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近年来法理学旳重点与热点问题1. 规范法理学旳基本问题（1）法旳概念问题包括特性问题，老式意义上对什么是法有过诸多旳描述，我国从国法旳角度理解旳比较旳多。
尚有法旳特性也是频繁旳在考。
多选题考察旳比较旳多。
（2）法旳要素问题，法律规则，法律原则。
法旳概念等这些基本旳要素，常考点就是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旳关系。
这里波及一种理论问题，法律规则旳内涵究竟范围有多大，和法律原则旳界线在哪里，法律规则内涵旳合理性等法理问题旳研究。
一般在论述题中体现旳比较旳明显。
（3）法律体系旳问题，法律体系既可以小考也可以大考，大考就会问你在我国既有旳法制体制下怎样建立起一种完备旳法律体系等，讲依法治国也好，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也好，都是要有法可依，这个“法”怎样才能构建一种完备旳社会主义法制体系。
这种题型不乏会出答题旳也许性旳。
（4）法律关系旳问题，一种是法旳主体与客体旳问题，第二个就是法律行为和法律事实旳问题，第三个就是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譬如今年旳第七论述）。
（5）法旳效力问题，法律渊源（从判例为主题来论述判例制度旳作用，我国目前越来越关注判例问题，例如，许霆案、醉驾案等都会为其他法院所借鉴），法律效力等级体系等问题。
（譬如说，法为何有效力？一般可以从规范效力、实行效力、心理效力、社会效力等角度去分析，单就规范效力角度而言，法旳效力来源于宪法旳规定）（6）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问题。
法律责任问题波及旳案例也是诸多旳，由于违法、违约而导致要承担某种不利旳法律后果，即法律责任，没什么质疑旳，不过民法中有特殊旳侵权责任，譬如说，某甲旳狗把乙给咬伤了，某甲要承担法律责任，这是法律旳强制性规定，但与否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就是法律责任旳问题。
至于法律制裁问题，我国旳法律制裁大体可以分为宪法制裁、民法制裁、行政法制裁、刑法制裁等。
就拿刑法制裁来说吧，我国刑法规定旳制裁方式非常旳多，最严厉旳就是对生命旳剥夺，并且我国刑法条文中规定旳死刑诸多，这就碰到一种问题，与人权旳结合问题，世界上诸多旳国家在质疑我国与否在保障人权，这就波及到死刑设置旳合理性问题旳研究。
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理解正义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普遍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涉及到对道德、公平和社会秩序的追求。
在法律领域，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是两个重要的概念。
本文将介绍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含义，并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和重要性。
一、实体正义的含义实体正义强调的是对行为或状况本身而言的公正与平等。
它关注的是行为的目的与结果是否符合道义与公平，即是否能够保障个体的权益、福祉和利益。
在实体正义的理念下，法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保障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程序正义的含义程序正义强调公平的程序和法律的公正执行。
它关注的是保障个体在法律程序中的权利和利益，确保司法系统的公正和透明，避免滥权和不当执法的出现。
在程序正义的理念下，法律的执行过程应当遵循明确的程序和规则，确保每个人都受到平等和公平的对待。
三、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关系和重要性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
在司法实践中，只有同时追求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才能使公平与正义得到实现。
实体正义是法律的目的和价值，通过程序正义的规则和程序来实现。
而程序正义则是实现实体正义的手段和保障。
如果只追求实体正义而忽视程序正义，可能会导致优势群体滥用权力和不公平的决策。
例如，法官不遵循公正的审判程序，根据自己的意愿作出偏袒某一方的判决。
这种情况下，虽然结果可能符合某些人的利益，但整个司法系统的公信力和公正性都将受到质疑。
反之，如果只注重程序正义而忽视实体正义，法律只是一纸空文，失去了解决实际问题和保障社会公平的功能。
在这种情况下，司法程序可能公正而繁琐，却无法满足人们对公平和正义的真正需求。
因此，在法律的运行中，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应当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实体正义是法律的价值目标，而程序正义则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和保障。
只有在实现了公正的过程和公正的结果的基础上，法律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保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结论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是法律领域中两个重要的概念。
实体正义关注行为本身的公正与平等，而程序正义关注的是保障个体在法律程序中的权利和利益。
马克斯.韦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争“药家鑫”案与法治的可能性—基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分析视角文/昨日书一、理论提出什么是形式合理性、实质合理性？（一）什么是形式合理性（工具理性）？何谓形式合理性具有的法的特征？合理性是韦伯创造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范畴，分为formal rationality、substantive rationality形式合理性以概念符号（对各种事实和现象进行概括，抽象出它们共同的特征而形成的权威性范畴）和逻辑抽象为特征，可准确计算的合理性。
韦伯把这种合理性界定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一种客观的合理性，具有事实的性质。
如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现代法律都体现了形式合理性。
之所以说形式是合乎理性的，在于它指引的行为及结果具有最大程度的可计算性可预测性。
三个特点：A. 一套抽象的形式化的概念符号体系：在形式化的制度运作或科学技术中，被理性思考的不是个别存在的具体事物，而是抽象的符号（法律概念作为符号，其含义被明确界定）B. 逻辑一致的运算和推理规则：各种符号和公式的运算、形式理性思维的展开，要遵循逻辑规则和推理规则C. 运算结果的精确性和可重复性：运算过程不是含混不清的，面对同样的问题，每个人都能够得出同样的结论西方社会的形式合理性（科学化、制度化）提高了行为及结果的可计算性。
数学是最典型的形式合理化知识体系，有一套形式化的抽象符号和公式、逻辑严密的运算与推理规则、结论的精确性。
在数学或逻辑领域，面对同样问题时，不可能得出与他人不同的结论。
若某人的结论不同，肯定是他在运算过程中犯了技术或逻辑上的错误。
不会出现哲学家和伦理学家（没有明确的概念、没有逻辑和运算规则、结果因人而异）为一个问题争论上千年、还各执一词的情况。
（二）何谓实质合理性（价值合理性，主观的合理性）？“Substantive”个别存在的、独立存在。
针对性强、更为具体、随机应变、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
不具备精确计算特点的合理性，与价值判断相关联。
浅析法律与正义的关系摘要：法律最本质基础是正义。
没有正义的存在，法律的存在就没有价值。
所谓正义，它一直被视为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和美德，因此，正义千百年来为人们无限憧憬与不断追求的目标与理念。
法律与正义的良性循环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保证。
关键词：法律；正义；形式正义；实质正义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129-02康德曾经说过：“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
”笔者认为，崇高的道德法则中要数正义最为重要。
为了追求正义，无数仁人志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法学家丹尼斯·罗伊德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也谈到了法律与正义。
他认为，有一种更普遍的目标是各地法律所追求或应该追求的，那就是“正义”。
那究竟什么是正义？法律与正义的关系如何？本文的意图正是要澄清此类问题。
一、什么是正义苏格拉底（前470年——前399年）持以秩序价值为核心的正义观。
有一个叫希比亚的，曾问道苏格拉底有关正义的学说是什么。
苏格拉底对他说：“我确信，凡合乎法律的就是正义的。
”因此，在苏格拉底看来，“合法就是正义”。
这个结论并不是苏格拉底的信口雌黄，他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法律的尊严，毅然饮鸩，以身殉法。
“苏格拉底之死”成为几千年来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
但是，笔者个人认为，苏格拉底的“合法就是正义”的观点，从某种程度上说，根本说服不了我。
笔者坚持认为“恶法亦法”。
我们都是这个社会的一员，“天赋人权，人人自由平等”，苏格拉底作为公民，与其他公民地位平等，为什么要由其他公民“民主”判苏格拉底死刑？像苏格拉底这样为了所谓的“正义”而献身，令人感到痛惜与深切同情。
其实，正义是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和美德，向来被视为法律的实质和宗旨。
正义又可分为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
形式正义又称程序正义、诉讼正义，即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它着眼于内容和目的的正义性。
人证阅读答案
问题：
1、小说分别就那几个话题张开情节？题目《人证》的内涵是什么？
2、试分别概括“列车长”和“老同志”这两个人物形象的特点。
3、“老同志”根据什么推出“列车长”不是男人、“女列车员”不是人的判断？这种推论方法的作用是什么？
虽然这个故事是个讽刺笑话，但也是一个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驳论。
认定一个只有半个脚掌的人是残疾人，这可以归为实质正义；列车员认定残疾人需有残疾证，这是形式正义。
实质正义看重结论，而忽视过程；形式正义更看重过程，即程序。
其区别最明显的例子是对待“证据”的认定。
实质正义极少过问证据的来源，更注重其真实性；形式正义则极为注重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即即便证据是真实、重要的，但只要获取不合法即视为无效。
回归话题，实质正义认为一个人缺了半只脚掌明显属于残疾人；形式正义则因为其未出示残疾证而不予承认，且不论其实质是什么。
实质正义在诸多情况下代表真实，而形式正义更多的是一种秩序和规则。
实质正义多出现在人治社会，许多情况仅由人的主观判断决定；形式正义多出现在发达的法治社会，一切由规则、法律决定。
形式正义在很多情况下更代表一种秩序，如残疾人的残疾证。
罪刑法定原则：实质抑或形式作者：刘天乐来源：《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28期摘要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价值取向，但近年来，随着国外对罪刑法定原则双重理解的讨论为中国刑法学界所关注，引起了对罪刑法定原则内涵和我国刑法关于该原则的规定讨论。
形式罪刑法定原则强调法律的确定性和公开性，而实质罪刑法定原则反对死板僵硬地理解和执行法律，主张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弥补法律主义本身死板教条、落后于时代的缺陷。
本文立足于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环境，对两者是否贴合刑法中的相关规定的立法意图，也更符合司法实践、社会民主化以及保障人权的要求进行了比较论证。
关键词实质罪刑法定原则形式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解释作者简介：刘天乐，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10-025-02一、引言没有刑罚就没有犯罪（Nullum crimen sine poena）这一法律格言意为：某种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但如果刑法没有对某种行为规定了刑法后果，该行为就是无罪的。
换言之，这体现的便是“罪刑法定主义”的内容，罪刑法定原则既是刑法铁则，也是宪法原则，更是刑法学的永恒课题。
这一原则包含了成文法主义、禁止事后法、禁止类推和自由保障等等要求，体现了“良法之治”这一文明民主的法律精神。
奉行罪刑法定主义是当代所有文明国家的文明法律原则，实行罪刑法定主义是迈向法治国家的第一步。
我国《刑法》第三条后段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是中国法制建设和国际化的要求，也是民众对于文明法律的要求的体现。
罪刑法定的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的分类最早源于日本学者曾根威彦教授，其中，他认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内容即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而罪刑法定的实质内容是指该规定背后的人权保障意图。
该说法引入中国后，部分中国刑法学者对中国的罪刑法定原则应采何者展开了思考和讨论，对此问题进行思考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罪刑法定主义的正确理解。
论法律与正义——以Legal High第一集为例Legal High是一部法律题材的日剧。
第一集中，被告人坪仓因杀人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黛律师坚信自己的当事人是无辜的，并找到古美门律师，请求他与自己共同担任坪仓的上诉律师。
庭审前，黛律师按照古美门的指导，首先收集了家人和邻居对被告人赞扬的证言；其次收集了不利于警探白井的证言；然后，动用媒体力量引导舆论；进而，挑动人权团体声援被告人。
最终，在找到有利于被告人的时间证人并成功反驳控方证人后，法庭最终作出了被告人无罪的判决。
本集最后留下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局，让观众自己探寻真相并发人深思：什么是正义？一、法律与正义法律与正义的关系，是古今中外学者们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通篇探讨正义与不正义，并借苏格拉底之口主张正义是一种人与国家的美德，和美、善共同构成法律的至高标准。
他认为，在人自身具有克制的理性之外，欲望会引领正义的人也做不正义的事，这时就需要法律强制其重回正义之路。
柏拉图还将法律治下的国家视作“第二理想国”。
亚里士多德在承继了柏拉图正义观的基础之上将正义分为：平均正义、法律正义和分配正义，从而将正义作为典型的法的精神。
古罗马人汲取了古希腊先贤的法哲学思想，认为法的精神即是正义。
《查士丁尼法学总论》第一卷第一篇“正义和法律”，开宗明义：“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法学是关于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识；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
”西塞罗认为“创造法律是为了公民的安全、国家的长存以及人们生活的安宁和幸福……在‘法律’这一概念的定义中就固有选择正义和真实的观念和原则。
”对于法律与正义的关系，他阐明：“正义的来源就应在法律中发现，因为法律是一种自然力；它是聪明人的理智和理性，是衡量正义和非正义的标准”甚至提到罗马人从孩童时期便受到“一个人要求助于正义，就去诉诸法律”的教育。
这些早期的关于法律与正义的思考都认为二者具有高度的同一性，甚至将法律视为正义的代名词。
经济法的社会正义观摘; 要：作为社会经济和法学共同发展的产物，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其特殊性，这决定了它所追求的价值理念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正义观就不同于其他的部门法。
经济法追求社会正义的实现。
社会正义以社会利益的整体提高为根本出发点，这主要是通过平等原则与差别原则在经济法得以遵守来实现的。
平等原则是在经济法领域内实现社会正义的主要原则，而起矫正作用的差别原则是辅助性原则。
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是完善的法律制度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每一法律部门都同时追求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实现，实质正义不是经济法所独有的正义观。
关键字：经济法，正义观，社会正义，实质正义一、正义的终极目的是实现权利义务的合理分配。
正义是人类永恒的理想和追求，它值得我们用全部的思想和智慧去求索。
虽然我们很难用一句话去界定正义是什么，但是它却象空气一样时刻陪伴着我们。
小到对某个行为，某个个体，大到对某一法律制度甚至于整个社会的基本制度的评价，都从某种程度上体现着我们用正义的观念。
正义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它是人类道德、伦理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又是检验其他道德、伦理规范是否公平、公正和合理的重要尺度。
正因为如此，正义成了哲学、社会学、伦理学和法学等学科所共同关注的命题。
从古希腊的先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哲学大师康德、卡尔？马克思等，先后基于不同的维度对正义进行了探讨，因此关于正义的界说也就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a Protean face），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1] 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正义观是动态的，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与人们的认识能力的提高而变化的；正义又是历史的，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主流正义观。
[2] 由此可见，我们很难得出正义的终极结论，只能基于我们的认识能力使我们的正义观更接近于我们所处的社会生活的现实。
虽然对正义的界定和理解体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但自查士丁尼的《法学总论》在开篇给出了正义的经典定义——“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以来，不管是把正义定义为意志、习惯，还是把正义界定为德行，亦不论把正义视作社会基本结构的衡量尺度，“给予每一个人以其应得的东西乃是正义概念的一个重要的和普遍有效的组成部分。
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
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是两种衡量一个社会正义程度的框架，它们都以
追求平等和公正为目标。
前者是指一个社会公平、公正和健康发展的度量，它强调的是社会公平的结果和最终达到的社会公正的状态；后者则是衡量
一个社会正义程序是否公正和公平的指标。
实体正义是指一个社会中的实体结构、基本的社会与经济制度、权力
分配、以及社会结构的正义性。
这意味着社会各种各样的人，如社会最弱
势的群体，都有权在社会中受到平等尊重，并享有基本的权利和机会。
实
体正义建立在一个公平、公正和均衡的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其中每个人都
享有满足基本需求的权利，基本权利得到保障，尊重多元文化，全面发展，平等投票，获得合理的报酬，公平地分配财富，以及尊重人权等。
程序正义是一个更加基础性的概念，是指一个社会的正义程序。
程序
正义是强调诸如法律、公正的诉讼程序、程序公正的审判、重视每个人权
利的程序和执法政策，这些程序是建立在清晰、统一、公正的法律框架上的。
只有社会的程序正义足够公正、公平和客观，才能确保社会的实体正
义得到实现。
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释明权即指在民事诉讼中，为弥补当事人在诉讼能力上的欠缺，在其诉讼请求不充分、不正确或者不明确时，法院可依职权向其提出关于法律和事实上的质询，促请当事人表明主张，提供充足证据，以帮助当事人充分辩论案件事实和证据问题，并明确案件事实的权能。
该制度是为了实现诉讼效率、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平衡当事人辩论能力的差异以及弥补其在民事诉讼中的缺陷而产生的。
奥地利、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都规定了法官释明权制度，但相关规定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仍是新内容，是不完备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中国的民事诉讼模式。
一、法官释明权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法官释明权，也没有规定法官诉讼指挥权的限度。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法官的作用远超其它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
1991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虽在庭审方式上有一些具体的改革，同时在证据制度方面强调当事人责任等体现当事人主义的内容，但从总体上看，由于“发现客观真实”是法官主要职责，因而超职权主义模式仍然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大行其道。
我国的审判法官既是案件的裁判者，也是案件争点的整理者。
虽然法官的如此行为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当事人明确案件争议，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但是与此同时不难发现：法官涉案虽能帮助当事人“讨回公道”，但法官的过多干预威胁到当事人平等诉讼原则；即法官本应在诉讼中保持中立，“一旦参与争点整理则不可避免地发生协助一方当事人对抗另一方当事人的现象，从而使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力量对比发生失衡”。
这种牺牲程序公正的做法是很难实现实体公正的。
本文认为“发现真实”的职责应该归于当事人，同时限制法官的诉讼指挥权，引进法官释明权制度。
二、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转化和法官释明权民事诉讼模式在民事诉讼理论界一般分为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
前者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审理案件所需要的证据材料、主要事实及诉讼进程由法院主导指挥的诉讼模式；后者是指上述事项由当事人主导的模式。
职权主义模式违反了私法自治原则，使当事人不能处分自己的权利，当事人主义则违反诉讼经济原则，导致诉讼拖延，因而极少国家采用纯粹的当事人主义或职权主义。
法理视野中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姓名刘广鹏班级法学10升-1学号 0816503023法理视野中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摘要：法理学中的正义主要包括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但从我国目前和历史以往来看我国都有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许多学者试图努力矫正这一传统观念，对程序法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本文试图以侧重程序法的角度来分别从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概述、程序与实体谁先产生、程序正义独立价值、两者的关系来论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
关键词：程序正义实质正义法理学正文：程序正义正是一个国家是否依法治国的标志，是从人治到法治、从传统法文化到法制现代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种价值，从而确立程序正义的观念并以此作为审判方式和司法制度的改革的基本理念。
实质上，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也是法理学必须研究的问题，至于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孰先孰后，孰重孰轻，关系究竟怎样，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概述（一）程序正义程序正义被视为“看得见的正义”，其实是英美人的一种法律传统。
这源于一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
即案件不仅要判得正确、公平，并完全符合实体法的规定和精神，而且还应当使人感受到判决过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也就是，司法机构对一个案件的判决，即使非常公正、合理、合法，也还是不够的；要使裁判结论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裁判者必须确保判决过程符合公正、正义的要求。
因此，所谓的“看得见的正义”，实质上就是指裁判过程的公平，法律程序的正义。
（二）实体正义实体正义是刑事诉讼法的专有名词。
是指通过刑事诉讼过程而实现的结果上的实体公正和结果正义。
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对实体正义的偏爱和注重，一定程度上是历史传统的侵染和影响的产物。
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诉讼是在中世纪纠问式诉讼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而纠问式诉讼是当时的宗教裁判法庭的发明。
出于维护宗教教义的考虑，在宗教裁判法庭上，罪行的“真实性”要比任何所谓“人权”更为重要，诉讼程序的各个要素都必须服务于确定犯罪行为的真实性。
许霆案的法理探析2019-09-11曾经在我国轰动⼀时的许霆案，其意义显然已经超越了个案本⾝，它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个典型案例，对于民主法治的意义，引⼈深思，发⼈深省。
因此，透过许霆案的表⾯，去探究案例背后的法理问题，不仅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且更具有深远的实际意义。
⼀、法的滞后性的权衡法应该保持⼀定的稳定性，不会朝令⼣改。
因此，法律的稳定性和社会变化性之间的⽭盾似乎不可避免，这也必然导致了法律的滞后性的出现。
回到本案中，我国1997年《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融机构，数额特别巨⼤的,处⽆期徒刑或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根据1998年最⾼⼈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法律若⼲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个⼈盗窃公私财物价值⼈民币三万元⾄⼗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
基于此，⼴州中级⼈民法院的⼀审法官，“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审判的审判风格完全符合形式正义的要求。
可是为什么⼀审判决结果⼀出，却引起轩然⼤波呢？⼀⽅⾯是当⼤多数⼈在⾯对如此诱惑时很难理智的进⾏抉择。
另⼀⽅⾯，公众为许霆因为区区17.5万元就要接受⽆期徒刑惩罚，付出⼀⽣为代价⽽觉得不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国家公务⼈员贪污受贿往往千万乃⾄上亿，却判罚要⽐许霆轻得多。
这让公众⼼⽬中的那杆公正之秤失去了平衡。
这必然值得我们深思，在许霆案发⽣的2007年，97刑法已经沿⽤了⼗个春秋，⼗年的社会和经济飞速发展，公众的思维⽅式和社会的道德标准也在不断发展，因此作为社会最后⼀道防线的刑罚也应与时俱进，如再以⼗年前的经济标准来衡量今天的⾏为，我们很难由衷的说这⼀判决合情合理。
虽然我们⼀直强调法律的稳定性，但过度的稳定必然导致法律发展滞后于社会，法律的滞后是以牺牲个案的实质公正为代价的。
对此，⼀些⼈建议参照各地上年的⼈均收⼊制定数额浮动变化的标准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更进⼀步，尽管可能在短期之内⽆法实现，但是就犯罪的成⽴问题真正像国外那样⽴法定性、司法定量，由司法者在具体案件的裁量中确定成⽴犯罪以及罪轻罪重的具体标准，应该是⼀个治本的⽅案。
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南方周末）
邓宝驹等人涉嫌侵吞信用社资金两个多亿（见《南方周末》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４日第一版），依法被控职务侵占罪，最高法定刑是１５年有期徒刑；如果同种情况发生在国有企业，则可判贪污罪，最高法定刑是死刑。
两者差别甚大。
在公众看来，２·３亿巨款与１５年有期徒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合法而不合情理，与公众的道德要求相悖。
这就引出了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冲突问题。
正义是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和美德，向来被视为法律的实质和宗旨。
正义又可分为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
形式正义又称程序正义、诉讼正义，即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它着眼于形式和手段的正义性；实质正义是只指法律必须符合人们的道德理想、价值诉求，它着眼于内容和目的的正义性。
由于形式正义体现于法律的条文规定，具有一般性和抽象性的特点，因此，在权利义务的具体落实中，可能导致某些个案中的实质非正义。
有的学者认为，为了推行法治，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普遍性，某些具体案件中的实质正义可以被抛弃。
但是，当某种形式正义的实现违反了显而易见的公平和正义，我们为了符合法律形式上的规定，就可以抛弃实质正义吗？法律必须尽可能地反映实质正义，和人们的政治理想、道德要求相一致，就如卢梭指出的“法律是公意的行为”，而“社会正义观的改进和变化，常常是法律改革的先驱”（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在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冲突中，人们可以冲破滞后的法律。
当然，法律具有稳定性，不可能朝令夕改，这就需要立法者审度权衡，在恰当的时候对法律进行改革。
回到邓宝驹案中来，邓宝驹等人大肆侵吞信用社资金两个多亿，而且肆意赌博包娼，挥金如土，置公众的实际利益而不顾，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
两个多亿的侵吞款，在职务侵占罪中可谓登峰造极，在贪污罪中也极为少见。
从情理上说，处１５年徒刑实不足以平民愤，实质正义无法实现，法律惩罚罪恶、伸张正义的功能也显示不出来。
杨书文博士提出“法律重于民愤”、“在判案中唯民愤等非法律因素是瞻，必将导致法律被架空”（见《南方周末》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４日第一版《法律重于民愤》，以下简称《法》文），笔者认为，《法》文并没看到“民愤”的实质内涵，这里所指的“民愤”，实质上是公众的道德呼声，看似乎甚不理智，实则是最高的理性。
如果在个案中，“民愤”符合法律的理性和目的，那么，顺应“民愤”，并非就意味着“民愤重于法律”、“法律被架空”，而恰恰使法律获得了更高的尊严。
《法》文作者还提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作用以及观念化问题，笔者在此联想到的是另一法律基本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
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指出：“遭受侵害的福利愈重要，犯罪的动机愈强烈，阻止他们犯罪的阻力就应当愈强大，这就是说，刑罚与犯罪应当相均衡。
”即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是决定刑罚轻重的重要依据。
我国刑法还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具有同样情节的犯罪人，在定罪量刑时，必须平等对待。
邓宝驹等人侵吞财产数额之大令人瞪目结舌，社会危害极为严重，而定罪量刑之轻却不足以对犯罪分子起到有效的惩戒作用，不足以使公众的实际利益得到有力的保护，显然是不符合这两大基本原则的，不符合实质正义的。
如果法律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冲突无法带来法律的进步，这种冲突就显得毫无意义了。
法律原则的实践运用（摘自刘星《法理学导论》）
1988年8月，在中国某乡村发生一起侵权纠纷。
屠宰专业户黄某，开有一档肉铺。
一日，同村陈某的一只黑狗在黄某的肉铺上叼走一块肉。
当日下午黑狗，黑狗再次出现，环绕肉铺，黄某见状拿起木棍打狗。
狗跑，撞倒一猪。
猪爬起之后也在奔跑，撞倒一位老妇人。
老妇人因撞倒跌地，坐骨脱节，后来用去医疗费400元。
受害者找到黄某，要求赔偿。
黄某声称，因为黑狗偷吃自己肉铺的肉，故而打狗，而且，撞伤事件是由狗引起的，应当向养狗要求赔偿。
养狗人陈某称，直接撞伤人的不是狗，而是猪，所以应当向养猪人要求赔偿。
但是养猪人认为，自己的猪是被狗撞倒之后奔跑的，按照常理，自己的猪也是受害者，此外，系列事件的产生，是因为打狗人的行为所致，故而，自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这一纠纷案情刊登在《人民司法》1989年第5期上。
我们研究一下案情。
划分“法律事件”：（1）养狗人的狗吃肉；（2）屠宰户打狗；（3）养猪人的猪在路上走；（4）狗跑撞猪；（5）猪跑撞人；（6）受害者被撞；（7）受害者损失400元。
划分“过错”：（1）养狗人管理狗不慎，故而狗吃肉，但是，在这一案件的具体环境中，无人可以预料狗会撞猪；（2）养猪人允许猪在路上走，看管不力，但是，在这一案件的具体环境中，无人可以预料狗会撞猪，从而预料猪撞人；（3）受害者自己行走，同样。
在这一案件的具体环境中，显然无法预料狗会撞猪、猪会撞已，因而自己绝无任何过错。
划分“因果关系”：（1）猪跑与受害者受伤有直接因果关系；（2）猪跑与狗跑有直接因果关系，但是，狗跑与受害者受伤没有直接因果关系；（3）狗跑与打狗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但是，猪跑、受害者受伤，与打狗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观察《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1）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饲养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于受害人的过错或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除外；（2）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
分析处理意见：（1）屠宰户承担责任。
理由在于，屠宰户可以不打狗，通知养狗人看管狗，并要求养狗人赔偿肉铺的损失。
但是，屠宰户未这样做，致使狗跑撞猪，猪跑撞人。
显然，屠宰户属于第1项法律规定中的“第三人”；（2）养狗人和养猪人共同承担责任。
理由在于，养狗人看管不力，狗吃肉，进而导致屠宰户打狗，此外，狗为养狗人所养，而狗跑撞猪，进而导致猪跑撞人，同时，养猪人看管不力，猪为养猪人所养人所养，养猪人允许猪外出行走，猪跑撞人。
所以，养狗人和养猪人，均为第1项法律规定中的“饲养人”；（3）屠宰户、养狗人、养猪人承担共同责任。
理由在于，屠宰户不就打狗，养狗人看管不力，养猪人看管不力，打狗、狗跑、撞猪、猪跑、撞人，其相互之间存在着连续因果关系，缺少其中之一，损失不会出现。
因此，三人行为属于第二项法律规定中的“共同侵权”。
进一步分析处理意见：（1）针对第一种处理意见，可以提出反对意见。
因为，如果是狗撞人，则屠宰户无疑属于第一项法律规定所说的“第三人”，然而是猪撞人而非狗撞人，屠宰户只能对“狗跑撞猪”负责。
同时，难以认为“屠宰户应该预料狗跑撞猪，猪跑撞人”，亦即难以认为，就“猪跑撞人”而言，屠宰户有过错；（2）针对第二种处理意见，同样可以提出反对意见。
因为，如果是狗或猪在没有外力影响下冲撞造成损失，养狗人和养猪人自然属于法律规定所说的“饲养人”，然而，狗是在“打狗”的影响下奔跑的，猪是在“狗撞”的影响下奔跑的，因此不宜认定他们为第一项法律规定中的“饲养人”；（3）针对第三种处理意见，亦可提出反对意见。
三人在“猪跑撞人”和“损失出现”上，并非是“共同”的。
先有打狗，后有狗跑，再后，才有撞猪，才有猪跑，才有撞人和损失的出现。
至少就“打狗”而言，难以认为“打狗”和“猪跑撞人”是“共同“的（针对损
失来说）。
困为，目标是不一样的。
如果在猪跑撞人的同时，狗跑撞人，损失是由“猪跑”和“狗跑”共同造成的，那么，打狗尚可说成与“猪跑撞人”是共同的。
因为“狗跑”和“猪跑”的目标是一样的。
此外，如果第三种意见可以成立，那么第二种处理意见变得既可适用第一项法律规定，也可以适用第二项法律规定。
如果两条规定均可适用，便使第一项法律和第二项法律的意思之间出现了“重叠”现象。
意思“重叠”是法律规则不确定的表现，意味着“可以任意适用法律规则”。
显然，我们不能认为，不能推定，法律规则可以因为意思“重叠”而出现不确定性。
事实上，两项法律之间，的确是没有意思“重叠”的。
所以，第三种意见难以成立。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法律规则难以适用。
法律规则是具体的，所以，在适用过程中应该具体准确，不可质疑。
相反，前面概括概括的法律原则，可以考虑使用。
这一法律原则是一般的，具有较强的涵盖能力。
这一法律原则表明：无论是否存在“故意过错”，只要事实上造成了他人损失，使需承担责任。
这里既包含了“过失过错”，也包含了“无过错”。
而且，“事实上造成”的意思，并不必然仅仅包含“直接因果关系”的意思。
换言之，我们可以认为其也包含了“间接因果关系”的意思。
“打狗”，是损失出现的“间接原因”；“狗跑撞猪”。
也是损失出现的“间接原因”；“猪跑撞人”，是损失出现的“直接原因”。
“间接原因”像“直接原因”一样，可以归入“事实上造成”的表述。
于是，根据这条法律原则，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不论屠宰户、养狗人、养猪人是否具有“过错”，是否共同侵权，均应承担民事责任。
这种处理意见和前面提到的第三种处理意见，表面上看是一致的，但是，其法律根据不同。
而且，这一法律原则因其“抽象”、涵盖能力较强，所以，可以较为顺利地论证处理意见。
这就是法律原则在实践中的作用。
实际上，在没有法律规则明确规定下适用法律原则，是对立法者的立法立场的“具体阐发”，也即人们常说的“遵循立法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