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国际制度研究：从旧制度主义到新制度主义- 论文关键字：理论主义制度国际历史政治研究组织社会学国际制[摘要] 国际制度研究在早期阶段具有形式或法律的制度主义的深刻印记,在研究方法上属于旧制度主义的范畴。
行为主义革命的发生和“国际机制”概念的提出为新制度主义取代旧制度主义创造了学术积累上的必要条件。
当前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新制度主义,即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
就解释行动的基本逻辑而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属于“预期结果逻辑”,社会学制度主义则属于“适当性逻辑”,但就历史观而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都认为历史总是有效率的,历史制度主义则将无效率的历史带入研究议程。
[关键词] 国际制度研究;旧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就人类生存的基本社会空间———由竞争性的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而言,国际制度(internatinal institu2tins) 的确立、扩展与强化无疑是20 世纪后半期最为引人注目的历史性变革之一。
作为对这一现实的回应,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国际制度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与经验研究中的主要焦点,新制度主义( ne institutinal2is) 则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确立了分析范式的地位。
本文旨在通过一种跨学科的视野,阐明新制度主义进入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背景,概述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三种新制度主义范式,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三种范式进行初步的比较分析。
一、国际制度研究的困境与突破国际关系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由于其早期拓荒者们“大多局限于威尔逊的国际政治观”,[1 ] ( P215) 这一学科在幼年时期具有鲜明的乌托邦性质。
在著名的“十四点方案”中,威尔逊提出了建立国际联盟的设想,希冀通过这样一个国际制度来维护和保卫世界和平。
在“十四点方案”的影响下,国际制度从国际关系学科诞生之时起就在其研究议程中占有重要位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威尔逊理想主义以致命打击,但人们对国际制度的关切并没有因此而趋于消弭。
实证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基本特征-CAL-FENGHAI.-(YICAI)-Company One19、从比较的角度谈谈你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界分。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是人类科学体系中的三大科学门类。
这三大科学门类之间既相互差异和相对独立、呈三足鼎立之势,又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共同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大科学生态系统。
1三大学科在研究对象及手段上的界分(1)从研究对象上说,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自然客体。
人文科学即“关于人的价值及其精神表现的科学”“主要指以人类的信仰、情感、道德和美感等为研究对象的文科科系的学科。
通常包括文学、语言、艺术、历史、哲学等领域”。
人文科学的对象即人类精神文化现象。
它可近似地看作是一种心态性的精神存在,价值本位、主客一体、虚实结合是它最为突出的三大特征。
社会科学通常是指研究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是一个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庞大知识体系。
社会客体在客观性程度上,是介于自然客体与人文客体之间的中间层次。
(2)从认识手段上说，观察方法、实验方法、定量分析方法等等成了自然科学的基本认识方法；自然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认识的真理性,基本上是依靠实验证明和数学方法予以保证的。
社会客体由于具有近似于客观实在性的客观刚态性和某种程度的运动周期性,因而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乃至必须运用各种形式化、定量化、数学化方法的，,各种定性分析方法是社科研究必须采用的有效方法。
将定性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在一定的定量分析的前提下进行定性分析,这样才更有可能接近社会真理。
人文科学由于以人为根本的出发点、归宿点和本体,要正确认识和理解人的情感、心态、理想、信仰、文化、价值等问题,必须运用人学本体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各种感悟、反思、直觉、情感思维、价值判断等方法,必然地构成了正确有效地认识人文客体的主导性方法,而定量分析方法只能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充。
2三大学科在价值形态上的差异三大学科在价值形态上的界分(1)首先从价值目标上说,自然科学主要是获得关于自然的真理性认识和创造满足人的整体需要的物质手段;社会科学则是探求社会规律、改造社会现实和建设合理的社会;而人文科学的价值目标则洞悉价值真谛、创造文化意义、提升人生质量和构筑理想的人文世界。
比较教育的目的论第一，提供事实，发展教育思想第二，了解教育问题在特定民族背景下的原因第三，借鉴别国经验，改善本国乃至全世界的教育比较教育的方法论民族主义（nationalism）民族性（nationalcharacter）因素和力量（factors and force）⑴民族主义如果说19世纪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20世纪则是民族自决的时代一种复杂因素的结合体——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起着确保民族团结的作用。
它意味着观念、理想和信念的一致，而这种一致性必须具有两个条件才能实现——共同的领地和政府或忠诚于某一政治理想或组织。
康德尔认为民族主义与国家教育制度关系密切，民族主义决定了国家教育制度的变革，教育制度的变革产生新经验，将增强民族主义的发展二战使康德尔认识到了民族主义的另一面，民族是“一个对本民族渊源持共同的谬见及对其邻邦持共同的反感的社会”。
盲目服从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致使社会进步受阻，导致对其他民族的不正确态度通过教育倡导国际主义精神⑵民族性民族性是教育制度的基础一个国家的民族特性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某种巧合，而是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特征。
必须以民族性作为鉴别和理解一种教育制度意义的重要途径滥用民族性具有一定危险性⑶因素和力量各国教育制度均由政治制度所决定，因而不同的政治制度下有不同的教育制度，但其背后的一些因素和力量却是一致的，如教育宗旨、教育系统、学校制度、教育机会等，则可能具有普遍意义，它们决定这教育制度的成败。
（三）对康德尔的评价康德尔创立了一套完整的比较教育理论，提出了系统的比较教育方法论，是最具代表性和最具权威性的比较教育学家之一。
康德尔的比较教育思想主要集中反映在他的代表作《比较教育》一书中。
《比较教育》全书共分十章，前三章着重讨论教育与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国民性等的关系，分析决定各国教育制度的各种社会因素和力量；第四至第九章分别比较论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和前苏联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行政、各级教育和教师培养等重要教育问题；第十章是全书的结论。
第一章导论——比较教育是什么？第一节比较教育的定义一、有关比较教育的几种代表性观点（一）美国著名的比较教育学家康德尔在其《比较教育》一书中认为，“比较教育的研究是教育史研究的继续，它把教育史研究延伸到现在，以阐明教育和多种文化形式之间必然存在的密切联系”，这种教育历史研究是以各国现行的教育状况，而不是以理论为基础来比较各国教育制度的原理，而研究外国教育制度的目的就是要分析并且评价本国的教育制度，从而加深对本国教育制度背景和基础的理解。
（二）英国比较教育学家汉斯（ Nicholas Hans）在其《比较教育：教育的因素和传统研究》中认为，“用历史的观点分析研究这些因素，比较各种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比较教育的主要目的”。
（三）日本比较教育学者冲原丰认为，“比较教育学是以整个教育领域为研究对象，把两个以上国家的教育，以现代化为中心进行比较研究，是一门包括外国教育学在内的学科，这种看法似乎比较恰当”。
（四）苏联的比较教育学者索科洛娃（M.A.Sokolova ）等人在《比较教育学》中认为，“可以对马列主义比较教育学的对象下这样的定义：比较教育学是研究当前世界中教学和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共同的和个别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并揭示他们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哲学基础，以及民族的特点”。
（五）中国学者吴文侃、杨汉清在其主编的《比较教育学》一书中认为“比较教育学是以比较法为主要方法，研究当代世界各国教育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解释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索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的一门教育科学”。
二、比较教育的定义比较教育是以比较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以当代世界上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以及国际社会的教育为研究对象，在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建构关于外国教育和国际教育的文化理解，探讨教育发展的规律和经验的教育研究领域。
比较教育是工业时代的产物。
1817年，法国比较教育学家朱利安发表了《关于比较教育的工作纲要和初步意见》，一般将这一著作视为比较教育诞生的标志。
⽐较政治学⽐较政治学第⼀章绪论第⼀节⽐较政治学的性质⼀、什么是⽐较和⽐较研究1.什么是⽐较⽐较是⼀种科学研究的⽅法。
具体指：（1）从对⽐和鉴别中认识事物；（2）从经验事实中概括和提炼理论命题；（3）从反复发⽣的现象中作出规律性总结并据以预测未来。
⽐较是确定事物间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认识⽅法。
这⼀⽅法就是根据⼀定标准对存在某种联系的诸多事物分类，并对不同类型事物进⾏⽐照研究，把握事物特征，实现对所研究事物的理解与解释的过程与⽅法。
2.什么叫⽐较研究将⽐较⽅法系统地运⽤于科学研究⽽形成的⼀种特定的研究活动和研究⽅式。
（教材第3页）⽐较——研究⽅法⽐较研究——研究活动、研究⽅式特定性：研究领域、研究主题、交叉学科⼆、政治与政治学1.什么是政治⼈是政治动物。
政治就是共同体⽣活。
共同体⽣活是最符合⼈的本性的优良的⽣活。
——（古希腊）亚⾥⼠多德，《政治学》政就是众⼈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之事，便是政治。
——孙中⼭，《三民主义》政治就是价值的权威性分配。
——伊斯顿，《政治⽣活的系统分析》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
——列宁，《论⼯会、⽬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本课教材关于政治的解释：所谓政治，在⽐较宽泛的意义上，是指主要与权⼒、统治和权威有关的⼈类关系样式。
这是⼀个关于政治的⽐较政治学的解释。
政治即社会实践主体围绕公共权⼒⽽展开的活动。
——商红⽇，《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研究》（1991）政治有⾼度政治与低度政治之分。
⾼度政治是以国家权⼒为中⼼⽽展开的活动；低度政治是围绕公民权、公民社会等⽽展开的活动。
——商红⽇，《⾼度政治与低度政治》（2009）2.什么是政治学政治学即研究政治的学问。
（教材，第4页）学问：其⼀，指⼴博的学识，系统的知识体系；其⼆，指按照⼀定学科规范开展学术研究前者通常指称博学的⼈，称为“有学问”；后者通常指称研究活动，称“做学问”。
埃德蒙·金比较教育方法论比较教育学科还相当年轻，但在其短短的历史中，方法却不断推陈出新。
试图寻找一种完美的方法论和尽可能周到的方法程序来进行更好的比较，一直都是比较教育发展史上的主题之一，最近几十年关于方法论问题的讨论一直令人注目。
由于使用的手段不同，每种研究都有自己不同的结果，因此持不同方法论的研究者都希望自己所主张的研究方法能够获得普遍的认同。
埃德蒙·金就正好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比较教育方法论争论的高潮时期，他是当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作为比较教育相对主义研究范式的典型代表，金提出了文化相对主义的比较研究分析框架，并在研究方法上提出了教育洞察法，从而形成了自成一派的比较教育方法论。
一、比较教育方法论的理论基础（一）相对主义研究范式的基本观点金比较教育方法论的理论基础来自于他的相对主义观点。
在科学哲学中，相对主义经过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批判二元论，库恩的科学发展的范式论，到费耶阿本德那里得到了充分发展。
相对主义不同于实证主义，它在本体论上，对是否存在一个独立于主体的社会实体并不关心；在价值论上，强谓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内部观点”的独特性，避免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在认识论上，认为寻求普遍适用的规律是徒劳无功的，如果认为有什么一般规律的话，那也只能是适用于规定的时空。
然而，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文化相对主义概念是作为文化普遍主义的对立面发展起来的，其主要观点是：每一种文化都是不可重复的独立自在的体系；每个民族都具有表现于特殊价值体系中的特殊文化传统，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标准无法进行比较；绝对的价值标准是不存在的，各民族的文化在价值上都是相等的。
文化相对主义理论的逻辑结论是：人类历史不存在共同的规律性和统一性，各文化价值之间没有达到共识的可能。
文化相对主义研究范式最初见于人类学，它是人类学的一个学派。
该学派强调每一种文化都会产生自己的价值体系，主张对任何一种行为只能用它本身所从属的价值体系来评价，而没有理由用调查者自身所属文化的标准来评价，适用于一切社会的绝对价值标准是不存在的。
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不同篇一：新老制度经济学变迁理论比较研究新老制度经济学变迁理论比较研究提要新老制度经济学派由于哲学和方法论不同，从而对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属于不同的范式。
本文从制度变迁的基本假设、层次与范围、主体和动力以及效率评价等五个方面比较两种制度变迁理论的差异，旨在进一步理解历史和现实中的制度变迁现象。
一、导言范式是最早由历史专家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创立的，他认为范式是一套实践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不仅构成了一个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团结一致和协作探索的纽带，而且是进一步研究和延伸的基础和出发点，从而有助于有效的科学研究。
库恩的范式思想实际上是一个范式体系，范式概念的应用范围很广泛，经济学也不例外。
本文所讨论的新老制度经济学就属于两种具有不同研究范式的学派：一派是发端于美国老制度主义者凡勃伦，由艾尔斯、福斯特和布什所继承的老制度经济学；另一派是植根于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制度变迁上仍保留了新古典内核的新制度经济学，它以诺斯、舒尔茨、拉坦为代表。
这两大学派一直以来分庭抗礼，都认为自己才是制度经济学的正统，批评并且抨击对方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在制度变迁理论方面，由于新老制度经济学派哲学基础和研究方法论的差异导致两大学派对该理论的理解和阐述有很大的不同。
二、制度变迁的基本假定不同老制度经济学所指的制度变迁不同于新制度经济学在假定制度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对单项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的研究，而是注重制度结构自身的历史性变迁。
凡勃伦认为社会存在两大利益集团的对抗：一是思维习惯或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是社会发展的保守因素；二是受现存制度制约最大的从事工具性的职业集团，他们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因素，这样一种技术—制度或工具—仪式的二分法形成了凡勃伦传统。
随后，艾尔斯和布什认为社会制度结构包括两个相互对立、相互联系的价值体系：工具价值与仪式价值。
所以，老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的逻辑起点可以看成是（即制度结构内部两种价值的冲突）凡勃伦—艾尔斯传统的技术二分法。
景跃进《政治学原理》第3版课后习题第一篇政治的性质与政治研究第二章政治学：研究方法与学科特点一、关键术语1．传统制度主义答：传统制度主义是指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大批对政治制度进行描述的形式法律研究。
制度研究取向以特定的方式回答了这些问题：政治制度（主要是中央政府的结构）是政治学研究的“天然”对象，是政治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一个根本依据；那时的人们相信，一旦“描述了在一个政治制度中决定着权力分配的那些法律，我们就算获得了关于政治机构如何运转的准确理解”。
2．行为主义答：行为主义是指在个人和聚合的层次上解释人们的政治行为（集中在选举和投票）。
行为主义强调人们的实际政治行为，而不是制度的理想运作。
行为主义研究强调区分事实与价值，主张从事实的研究中发展理论。
3．价值中立答：价值中立是指后行为主义对行为主义批判的另一个火力点。
后行为主义的立场是，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不可能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而处于价值真空状态。
对价值的正面拥抱，促使政治学研究者将目光投向社会现实，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一起，共同致力于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
4．研究范式答：研究范式是指常规科学所赖以成立和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它为处在同一学科中的人们提供了关于世界的信念、研究规范、基本假设和运思方向，涉及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维度。
政治学中比较重要或影响比较大的研究范式有新制度主义、精英理论、多元主义、政治系统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
5．新制度主义答：新制度主义是指强调制度（规则、规范）对人们行为选择的制约作用。
新制度主义是分析政治的一种方式，其核心问题有三个：①哪一种政治制度最适宜于产生“好”的政府和社会关系？②怎样解释政治制度安排的多样性？③政治制度的差异对政治行为、政治权力和政治过程的结果产生了哪些影响？其他问题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归入这三个核心问题中。
6．“精英—大众”二分法答：“精英—大众”二分法是精英理论的前提和基石，形成于19世纪的古典精英理论是对西方民主政治的一种否定性回应，精英主义者认为民主不可能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在他们看来，有史以来的人类社会都区分为少数居于统治地位的精英和众多被统治的民众。
不同学科制度主义方法论特征比较 作者：郭小聪 发表时间：点击次数:879次 ［摘要］:制度主义，是我国近几年来最受青睐的研究方法之一。但人们对制度主义方法的运用，基本上是沿袭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主义。实际上，在西方学术界，制度主义不仅是经济学的专利。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在政治学（含国际政治）界和社会学（含组织理论）界也十分流行。不过，由于不同学科研究对象的差异性，制度主义在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方法论特征。
［关键词］:制度分析，制度主义，方法论，学科 作者简介：郭小聪（1957-），男，广东人，管理学博士，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政府制度演变理论、行政制度比较、政府经济学研究。
近几年，最普遍被社会科学界赞赏、采纳和运用的研究方法，莫过于制度分析方法，即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但最具多样性和最容易被误解的，也是这种研究方法。正如保罗•J.迪马乔（Paul J. DiMaggio）和瓦尔特•W.鲍威尔（Walter W. Powell）指出的：“制度主义被当作是一种研究社会、经济和政治现象的独特方法，但与回答‘是什么’相比，这一方法更容易在回答‘不是什么’取得一致意见。造成这种模糊性的原因是：研究制度的学者们随意地给它下定义；在不同的学科中，甚至同在组织理论中，制度主义也有不同的涵义；‘制度主义者’在有关制度的微观与宏观、制度的认知与规范等方面所强调的重点是不同的，他们对制度的创新与传播及其相关网络方面所关注的兴趣点也是变化的。”[1]（p.1）所以，我们必须先梳理一下不同学科领域以及不同学派的制度主义。本文先就不同学科领域的制度主义方法论特征作一番比较。在西方学术界，奉行制度主义方法的学科主要是经济学、政治学（含国际政治）和社会学（含组织理论）。
一、经济学的制度主义 根据W.理查德•司考特（W. Richard Scott）的研究，作为经济学方法论的制度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晚期的德国。当时的制度主义，是作为科学方法争论的副产品而出现的。一些经济学家从早期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及康德、黑格尔等先哲那里获取灵感，并公开向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可以简化为一套通用规则”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他们坚持认为，经济是在由一系列文化和历史因素构成的社会框架下运行的。共同的观点使他们形成为德国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后来，德国历史学派的主要观点被当时在德国接受培训的美国经济学家所发展。在美国发展了经济学制度主义的学者主要有三位，他们是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约翰•康芒斯（John Commons）和威斯理•米切尔（Westley Mitchell）。尽管三位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存在很多分歧，但在批判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中不切实际的假设和对历史性变迁的疏忽这一点上，他们则是高度一致的。[2]（Pp.2-4）凡勃伦拥有开创性的见解，他坚持认为，有效的经济学应当强调技术变迁的重要作用，重视追踪经济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同样，康芒斯也强调变迁的重要性，认为经济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米切尔相信传统经济学是理解经济周期特性的障碍，因而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研究经济变迁。
就方法论而言，制度主义在四个方面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2]（Pp.3-4）一是市场不确定性与确定性（Indeterminacy versus determinacy）的区别。与“完全竞争和均衡”的模式相反，制度主义者指出即使在竞争中也存在普遍的市场不确定性。二是个人偏好的内生性与外生性（Endogenous versus exogenous determination of preferences）的区别。新古典主义假定个人偏好是内生的，而制度主义者认为个人偏好是在社会制度中形成的，因而强调把社会制度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工具。三是行为真实性与简单假设（Behavioral realism versus simplifying assumptions）的区别。制度主义认为，经济学家应当运用反映经济动机的现实模式来研究问题，反对简单地运用与生俱来的功利主义假设。四是分析的历史与非历史（Diachronic versus synchronic analysis）的区别。与新古典主义“不讲时间、地点”不同，制度主义强调经济学家应该探求经济发展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不同特征和不同情况。早期的制度主义研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只有到了20世纪，制度主义才逐渐得到重视。
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新古典复活”（Neoclassical Resurgence）现象，新古典主义再次成为经济发展理论的主流学派。但新古典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具有致命的弱点，如：就经济论经济，不考虑政治、法律、人口、制度、历史等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把个人行为绝对孤立化，不重视制度和组织对个人行为的制约，忽略制度变迁和国家的作用；等等。这些研究方法方面的弱点，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科斯（Ronald Coase）、诺思（Douglass C. North）等经济学家在早期制度主义主张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制度与组织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并通过修正与拓展新古典主义的研究前提和理论假设，提出新的方法论主张，发展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具有区别于旧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新特点：（1）新制度主义并不完全否认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而是否定其抽象的经济人假设，主张要从组织制度出发来探究是什么样的经济人在追求什么利益的最大化。正如科斯所言：“疯子也在计算，但不能因此说他是理智的。”[3]（第348页）（2）吸收西蒙的“有限理性”的假设，提出有必要发展有规则的人类相互作用模式（即制度安排）来克服理性有界问题的主张。[4]（第34-35页）（3）在旧制度主义的“市场不确定性”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制度资源稀缺”、“信息不完全”、“制度市场”竞争不完全等环境假设。（4）否定新古典主义的“零交易费用”的假定，提出“正交易费用”的假定。新制度主义者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正交易费用”对于交换的约束，必然导致其忽略制度作用的理论倾向。
二、政治学的制度主义与经济学领域不同 在政治学领域，自古希腊以来，制度就一直既是政治学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又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工具。继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雅典政制》开创从制度入手研究政治现象的先河之后，历代西方政治思想家无不重视对人类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现象进行制度性研究。17世纪英国学者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以及18世纪法国学者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皆可看作是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杰作。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前几十年，制度主义研究方法在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学研究中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伍德罗·威尔逊（Wood Wilson）、F. J.古德诺（Frank J. Goodnow）、L. D.怀特（Leonard D. White）、W.魏劳毕（W. F. Willoughby）等学者，都在他们的学术著作中，给予了制度结构、法律框架和行政制度安排以高度的关注，涉及到对制度的历史起源、战争、妥协等的历史考察。尤其是伍德罗·威尔逊（Wood Wilson），他是19世纪80年代美国最早的政治学会会长之一，曾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后来当选为美国总统。他的学术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制度在美国与其他国家中的作用。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学者都认为，政治学是研究国家及其制度的一门规范学科。 可见，政治学是以制度研究为其传统根基的。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出现，制度分析在政治学中的地位似乎黯然失色。尤其是在美国，政治学曾一度摒弃了制度主义的传统，转而推崇以个人主义假设为基点的研究方法，即行为主义与理性选择。两种研究方法都假定，个体仅仅是作为个体而自由地行动，其行为或以社会心理特征为基础，或建立在对个人效用的理性计算上。个体不仅不会受到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限制，相反，个体能够根据个人的偏好做出自己的选择。[5]（p.1）这种方法，与注重制度研究的传统政治学格格不入，反对政治学只对法律框架、制度、政党组织等进行静态的研究和简单的价值推断，强调人的行为和心理研究在政治学和行政学中的重要地位，主张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分开，强调实证研究和事实判断的作用。可以说，从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行为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是欧洲和美国政治学的主导方法。行为主义方法虽然看到了传统政治学只重视制度而忽略个体行为的局限性，并对克服这种局限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把政治学的研究推到另一个极端，即否定制度、组织、政治价值观、历史文化等因素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基本分析单元的地位。在行为主义的影响下，政治学界出现了“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m）、“简约主义”（Reductionism）、“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和“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等研究倾向。“反国家主义”，主张减少、限制甚至排斥国家制度尤其是中央政府制度和组织的作用；[6]（p.16）“简约主义”把政治现象的集体行为简约为个体行为结果；“功利主义”反对从责任、义务来研究人的政治追求，因为在它看来，一切政治活动不过是个人利益的自我算计；“功能主义”只把历史看成是一个有效的过程，而忽略了政治过程的艰巨性；“工具主义”则把政治活动视为使决策合法化的一种利己行为，没有看到符号、价值、情绪、认同感在政治过程中的复杂关系。[5]（Pp.16-17）行为主义的上述研究倾向，阻碍着政治学的深入发展，因而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有学者起来批评。行为主义者也接受批评，并逐步发展为后行为主义。后行为主义重新提出要重视制度、价值等基本单元的作用。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和成果的日益突出，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制度主义也在政治学得到高度的重视，迅速形成为政治学的新制度主义。最早在政治学界倡导新制度主义运动的学者，是美国的瞻姆斯· 马奇(James March)和约翰· 奥尔森(Johan Olsen)。[5]（p.15）他们合作撰写了《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984年的第78卷上，揭开了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的序幕。1989年，他们俩再度合作，出版《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一书。这本新制度主义的政治学成果，被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艾森塔德特（S. N. Eisenstadt）教授评价为“将是政治制度和动力研究文献中的一个里程碑（Landmark）”[7]（精装本，封底）。但是，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既不是对行为主义的反叛，也不是传统政治学中制度主义的历史轮廓式（configurationally history）的复归，而是重新强调寻求政治行为的导向、约束、强化的规范框架和规则体制的重要性。[2]（Pp.7-8）与传统的制度主义相比，政治学的新制度主义有如下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