包括管束结婚与离婚的规则，支配政治权力的配置与使用的宪法中所包含的规则，以及确立由市场资本主义或政府来分配资源与收入的规则”［3］。

清代各省采买滇铜的运输问题2010年第4期NO.4.201O学术探索AcademicExploration2010年8月Aug.,2010清代各省采买滇铜的运输问题马琦(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091)摘要:滇铜是清代矿业兴盛的主要表现之一,因之成为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关于清代滇铜外运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京运方面,对各省采买滇铜的运输问题关注不够.从两者所铸铜钱的流通范围以及促进区域之间的经济交流方面而言,各省采运滇铜的作用和影响并不亚于京运.关键词:清代;滇铜;各省采买;运输中图分类号:K249/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0)04—0113—07 清代滇铜开发在中国矿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矿业史,清代经济史及云南地方史等领域的热点问题.关于清代滇铜的研究,白上世纪4O年代末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一书出版以来,张煜荣,林荃,潘向明,常玲,陈征平,杨煜达,蓝勇等学者先后对清代云南铜矿进行了研究.港台及国外学者也颇多关注,如E—TuZenSun,全汉升,中岛敏,邱澎生等.∞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涵盖滇铜生产的诸多方面.但是,关于滇铜运输问题却涉及较少,即使已有的研究也多集中于滇铜京运方面,对于各省采买滇铜关注不够.虽然其运量不如京运量大, 但也是滇铜外销的主要渠道,应视为滇铜运输的主要内容之一.本文拟从运销管理,运输路线,道路修治等方面对各省办运滇铜的运输问题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一,各省采买滇铜的运销管理清代各省采买滇铜主要用于鼓铸铜钱.乾隆朝以前,各省设局鼓铸,大多以收购旧钱及废铜器皿为原料,收来即铸,铸完即停.如《皇清文献通考》云:"(雍正七年)是年所开之宝昌,宝浙, 宝武,宝南,宝河,宝济,宝晋局,及嗣后所开之宝苏,宝安局,并收买旧铜器,分别生熟铜,对搭鼓铸,……后以废铜铸完,各局于雍正十三年以前次第停止,宝济局于乾隆三年停止.自乾隆五年以后江苏,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山西诸省各随水陆之便,分买东洋,滇南等处之铜,复行开局."固四川省钱局"因矿开铸",所需铜料并非本省所产,而是采买滇铜.乾隆三年六月,四川i巡抚硕色奏:"川省钱文,雍正十年经前抚臣宪德奏请,开十五座鼓铸,嗣恐滇铜不敷,止开八座,今闻滇铜旺盛,请增七座,以副原数."乾隆五年之后,各省相继开局,"分买东洋,滇南等处之铜" 鼓铸.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记载:"凡直省奏准开铸者,直隶,山西,江苏,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陕西,四川I,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十有四省,惟云南即山采铜,其它或收本境废铜,或买云南余铜,各随其地之宜,作之泉布,以利民用".自乾隆初年至咸丰初年,除云南,四川I采用本省铜鼓铸,直隶,山西两省采买洋铜鼓铸,其余十省均须来滇采办.乾隆朝,随着各省采买滇收稿日期:2010—07—12作者简介:马琦(1978～),男,陕西周至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2007级历史地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南史地研究.①如严中平着:《清代云南铜政考》,中华书局,1948年;张熠荣:《清代前期云南矿冶业的兴盛与衰落》,《云南学术研究>,1962年第3期;林荃:《谈谈清代的"放本收铜"政策》,云南大学历史系编《云南矿冶史论文集》,云南省历史研究所,1965年;潘向明:《评清代云南的"官治铜政"),<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3期;陈征平:《清代云南铜矿开发的制度演化及"官冶铜政"的特征》,《思想战线》,2003年第5期.杨煜达:《清代云南铜矿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蓝勇:《清代滇铜京运路线考释》,《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等等.②如E—TuZenSun,"etransportationofYunnancoppertoPekingintheCh'jngperiod,"JournalofOrie ntalStudies9(1971);全汉升:《清代云南铜矿工业》,《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74年第1期;中岛敏:《清代铜政中的洋铜与淇铜》,《东洋史学论集》,汲古书院,1988年;邱澎生:《十八世纪云南铜材市场中的官商关系与利益观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1年3月,等等.③《皇朝文献通考》卷16(钱币考四》.①《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7l,乾隆三年六月,四川巡抚硕色奏.◎《钦定大清会典》(乾隆朝)卷14《户部?钱法》.】13铜量的增长,运销制度逐渐完善.关于各省采买滇铜领运地点,乾隆十七年规定,各省在寻甸,蒙自二铜店领运;四十年进一步规定,上游铜厂由厂员运铜交下关店,转运省城供各省领兑,义都, 青龙两处及省城下游各铜厂由各省委员赴厂领运①.关于各省采买滇铜量.乾隆三十一年七月,云贵总督杨应琚奏请:"……再现在滇省各厂每年约可办获铜一千二三百万斤,内解赴京局及本省鼓铸并外省采买滇铜,共约需一千二百余万斤,所余不过数十万斤,若外省尽数加买,势必人不敷出.请将各省采买滇铜,除乾隆十九年奏定之额仍听按年买运外,如有请豫买一运以及加买,并借买数十万斤之处,概不准行."②那么,乾隆十九年各省的采买量究竟是多少呢?据《铜政便览》所载,乾隆十九年,江西,湖北,广东,广西, 贵州五省采买滇铜,正,耗,余铜合计1773950 斤.@杨应琚因滇铜产量不敷,故提出限制各省采买量的建议.按杨氏所奏,当时京运,各省采买及云南本省鼓铸,每年需铜一千二百余万斤. 而云南运解京局正耗铜,每年6336440斤,云南本省"六府设炉一百十六座,岁用铜二百三十余万斤",二者合计不过864万斤,④则其余约330万斤应为当年各省当年采买滇铜量.另,笔者据《铜政便览》统计,乾隆三十一年,江苏,江西,浙江,福建,陕西,广东,广西,贵州八省采买云南正,耗,余铜共计约318万斤.@与杨应琚所言基本相符.因此,可以推断,乾隆,嘉庆两朝,各省采买滇铜量每年在177—318万之间,平均约为250万斤左右.虽然各省采买量远不如京运量,但政府对各省办运滇铜的管理却没有丝毫疏忽.为了保证各省按时办回滇铜,政府对运输过程进行了严格的管理和监控,要求沿途地方官稽查,防止运员盗卖铜斤,并严加催趱,运员不得无故逗留,贻误该省鼓铸,同时将各省办运情形随时上报,以便政府进行监管和调控.乾隆二十六年,广西巡抚熊学鹏奏:"邻省采办铜铅经过,例不奏报.请嗣后各省督抚照运京铜铅,遇有事故奏闻外,其并无竦失事故,仍于岁底将某省采解若干劬,并委员出入境期汇奏."@次年,政府正式命令各省督抚:"凡遇邻省采办铜铅经过,饬各州县一体实力稽查,如有偷盗沉溺情弊,随时具折专奏,若查明并无事故者,只令于岁底将某省办运铜铅若干, 并入境出境日期汇奏."乾隆五十六年六月,应两广总督福康安,广东巡抚郭世勋奏请:"广东办运滇铜及广西,湖北白铅,又江西采买滇铜,所过地方应责成各该府护送催趱,倘遇守风守水等事, 亲往稽察."⑦政府认为州县官官阶过低,改由知府沿途稽查,催运,足见政府对各省办运滇铜之重视.同时,援引京运铜铅例,对各省办运滇铜进行严格的时间限制.乾隆三十年规定:"各省赴云南买铜,委员备价起程至云南省城.其委员运铜回省限期,以铜斤领足之日,由厂员报明起限."其后,各省陆续奏明运铜自剥隘回省局期限:江苏225日,陕西293Et,湖北185日,浙江240日,江西141日,福建245日,广东82日,湖南145日,广西105日,贵州19日@.但长途转运,路况,天时无法预计,运员往往因"逾违"限期而被参.乾隆三十七年,福建委员按察使司照磨刘玉权领运滇铜,"自厂运至剥隘,计逾定时个月零五日,经云南抚臣查明参奏,部议照例革职,戴罪管解,完日开复.今计剥隘运抵福建省城,统限八个月零五日,刘玉泉于乾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由剥隘管运起,至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始全数抵省交局,实逾限三个月零二十二日."后据闽督钟音复奏:"查沿途经由地方,惟广西省咨报因前全州陡河风信靡常,阻滞三十五日,例准扣筹,湖南省并无逗留.湖北汉口镇及黄冈县验船守风稍有阻滞,江西省因五福地方雇夫挑运,正值秋收,入夫稀少,且有杉关,运交福建光泽县逐一秤收,有需时日,而光①《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嘉庆朝)卷175(户部,钱法》.②《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640,乾隆三十一年七月,云贵总督杨应琚奏.③《铜政便览》卷6《采买》,云南省图书馆藏清刻本.严中平的统计中不含乾隆十九年湖北采买的5O万斤高铜,故与上述统计差距较大,见(清代云南铜政考》附录第三表《各省采买云南铜料估计》.④滇铜京运量见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4(户部?钱法》办铜;云南七局鼓铸用铜量,见《大清高宗帝实录>卷866,乾隆三十五年八月,户部议准原任云南巡抚明德奏.⑤(铜政便览》卷六《采买》.@<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651,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广西巡抚熊学鹏奏.⑦《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1381,乾隆五十六年六月,两广总督福康安,广东巡抚郭世勋奏.⑧各省自剥隘运铜回省局期限据嘉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7s(p部?钱法》直省办铜铅锡条而来,其中福建限期,吏部'奏为闽督奏刘玉泉运铜迟延事》中言:"今计剥隘运抵福建省城,统限八个月零五日"(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编号:000036986);浙江限期,户部《移会稽察房浙江巡抚福崧奏》:"于乾隆五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在云南剥隘地方扫帮开行,令于五十六年十月初三日运抵杭州省城"(乾隆五十七年一月,《内阁大库档案》,编号:000149030),但该员在广西土田州沉溺铜船一只,打捞费时约月余.故定限期为240日;湖南限期无相关史料,滋取广西,湖北限期之中数,为145Et.】14泽县水口止有小船陆续分帮,轮流起运".∞可见,刘玉泉并非无故逗留,实因天时所迫.按例应取消对刘玉泉的参劾,但乾隆皇帝却由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该员领运铜肋所有耽延逾限情节,该督即应就事劾参,今乃称其在途停留俱属有因,似欲为之开脱,何以甫经回任即行甄别.若以该员实不便姑容恋栈,其为老病可知,人之年齿就衰,必以渐而至,其距派差时不过两年,断非自今日始露龙钟之态.夫采买滇铜至二十余万斤之多,所关非小,自宜于丞悴等官中遴其强干者派赴领运,而专择一衰迈微末之员委以重任乎?其故实不可晓."@即闽省所派运员刘玉泉年已花甲,而采办滇铜所关非细,闽省督抚被饬亦不为过.其实,各省办铜之始,对运员并无特别要求.乾隆十四年,户部《议奏酌定铜运各款》时说:"一,加运宜遴员领解.每年四正运,委府佐州县一员,佐杂一员;二加运但委佐杂二员.嗣后正,加运俱委府佐州县一员为正运官,佐杂一员为协运官.一,办解铅锡,与运铜事同一例,应均照例办理."④即每运正运官为府佐州县一员,协运官为佐杂一员,此例亦适用于各省采买滇铜采买. 经刘玉泉一案,乾隆皇帝上谕明申:"凡采办滇铜必须选派明干知县,或能事之同知,通判前往,并须选择其身家殷实者充当此差,方为妥协.杂职中即有勤慎明白,堪以任差委者,亦只可令派出之丞悴,知县带往,以供奔走查催之役,断不可专派薄尉微员领办,致滋贻误."户工二部很快议定:"各省采办铜铅锡斤,动项在一万两以上者, 于州县,丞悴中选委妥员办理,以专责成."④各省采办铜铅锡,运员选派更为严格.由此可见,随着各省采买滇铜量的增加,领运地,采买量,运输时限,运输稽查,运官选择等各方面规定逐渐明确,各省采买制度不断完善.与此同时,各省运铜路线也基本固定下来.二,各省采买滇铜的运输路线乾隆五年,云南巡抚的张允随奏:"前闽省请买滇铜二十万斤,江苏请买滇铜五十万斤.查滇省每年办运京铜共七百三十余万斤,黔省每年办运京铅一百八十三万斤,同路运送,驮脚每苦不敷,今江,闽两省又共请买铜七十万斤,实难运济.查广南府与粤西接界,由粤西水路至粤东,可以直达福建,闽省所需铜,应于附近广西之开化府者囊厂铜内拨给,交广西收贮税所,俟办员到日领运回闽,仍分作两年,每年十万斤,方得从容.至江苏上通楚蜀,应由威宁,镇雄两路运赴永宁,交办员领运回苏.但铜斤现在不敷,实不能如江苏所请原数,请酌减二十万,给与三十万, 亦分作两年运送."@因滇黔铜铅京运每年达九百余万斤,昭通,威宁至川江一线运力不敷,为了减轻运输压力,张允随建议分流,福建运铜由广南出,经两粤以达福建.就在张允随上奏的次月,浙江亦奏请采买滇铜.张允随建议浙江与江苏一道,从永宁出,沿长江顺流而下."今若令浙省办员,仍赴东川领铜,碍难查考,应令径至永宁领运.其自东川寻甸转运永宁,令承运各地方官分年带运,今拟以六十万斤为率,分作两年."⑥江苏,浙江,以及其后的湖南均有走寻甸～永宁——长江一线的奏请⑦,但并未能固定下来.此后的记载显示,苏,浙,湘三省与福建一样,仍走广南.关于各省采买滇铜的运输路线,《铜政便览》对云南省内的运输站程有详细的记载@:"凡九省(江苏,浙江,广西,广东,江西,陕西,福建,湖南,湖北)委员领运上游各厂铜斤由省城转运剥隘,计二十四站,自省城至竹园村计八站,马运由竹园村至剥隘计十六站半".各省采买滇铜,由于领兑厂地不同,其线路亦有差异.总体而言,由云南省城陆运,经弥勒县竹园村,至广南府宝宁县剥隘.剥隘以下的运输路线.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云:"省局则各视其水陆之程而运之.……再由剥隘经百色,宝广径达粤江,余局由陡河达湘江,分别水陆程站聂给脚价."@即自百色装船,沿右江水运以达各省.但此记载过于简略,兹分别考证如下.1.广西,广东,江西三省采买滇铜运输路线.乾隆三十一年,广西巡抚宋邦绥在《酌定办运铜斤》一折中说:"计云南剥隘地方起运,自百吏部《为闽督奏刘玉泉运铜迟延事》,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内阁大库档案》.编号:000036986.《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927,乾隆三十八年二月,谕军机大臣等.《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341,乾隆十四年五月,户部议奏酌定铜运各款.《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嘉庆朝)卷175(户部?钱法》.《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l19,乾隆五年六月,云南总督庆复,巡抚张允随奏.《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120,乾隆五年闰六月,户部议覆云南巡抚张允随疏.《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462,乾隆十九年四月,湖广总督开泰,湖南巡抚范时绶奏. 《铜政便览》卷七《采买》,亦见于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75{户部?钱法》.《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卷14《户部?广西清吏司》.l15①⑦@①⑤@⑦④⑦色至梧州府系下水,自梧州至桂林府省城系上水,共计程限七个月二十一日"①即由剥隘陆运至广西省思恩府百色厅,再沿右江水运至南宁府宣化县转入郁江,又水运至浔州府桂平县转入龚江,至梧州府苍梧县后溯桂江北上,经平乐至广西省城桂林.广西省内路线,除剥隘至百色陆运外?其余皆走水陆,虽然路程较远,但运费较省.广东,江西二省运输滇铜,自梧州府苍梧县进入广东省封川县,沿西江经德庆州,高要县而至三水县.至此二省分道,广东铜运由三水县水至广州府城交局.而江西省运铜则由三水县北上北江,经清远,英德,曲江,始兴等县至南雄州,然后陆运过梅关人江西省大庾县,再沿章水,赣江顺流而下,以至江西省城南昌.乾隆五十五年,广东巡抚郭世勋奏报邻省铜船过境时言:"江西委员余干县知县高凤翳办运滇铜三十三万七千四百二十斤八两,……于乾隆五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由广西苍梧县人广东封川县境,经由德庆,高要,三水,清远,英德,曲江,始兴,保昌等州县,于九月十四日至江西大庾县交替."②次年, 该抚又奏:"广东办运滇铜及广西,湖北白铅,又江西采买滇铜,所过地方应责成各该府护送催趱.倘遇守风守水等事,亲往稽察."@可见,江西办铜滇铜路线确实经过广东.2.湖南,湖北二省采买滇铜运输路线.此二省办运滇铜,其广西境内与广西办运滇铜路线相同.自广西省城桂林府后,经兴安灵渠,沿湘江顺流而下,经永州,衡州而至长沙.湖北铜运则继续沿湘江北上,经岳州而至湖北省城武昌.乾隆二十八年定:"湖北采买宁台厂铜,每百斤给运脚银一钱四厘二毫,……自百色运至湖北省城,每百斤给水脚银三钱七分五厘有奇,杂费银三钱一分一厘有奇."④湘江水道贯通南北, 成为长江沿岸省份采买滇铜的必经之路.如乾隆五十六年,湖南巡抚姜晟奏:"浙江委员吴斌领运采买滇铜,先经分檄委员岳州,永州,衡州,长沙等处府知府各按境地接护,会同运员并督率地方官亲身催趱…….浙江委员领运采办滇铜,由广西全州人湖南东安县境,经永州知府王辰,衡州知府余延良,长沙知府潘成栋并岳州府,各按境地押护出境,各该运员均系依限趱行"0.湖南,湖北办运滇铜,似不应舍此水道而他求.3.江苏,浙江二省采买滇铜路线乾隆三十一年,江苏巡抚明德奏酌定采办铜铅限期:"请嗣后委员领银,自江苏至云南省城. 定限一百八十二日,及领运铜肋自广西全州以下至苏州,应行九十六日"@.可见,江苏运输滇铜,仍经过广西,湖南,由湖北武汉随江而下.浙江运滇铜路线与江苏基本一致,仍以乾隆五十六年浙江办运滇铜为例.吴斌自湖北汉口沿长江直下,"于乾隆五十六年九月初十日午时人江苏省上元县境,九月二十六日巳时出江苏省之震泽县境,交与浙省秀水县接护前进"⑦,"于五十六年十月初三日运抵杭州省城"⑧.吴斌在江苏丹徒从长江进人江南运河,经丹阳,武进,无锡,吴县,震泽,秀水而达杭州.4.福建省采买滇铜运输路线就路程而言,福建应与广东合运,至广州后出洋,沿海北上至福州最为便捷,即张允随所言"出两粤以达福建"的路线.然而,福建却是沿湖南北上,沿长江而至江西九江,穿越鄱阳湖区,溯赣江,汝河,黎溪而至建昌府新城县五福,陆运八十里,越杉关至福建光泽县上水口下船,沿绍武溪,富屯溪,东溪而至闽江,最后达福州府.福建的采买路线,乾隆三十八年闽浙总督钟音在查报运员刘玉权逾限缘由时称:"刘玉泉于乾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由剥隘管运起,至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始全数抵省交局,实逾限三个月零二十二日.查沿途经由地方,惟广西省咨报因前全州陡河风信靡常,阻滞三十五日,例准扣筹, 湖南省并无逗留,湖北汉口镇及黄冈县验船守风稍有阻滞,江西省因五福地方雇夫挑运,正值秋收,人夫稀少,且有杉关,运交福建光泽县逐一秤收,有需时日,而光泽县水口止有小船陆续分帮, 轮流起运,是以头帮铜斤于三十七年八月十一日抵省,至十月二十二日全数运竣交局."@十年后,闽督富勒浑在奏报运员程限时亦言:"今朱国①'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757,乾隆三十一年三月,谕军机大臣,户部议覆宋邦绥酌定办运铜斤折.⑦郭世勋<奏为邻省铜船过境遵例奏闻事》,乾隆五十五年一月,《内阁大库档案》,编号:000144699.③<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1381,乾隆五十六年六月,两广总督福康安,广东巡抚郭世勋奏.④<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嘉庆朝)卷175(户部?钱法》o⑤工部<奏为湖南巡抚姜晟奏折除知照户部外仍移会稽察房>,乾隆五十六年九月,《内阁大库档案》,编号:000148457.@'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771,乾隆三十一年十月,户部议覆江苏巡抚明德奏.⑦吏部<移会稽察房两江总督书麟奏》,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内阁大库档案》,编号:000148904.⑩户部(移会稽察房浙江巡抚福崧奏》,乾隆五十七年一月,《内阁大库档案',编号:000149030.@吏部《为闽督奏刘玉泉运铜迟延事》,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内阁大库档案》,编号:000036986.1】6垣于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由剥隘起运,至四十八年八月初五日运竣交局.扣小建五日,计逾限三个月零一日,系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四省阻风守水以及赴关纳料,节次稽滞,并非无故逗留".①福建采买滇铜黔铅,均须由赣入闽,"惟建昌府之新城县,由五福地方陆运八十里至闽省邵武府光泽县之上水口,即可用竹牌及小船剥运,此系向来解运铜铅之大路,由上水口再四十里至光泽县,又可换大船运至省城"..可见,福建运滇铜,绕道湘,鄂,赣确有其事.5.陕西采买滇铜运输路线乾隆五十五年,陕西运员张星文赴滇买铜.云贵总督富纲等奏报:"今该委员于本年八月初五Et全数运抵宝宁县属剥隘地方扫帮出境……. 除应咨经过之广西,湖南,湖北,河南,陕西,广东等省饬接替催趱依限运回各局交收以供鼓铸,并咨明户,工二部."@按其咨会沿途省份,陕西办运滇铜在长江以南所走路线应与鄂,苏,浙,闽等省相同.至湖北汉口之后,应溯汉水而上.次年四月,据河南巡抚穆和蔺奏报:"陕西委员张星文领办滇铜三十七万七千六百五十斤……,于乾隆五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准湖北均州护送入内乡县境,二月初二日经淅川县境护送交陕西商南县出境"④.其后,经商州至陕西省城西安.另,嘉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载陕西办运滇铜:"如领运泸州铜斤,自云南省城至泸州限三十一日,在泸州兑领,每一十万万斤,限五日运至泸州水次, 至略阳县限一百二十五日,自略阳县运至省城,限二百四十日."@此线为经川到陕,川陕路途艰难,亦多陆运,且泸州乃京铜领兑之地,既使陕西由此领运,亦非常例.6.贵州采买滇铜路线贵州运铜路线有二.乾隆三十一年,贵州巡抚方世嵩奏报贵州采办滇铜限期时说:"贵州省采办云南铜斤,自大兴等厂起至沾益州止共二百五十里,计程四站,又自沾益州运至贵州省局止, 共八百四十五里,计程十四战半,总共计程十八站半,应定限十九日."@按大兴厂在路南州,上述过沾益州而至贵州省局,其所走路线应自大兴厂出发,经过曲靖,宣威,沾益,威宁等地至毕节.。

“贵州”考辨作者：宋晓勇来源：《贵州文史丛刊》2020年第04期摘要：六百多年来，贵州省名因何而得、起自何时，向来颇多争议，相关说法计有五六种之多。

但其中占主流的有两种，一是源于宋太祖《谕普贵敕》中“惟尔贵州，远在要服”一语，一是田祐恭曾任“贵州防御史”一职。

通过研究发现，这两种观点也都不可靠。

本文对“贵州”一词的起源，“贵州”作为行政区、地名所涵盖的地域及其沿革，作一次文献上的梳理和分析，为澄清这个迷雾贡献一己之言。

关键词：省名考辩《谕普贵敕》贵州防御使建省本末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0）04-66-77贵州建省六百多年来，省名因何而得、起自何时，向来颇多争议。

有宋太祖《谕普贵敕》说，有“贵州防御使”说，有“贵竹长官司”说，有“贵州等处蛮夷长官司”说，有“罗氏鬼国”说，而以前两者为主流。

实际上每一说都没有确凿的证据。

因正史对今贵州省名字的来历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为贵州省正名的问题，不獨困扰于当今。

贵州自明清以来的历代修志者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和求证，可谓“由来上尚矣”。

笔者关注贵州省名的来历非止一日，姑就多年读书、思考所得，就教于方家。

一、“贵州”一词的初见“贵州”一词最早见于《旧唐书·地理志·岭南道》，武德九年“改南尹（按即南尹州）为贵州”。

1这个“贵州”在今广西，与今贵州无涉。

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六十一记载思州境内的山川时道：“思王山，在州西南三百七十里，抵贵州界。

”2此“贵州”疑窦丛生，颇能惑人。

据周春元、王燕玉、张祥光、胡克敏编著《贵州古代史》记载，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土著首领田祐恭入朝，重和元年（1118）以其地置思州，领务川、邛水、安夷三县，地涉今贵州省凤冈、德江、湄潭、正安、思南、印江、石阡等县，治所安夷，在今贵州省凤冈县东南。

3据此，或谓《方舆胜览》所记思王山“抵贵州界”，此中“贵州”必今贵州省名字的前身无疑。

西汉至北宋贵州岑巩建置沿革考作者：汪小军黄秀健来源：《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23年第05期摘要：岑巩素为滇楚锁钥、黔东门户，地理位置显要，为贵州文化先发地之一。

其自西汉至北宋间的建置归属大致经历西汉至刘宋的无阳县、萧齐的西平阳县、南梁至南陈的夜郎郡、隋的辰溪县、唐至北宋中期的奖州（业州、舞州）及北宋末期的思州。

文章以朝代为脉络，在爬梳岑巩地区的建置沿革基础上，辨讹了西汉至唐初、唐末至北宋时期岑巩地区的建置沿革，纠正了岑巩地在这两个时期的错谬，并辨析了岑巩与思州的历史联系与区别。

考其建置沿革，可明晰中央政权与黔东地区的深入互动及黔东地区从“边地”到“内地”的转化与国家大一统的发展。

关键词：西汉至北宋；贵州岑巩；建置沿革；“边地”到“內地”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657（2023）05-0047-07学界对岑巩的研究较为丰富，对其历史沿革的记述也较多。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回顾，对岑巩历史沿革的述论可大致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以王燕玉先生的《贵州史专题考》为代表的对岑巩的历史沿革只记述无争议的部分，这一方面又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以唐贞观年间为时间上限做简述，如王燕玉先生的专著；一部分以元代为时间上限，如张维军先生的《岑巩思州古城千年记忆》。

这个方面的缺点就在于使岑巩宋元前的历史沿革出现较大空白。

其二是以黄透松先生主编的《岑巩县志》为代表的对岑巩的历史沿革做完整的叙述，形成一条完整的历史发展时间线，但缺点就在于其中包含大段有争议的部分，或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记述较为简单或者直接略过，如吴昌盛先生的《水墨思州·砚香岑巩》，或对岑巩在隋至唐初与唐末至北宋末间的历史作思州的历史沿革而不作岑巩的历史沿革，如尹东海先生的《思州民俗研究》，出现了地理概念的错乱与历史的混淆。

出现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不仅在于史书对岑巩宋元以前的历史记载较为稀少，还在于自元代思州治地迁至岑巩后，岑巩就一直称为“思州”，直至1930年才改用今名，形成了岑巩即思州的惯性思维，故而才会出现以“思州”沿革史套用于“岑巩”沿革史之中，没有考虑思州治地及属地的变迁问题及思州与岑巩的历史联系与区别，导致岑巩沿革史错讹，尤其是岑巩地尚未归属思州前的一千余年历史也用思州的沿革史套用，实为一大误也。

同治《袁州府志》版本问题甘也达【摘要】Complexity has been revealed when several editions of Records of Yuanzhou Government were collected during collation of ancient books.One edition includes more pages in it; one has prints that read “Mayor of Yuanzhou , Twenty-second Year of Guangxu”; the illustrations of another edition are slightly different than the others’.Some scholars on local records have listed two editions of Records of Yuanzhou Government by Tongzhi -one printed in 1874, the other 1896, which renders misunderstandings that there were two editions.Through de-tailed research and comparison , it is confirmed that there is only one edition –printed by Yuanzhou Government Department in 1874.The 1896 edition is only a reprint from the original.%整理古籍过程中搜集到的同治《袁州府志》的几个馆藏原始文本呈现出复杂情况：有的本子比其他本子多出了几十个页码，有的本子某些书页版心刻有“光绪二十二年知袁州府长白惠格嵌补”字样，有的本子某些书页的文字绘图与其他本子有细微差别。

古徽州居民档案意识探析戴旸【摘要】@@ 徽州素有"文献之邦"、"文物之海"的美誉,其历史档案存世数量之巨,种类之多,保存之完善,令人惊叹.笔者曾走访调研过徽州很多城镇乡村,并对其间历史档案保存完备的原因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徽州自然环境封闭、高山峻岭、交通梗塞、易守难攻、所受兵祸侵扰较少,因此历史档案不易遭受破坏,但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古徽州居民对档案的珍视和保藏.【期刊名称】《档案与建设》【年(卷),期】2010(000)002【总页数】3页(P42-44)【作者】戴旸【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安徽合肥,230000【正文语种】中文徽州素有“文献之邦”“、文物之海”的美誉，其历史档案存世数量之巨，种类之多，保存之完善，令人惊叹。

笔者曾走访调研过徽州很多城镇乡村，并对其间历史档案保存完备的原因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徽州自然环境封闭、高山峻岭、交通梗塞、易守难攻、所受兵祸侵扰较少，因此历史档案不易遭受破坏，但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古徽州居民对档案的珍视和保藏。

徽州居民，无论是缙绅富豪，还是地主名仕，甚而是寒门贫苦的农民佃户，对于家族档案的收集和保管，无不给予高度的关注，谨慎收藏，世代承袭，从未间断。

正如元代赵汸在其《东山存稿》中所说：“徽州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

”正是古徽州居民这种强烈的档案意识，才使众多的珍贵历史档案得以保全并流传至今。

一、古徽州居民档案意识表现1、地方政府对档案收集保管的重视和倡导大量徽州历史档案的保存，首先得益于历代徽州地方政府及官员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这也是徽州区域文化的独特现象。

早在唐宋时期，徽州府县就设有专职人员执掌簿册、管理文档。

明初洪武年间，设架阁库以保存户籍黄册、鱼鳞图册以及日常形成的公文案牍，并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档案管理和借阅的规章制度，“凡欲借观者，乞即面查，誓不借出”。

徽州的地方官员，不但注重对档案的收集和保管，更重视对档案的编研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