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大平台推动新时代开放经济向纵深发展

以三大平台推动新时代开放经济向纵深发展作者：李宜达来源：《社会科学动态》2019年第07期摘要：回顾中国40年改革开放史，我国推动经济发展的逻辑本源始于开放，其模式的发展和成熟也源于开放。

实践证明，更高水平的开放能够倒逼更深层次的改革，从而促进更高质量的发展。

从现阶段来看，当前中国开放经济发展主要面临着结构性不平衡问题，这是制约新时代我国开放经济向纵深发展的主要原因。

基于网络理论探索的内部结构平衡性和整体协调性，未来我国应以粤港澳大湾区、自由贸易区（港）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主要抓手，通过这三大平台的网络化效应，推动新时代中国开放经济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改革开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放经济;包容性发展基金项目：国家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粤港澳大湾区海洋区域合作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01810592010）中图分类号：F125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2096-5982（2019）07-0028-05一、中国对外开放发展回顾经济增长的源泉，实质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与市场规模的扩大密切相关。

亚当·斯密最早提出了市场规模的扩大会促进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对外开放的基本思路，实际上与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有着相同的经济逻辑。

开放扩大了市场规模，极大促进了分工的专业化以及生产要素的流动，同时也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有利于加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实现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

”①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只有持续提高开放水平，才能够更加迅速地融入国际经济社会，更加有效地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出更多的机会。

回顾中国40年改革开放史，我国推动经济发展的逻辑本源始于开放，其模式的发展和成熟也源于开放。

从时间序列来看，中国对外开放在过去40年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至1991年，这是以沿海区域开放为重点的探索开放阶段。

在这一时期，我国设立了经济特区，同时还逐步开放了多个沿海城市。

第二阶段是从1992年至2000年，这是我国全方位区域开放格局基本形成阶段。

在这一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步由沿海向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延伸。

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至2012年，这是我国对外开放加速向纵深推进阶段。

在这一时期，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新阶段。

第四阶段是从2013年至今，这是我国对外开放步入历史新阶段。

在这一时期，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中国，致力于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建设自由贸易区（港）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为其他国家发展贡献了顺应历史潮流的中国智慧。

总的来说，中国对外开放的经济逻辑，是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倒逼更深层次的改革，以改革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清除一系列体制障碍，推动经济运行转向市场主导型，以市场取代计划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

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

②正是在市場化改革的带动下，国内微观主体活力得以激发，各类市场开始蓬勃发展，极大增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不但在技术上、经济上处于落后状态，而且在思想文化观念等各个方面也都处于一种相对落后、封闭的状态。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有机会和世界上的发达经济体进行比较，继而体察到我国在社会制度、经济结构、土地制度、人力资源、文化传统、自然环境以及发展水平等各个方面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均存在着鲜明的差异，从中深刻感受到自身的落后和不足，促使我国开始思考如何通过推动改革来促进经济发展，逐步实现与世界发达经济体之间差距的缩小。

因此，对外开放的重大意义主要体现为：开放通过转变思想观念以及创新指导理论，为生产力的解放提供更加有利、宽松的条件与环境，解除对生产力发展形成束缚的各种障碍。

二、制约中国开放经济向纵深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走过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正以新时代崭新的面貌在世界舞台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

当前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在国内，加工制造环节低端、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要素资源优势弱化，严重掣肘我国对外经济建设;在国外，国际市场需求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竞争优势不足，极大冲击我国对外贸易环境。

因此中国经济要走得更远、跳得更高，就必须结合自身历史与具体国情，在解决不平衡发展问题上下功夫，把短板补齐、把弱项做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此支撑中国长远的发展。

从现阶段来看，当前中国开放经济发展主要面临三大结构性不平衡问题：第一，从产品类型来看，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存在不平衡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制造大国和出口大国，但主要是低端产品和技术，科技含量高、质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并不多。

”③对于所有的外贸企业来说，产品的质量是发展的根本。

中国外贸企业如果没有足够重视提高产品的质量、科技含量以及附加值的话，就有可能陷入利润水平较低——增加数量——产品价格下降——市场规模缩小——利润水平降低——再增加数量——产品价格再下降——市场规模进一步缩小的恶性循环，并且在贸易过程中极有可能面临由于质量问题而引发一系列风险，从而在世界市场上失去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第二，从开放行业来看，我国出口产业结构存在不平衡问题。

我国劳动力富足，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

基于制造业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的特点，我国率先对制造业进行开放。

因此制造业同我国绝大多数领域相比，其开放时间较早、开放程度较深、发展速度较快、竞争能力较强，而其他领域特别是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则明显低得多。

与当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阶段出口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出口比例明显较小，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失衡问题严重，导致我国产业在国际上的整体竞争力不强，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的短板。

第三，从开放地区来看，我国对外开放区域结构存在不平衡问题。

主要表现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地区过于集中，呈现出东重西轻、海强陆弱的局面。

由于历史问题、资源禀赋、地理区位以及发展基础等因素，长期以来我国对外开放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在东部地区设立了最早的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城市以及沿海经济开放区，而中西部以及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深度与广度则明显不足，造成了我国吸引外资不平衡的现象。

不平衡的对外开放局面严重掣肘我国的对外经济建设，并且随着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深化，我国的贫富差距被进一步拉大，有违于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体目标。

因此，改变上述三大结构性不平衡现象，提高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平衡性，是推动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的关键。

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成为破解当前我国对外开放困局的关键利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时期对外开放紧密相连、交织协同：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降低要素生产成本以及制度成本，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优化企业供给结构，提高企业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从而提升我国对外贸易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的能力以及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区域经济合作当中更好地掌握主动权和主导权;另一方面，扩大对外开放则有利于开发和拓宽中国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合作领域，不但能够有效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同时还有助于推动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转型升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的建设不仅强调了通过市场自由调节来达到均衡状态，而且考虑到了经济结果、经济结构的平衡，旨在通过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来解决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的不平衡发展问题。

因此，着力解决不平衡发展问题，是新时代下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重要任务，同时也是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根本要求。

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由贸易区（港）的建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下我国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高新时期开放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所必不可少的政策基础以及战略保障。

基于此，未来我国在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应重点关注自由贸易区（港）的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所提供的良好推动力。

一方面，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所形成的新型国际经济合作模式来激励中国出口企业进行各方面的创新，通过创新驱动为供给侧提供动力，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

④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自由贸易区（港）先行先试的优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入新的内涵。

三、推动新时代开放经济向纵深发展的思路及路径1. 推动新时代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的思路框架对外开放能够促进一国持续繁荣发展以及经济社会不断进步，这是被许多经典经济理论以及各国发展实践所证明的深刻道理。

从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分工理论开始，到大卫·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新经济地理理论等，无不在强调先天比较优势选择与后天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开放经济均衡，却忽略了贸易的公平与平衡。

基于此，现有的开放经济理论已无法为新时代中国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而网络理论探索的内部结构平衡性和整体协调性，更符合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特点、新变化和新要求，因此网络理论实际上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提供了一种全新思路。

国际经验表明，网络资本不仅是衡量一个地区开放程度的重要变量，而且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

一个区域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来实现更大数量的高价值网络连接。

提高区域网络资本存量，关键在于政府对于战略性网络平台的构建。

战略性网络平台的构建能够有效地组织、调整和利用社会资源，推动各种生产要素、资源以最迅速的方式向各个节点流动。

其辐射连接作用的发挥，有利于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平衡协调、稳定高效的多层次网络，从而助推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基于此，未来我国可以将粤港澳大湾区、自由贸易区（港）以及“一带一路”倡議作为推动新时代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的三大平台，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打造出平衡、包容和可持续的开放型经济网络。

具体思路见图1。

“一带一路”倡议和自由贸易区（港）作为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平台，能够连接和统筹国内外两个市场，并在全球发展新形势下培育我国对外开放竞争新优势。

⑤而粤港澳大湾区既有“一带一路”中的网络节点作用，又有自由贸易区（港）的实践样本，可以作为新时代中国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范本。

粤港澳大湾区和自由贸易区（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支点，能够加快高水平的贸易以及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