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史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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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知识点归纳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演变在中国古代史中,夏、商、周被称为中国古代的三代。
这三个时期的制度演变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对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演变进行归纳,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演进。
一、夏朝制度演变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朝代,它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夏朝的制度演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政权制度:夏朝实行了类似于王朝制度的分封制度,将国家划分为九州,并分封诸侯,加强了中央政权的统治。
同时,夏朝还设立了规定官职和分工的制度,加强了中央政权的统制能力。
2. 社会等级制度:在夏朝时期,社会等级制度逐渐形成,贵族阶层和平民有明显的分层。
贵族享有特权和政治地位,而平民则处于社会底层。
这种等级制度为后来的封建社会奠定了基础。
3. 农业制度:夏朝是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实行了耕田制度,推行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集团化。
夏朝在农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并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土地制度,规定了土地的种植和使用方式。
4. 宗教制度:夏朝的宗教制度以祭祀为主要形式,尊崇天地之神和祖先。
夏朝君主被视为上天选定的王者,其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祭祀活动是维护社会秩序和统一信仰的重要手段。
二、商朝制度演变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奴隶社会,其制度演变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商朝的制度演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政权制度:商朝实行了封建制度,将国家划分为多个封地,封地由贵族拥有和管理,贵族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和管理。
商朝的国君是最高统治者,各个贵族的首领则是国君的亲信和重要助手。
2. 农业制度:农业是商朝社会的经济基础,商朝期间,农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农业技术也有所提升。
商朝制定了一系列土地制度和农业税收制度,加强了对农民的统治和控制。
3. 奴隶制度: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社会,奴隶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
贵族和富有的商人拥有奴隶,奴隶为他们从事农田劳动、手工业生产和个人生活服务等。
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与社会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历史上比较重要的朝代,也是古代中国文化的发展阶段之一。
这三个朝代有着各自的特点和风貌,其间流传下来的文化和历史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一、夏朝:神话与传说的开端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至今很多人对夏朝的存在仍有争议,因为其历史资料相对较少,而且多是来自传说和神话。
不过,夏朝确实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开端,在这个时代,中国最早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都开始兴起,同时也孕育出很多神话传说。
比如,夏朝的创始人尧、舜、禹等人都被视为传说中的圣君,他们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留下了很多故事和典故,例如尧舜之义、禹治水、勾践夺刀等等。
这些故事和典故在夏朝时期被人们广泛传颂,成为了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此外,夏朝还盛行了很多神话传说,如伏羲氏和女娲氏创世、舜禹之死、后羿射日等等,这些神话传说也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商朝:王朝时代的开始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其历史资料相对于夏朝更加丰富。
在商朝,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商业贸易迅速发展,手工业、冶金业等也日益兴盛。
此外,商朝的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商朝时期,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分化,出现了贵族和平民两种社会阶层。
商王采取分封制度,将自己的亲信分封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一种类似于乡村工业的制度。
在商代,人们开始注重文物,出现了铜器、玉器等文物,这些文物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朝还有著名的甲骨文,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文字之一,它是商代人用龟、兽甲骨和牛骨制成的一种书写材料。
三、西周:天命王朝的巅峰周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朝代,其开始于公元前1027年,终于公元前256年,历时约七百多年。
周朝时期,中国的封建式国家制度得到完善,社会文化和科技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周朝的最大特点是奉行天命观,认为皇帝是天命所归,而且他是万民之上的至高无上的人物。
周朝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种比较宽松的政策,广泛采纳各种文化和思想,这也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课外阅读】夏商西周三代的史官及其职责奴隶制国家建立之后,一方面,国家进行管理需要有条理的文书,另一方面,为了有效地强化自己的统治,统治者需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文字记录就成为国家一项经常性的必不可少的工作了。
我国古代的史官制度,就是顺应这种要求而产生的。
传说我国很早就有史官的设置。
所谓“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后汉书·班彪传》)。
黄帝时有史官仓颉、沮涌,虞舜时有伯夷,夏有终古。
然据今人考证,我国有文字可稽的历史,实际上开始于商的先公示壬、示癸时期,约距今三千七百年左右。
史官的初立,其时应去此不远。
1、商朝史官及其职责商朝的史官,甲骨文中称为“作册”、“史”、“尹”,是其复杂统治机构中的一种宗教官。
他们和其它几种宗教官如“卜”、“占”、“巫”、“祝”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工,都是神权的掌握者,充当着神人之间的媒介。
他们传达上帝的意旨,实际上影响和监督着商王的行动。
这样,史官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就享有很高的地位。
这种巫史不分的情况,大约一直延续到西周初年。
而且,即使有了较为明确的分工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史官们依然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
他们的职责如下:(1)商代史官负有记录先公先王世系的责任。
西周迄于战国秦汉之阮许多文献材料都言及商的先公先王。
《史记·殷本纪》,颇有条理地记载了自殷契以下诸王世系;据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等文考证,其所载基本上符合事实。
这说明,除了《诗》、《书》外,《史记》所据的《谍记》、《世纪》等有关文献也当有殷商史官们记录下来的原始史料作为依据。
这种对先租世系记载的重视,反映了殷人祖宗崇拜的观念,也为历代统治阶级所沿袭。
(2)商代史官还负责记录商王的行事、言论和其它国家人事。
《尚书·多士》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典”是放在架子上的竹简,“册”是用绳子编着的竹简。
说明商灭夏的记载在周初还能看到。
夏商周三代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传承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这段时间内,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承有了巨大的发展。
本文就从政治和文化两个角度来探讨夏商周三代的特点和影响。
一、政治制度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政权,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从部落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
夏朝时期的政治制度相对简单,主要由天子、诸侯和士族组成。
天子是夏朝的最高统治者,他拥有绝对的权力,掌握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大权。
同时,他被视为神的化身,承担着祭祀天地神灵的重任。
夏朝时期的天子都是经过严格选拔和封禅礼才能登基的。
诸侯是夏朝的重要官员,他们掌管各自的领地,负责治理和维护社会秩序。
诸侯有权征收税收和抚养军队,但必须遵守天子的命令,否则就会被罢免或惩罚。
士族则是夏朝的社会精英,他们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素养。
在政治上,士族担任了重要的文官职务,负责管理地方行政和审判诉讼。
同时,他们也是天子和诸侯的侍从和辅助力量。
总体来说,夏朝的政治制度具有明显的封建色彩。
天子、诸侯和士族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关系,权力集中在天子手中,而诸侯和士族则是天子的下属。
这种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保证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性,但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易导致暴政和腐败。
相对于夏朝,商朝的政治制度更加完善和复杂。
商朝时期的政治制度主要由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以及农民和奴隶组成。
天子是商朝的最高统治者,负责管理国家大事和祭祀神灵。
诸侯是地方官员,负责管理各自的封地和维护社会秩序。
卿是诸侯的下属,担任中央官员和负责各种行政事务。
大夫是朝廷的高级文官,负责管理官府和审批文书。
士是下级官员和士族的后代,负责领导百姓和传承文化。
总体来说,商朝的政治制度比夏朝更为复杂和分层。
它保证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但也存在着各种问题,如贵族的腐败、农民的苦难和奴隶的不平等。
因此,商朝时期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光辉的政治时期之一。
它的政治制度经历了著名的“分封制度”和“周礼”两个阶段,从而确立了中华封建王朝的基本制度。
夏商周三代,学在官府,那个时期文化知识的主体...阅读附答案①夏商周三代,学在官府,那个时期文化知识的主体是由王室贵族垄断的王官之学;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下移,产生了脱离王室贵族垄断的诸子百家之学。
自汉代以来,学术界有一个影响很大的学术观点:诸子百家之学出于西周王官之学。
班固《汉书•艺文志》转引刘歆《七略》提出了诸子百家可能是来源于周朝官守的学问.各学派均与西周王官之学有知识学问上的渊源关系。
但是,近代以来,这一观点受到了挑战,特别是胡适针锋相对地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他认为诸子之学的产生是由于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已经脱离贵族统治集团的天下之治的轨道,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士人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进而就形成了不同学派。
②当我们考察诸子起源问题时,会发现近代以来学界将诸子起源简单归结为“诸子出于王官之学”和“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其实是并不合适的。
从学术资源、文化背景来考察诸子之学,应该说诸子之学确实是源于西周的王官之学。
诸子百家不同学派的知识基础和文化渊源,离不开王官之学的学术文化母体。
从这个意义上说,“诸子之学出于王官”的说法是有一些依据的。
但另一方面,从诸子之学所欲解决的问题意识、建立理论体系的思想焦点来考察诸子之学,可以发现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案,均是与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动荡、社会失范、诸侯争霸的现实关怀有关,诸子之学提出的思想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亦可以说“诸子之学不出于王官”。
③这一个视角特别能够说明儒家的起源。
强调“诸子之学出于王官”,是肯定儒家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的渊源;强调“诸子之学不出于王官”,是肯定儒家有非常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和政治功利追求。
儒学的形成离不开这两个方面的考察和探寻。
在先秦诸子中,真正能够将西周时期的王官之学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之学结合得最好的正是儒学。
儒学推崇的“六艺之学”,就是源于三代时期的王官之学;儒学本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儒家那些最为杰出代表人物的代表著作,其实就是儒家子学。
史官文化早期史官不仅创造了文化,而且还起了文化传播的作用。
我国最早的书籍以史官文化作为产生的土壤,又随着史官文化在西周繁荣而走向繁荣。
史官直书实录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从晋的董狐到齐的太史简,到后来的左丘明,到孔子,到司马迁,史官和他们书写的史都体现了中国文化中浓厚的“以古为鉴”、“为后世法”的历史意念及表现手法。
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由史官文化产生的著史传统,对后世著史乃至文学、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史家精神、史家著史的入史内容标准、著的结构及笔法,影响深远。
在先秦,史官及史官文化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其一,上古时期,巫史不分,史是巫祝的一部分。
其二,史成为职官是在殷商时期。
殷商时期,史官从巫祝中提升出来,成为专门的职事,表现为其职掌分工粗略,文官兼掌史事注记,天官吏官合一。
其三,入周以后,周公“制礼作乐”使史官在周代政治中扮演重要的文化角色,史官的职事随着政治的需要在不断地细化和扩大。
史官的建置在周代进一步完备,不仅周天子设有史官,而且各诸侯国也有史官。
西周有太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御史等。
各诸侯国也设有史官,开始由周王室委派,所记材料也要送交王室保存。
其四,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崛起,王室衰微。
各诸侯国自立史官,利用自己的纪年来记载历史,以示独尊。
孔子开私家修史的先例,将史学从史官手中解放出来,提倡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
这四个阶段大体上反映了先秦时期史官与史官文化运行的轨迹。
上古三代史官所创造的最早文化是中国的史官文化,并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源头而对后世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史官散文的产生,是以史官文化的崛起为条件的;而先秦史官文化的兴起,有一个漫长的蜕变过程。
从最初的巫史同源到巫史分流与分化,再到以重人事而远天道的理性和良知为基本内核的史官文化的崛起,其间既有量的积累,亦有质的飞跃。
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由史出,一方面表明在巫卜文化时代,与巫相同的史,其地位之显要,另一方面也说明这是巫史已经开始分流。
远古时期的中华文明与夏商周三代文化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它源远流长,以其独特的文化、哲学、科技、艺术和社会制度而闻名于世。
在远古时期的中华文明中,夏商周三代文化是其中最显著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凿史实记载的朝代。
相传,夏朝的建立者是禹,他以勤政、节约、宽厚、天下为公作为治国理念,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
夏朝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从部落联盟到真正的国家的转变。
夏朝的社会制度相对简单,分为三级,分别是君主、贵族和庶民。
君主为夏王,贵族为宗族长,而庶民则是耕种和打猎的人。
同时,夏朝还早期出现了许多文化和科技成就,例如天文学、农业和青铜器制作技术等。
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有确凿史实记载的朝代。
商朝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繁荣到衰落的进程。
商朝的社会制度与夏朝不同,它由君主、贵族和官僚等组成,贵族间互相来往,形成了一个联盟。
另外,商朝的文化和艺术也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例如殷墟的龙鼎、商代史书等。
从商代的艺术作品和文化遗产来看,商代人注重道德和礼仪,崇尚正义,尊重祖先。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之一。
周朝时期,中国经历了从诸侯的分裂到统一的历史进程。
同时,周朝也是中华文明最繁荣发展的时期之一,它的文化、艺术、哲学和科技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周朝的社会制度分为封建制和官僚制,周王作为最高统治者,统治着全国的诸侯,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封建等级制度。
与此同时,周朝的文化和哲学成就也是历史上的一大亮点。
诸如《周礼》、《周易》等周代著作,对中国古代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夏商周三代文化是中华文明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
每个时代都留下了深刻的历史遗产,这些遗产对中国的艺术、文化、哲学、科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在这些遗产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古人对于道德、文化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重视和探索。
这种精神也将激励着我们一代人不断探索前行,追求新的知识和智慧。
中国历史中的夏商周三代【中国历史中的夏商周三代】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华文明追溯自三代。
其中,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之一。
这三个朝代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对夏商周三代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带领读者回顾那段悠久的历史。
一、夏朝夏朝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王朝,始于公元前21世纪,约持续四百余年。
夏朝的创立者是禹,他是中国古代的传说人物,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帝王。
夏朝的政治制度以世袭制为主,王权趋于集中。
夏朝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周围地区主要以种植小麦、大米等农作物为生。
夏朝人也乐于经商,与邻近地区进行产品交换,逐渐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商品经济。
在文化方面,夏朝的最大贡献是夏堂礼制的确立。
这一礼制对于后来的封建社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礼制的基础。
同时,夏朝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工程建设,如治理洪水、修筑水利等,为后世留下了重要的工程遗产。
二、商朝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王朝,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约持续五百余年。
商朝的创立者是汤,他打败了夏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建立了自己的王朝。
商朝时期,政治制度逐渐向中央集权过渡,王室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加强。
商王的统治也激励了周边诸侯国家的崛起,形成了中国古代的诸侯分封制度。
商朝经济的发展更加突出,农业生产技术进步,铜器的制作和使用得到广泛推广,商人与周边地区进行了密切的贸易活动。
同时,商朝艺术发展迅速,青铜器的制作和商代卜辞的形成都是商朝文化的重要成就。
三、周朝周朝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王朝之一,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56年,持续约七百年之久。
周朝分为两个时期,即西周和东周。
西周时期,王权得到更加巩固,分封制度得到强化。
著名的伦理典籍《周礼》在这个时期形成,对后世政治制度有着深远影响。
西周时期的神话传说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如《诗经》和《易经》等都是西周时期的文化瑰宝。
东周时期,王权逐渐衰落,诸侯国力量增大。
夏商周三代历史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中国历史可以被划分为许许多多的时期和朝代,其中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地位非常特殊,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部分。
夏商周三代是古代中国的三个朝代,历史纵横千年,影响至今。
本篇文章将深入探讨夏商周三代历史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揭示其千年民族文化的秘密。
一、夏朝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王朝,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部族社会转化的过程。
夏朝的政治制度是以王权为中心的职业贵族政治制度,王室规定统治,贵族资源优势,职业专业。
夏朝的王位继承实行先长后幼、以太子继位的制度,这种制度强化了职业贵族阶层之间的团结,保障了王室的权力稳定。
夏朝时期,中国的文化发展也迎来了极大发展。
夏朝成立之初,知识分子和文学艺术开始得到一定的重视和尊重。
诗歌、铭文、卜辞等不同的文学形式及艺术手法开始蓬勃发展,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二、商朝商朝是中国的一个重要朝代,是由商汤建立的朝代,历时约700年。
商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中的王朝政治开始逐渐成形。
商朝的主要政治制度是宗法政治制度,即家族族长制,这种制度很大程度上基于族群内部的血缘关系和家族内部力量的对比。
因此,在商朝时期,许多领土、人民和资源都是由一些富有权力的贵族掌握,这种特点导致商朝众多的战争和暴政形成。
商朝时期的文化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商朝的代表性文化成果之一是甲骨文。
甲骨文是商朝的一种文字记载形式,主要是将各种文字、符号和标志刻在龟壳和兽骨上,以表达一定的信息,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化历史的重要突破。
三、周朝周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历史跨越了约800年,总共经历了东周、西周和春秋战国三个时期。
周朝的政治制度以差等政治制度为主,也是中央集权的政治形式。
在周朝的早期,各诸侯周王之下,拥有独立的政治与军事权,但是在周朝的晚期,中央集权加强,地方诸侯的权力逐渐被削弱。
周朝的文化成果较为丰富,周朝文学艺术之盛不逊于夏商两代。
夏商周三代的与文化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时期,该时期的文化具有鲜明的特点和影响。
本文将从社会制度、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等方面,探讨夏商周三代与文化的关系。
一、社会制度与文化夏商周三代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这一时期,封建制度初见端倪,贵族阶级逐渐形成并掌握着政治和经济的主导权。
同时,部落社会逐渐向国家社会过渡,中央集权逐渐加强。
在这种社会制度下,文化得到了较为有序的发展。
贵族阶级作为文化的主要守护者和传承者,通过与祭祀、礼仪等活动的结合,传播了一系列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
这些观念和价值观对于后世的文化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宗教信仰与文化夏商周三代的宗教信仰是古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一时期,人们对于神灵、祖先等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和信仰非常普遍。
祭祀活动是宗教信仰的重要表现形式,它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夏商周三代,人们信奉的宗教体系主要是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宗教思想。
贵族阶级通过祭祀来表达对祖先的敬意和感恩之情。
祭祀活动不仅是一种宗教仪式,更是一种文化体验和情感交流的方式。
宗教信仰对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祭祀活动中,人们形成了尊敬祖先、崇尚礼仪、注重家族和血缘关系的思想。
这些思想和观念逐渐融入到人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三、文化艺术与文化夏商周三代的文化艺术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一时期,人们通过陶器、青铜器、祭器等艺术品的制作和使用,表达了自己的审美情趣和文化追求。
陶器是夏商周三代文化艺术的代表之一。
在这一时期,陶器的制作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包括彩陶和灰陶在内的各种陶器品种相继出现。
这些陶器的形态各异,装饰精美,展示了当时人们对于美的追求和审美观念。
另一方面,青铜器也是夏商周三代文化艺术的瑰宝。
青铜器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包括铸造、浇铸和加工等工序。
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制作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不仅在工艺技术上取得了突破,而且在形制和纹饰上也表现出浓厚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
夏商周三代史官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博士生李福敏中国文化的起源向来是从夏商周三代说起。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史上从传说走向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
在中国历史上,三代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信史是从这一段时间开始的;国家在此阶段形成,整个中国历史时代的许多文物制度的基础也是在这个时代奠定的。
而这一切都与中国古代史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上古三代时期,史官是政府中的重要官员,职掌天文、历法、记注,负责文书的撰写与档案及国家典籍的保管。
同时,他们也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知识分子,他们自始至终参与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创造,形成了中国文明的特色及中国史官文化,并直接影响着其后的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发展。
一、夏商周三代史官的建置与史官的地位我国古代“史”即是史官。
《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右持中。
”江永<周礼疑义举要)认为:“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狱设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
此中字之本意。
故掌文书者谓之史。
其字从右从中,又者右手,手持簿书也。
”江永以中为簿书,与今人所说的案卷同义。
吴大澈《说文古籀补》从古字形上“史”像手持简形,王国维《观堂集林·释史》一文认为“中”为盛算之器,算与简册本为一物,因为史之所执,因此盛算之“中”为记事简册。
他的结论是“中”是盛算之器,“史”持书之人。
这些都说明“史”是掌簿书、记事的人,所以,古代史官,就是最早的文书档案工作者,也是最早的知识分子。
我国史官建置是很早的,传说在黄帝时就有史官。
据《汉书·艺文志》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
”唐代刘知几《史通·外篇·史官建置》说:“盖史官之建置其来尚矣,昔轩辕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这些论述说明史官的建置是很早的。
至三代时,史官已有确证。
夏代在考古学上虽然还是一个没有完全揭晓的迷,但二里头文化已经证实了夏代的存在。
考古研究表明夏代已经是奴隶社会,国家已经形成,社会规模空前扩大,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及文化活动空前复杂,于是文字、文书成为国家管理必不可少的工具,史官成为必置的官职。
据文献记载夏代已有了记事、掌管档案之官——太史令。
而且在夏代的官吏中太史令是以谏桀无效而闻名于世的。
《吕氏春秋·先识览》云:“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
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奔如商。
”又《淮南子·汜论训》云:“夫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乃亡”。
可知夏代已有太史令的设置,其职能不仅负责形成文书和保存档案文献而且还可以据典劝谏君主。
可见其地位是由其职能决定的。
商代的史官,据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列举的史官类官职有:尹、多尹、乍册、卜、多卜、工、多工、史、北史、卿史等。
其中乍(作)册是主持册命的官员,卜为占卜的官员。
“史、卿史、御史似皆主祭祀之事。
”①他们不仅负责文书的撰写与档案的保管,而且掌管占卜、祭祀等职责,是神职人员。
在商代的神权政治中自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礼记·表记》载孔子讲到商周三代的思想意识时说:“夏道尊命,事鬼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商代的统治者标榜自己是神的化身,而且还与天上的最高神联系起来。
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可见商人认为天或上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因此一切大政均要向神请示。
史官,即是神职人员,也就是沟通神人之间的媒介,他们负责占卜,又以占卜决策,形成文书,以指导政事。
至周代,史官的建置进一步完备,不仅周天子设有史官,而且各诸侯国也有史官。
据《周官,礼记》记载周代的史官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
其中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可见周代史官不仅担负着记录帝王言行的使命,而且,还执行起草王命及政府文书,发布文告,管理档案、典籍等重要任务。
各诸侯国也都相应地设置了史官,见于文献记载的在鲁国、郑国有太史,齐国有太史、南史,楚国有左史,秦国、赵国有御史等。
《左传·僖公七年》:“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
”《左传·襄公二十年》:“各藏在诸侯之策。
”这些都是由各国史官来记载的。
凡是天子、诸侯的国务活动史官必记录,可见史官主记政事,包括内政、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
《墨子·贵义》云:“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
”说明各国设置史官目的不仅要事载之于册,而且要传遗子孙,故政府典籍要严加保管,因而,各国非常重视史官的建置。
尽管周代的“敬天保民”政治统治思想较商代有了进步,但并没有动摇史官在政府中的地位。
《周礼》中所谓“内史掌王之八柄”(“八柄”,即天子驾驭下的八种手段即爵、禄、予、置、生、夺、废、诛)、“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六典”,即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就是国家六种法典),这些都说明史官以其职能赋予的职权已经深入到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圈内了。
二、三代史官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在上古三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因而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不高,再加上神权政治的影响,文化掌握在巫史(史官)的手中。
巫史(史官)是当时垄断文化知识的阶层,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多是地位很高的执政官员,他们主要负责起草文书、保管档案,是当时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也是当时文化的垄断者和代表者。
他们首先是神权的体现者,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政治事务的决策权,比君主有更大的权威。
祭祀、占卜是他们的主要职能,天文历法由他们制定和掌握。
他们还经常担任君主的教师和顾问。
正如周谷诚先生指出的:“史官主贞卜,保图籍,备咨询;在部落首长前,实为一最亲密的而重要之人。
” “史的重要任务,第一为代首长决定大计。
凡祭祀,凡征伐,以及其他种种计划,先由史官贞卜吉凶,迨吉凶决定了,然后实行。
……其次为保管图籍:贞卜所得结果,史官保管。
……史官以保管记录或图法等职,对于过去事情熟悉;则部落首长遇到大事,必询问史官。
所以备咨询实为史官的第三种重要任务。
”②商代的史官在占卜预测过程中,长期的职业生活使他们掌握了预测学的知识并逐步形成了对世界的看法——世界观。
用这套世界观去解释自然现象,并将他们的智力劳动凝结在档案中,如商代甲骨档案即是商代知识分子——史官所创造的文化浓缩,也是他们世界观的再现。
尤其是占卜的方法,占卜时的推测,恰恰与数学中的预测学原理是相吻合的,占卜预测方法对后世的直接的影响的结果是《易经》这部不朽哲学著作的问世,而《易经》则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渊源于《易经》,而《易经》渊源于甲骨预测,所以,甲骨档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
上古三代史官所创造的最早文化是中国的史官文化,并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源头而对后世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就连西方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也感慨地说:“中国历史作家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为任何民族所不及。
”③晚近研究先秦史的学者们也比较注重史官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地位。
中国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主干是史官文化。
④他说:“黄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史,苗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巫。
黄炎族与一部分苗黎族混合成华夏族,巫史两种文化并存,互相影响也斗争。
”又说:“史重人事,长于征实;巫事鬼神,富于想象。
……战国时期北方史官文化、南方巫官文化都达到成熟期。
”⑤有的学者在谈到史官文化的重要性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建构,肇始于先秦时期。
⑥而先秦时期中国文化构建运动的起点,是以巫、史文化的起伏与兴替为标志的。
笔者认为前者更多指的是萌发于原始巫术和宗教的一种原生的文化形态,后者则是指我们的祖先走进文明社会以后继生的新的文化趋向,两者之间的冲突与交汇,便构成了民族文化精神的底基。
⑦早期史官不仅创造了文化,而且还起了文化传播的作用。
史官对于文化的传播作用表现在《吕氏春秋·先识览》所载的夏太史令终古抱其图法,乃出奔如商。
这条史料记载,一方面反映了档案及其保管者与政治兴衰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说明史官的文化传播功能,即太史令终古把夏代的文化典籍带到了商朝,终古这一文化现象在先秦时期屡见不鲜。
范文澜先生对此有很精辟的见解,他在分析这一文化现象时说:“夏殷史官则有太史令终古,内史向挚,皆季虐乱冠军赛民,抱其图法,归身有道,彼岂轻背宗国哉,王官世守,守之以死,高文典策,诚不忽坐视沦亡而无所托也。
”⑧可知史官对文化的垄断及传播作用。
由于他们所从事的这项工作,使他们具有了职业的敏感性,了解档案的价值和意义,便自觉养成了一种职业传统,使这些档案有所依托。
因此,古代君主均重视档案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正如同九鼎的所在标志着政权所在一样;“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
”⑨总之,夏商周三代史官不仅是政府中的神职人员,而且是当时的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和博物学家。
他们以所掌文化知识,从宗教神学的角度为现实政治服务。
因此他们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滥觞阶段所起的巨大开启作用,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①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 520页。
②周谷诚:《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 57—58页。
③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61页。
④范文澜:《正史考略绪言》,上海书店,据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版影印。
⑤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9—263页。
⑥王东:《中国史官文化的演进》,载《历史研究》, 1993年第4期,第16页。
⑦陈伯海:《中国文化精神建构观》,载《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第142页。
⑧范文澜《正史考略绪言》,上海书店,据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版影印,第2页。
⑨《史记·张仪列传》。
(北京市,邮编:100872)(责任编辑周雪恒)《档案学通讯》2000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