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 浅谈古代言官制度的舆论学-精品

有明朝特色的言官制度大明特色的政治正确是广开言路，为此特地设计了言官，如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御史，也就是职业喷子，允许风闻奏事，就是听说，没什么证据也能上奏，有点莫须有的味道，品级低，才七品，偏能以小制大，时不时对着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等高官参上一本，你还没辙，掌握着朝堂上的舆论权。

言官古来有之，如秦汉有御史大夫，唐宋有谏议大夫，大名鼎鼎的魏征曾任谏议大夫，本意就是给君王挑错，兼听则明的，不过人数少，官阶高，说话就慎重，有理据。

而明朝在六科中设给事中，行“封驳纠劾”之权，另设都察院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侧重点不一样，但都有风闻奏事的职权，多少人呢，210人左右，而朝官多少官员呢1400人左右，占比达15%。

品级不高地位高，有事没事参你一本够恶心的，经常团伙作战，人多势众，惹不起。

朱元璋骨子里不相信别人，生怕下面百官相互勾结，一团和气，蒙蔽皇帝，官大了利益牵扯太多，朝堂震动太大，于是找没什么负担的小官，反正官小，大多年轻，正是愣头青不怕虎，图上进爱表现的年纪，正合适干这种事，错了也不用负责，免了后顾之忧，那还等什么，赶紧开喷啊。

下面吵吵闹闹，皇帝安安稳稳，挺好。

本来如果皇帝能力强，有主见，言官也不敢瞎喷，可是明成祖后，明朝皇帝都不咋的，不是斗蟋蟀，就是炼丹药，或者化身小蜜蜂，或者钻研木匠活，就是不拿皇帝当职业，对言官少了约束，特别是嘉靖大礼仪之争，打断了官员的脊梁，诤言直谏没什么好处，反正你皇帝拿自家的事自己不当回事，官员们也就糊弄呗，朝堂风气江河日下，言官自不能幸免。

人数多了，大家都要业绩，可是事情就那么多，怎么办呢，占着茅坑不拉屎可不行，那就找碴吧，专盯着鸡毛蒜皮的事没事找事，例如皇帝坐姿不对，竟然午睡等等，烦不胜烦，动不动上纲上线，三皇五帝如何，祖宗如何，搞不好就要亡国，用词浮夸激烈，气死人不偿命。

对大臣也是，未了总是“不知何居心”，政事要坏云云，被弹劾的大臣还要自请处分，特别的令人讨厌。

风闻奏事坏就坏在“风闻”上，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也敢上疏，搁现代妥妥的栽赃陷害，毁坏他人名誉罪，可是明朝有制度保证，政府后盾，言论上有特权，这样虽然确保了敢说，却无法制约瞎说。

对中国古代言官制度的舆论学分析
张萌秋;许静
【期刊名称】《青年记者》
【年(卷),期】2018(0)36
【摘要】言官制度:中国古代的“公众批判”林语堂在《中国新闻舆论史》中认为御史监察制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产物,意在表明中国古代的言官制度应与西方区
分开来,区别对待①,这启示我们应从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语境分析其舆论学意义。

而谢清果等认为,当前“讨论华夏舆论传播,或可结合现代‘公共领域’概念,以不同历史阶段特殊的舆论形态为线索,探讨舆论在古代社会结构之中的影响及其在制度
上与现实权力之互动”②。

现代公共领域是由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与转型》中提出的一个模型。

【总页数】2页(P52-53)
【作者】张萌秋;许静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从土地所有制的角度解读中国古代官僚制的经济基础——一项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 [J], 厉进伟
2.论制度分析的个人主义方法、整体主义方法与唯物辩证法——新制度经济学、老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之比较 [J], 刘凤义
3.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看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变迁 [J], 常润华
4.浅谈中国古代言官规谏制度 [J], 卢圣泉
5.浅析中国古代舆论制度 [J], 杨贵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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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时期的宣传与舆论控制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三个朝代，这些时期的宣传与舆论控制对于维护统治者的权威和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宣传手段多种多样，不仅包括政府官方媒体的宣传，还有民间的传媒和文化活动。

下面将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

首先，元明清时期的宣传与舆论控制离不开官方媒体的影响力。

官方的新闻机构，如元代的「京报」、明代的「都察院」、清代的「红头文报」广泛传播国家政策和最新消息。

这些媒体不仅在主要城市发行，还通过驿站和私人架设的传递机构向全国各地传播。

这些报纸报道的内容主要包括朝廷的政治动态、君主的英明举措、军事胜利以及庆功的诗文和画作等。

通过这些官方媒体，统治者能够有效地传达他们的信息和意图，同时也能够影响民众的思想和价值观。

其次，元明清时期的宣传还包括了中央政府发行的宣传册和招募海报。

这些文件具有明确的目标，如宣传国家政策、各级官员的政绩、从军的号召等。

这些宣传册和招募海报通常张贴在市中心、官方机构和节日庆典等人流量较大的地方。

这种宣传手段不仅传递特定的信息，还能够引起民众的注意和讨论。

因此，这些宣传手段对于影响和塑造舆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元明清时期的宣传还通过戏剧表演和艺术作品来传播并塑造统治者的形象。

元代的「元曲」和明清时期的「刺绣画」等艺术形式被广泛使用来表达君主的勇敢和英明才干。

这些表演和作品以寓言和象征的方式传达政治信息，往往带有宣传性质。

通过剧场和艺术品的形式，统治者能够更直接地接触和影响民众，从而加强他们的统治合法性和影响力。

此外，元明清时期的舆论控制还包括了对反对声音的压制和禁止。

在这些朝代，大多数人民并没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言论自由的限制主要体现在限制言论和写作的自由、禁止批评政府和统治者的言论等方面。

此外，对于那些反对统治者或者传播「悖逆之言」的人，政府还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如监禁、流放甚至处死。

这种舆论压制能够有效地维护统治者的权威和保持社会的稳定。

明代言官言风转变的原因及影响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的言官制度也经历了一些变化。

在明初，言官主要负责监督官员、检举贪污、劝谏君主等职责，并多数由宦官担任。

到了明中期，言官渐渐与宦官相分离，政治地位也逐渐上升。

在此过程中，言风也随之发生了转变。

本文将对明代言官言风转变的原因及其影响进行探讨。

一、原因1. 官场环境的变化明初官场中，多数官员为徐福、程颢、程颐等士人起家，他们具有儒家的风范和礼节，言辞清正。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的官员进入官场，官场风气发生了转变。

官员势力加大，文化水平下降，言谈之间不拘礼仪优雅，甚至有粗鄙之言。

这种官场环境的变化，也影响了言官的言风。

2. 经历的历史事件明初的言官多由宦官担任，他们对皇权拥有较高的忠诚度，但在官员们的反感下，大明皇帝朱元璋开始对宦官进行限制。

至永乐时期，言官与宦官的关系逐渐疏离，从而为言官的地位上升和言风的变化打下了基础。

在明初，言官主要负责监督官员，而到了明中期，官员腐败现象加剧，言官的职责也转向了检举贪污和奏请赦免等。

尤其是从万历年间开始，言官的职责更加强调检举官员违法乱纪、劝谏君主等方面。

3. 社会文化的变革明代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时期，民间商业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文化形态。

这些文化变革也对言官言风的转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例如，明中期，长篇小说《金瓶梅》开始流行。

这部小说刻画了士人和庶民的生活，揭示了当时社会各种罪恶现象，因此对言官言风的转变产生了某种影响。

言官们开始关注社会现实问题，通过言论监督官员守法，以让民众生活更美好。

二、影响1. 言官的权力地位上升言官在明代官场中逐渐成为有话语权的力量，他们的意见也逐渐受到君主的重视。

言官的言辞，不仅在官场上产生影响，也影响着历史的进程。

例如，明中期言官陆象先后上书反对倭寇线索、揭发秦淮南洋等问题，皇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2. 社会治理的改进和进步明代言官在文字上揭露贪污腐败，侵害民权的官员，善尽言官职责，对于改进当时的社会治理和政治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也促进了政治思想的进步，推动了社会的净化。

浅析中国古代舆论制度作者：杨贵鹏来源：《传播力研究》2019年第10期摘要：舆论是公众对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所形成的较一致的意见、态度等，舆论表现了人心的走向，也是一种精神力量，对社会平衡具有调节的作用。

不同朝代的舆论表现形式主要有民谣、檄文、公论等，而中国古代舆论制度主要体现为采风、纳谏、朝议等制度。

关键词：古代舆论；舆论监督；舆论控制“舆论”之现象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产生，中国古代舆论通常是指底层人民对执政势力言行举止的讨论、评议等活动，纵观历史岁月，舆论即被看做是行为的前兆和社会发展的风向标，并能一定程度地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

一、舆论与监督古汉语中，“舆”字源的本义是指车厢，经过词义演化也可代指轿。

如陈继儒的《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里中士大夫往来祠下者皆伏轼下舆。

”再有像《左传·昭公七年》里记载：“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人有十等中的第六等就是“舆”，意指为低层百姓或差役的称谓。

“舆人”就是指造车的车匠，字形是在车轮的四周有四只手，表示一起合力造车。

再引申后泛指众人，如《东周列国志》第六回中记载：“见陈侯有使命至，即命舆人驾车伺候。

”“舆论”也比作舆诵，多指众人的意见、态度或看法。

如《晋书·郭璞传》：“方辟四门以亮采，访舆诵于群心。

”而考证最早记录“舆论”一词的出处是《三国志·卷一三·魏书·王朗传》：“惧彼舆论之未畅者。

”古时候，“监”的是临水照看自己容颜之意，故本义是察看、监视，周朝后，“监”多为官职之称，如《礼记·月令》：“命四监大合百县之秩刍，以养牺牲。

”“督”字，意为监管、察看。

如《汉书·高帝纪》：“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

”与《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督旁之脩。

”二、秦朝至清朝的“舆论监督”制度秦始皇在位，谏诤制度得以确立，谏诤形式有上书、议事等，以时刻提醒警惕统治者的行为过失。

我国古代言谏制度探析
我国古代言谏制度是指统治者为了听取民众意见、纠正错误、改进政策而设立的一种制度。

这个制度可以追溯到古代周朝的"受言之诏"，并在后来的朝代逐渐完善和发展。

首先，言谏制度的存在充分体现了统治者对于民众意见的重视。

在古代社会，君主集权，民众很难直接参与政治决策。

然而，统治者也意识到，民众的意见和反馈是他们掌握国家现状的有力工具，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治理国家。

其次，言谏制度也体现了统治者平衡权力的智慧。

君主制中，君主拥有绝对权力，但他们也需要依靠官员来实施政策。

通过设立言谏制度，君主可以聆听不同声音，综合各方意见，从而防止一己之见，避免独断专行。

古代言谏制度的实施方式多种多样。

有些朝代设立了专门的言官，负责收集社会民意，向君主提出建议和批评。

有些朝代则是通过设立咨议机构，像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和明朝的"东阁"，这些机构起到类似的作用。

然而，古代言谏制度也有其局限性。

一方面，统治者对言谏的接受程度存在差异。

有些君主对言官的建议和批评虚与委蛇，只是形式上听取，实际上并不重视。

另一方面，言谏制度在实际操作中也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干扰，如朝中权臣的影响、皇帝的个人意志等。

总之，古代言谏制度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它的出现和发展，既反映了统治者对民众意见的重视，也体现了统治者平衡权力的智慧。

然而，言谏制度在实践中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对于我们现代社会，关注民众意见、重视舆论监督，也能从中受益。

我国古代官方的舆情收集制度1. 采诗官制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通过在民间采集歌谣，采听社会舆情，如《伐檀》《硕鼠》等等。

2. 御史和谏官制度自秦汉唐宋至明清，御史或谏议大夫由朝廷委任或委派，通过明察暗访，纠察中央大员和地方官吏，是独立的监察系统。

谏官、谏议大夫源于清客或说客，他们是传递社会舆情的专员，专门为君主或主人指出失德、失政、失民心的行为，如孟子、墨子、邹忌等人都是谏议大夫。

3. 罪已诏罪己诏最早见于《尚书》，其中《汤诰》《秦誓》里记载了君王对连年战祸、民不聊生情形的反思、自责，对天告白，诏告天下百姓。

《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大修宫室，好大喜功，晚年自悔。

决定“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即著名的《轮台罪己诏》。

据《旧唐书·玄宗纪》等记载了唐玄宗罪已诏。

后蜀国主孟昶的《颁令箴》等等。

凡遇重大灾情、社会变乱等事，许多皇帝都下罪已诏，公告天下，承担责任，博取百姓理解。

罪己诏虽然是一个权术伎俩，但它的确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皇帝解决和应对舆情的一个重要方式，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引导舆情的作用。

4. 击鼓鸣冤《大戴礼·保傅》载有进膳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

《帝王纪》载尧立敢谏之鼓。

设置于朝廷门外，人民有不平之事，可以击鼓鸣冤。

汉高祖刘邦闻衙门击鼓鸣冤，开释义士案例。

宋代对击鼓鸣冤建立正式制度，设置登闻鼓院，负责接受民间上诉、举告、请愿、自荐、议论军国大事等进状，成为民间与政府沟通的重要途径。

《宋史·包拯传》载包拯整饬吏治，大开状告之门。

击鼓鸣冤是我国古代由来已久的自诉、直诉渠道。

并从制度上规定了平民如有冤枉，有机会向高层官吏申诉，直至告御状。

历朝都有成文不成文的规定，凡有人击鼓言事，各级官吏不准阻拦。

据《续通鉴》记载的太学诸生陈东等击鼓上书案例是最著名的击鼓鸣冤案例。

5. 微服私访帝王或者官吏隐蔽身份，穿上平民服装秘密出行、探访民情或巡查疑难重案。

明清两代的公案小说和戏曲里，有大量微服私访的案例，这是又一种引导社会舆情的官方作为。

中国古代的舆情收集与舆论监督历朝执政者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无不以政权长久和社会稳定为重要的目标，他们都很重视来自基层社会的声音——“舆情”的收集，倾听百姓的声音，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和批评。

为此还摸索出一些办法，建立制度化的舆论监督体系，以保证舆情上达，惩恶扬善，政通人和。

帝王巡历，观风问俗，倾听百姓的声音圣贤名君，是古代帝王的理想追求，如何治理好国家？从远古时代开始，先民们就在不断探索并逐步形成一套被认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其中之一便是最高统治者定期到他所管辖的地区“巡狩”，巡行视察各地，意在观风问俗，体察民情，纠察官员，处理政务等。

帝王到各地巡游，收集舆情是他们公开的重要目的之一，正像《北史·隋本纪下》中隋炀帝所讲的：“朕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

今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

……庶乎四聪以达，天下无冤。

”后世多认为帝王巡狩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尤其是炀帝出游过度，甚至客死在外出巡游的路上，对后世触动很大。

所以，唐朝建立，唐太宗李世民汲取教训，下令约束自己及后世帝王的出游行为，他认为帝王出游带有很大的游玩性质，娱乐的形式有很多，不必远涉江湖，京城内就可以满足需要；即便是到地方观省风俗，体恤民情，收集舆情，也不必帝王亲自前往。

他认为，唐代有“忠良可接”，有身边忠臣良将来辅佐，就没有必要去求神仙来保佑了。

此后，历代帝王的巡游各地现象基本消失，仅有个别皇帝，如明武宗、清康熙和乾隆等还曾离开京城去远足。

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帝王深知百姓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深知民间舆论的重要，民意不可违背，民声不可不听。

帝王直接到基层去收集舆情，是基于中国古代对圣人君主的期盼與要求，不到地方去同样也要想方设法了解民意。

唐太祖李世民虽然不再巡历各地，但他却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善于纳谏的帝王之一，也是最关注民意与民情的帝王之一。

《贞观政要·论政体》中所讲的“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揭示的正是唐初宰相魏征和唐太宗引用古训强调民意的重要。

言谏制度话说唐初言谏监察制度唐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因为它有着丰富多彩和繁荣昌盛的文化和社会生活。

在这个时期，唐朝拥有一套完善的言谏制度和监察制度，促进了国家的发展和繁荣。

本文将详细介绍唐初言谏制度和监察制度的概念、特点、作用以及对中国历史和现代政治的影响，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个时期的文化和历史背景。

一、言谏制度的概念和特点言谏制度是唐朝建立的一项官方制度，它旨在鼓励官员和民众直言敢谏，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它的特点是：一、对谏言给予高度重视和保护。

官员和民众向皇帝、宰相等高层官员提出的谏言，不管他们的内容如何，都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

二、对言谏者给予适当的奖励和鼓励。

官员和民众向高层官员提出的谏言，如果得到了采纳和重用，都应该得到适当的奖励和鼓励。

三、对谏言者的安全给予保护。

如果官员和民众向高层官员提出的谏言，引起了高层官员的不满和打击，他们也应该得到适当的保护和安全。

二、监察制度的概念和特点监察制度是唐朝建立的一个官方制度，主要是保持政府和官员的纪律和法律，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它的特点是：一、建立信任和合作的关系。

官员和民众应该建立相互信任和合作的关系，对政府和其他官员的行为进行监察和管理。

二、对不法官员实行严格制裁和处罚。

如果一个官员或官员团体犯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等不法行为，监察制度应该将他们定性为不法行为罪，对他们实行严格的制裁和处罚。

三、保护官员和民众的合法权益。

监察制度是为了保护官员和民众的合法权益，不能超越法律和法规的界限，以免对他们造成损害或伤害。

三、唐初言谏制度和监察制度的作用唐初言谏制度和监察制度在唐朝的历史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们的作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促进政治权力的制约唐初言谏制度和监察制度在唐朝的历史进程中起着重要的制约政治权力的作用。

这些制度强调官员必须对集体利益负责并承认民众的利益。

这就给了普通百姓一个向当时高层官员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机会，官员对民意的征询，反过来为他们的行政决策提供了新的意见和建议。

宋朝官府如何控制舆论出榜是什么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宋金战事告急。

宋政府出黄榜，告谕士庶：金人游骑已及郊畿。

尽管士庶读之，莫不惊惧，但政府显然并没有打算隐瞒这个严重影响市民情绪稳定的坏消息。

以现代社会的惯例，若发生重大事故，或准备组织重大事件等，政府或相关负责单位需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向社会公众通报情况，并定期更新信息。

或许令今人想不到的是，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就已经有比较完善的官方新闻发布机制了。

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电视直播、新闻发言人等技术手段，宋人也肯定不知道什么是新闻发布会。

不过，宋朝政府有他们的新闻发布机制，叫做出榜。

榜，即榜文。

出榜，就是政府派人在各个要闹处贴出榜文，通报新闻信息。

宋朝的新闻发布会对北宋人来说，最严重的一次事故无疑是发生于北宋末的靖康之变。

当时金国入侵，国难当头，从北方席卷而来的铁骑快要围住大宋的国都汴梁城了。

可以想象，每一个生活在汴京的市民都会迫切地想了解战争的进展。

但那个时候没有电视，也没有微信、微博，该怎么办其中一个办法是，宋人可以买一份报纸看。

当时汴京市场上出售的新闻小报，会刊登一些小道消息，但是，小报上的新闻真假莫辨。

要想读到相对可靠的消息，便只能等政府出榜了。

从靖康元年一月到次年四月，宋政府几乎每天都会在汴梁城内发布榜文，向市民通报最新消息，以安抚人心、澄清流言。

靖康元年(即公元1126年)十一月十七日，开封坊间纷纷传言金兵已渡过黄河，人心惶惶，近城居民流离迁徙者，不绝于道。

宋政府准备戒严，并执行清野之策，指挥城外居民搬入城内。

第三天，即十一月十九日，政府已探知北兵临城为讹传，原来是抗金将领折彦质部下的一部分溃兵撤退至开封。

开封府便贴出榜文：前日北兵来，系折彦质溃兵，已招安讫，城外居民，各仰归业。

清野的警报也随之解除。

出榜是安定百姓人心的好办法，毕竟没有什么比政府的更能让百姓信任了。

但是出榜也有个不足，百姓很多都是文盲，所以还需要有专门念榜文的人。

明朝言官制度明朝的言官制度是明朝政治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唐朝的御史台。

明朝的言官制度在御史台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完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制度框架。

明朝的言官制度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御史、监察御史和提督御史。

御史是最高级别的官员，由九人组成，而监察御史和提督御史则是御史的下属。

御史是皇帝直接任命的，而监察御史和提督御史则是由御史推荐，最终由皇帝任命。

言官们的职责是监督官员的言行举止，向皇帝上奏不法行为以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

明朝的言官制度有几个特点。

首先，这个制度中的官员在履行职责时有相对的自由裁量权，这使得言官们能够对官员的不法行为进行及时纠正，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其次，言官们的选举和任免是相对独立的，这意味着他们不受其他官员的牵制，可以更加公正和客观地履行职责。

此外，言官们在办理案件时有权力调查和收集证据，这使得他们不仅能够发现官员的不法行为，还能确保对案件的质量进行把控。

最后，明朝的言官制度在文笔要求上有一定的标准，他们在上书时需要使用清晰明了的文字，以便皇帝容易理解和判断。

明朝的言官制度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清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监察官员，发现和纠正不法行为，确保政府的公正和透明。

言官们的努力对于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言官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言官的纠错权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扬，他们往往不能改变官员的错误行为，使得一些不法行为长期存在。

其次，言官制度在实践中可能受到官员的干预和打压，导致其无法正确行使职权。

此外，由于言官制度的特殊性质，御史们有时会被贪官污吏所收买，导致制度不公正和失去监督的机能。

总体来说，明朝的言官制度在当时为政治稳定和官员廉洁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这个制度在后来的清朝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并有着深远的影响。

透过明朝言官言风之变，浅析其转变的深层次原因及影响导言早在尧舜时代，中原大地上就流传着“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鼗”的说法。

可以说，早在古中国时期，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百姓都已经认识到“言”对于国家进步的重要推动作用。

到后来，这种观念又进一步体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的招纳与任命上。

争士、养士、用士一时蔚然成风。

这些“士”，逐渐成为了各国君主废旧立新、改革变法的推动者，他们在强国变革的同时，也具有了“言事”的双重身份，诸如蔺相如、商鞅、毛遂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但“言事”真正成为一种官职还是在秦汉时期。

秦汉帝国设立谏议大夫、太中大夫、光禄大夫等职位，使得“言事”有了真正的载体——“言官”。

后经过魏晋南北朝、唐宋元的不断发展，“言官”制度在明代达到了顶峰，成为了提高行政效率、维护地方稳定和推动国家发展的重要制度力量。

明朝的“言官”——作为历史上最严密的监察制度之主体，不仅有“凡百官狠茸、贪冒坏官纪者劾”之职，还有“表扬善类，剪除豪蠹，以正风俗、振纲纪”之权。

可以说，在朱元璋等帝国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明朝初期的言官们，敢于直言进谏，敢于匡扶正义，敢于以道事君，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明代的吏治更加清明、风气更加醇厚。

然而，随着国力渐渐增强和帝国君臣对“言官言事”的改观，贪赃枉法、冗官漫曹、纲纪废弛、士风腐糜等封建帝国病症又在明朝中后期凸显出来，特别在嘉靖、隆庆、万历时期，言官不仅未能尽职尽责，反而与贪官沆瀣一气，与污吏同甘堕落，与利益交织难分。

甚至，有的言官用朝廷赋予的“监察职权”作为打击异己、收敛钱财的工具。

而在前期那种刚正不阿、犯颜直谏的言官形象可谓是一去不复返。

在持续内斗与消耗中，大明王朝变得敏感羸弱，风雨飘摇，走向衰亡。

为什么在这种最为完善严密的监察体制之下，明朝言官前后期形象会有如此大的不同？为什么自持清明、甚至不惜用生命劝谏皇帝的言官，到明朝中后期就开始变得贪污腐败、蝇营狗苟？明代言官言风改变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这对明朝的发展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下面，我们一一来进行分析。

明代言官言风转变的原因及影响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不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言官言风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

言官言风是指明代言官在言论和表达上的风格和态度，而言官则是明代官员中的一种特殊职位，其职责是监督官员的言行举止，保护社会利益。

本文将探讨明代言官言风转变的原因及其影响。

一、原因1. 政治体制变革明代初期，朱元璋推翻了元朝，建立了大明帝国，实行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

言官在这一时期扮演了重要的监督角色，他们在监督官员的也可以通过言论对政策进行反映，对于社会的稳定和政府的公正都有一定程度的保障。

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宦官集团的势力逐渐壮大，朝廷政治逐渐腐败，朱棣开创的正统皇帝时期更是封建体制最为严密，言官的监督职能逐渐衰退，使得他们的言风也随之发生转变。

2. 社会变革明代以商业经济与里荒发展为主，国家税收大幅增加。

于是朝廷处于老天爷、主公和士大夫三方之间的矛盾变得愈发尖锐。

正所谓, “皇帝深圳言官不遵”。

3. 文化传统变迁明代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转型时期。

隋唐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显学和格致的兴起，以及书院文化乃至公开化的教育机构逐渐探索制度性的图景。

孔子的《论语》再度兴起成为士人的精神食粮。

诗词和文章的文学传统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作为文学的表达者，言官言风的变迁也和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影响1. 社会影响明代言官言风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在明代初期，言官通过他们的言论可以对政策进行反映和监督，有利于社会的公正和稳定。

到了明代中后期，由于言官言风的转变导致了他们监督职能的衰退，使得官员的腐败现象愈发严重，这对社会造成了影响。

2. 文化影响言官作为文官，其言风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明代的文化传统。

在明代初期，因言官权威的增加以及文化传统的发展，言官的言风也较为淳朴和正直，与文化传统相辅相成。

到了明代中后期，由于政治体制的变革和社会的变革，使得言官言风逐渐变得阿谀奉承，失去了文化传统的纯粹性和积极性。

明代言官言风转变的原因及影响明代言官言风的转变是由于多方面原因引起的，这些原因包括朝廷政治环境的变化、社会制度的演变以及言官自身的变化等等。

这种转变对明代政治有深远的影响，既促进了政治的稳定，也为后来的政治改革提供了参考。

明代早期，言官言风相对较为激烈，主要原因是由于明初政治的不稳定性。

明太祖朱棣在建立明朝后，经历了多次政权的更迭和军阀混战，朝廷内部派系错综复杂，政府权力分散。

在这种政治环境下，言官以直言敢谏为勤务，曾经多次发表尖锐批评朝廷政策的言论，以维护廉洁政府和尽忠职守。

这种直言敢谏的传统渐渐被淡化，主要原因之一是明政府建立了严密的御史台体系，御史台成为朝廷对言官的一道“屏障”，限制了他们的权力。

明政府对御史台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定和限制，例如限制言官的官职，对他们的年龄、考试等进行严格的规定，限制御史的势力，限制御史向内廷反映和弹劾的权力，限制御史的查办范围等等。

这种种限制使得言官的影响力和犯忌的空间逐渐减少。

另一个造成明代言风转变的原因是社会制度的演变。

明朝初期实行了以农业为基础、吏治为核心的国家政治体制，这种制度下，地方州县在朝廷的监督下相对独立，使得言官可以比较自由地进行监察。

到了明代中晚期，明朝政府逐渐加强对地方的集权，并强化了地方官吏的管辖。

这种制度的转变减少了言官的监察空间，使得他们难以开展有效的监察工作。

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言官的转变。

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加了社会矛盾和问题，这也为言官批评朝政提供了契机。

言官自身的变化也是导致明代言风转变的原因之一。

明初的言官多是出身于百姓家庭的进士，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官僚集团相对独立，有强烈的批评精神。

到了明代中晚期，言官多为官僚家族的子弟，他们对于朝廷的批评逐渐减少，更多是以维护家族利益和自身地位为目的。

明代言官在选举制度上也发生了变化。

明初的言官选举是通过乡试、会试和殿试的考试制度，选拔出来的官员普遍较为优秀，而到了明代中期以后，言官的选拔逐渐倾向于户口和世卿名流之间的联系，使得言官的水平整体下降。

科道言官制度范文科道言官制度的主要作用是选拔言官，即负责监督官员、劝谏君王并参与国家决策的官员。

言官分为两个级别，分别是正言和御史。

正言负责监督地方官员，御史则负责监督中央官员，其中最高级的御史为大理寺御史。

正言和御史由皇帝任命，同时具有弹劾权，能够弹劾腐败失职的官员，乃至皇帝自己。

这使得皇帝和官员不能不重视言官的监督。

科道言官制度的选拔方式相对灵活，与科举制度相互补充。

科举制度通过考试选拔官员，但注重的是官员的学术能力和才智。

而科道言官制度则更加注重官员的品德和政治能力。

言官的选拔一般是由太学生等具备一定学术能力的人员经过考试评选出来，然后由皇帝任命。

言官的选拔方式更贴近官员的实际工作，能够更好地考察官员的表现和潜力。

科道言官制度在宋代达到了高峰。

皇帝赵匡胤设立殿试，选拔出一批优秀的人才出任御史台官员，以此来监督地方官员，维护社会秩序。

各级言官由皇帝直接任命和罢免，使得言官职权集中，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此外，科道言官制度还对官员进行考绩评核，将优秀的官员提拔为正言或御史，以激励官员工作的积极性。

然而，科道言官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仍然存在。

有些官员通过贿赂或其他手段逃避言官的监督，滥用权力。

二是言官制度过于集权，话语权过大。

有时候皇帝会滥用权力，对言官进行任免，以阻止他们的监督和弹劾。

总的来说，科道言官制度在古代中国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助于实现政治权力的制衡和监督，提高官员的廉洁和工作效率。

它与科举制度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官员选拔和管理的重要方式。

然而，科道言官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

古代利用舆论的例子-概述说明以及解释1.引言1.1 概述概述部分:古代利用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管理工具，在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舆论的形成和传播可以影响社会治理和政治决策，其影响力远超过一般人所能想象的。

本文将通过介绍一些古代利用舆论的例子来展示舆论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通过了解古代舆论的运作方式和影响效果，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社会的运行机制和规律，也能为今日社会的舆论管理和传播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

1.2 文章结构文章结构部分内容如下：文章结构的设计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参考文章内容，同时也是为了让读者能够更清晰地了解作者的思路和观点。

本文将按照以下结构展开叙述：1. 引言部分将概述古代利用舆论的重要性和意义，以及对后文内容的预告和铺垫。

2. 正文部分将列举三个具体的古代利用舆论的例子，通过实例来展示古代社会如何运用舆论来影响民众的意识和行为。

3. 结论部分将总结古代舆论的重要性，分析古代舆论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并探讨今日舆论与古代舆论的对比，以期对读者产生深刻的启发和反思。

通过以上结构的编排，希望能够为读者呈现一个系统而有条理的叙述框架，使他们更容易理解文章内容，领会作者的观点和意图。

1.3 目的:本文旨在探讨古代社会中利用舆论的例子，以揭示其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及重要性。

通过分析古代舆论的运作机制和效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社会的运行方式，并对比现代舆论的发展与影响。

同时，通过对比古代和今日舆论的异同，可以更深入地思考舆论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如何有效地应对舆论的影响。

通过本文的探讨，希望能够为读者提供对古代舆论的全面认识，以及对当今社会舆论发展的启示和反思。

2.正文2.1 古代利用舆论的例子1古代利用舆论的例子1:在古代，舆论的影响力不可小觑。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中国春秋时期的孟子。

孟子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通过他的言论和著作来影响社会舆论。

他的思想主张人性本善并提倡仁义道德，这些思想深受人民的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