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特点及其演化引言制度经济学是对经济行为与经济制度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
它强调经济制度对经济行为的塑造和影响，并通过分析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来理解经济发展的规律。
本文将探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特点以及其演化过程。
方法论特点综合性制度经济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借鉴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通过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和工具，制度经济学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和解释经济现象。
例如，它将经济行为与政治权力、社会规范和法律制度相结合，分析经济行为的背后所涉及的各种制度因素。
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制度经济学既注重理论研究，又重视实证分析。
它不仅关注制度设计的理论框架和内在逻辑，还注重通过实证研究验证理论的有效性。
制度经济学家通常会运用经济实验、实地调查、统计分析等方法，以实证数据为基础，验证理论模型的适用性，并从实践中不断修正和改进理论。
注重制度变迁和演化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的动态演化过程。
它关注制度变迁的原因、机制和影响，并试图解释不同制度安排背后的利益博弈以及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
制度经济学家常常运用历史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制度变迁进行研究，以揭示制度演化的规律。
重视制度外部性和交易成本制度经济学关注制度安排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它强调制度的外部性和交易成本对经济效果的重要性。
制度安排能够改变市场环境，影响行为者的决策和行为，从而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外部效应。
交易成本是市场交易和合作的障碍，制度安排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的效率。
演化过程早期经济思想家的观点早期经济思想家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提出了一些制度经济学的思想。
他们关注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资源配置的效率，认为私有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成功运转的基础。
然而，这些思想家对制度变迁和制度的演化并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
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20世纪70年代后，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为制度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特色引言新制度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一种新的思潮，重点研究制度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和假设的质疑，它认为经济体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领域，制度环境和法律规定对经济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
本文将介绍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特色。
传统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区别经济学传统上将经济体视为完全自由、无动力和不变的。
而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经济体中存在着复杂的适应和学习过程，人们在此过程中会受到各种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中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
新制度经济学还关注平衡与非平衡状态的问题，传统经济学认为市场是一个处于平衡状态的经济环境，而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市场是一个处于非平衡状态的经济环境。
在非平衡状态下，经济体中存在信息不对称、欺诈、道德风险等不稳定因素，经济体的导向和性质也会因此而发生改变。
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特色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制度主义制度主义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观念之一。
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对经济活动有着重要影响，制度环境中的规则、法律、权利和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市场环境以及经济体的性质。
制度主义的基本假设是，市场环境中的交易者遵守规则是经济体有效运行的基础。
例如，合同、专利、产权、政府监管和法律制约等在市场经济中都具有重要作用。
交易成本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市场环境中的交易成本可以阻碍或促进市场的有效运作。
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搜集、交易协商、合同执行和争议解决等。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降低交易成本是提高市场效率的重要途径。
例如，交易双方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或在合同条款中明确约定权力和责任，就可以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减少交易成本。
契约理论契约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之一。
契约理论认为，制度环境中的约束和协调规则是经济体中人类行为的重要规范。
契约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经济体中的人们在制定契约时都是理性的，他们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并在契约中规避风险。
新制度经济学：发展历程、方法论和研究纲领欧阳日辉1，徐光东2（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北京 100000；2.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北京 10000）摘要：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中不容忽视和令人激动的领域，但新制度经济学内部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统一的范式。
新制度经济学在坚持正统的新古典理论硬核的同时，不断修正新古典理论的保护带。
由于制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新制度经济学的进步需要方法论上的多元论，或者说对各种方法论的兼收并蓄。
新制度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在奥地利经济学认识论的基础上，充分整合现有各个流派制度分析的资源，将被新古典抽象掉的不确定性、无知、错误预期和法律与制度框架还原到现实中，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关键词：制度；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纲领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识码：A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中最令人激动的领域，并被视为哥白尼式的革命。
新制度经济学的革命使经济学的潮流从政策建议转向了经济解释，这种转变引起了对经济现象的重新认识，对研究目的的重新确认，以及对效率含义的重新评价。
由于关注范围的广阔和文献的庞杂，更主要的是由于其内部不同流派之间的差别和异议，新制度经济学还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明确统一的范式。
因而适时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文献进行梳理，从总体上把握新制度经济学的思想脉络和发展方向，成为一项迫切而有价值的工作。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把与制度及制度变迁有关的问题纳入经济学科的努力，贯穿经济思想史的始终。
因此，当我们回顾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时，必须将视角推向历史的纵深。
1．制度主义的先驱制度经济学的先驱可以追溯到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包括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和亚当•斯密（柯武刚和史漫飞，2002：39－40）。
他们揭示出了运行中的经济，或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人类文明的制度基础及其演化的性质。
而涂尔干和孔德的社会学传统也是制度研究的重要起源（汪丁丁，2002：200－201）。
石树仁不久前，广州市有关部门下令拆除居民住宅窗外的防盗网。
此前，由于偷盗不止，治安状况不良，广州市居民曾被要求普遍安装防盗网。
现在治安状况未见好转，但考虑到“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强制要求居民拆除，真可谓“朝令夕改”。
全市数百万居民一装一拆，成本多少?我不想对拆、装防盗网做是否科学、正确的认定，但我想前后两个决策必有一个是不合理的，而且叫全市人民付出了高昂的成本。
由此我想到决策的成本与效率问题：民主化及其程序，在决策中作为一个成本，是不是导致低效率?一个决策这么快就更改，完全相反，恐怕是由于当初叫百姓装防盗网时就未经全市人民广泛讨论，开论证会听取人民意见，了解民情民意，有关部门或少数官员就拍板决策。
现在决定拆除，恐怕也是少数官员或有关部门拍板决策，决非是全体市民认真讨论的结果。
我们不必搞“全民公决”的形式，但广泛听取意见可以有多种形式啊。
可以看出，这种决策成本非常之低的做法，行政效率虽高，后果却很糟糕，叫市民们花了不少冤枉钱。
其实类似拆除防盗网之类朝令夕改、盲目决策的事情太多了，大到企业上马几亿元的大项目，几个领导一拍脑袋就成了，建成之日就是亏损无底洞之时；一个地区上马开发区，政府立刻划出大片土地，闲置多年也引不来资；小到乡镇干部强迫农民种植经济作物，产出后根本卖不出去等等。
均是行政效率奇高，不讲民主决策，不想付出民主的成本，导致重大失误。
决策必须民主化，是不言而喻的道理，民主化才能科学化。
而实行民主就必须付出成本，甚至必然降低效率，不想付出民主成本的决策可能正确，也可能失误，一旦失误必将造成重大损失。
这是我们付了多少学费才知道的。
不想付出成本的民主根本没有，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我上大学时，政治经济学老师在讲社会主义优越性时说，我们一项重大项目，就在某某会议上一下子就通过了。
言外之意是国外办事效率低，这种事得在议会或百姓中间辩论、通过，不定得多长时间呢！其实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如果这个决策正确还好，如果这个决策不正确呢，会给人民带来多大的危害。
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看康芒斯制度经济学的特色一、关于集体行动的理论康芒斯在《制度经济学》中开篇就提出：“我的观点根据于我参加集体活动的经验，从活动中，我在这里得出一种关于集体行动在控制个人行动方面所起的作用的理论。
”(1)康芒斯把制度经济学解释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制度经济学和工程经济学及家庭经济学有别;它的研究对象不是商品、不是劳动,也不是任何物质的东西———而是集体行动”。
集体行动的种类和范围很广,从无组织的习俗到有组织的机构如家庭、公司、同业行会、工会、联邦储备银行、法院以及国家。
国家也是那些握有统治权的人们的集体行动。
之所以需要由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一是人们之间普遍存在的利益冲击需要集体的调节,二是由于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因为它们是稀少的。
它们的取得就由集体行动加以管理,集体行动规定财产和自由的权利与义务,否则就会发生无政府状态”,因此,集体行动的意义就在于为经济生活中个体的行动建立一个“行为规则”以指导和约束个体行动,使个体行动符合社会的利益。
由于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使之遵循一定的规范,这样就使个体免受强迫、威胁、歧视和不公平的竞争,且能使个体的行动得到释放和扩张。
康芒斯对集体行动建立了四项科学原则:管辖、限额、辩护与稳定。
“管辖”是指控制个人行动的集体行动的范围，它意味着某种权力，可以解释旧规则或制订新规则，仲裁纠纷，并对违犯规定者给予处罚。
“限额”即行使管辖的程序，它分为共谋、独裁、合作、集体买卖和司法判决。
从限额的程序和结果上看，它充分体现了集体行动对于规定个人在财富的生产、分配及交易中所须遵守的规则的特征。
“辩护”即证明限额的交易的合法性。
因为限额的经济后果不须个人同意就会发生，是一种命令式的成本收益分配，所以必须通过辩护，才能取得足够的一致行动，强制实行交易。
“稳定”产生于求取可靠预期的愿望，只有在习惯的假设和预期的可靠性范围内，政治的集体行动才能发生作用。
最广泛的稳定原则是习俗，当习俗改变或互相冲突时，稳定首先集中于度量衡的标准化，随即出现商业债务及其执行，进而引起旨在稳定价格、企业和就业的政治运动，最后通过外交或某种世界法庭来谋求国际关系的稳定。
[交流] 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论略新制度经济学, 方法论摘要：新制度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基础上加以修正和拓宽，主要表现在制度内生、有限理性、交易成本为正、局部均衡等方面。
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的特点是：既是证伪的又是证实的、个人主义兼有制度主义、社会进化论而非历史唯物主义、推崇案例研究方法、既强调自然秩序观又强调演化等。
但从本质来说，新制度经济学的假设论和方法论并未脱离新古典的理念。
关键词：方法论，新制度经济学科斯曾在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中说：“……在我看来，这篇论文（指《社会成本问题》）中运用的研究方法最终会改变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结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研究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能加深我们对这门学科的理解程度，也能检验科斯所谓的改变是否发生。
我国经济学家黄少安将经济学的方法论分为三个层次：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经济学的思维原理和方法；经济学的技术方法。
本文所要论述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在这三个层次上都有涉及。
一、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和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主要有：一是完全理性，二是交易成本为零，三是最大化，四是信息完全。
此外，还隐含着制度是既定的假设。
新古典经济学一方面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许多经济思想，另一方面又加入了边际理论。
新古典主义理论的一切基本命题和基本分析方法，都包括在最初由瓦尔拉斯提出的、至今发展为“阿罗-德布鲁模型”的市场一般均衡体系当中。
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基础上，新制度经济学确立了自己的假设论，可将其概括为：有界理性；获取信息的交易费用为正；一定条件下的最大化或“满意化”。
从总体来说，新制度经济学将批评的矛头指向。
新古典的假设和根植于其上的均衡模型。
1.从制度既定到制度变迁新古典经济学的整个分析框架是以制度既定为前提的。
而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
制度变化对经济行为和经济绩效都有重要的影响，不同的制度安排影响人的选择行为，同时也约束人的行为。
讨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些特点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经济学而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关键不取决于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
与旧制度主义者一样，新制度主义者也是从批判流行经济理论“过于抽象”人手，但降低抽象程度意味着要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建立在确定性和无限理性基础之上的古典和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
放弃这一基本假设的方法论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局部上说都是意义巨大的。
首先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进而讨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最后对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比较。
一、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诺思指出：“我们应注意不断地把传统正规新古典价格理论与我们的制度理论结合起来。
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试图去替代新古典理论，我们的目的是使制度经济学成为对人类更有用的理论。
这就意味着新古典理论中对我们有用的部分——特别是作为一套强有力分析工具的价格理论应与我们正在构建的制度理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但这种批判并非全盘的否定，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发展和扬弃。
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更多地关注经济的效率而忽略经济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思拉恩·埃格特森指出被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的三个问题：(1)各种可供选用的社会法规和经济组织如何影响经济行为、资源配置和均衡结果。
(2)在同样的法律制度下，经济组织的形式为什么会使经济行为发生变化。
(3)控制生产与交换的基本社会与政治规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变化的。
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
威廉姆森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本质上说和微观经济学是一致的。
新制度经济学在一些方面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继承，但新制度经济学的“新”也表明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1)新制度经济学给出了充分假设，即制度有深刻的效率因素。
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特点及其演化在现代西方经济学蔚为壮观的体系中，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支。
一般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可分为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
主流经济学由亚当·斯密发端，中经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形成了古典经济学体系(Classical Economics)。
在20世纪以后，主流经济学又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制度经济学[1]形成了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为基本理论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Neoclassical Economics）。
尽管主流经济学枝繁叶茂，备受青睐，但非主流经济学一直在努力抗争，不断创新，仍获得相当的发展空间。
非主流经济学流派很多，制度经济学就是其中的一个流派。
制度经济学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它的理论思想与众不同，更重要的是它的研究方法所具有的独特性质。
从方法论上讲，制度经济学的最初起源可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以F·李斯特为先驱的德国历史学派。
历史学派反对英国古典学派运用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方法，而主张运用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方法，强调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以T·凡勃伦、J·R·康芒斯、W·C·米切尔等为代表，形成了制度经济学派别。
尽管制度学派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内部观点统一的经济学派别。
但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基本上都重视对非市场因素的分析，诸如制度因素、法律因素、历史因素、社会和伦理因素等，其中尤以制度因素为甚，强调这些非市场因素是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因素。
因此，他们以制度作为视角，研究“制度”和分析“制度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这一研究方法论的核心在于，不是以任何客观的指标来衡量经济活动，而是立足于个人之间的互动来理解经济活动。
因此，以制度为视角研究经济问题，首先要求确立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起点，而不是以人与物的关系作为起点。
在他们看来，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是活生生的、不确定的人，因而无法以一个确定的、总量的标准，对整个经济活动作出安排。
正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所说：研究视角的改变推动了诸如产业组织、劳动经济学、经济史、产权分析和比较体制等领域中实证和理论研究的结合——这种结合是有用的，并带来了制度主义的复兴。
这是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
尽管制度学派是以反对主流经济学为旗帜的，但它强调立足于个人之间的互动来理解经济活动，首先确立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起点，反对以一个确定的、总量的标准对整个经济活动作出安排的研究思路，却可以追溯到主流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理论。
我们知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这一不朽著作，开创了现代经济学的先河；同时，亚当还发表了著作《道德情操论》。
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分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和不确定性，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取决于人的情感，而不同的情感又源于人的不同想象。
由此他提出，维系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佳经济运行方式是市场，因为市场没有违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和想象，市场是人的情感不确定性的集中和体现。
当然，主流经济学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一味地对市场进行所谓的科学分析，逐渐把市场描述为一架精巧的可预测的机器，从而背弃了斯密关于市场不确定性的思想和研究思路，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从研究方法论上讲，制度经济学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二者一脉相承。
因为，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在方法论上，都反对主流经济学所使用的抽象演绎法，反对19世纪7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学家越来越重视的数量分析方法。
他们强调制度分析或结构分析方法，认为只有把对制度的分析或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分析放在主要位置上，才能阐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弊端，也才能弄清楚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趋向。
他们反对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抽象的“经济人”的组合，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动看成是“自然的”规律起作用的结果。
他们认为，个人首先是一种“社会人”和“组织人”，而不是“经济人”。
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等社会性的需要。
因为人所做出的选择，并不仅仅以他的内在效用函数为基础，而且还建立在他个人的社会经验、不断的学习过程以及构成其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
因此，人的行为是直接依赖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的。
所以，应当从每个人的现实存在和他与环境的关系方面，从制度结构、组织模式方面，从文化和社会规模等方面去考察人的经济行为。
如果只是单独考察个人的动机来发现经济规律，那将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做法。
因此，制度经济学采取历史归纳方法和历史比较方法，强调每一个民族或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活动或发展起来的，而主流经济学所阐明的规律性并无普遍意义。
制度学派在美国产生伊始，就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局限性为己任，强调有必要进行改良，调整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关系，并预言美国资本主义的唯一出路在于社会改良。
因此，制度学派从它产生之日起，就被看作是一个以异端形式出现的经济学派别，其代表人凡勃伦和康芒斯等，更因著述批评当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处于正统地位的马歇尔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并非是完美无缺的，而被看成是“离经叛道者”。
这是早期制度经济学十分显著的理论特色。
20世纪60年代，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又以历史分析的方法，探讨产权制度变迁的理论。
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加尔布雷思，此外还有包尔丁、海尔布罗纳、华尔德等。
他们在研究方法上的基本特点是，采用制度分析或结构分析方法，说明社会经济现实及其发展趋向，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与矛盾，提出要从结构方面进行改革的设想或方案。
这一时期的制度学派在研究方法上取得的成就显得尤为突出。
具体表现如下两个方面：注重“整体制度分析”方法早期制度学派反对古典学派的孤立个人行为的分析方法，但是他们还没有提出整体概念，并用以阐述制度运行中各个相关因素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
这一时期制度经济学则注意分析整体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主张从根本上刷新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
他们认为，由于技术不断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处于不断演变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因果动态过程”，所以经济学必须研究变化，研究过程，而不是研究静止的横断面。
这就是说，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要用把注意力从作为选择者的个人和企业，转移到作为演进过程的整个社会。
他们提出，从经济学上讲，经济整体要大于经济各个组成部分的简单总和，所以研究经济问题应当注重对“总体”和“整体”的研究，而不能循着相反的道路，即先研究各个组成部分，然后再来加总。
加尔布雷思强调，只有把现代经济生活当作一个整体考察，才能更清楚地揭示经济运行的规律。
这是制度济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第二个显著特点。
加尔布雷思的整体概念的内涵十分丰富，甚至已不再是一个经济概念，它往往不能用数字来表达。
比如，他提出的“大公司的权力”，就是一个整体概念。
它既包括经济权力，又包括政治权力，因而不能用数字来计量。
因此，这一时期的制度经济学反对主流经济学所采取的数量分析，而强调整体制度因素的分析。
加尔布雷思认为，宏观经济学只注意总需求水平的调节，微观经济学只注意成本和价格的形成，却恰恰遗漏或忽视了社会的制度结构问题，即权力分配问题。
应当说，整体大于个体的简单加总，这无论在哲学上、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是成立的。
但问题并未到此为止。
更重要的事实是，“个体加总”总是构成“整体”的主体部分，两者的差异可能是重要的，但一定不是主要的。
一般地讲，个体的特征是整体特征的集中反映，个体的性质决定了整体性质的主要方面或基本方面。
因此，既要注重整体主义方法论，也不应当丢弃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对个体的研究往往可以构成整体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本文后面的分析将要说明，科思看到了加尔布雷思过分强调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偏颇，而将制度经济学研究引向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呈现出微观化、具体化的倾向。
制度经济学在我国的适用制度经济学派已从原来的非主流学派发展为现在的“显学”，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
制度学派可以分为旧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二者的区别仅在于20世纪20年代和60年代的区别，对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制度”的重视，是二者的共同点。
制度经济学起源于19世纪末的德国历史学派，强调经济发展中的历史性和过程性，强调从整体的角度来分析经济现象，强调经济发展过程的演进性。
这与从劳动、土地和资本等要素角度对经济活动进行静态分析的主流经济学派有本质的不同。
古典经济学乃至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之所以能够成为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派，和当时社会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有很大关系。
古典经济学面临的是社会财富的增长问题，这可以从经济学开山之作的名称《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反映出来，它主要解决的是生产不足问题，需求因素还没有突出出来。
新古典经济学面临的主要是需求不足问题，这也可以从其代表人物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反映出来，新古典经济学所要解决的是需求不足的问题，这时，财富的增长不再成为经济学关注的重点点。
1929－1933年波及世界的经济危机为凯恩斯经济学的实施提供了舞台，美国的罗斯福政府实行了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美国因此较快地摆脱了经济危机。
制度学派自诞生之日起，就不被主流经济学所重视。
这也许和它历史、逻辑的分析方法不能像古典经济学那样能对现实问题提供实证分析，从而在现实中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有关。
如果说古典经济学在“边际革命”以前在分析经济问题时还只是使用代数和简单的几何工具的话，那么，经过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对边际概念的引入，经济学研究方法就明显地被数学化了，进而区分为实证方法（追求经验验证）和规范方法（追求价值关怀）。
此后，数学方法在经济学领域被大量使用，起先是微积分，以后是矩阵、统计学、模型等更加复杂的方法，以致现在国际上主流经济学研究必须有模型，在国内的一些专业性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也要求必须有数学模型。
数学模型方法的应用固然使经济学增强了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和预测能力，但模型化的方法也存在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危险，如果模型的前提假定有不符合现实之处，其对现实情况的解释力就很差，其对未来事件的解释就可能很荒唐，就会出现“蝴蝶效应”。
制度经济学被大家关注是从20世纪８0年代末开始的，这和当时苏东剧变有很大关系，此后相继有30多个国家在进行体制变革。
苏东这些原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纷纷转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现实问题需要经济学家给出解释。
俄罗斯实行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为其设计的“休克疗法”，在全社会进行全面、快速的私有化，结果引起了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致使经济增长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