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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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选读重点知识点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了从先秦时期到清朝晚期的几千年的文学批评和创作理论。
这个时期的文论主要以文献为依据,深刻揭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特点和规律。
以下是中国古代文论选读的重点知识点。
一、文学批评的起源1.先秦时期的文学批评:先秦时期的文学批评主要以《诗经》和《楚辞》为代表,注重对诗歌的字句、音韵和意境的分析和评价。
2.魏晋时期的文学批评:魏晋时期,文学批评逐渐形成了以议论为主要形式的文论,如王逸的《论诗》、嵇康的《文赋》等。
二、文学理论的主要内容1.文心雕龙理论:《文心雕龙》是魏晋时期谢灵运所著的文论著作,系统总结了当时的文学理论。
主要内容包括文学的起源、境界、分类、特征及修辞技巧等。
该书提出了文学要有“情理兼备”、“旁征博引”、“意在笔先”等原则,对后世文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2.六朝文学理论:六朝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文学理论,如陆贾的“薄艺轻文”、刘勰的《文心雕龙》、谢灵运的《文心雕龙》等。
他们对文学的修辞、格调、风貌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奠定了后世文学理论的基础。
3.唐宋文学理论:唐宋时期的文学理论主要以文人词章和诗歌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注重文学的音韵、章法和修辞等方面的研究。
宋代张载的《顾炎武说文解字》提出了“考据经义”的文学批评方法,成为后世文人研究古代文献的重要依据。
三、文学创作的主要原则1.豪放派文学创作原则:豪放派的文学创作原则主张用表现生活真实和个性情感的手法来创作作品。
代表作家有陆游、辛弃疾等。
2.儒家文学创作原则:儒家的文学创作原则主张文人应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以明礼修身为原则来创作作品。
代表作家有欧阳修、苏轼等。
3.佛教文学创作原则:佛教的文学创作原则主张用描写人生苦难的手法来创作作品,以达到觉悟和解脱的目的。
代表作家有慧琳、明月等。
四、文学批评的方法与技巧1.父子相承法:文学批评中常采用“父子相承法”,即将作品与前人的作品进行比较,以评价作品的优劣。
第一章先秦时期的文学批评思想第一节先秦文化思想综述一、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原创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最为重要而最为特殊的时期。
它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摇篮。
先秦的历史特征是:氏族公社的基本结构解体,代之的是诸侯纷争的激烈动荡,而正是这种巨大的动荡不安孕育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可能性,开启的是华夏历史文明的曙光。
正是那种动荡才有秦的大统,更重要的是正是那种动荡,孕育了百家蜂起,诸子争鸣的灿烂文化思想,我们将它称为先秦理性精神(春秋精神)。
在那种最为活跃、最为开拓的历史条件下,终于形成了以儒、道、墨为典型代表的诸子百家思想,其中最主要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和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儒道两家对立而又互补,相克而又相生,构成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线索。
所谓先秦理性精神,即是人文精神的理性自觉,追问的基本问题是: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世界是怎样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和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对此作了既对立而又有同一的理性思考,从而从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而又有相同的性质上确立了中国文化思想的基本体系,概而言之,儒家的走向是:自然的人化,即人的生命自然的人性化,它最终把人的生命价值落实为集群性价值,即在人际关系中实现人的价值,人的生命本性也提升为道德境界。
道家的走向是:人的自然化,即人的生命的自然化,它最终把人的生命价值落实到与万物为一的自然性中,即消除一切人为痕迹,自然率性,人的生命本性,也就是与自然万物本性一样,自然而然的自然境界。
尽管价值旨归不一样,但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为了解决人自身的安身立命问题,都是人的生命修养问题,且都是把生命自由作为最高境界。
尽管儒道两家的价值旨归,自古每每成为炎黄子孙永远的乡愁,但它们的理性思考的深刻性,对生命本身、对世界的体验和感悟的卓绝智慧,于其时是独领人类风骚的;孔子、老子、孟子、庄子、荀子等作为东方古代智者的沉郁深刻、博大精深的理性精神气质,卓然耸立于人类古代文明背景上。
中国文学批评史笔记第一章、先秦文学批评一、古代经传里保存的文学理论批评资料(次重点)识记:美刺说:出处《诗经》。
美是赞美,刺是讽刺,当时的人已经认识到了文学作品有批判和歌颂两大功能,尤其是认识到文学的批判功能。
这种用诗歌来颂美匡恶的思想,到了汉代《诗大序》中就发展成为“美刺说”言志说: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诗歌社会作用的普遍认识。
出处:《尚书•尧典》原文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观志观风说:出处《左传》《国语》。
实际是与诗言志说和美刺说紧密相连的,是从统治者的角度对前两种学说的解释。
观志就是通过诗歌观察作者的思想感情;观风就是通过诗歌观察民风民情。
三不朽: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还提出三不朽的说法。
原文是:太上有立德(德指建立一个民族、一个政权,主要是指治国),其次有立功(立边功和武功),其次有立言(著书立说,指文化学术类的),以其为不朽。
理解:春秋时代所谓的“赋诗言志”的内涵: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诗歌社会作用的普遍认识。
出处:《尚书•尧典》原文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诗言志的意思是:诗歌的本质是人的思想感情的表达,人们可以通过诗来表达对社会生活的观点和态度。
后世儒家学者特别把言志的“志”解释为与政教有关的思想,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断章取义”方法:当时人们赋诗言志的时候,往往不管原诗的内容,只取其某一点的相同或类似吴公子季札评论诗乐所表现的文艺观:吴公子季札在鲁国听乐观风,他能从诗乐中听出各国民情风俗和周政的盛衰,(《周南》、《召南》)。
他提倡“中和之美”,这种中和之美的审美理想,逐渐发展成儒家诗乐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礼记、乐记》关于“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的论述开后世儒家文论的传统先秦时代人们对诗歌社会作用的认识:诗是人民思想感情的抒发,通过诗歌可以宣导民情,补察时政,对统治者起箴规劝谏的作用。
这就是《礼记、乐记》中关于“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的论述。
这种见解开后世儒家文论的传统。
文学批评史复习资料第一编第一章:先秦文学批评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萌芽阶段。
美刺说:通过创作诗歌对政治情况和人物进行赞美和讽刺的观念。
言志说:把诗歌看作是作者思想感情的发露,这种观念概括为“诗言志”。
赋诗言志:是指引用《诗经》中已有的诗歌,表达自己的想法。
断章取义:赋诗者不管原诗(诗经)整体内容,只取某一点的相同或类似。
观志和观风:从听诗的角度说,就是观志和观风。
反映了听诗者所观所知之志。
三不朽:言辞很重要,可以使人不朽,但其地位在德行、功业之下。
孔子的文学观:论《诗》主张:孔子以《诗》为修身之具。
又从政治、外交方面说明《诗》的效用。
孔子论诗带叙孔子论乐的一些言论,重视中和之美,对内容和形式都很注意。
“兴观群怨”:兴就是以诗中所说的事与实际生活中的事相联系比照,从而获得启发。
观就是与春秋时以《诗》观志、观风一致。
群:群居相切磋,是说《诗》能帮助人们互相切磋砥砺,提高修养,和谐关系。
怨,是说《诗》可以用来表达怨情。
“思无邪”:学习诗三百,是要使人归之于正,这也成为后诗一些论者主张诗歌发挥教化作用的理论依据。
孟子的文学观:以意逆志说:孟子要求说诗者不要拘泥于个别字句的表面意义,而应当根据全篇去分析作品的内容,去体会作者的意图,这样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
知人论世说:要比较正确理解作品的内容,除了以意逆志以外,还必须对作者的生平思想及其所处时代有一定的认识,结合这些方面来对作品进行考察,这是比较好的方法。
知言养气说:气指道德修养。
知言是指辨别言辞的能力。
人们的道德修养、思想认识提高了,就自然会加强辨别言辞实质的能力。
荀子的文学观:宗经、征圣、明道说的先声:荀子认为人性本恶,通过后天的修养方能向善,强调学习的重要性。
认为天下之道体现于圣人,而圣人的事迹见于经典,说《诗》是圣人之志的体现。
言辞辩说:荀子力图对各种学派进行总结性批判,以自己的学说统一论坛,扬言君子必辩,认为辩说是学者重要的修养。
《乐论》:批判墨子的非乐思想,认为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权,必须重视礼乐的社会作用,认为人的情感欲望属于本性,只能加以引导和节制,礼和乐的作用即在于此。
文学批评的滥觞阶段——先秦文学理论批评秦代以前的文学批评,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文论。
由于当时处于文学发展的早期,“文”的观念实质是一种包括文化、文章、文艺的广义的文学观念,并随诸子思想体系的不同而各有独自的理解和侧重。
同时也随着诸子思想的影响而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先秦文学批评的发端文学批评来源于文学创作实践。
先秦典籍中很早就涉及文学批评问题。
最先是谈“言”、“辞”,如《周易·艮六五》:“言有序”,就是说语言要有层次,要有条理。
又如《仪礼·聘礼》:“辞无常,逊而说。
辞多则史,少则不达。
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
”它所谓“辞”,是指使臣聘问的外交“辞令”而言;它要求“达”,就是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
这和孔子所说的“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意思一致,反映出古代统治阶级对于言辞的重视。
春秋时期,各国使臣往来频繁,言辞的得失常常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因而对于言辞更加重视,把“立言”列为“三不朽”之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谈言辞问题是先秦文学批评的萌芽。
先秦文学批评的正式形成,表现在对《诗》和乐的评论方面。
今传的《诗经》,是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的作品汇集,其中有些诗篇明确表白了作诗者的用意。
如《魏风·葛屦》:“维是褊心,是以为刺”,《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这里有箴谏,有颂扬,显示出诗歌的政治、社会作用,为“诗言志”说、“美刺”说提供了作品根据。
周王朝的统治者对于诗歌是很重视的,《国语·周语上》、《国语·晋语六》、《左传·襄公十四年》都有使“列士献诗、瞽献曲”一类记载。
统治阶级的重视诗歌,主要不是为了欣赏诗歌艺术,而是为了政治上的实用,用以观察政治的得失、风俗的盛衰,对贵族子弟进行思想教育,使诗歌发挥箴谏作用。
当时的诗都是合乐的,所以周王朝掌管音乐的太师,同时也管教“六诗”(《周礼·春官宗伯》),诗与乐成为周王朝巩固其统治的重要工具。
《中国文学批评史》文献目录(一)先秦文学批评重要研究资料简介1,《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作者:顾易生蒋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简介:《中国文学批评史》共七卷,这套丛书是目前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本书是其中第一卷。
本书的特点是描述历史全面,文献资料翔实,理论分析透彻,是全面了解先秦两汉文学批评理论状况的重要资料。
2,《中国文学理论史》(一)(作者:蔡钟翔、黄保真、成复旺,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简介:《中国文学理论史》共五卷,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观点较新的古代文论教材。
本书是其中第一卷。
其内容着重于评述古人的文学理论,对先秦时期儒、道两家文学思想给予了充分、透彻地分析,特别是对老、庄的文学思想和影响作了不同于前人的新评价。
3,《先秦两汉文论选》(作者:张少康、卢永璘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简介:本书先秦部分是这一时期文学理论文章的选集,比较全面地反映出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原始面貌,是了解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原始文献的重要资料。
4,《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作者:袁济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简介:这是一部富有创意、推陈出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教材。
此书先秦部分集中论述诸子对礼乐文化的不同看法,从而表现出中国古代思想家从政治与文化一体化的思维去探讨文学理论问题的特点。
5,《中国美学史》(第一卷先秦两汉编)(作者: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简介:本书第一卷分绪论、先秦、两汉三个部分。
依据人的社会实践是美产生的根源这一基本观点,论述中国美学的基本特征和发展线索,确立中国美学史的对象、任务和方法。
认为在禅宗诞生之前,中国美学以儒、道、楚骚美学思想为三大主题。
论文:1,王乙:《老子“言”“辩”之美及其对后世文论的影响》,《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6年第4期;2,王启兴:《孔子文艺观评价中的几个问题》,《中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4期;3,陶东风:《言不尽意与美感体验的特殊性》,《文学评论》1988年第6期;4,易先林:《孔子与庄子的自然美观》,《中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1期;5,林明华:《论<庄子>对自然美的描绘》,《中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2期;6,蒋凡、张小平:《周易对古典美学和文论批评的影响》,《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7,鲁洪生,邸艳姝:《孔子<诗>说研究——兼论孔子<诗>说对儒家诗论的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4期;8,黄震云:《二十世纪楚辞学研究述评》,《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9,姚小鸥:《<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10,曹道衡:《读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3期;11,曹道衡:《关于<诗经>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诗歌研究》2004;12,李建中:《反(返)者道之动——古代文论研究的文化人类学视野》,《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13,傅道彬:《“诗可以观”——春秋时代的观诗风尚及诗学意义》,《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14,马银琴:《论孔子的诗教主张及其思想渊源》,《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15,王卫东:《论孔子的忧患意识及其美学表现》,《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16,程勇:《内圣外王之道与儒家文论话语构建的原初向度》,《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2期;17,章必功,李健:《中国古代审美创造“物化”论》,《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18,易小斌:《老子及其思想辨正》,《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19,马银琴:《孟子诗学思想二题》,《文学遗产》2008年第4期;20,赵辉:《“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辨》,《文学遗产》2008年第6期。
第一章先秦文学批评【教学重点】杂文学观念、儒家文学观、道家文学观尚书·尧典(节录)《尚书》是中国古代现存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记载了唐尧至周朝的公文,主要是帝王的诏命以及帝王对臣下的训诫。
先秦时也称《书》,汉代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论衡·正说》)。
因列于儒家经典,故又称《书经》。
自汉代开始,即有今古文之别。
汉初由伏生所授二十九篇,用当时通行文字隶书抄写,是为《今文尚书》。
而相传汉景帝时发现于孔子故宅壁中、由孔安国献上并以先秦文字书写的《尚书》,较今文多十六篇,为《古文尚书》,西晋永嘉之乱时亡佚。
今传《古文尚书》以及孔安国《传》乃东晋梅赜所献,其析伏生二十九篇为三十三篇,另增二十五篇,自南朝梁即得到承认,并为唐朝官方所尊崇。
然经宋以后学者考证,所增二十五篇经文及孔传系伪作,其中以清代阎若璩考辩最为详尽。
《尧典》为《尚书》第一篇,近人以为由周代史官根据传闻编著,又经春秋战国时人补订而成。
伪《古文尚书》则把“慎徽五典”以下文字析出,另加二十八字作为《舜典》。
《尚书》的文字,虽然经过后人的增饰,但是其中“诗言志”一说,当属远古留下的观念,并作为成语而被先秦诸子所引述。
比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言志。
”《庄子·天下》:“诗以道志。
”《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
”等等。
所以《尚书·尧典》中帝舜对夔说的这段话,可视为“诗言志”说的渊源。
所谓“志”,最初只是一个浑沦的概念,是对人的主观意识的整体概括,包含情感和意志。
故《国语·鲁语下》又可以说“诗所以合意”。
屈原《惜颂》:“发愤以抒情。
”《悲回风》:“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
”此“抒情”与“明志”,实可互训。
唐孔颖达解释说:“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
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
发见于言,乃名为诗。
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
”(《诗大序正义》)应该说这是比较符合“诗言志”的最初内涵的。
至于汉代儒生将“志”解释为一种合乎规范的道德内容,“诗言志”亦成为儒家诗教论的一个命题,致使“情”、“志”分离,而“言志”与“缘情”遂成为两个不同的观念。
这是后来的演变,应当与原初的观念区别开来。
又按近人闻一多的理解,“志”有“记录”的意思(《歌与诗》),于是“诗言志”也就有了叙事的意义,而《诗三百》中确实也有一些诗作是具有叙事性特点的。
但是这并非是古代诗歌创作以及诗论的主流。
由“诗言志”这一基本观念,衍生出了先秦时代的若干诗学主张。
其一,诗具有教育作用。
虞舜命夔以诗乐“教胄子”,培养其敦厚的品德。
这是儒家诗教观念的起源。
孔子即以诗乐作为其人格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二,诗具有社会作用。
夔说诗乐使“神人以和”,即建立起人与神之间的和谐则是全从人后来孔子说诗“可以群”,这里尚未脱去上古巫文化的色彩。
关系。
.事本身立论,但是两者之间仍可见其上下相承的脉络。
此外,先秦时代的诸侯卿大夫,在交往过程中“必称诗以谕其志”(《汉书·艺文志》),此即所谓“赋诗言志”。
这是赋予了诗的交往功能,正如孔子说的:“不学诗,无以言。
”(《论语·季氏》)交往双方对于诗句的理解,只是截取其中的某一方面的意义而加以主观性的发挥,叫“断章取义”。
当诗句脱离了作品的上下文关系,从相对确定的意义中游离出来时,诗本身的“志”也就可以被赋诗者的“志”自由阐释。
这就有了“诗无达诂”的说法。
其三,据汉代一些文献所载,周王朝有“采诗”以观民风的制度。
无论这一说法是否确凿,至少可以说,“诗言志”这一观念,在当时或后来产生出了关于诗的一种认识,即它是民间政治意向的表达,是社会风情的反映,因此“采诗”既是一种广开言路的方式,也是君主考察社会风尚的依据,并有助于政治教化。
这是诗的政治作用,在这里,诗具有明显的工具性。
在《尚书》的这一段文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文明初期的艺术现象,即诗乐舞的三位一体。
这种现象首先具有一种起源论的意义。
如果把“百兽率舞”理解为一种原始图腾舞蹈,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诗歌、音乐和舞蹈的产生,与原始巫术活动有着某种联系,正如现代一些文化人类学家所主张的那样。
其次,这种现象还可以说明,最初的诗学观念,常常是寓诸乐论而提出的。
比如《荀子·乐论》以及《礼记·乐记》,在某种意义上可同时作诗论看。
“诗言志”之说确立了中国诗学注重表现性的基本倾向。
中国诗学即以此为基本叙述而建构起来的。
因此汉郑玄说:“诗道放于此。
”(《诗谱序》)近人朱自清更明确地将“诗言志”称作是中国诗学的“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
‘诗经(选录)《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编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余年间的作品。
先秦时称《诗》,又举其整数名《诗三百》或《三百篇》。
汉代列于儒家经典,故称《诗经》。
分《风》《雅》《颂》三部分。
大概(而非精确)地说,《风》是采集于地方并经整理的民间歌谣,《雅》系王畿乐歌,《颂》为宗庙祭祀乐歌。
作品均为合乐歌词,以四言为主,往往重章迭句,反复咏唱;风格素朴自然,也有不少诗篇已成功地运用了赋、比、兴手法而富于艺术性。
《诗经》对后代的思想和文学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汉代传《诗》者有鲁、齐、韩、毛四家,前三家属今文经学,先立于官学;毛诗属古文经学,东汉以后日渐流行,而前三家则于魏晋以后先后亡佚。
今传本即《毛诗》。
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以缝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
维是褊心,是以为刺。
(《魏风·葛屦》)园有桃,其实之殽。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魏风·园有桃》)墓门有梅,有鸮萃止。
夫也不良,歌以讯之。
讯予不顾,颠倒思予。
(《陈风·墓门》)驾彼四骆,载骤骎骎。
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谂。
(《小雅·四牡》)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
(《小雅·节南山》)为鬼为蜮,则不可得。
有面目,视人罔极。
作此好歌,以极反侧。
(《小雅·何人斯》)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
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杨园之道,猗于亩丘。
寺人孟子,作为此诗。
凡百君子,敬而听之。
(《小雅·巷伯》)匪鹑匪鸢,翰飞戾天。
匪鳣匪鲔,潜逃于渊。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
君子作歌,维以告哀。
(《小雅·四月》)君子之车,既庶且多。
君子之马,既闲且驰。
矢诗不多,维以遂歌。
(《大雅·卷阿》)民亦劳止,汔可小安。
惠此中国,国无有残。
无纵诡随,以谨缱绻。
式遏寇虐,无俾正反。
王欲玉女,是用大谏。
(《大雅·民劳》)民之未戾,职盗为寇。
凉曰不可,覆背善詈。
虽曰匪予,既作尔歌。
(《大雅·桑柔》)申伯之德,柔惠且直。
揉此万邦,闻于四国。
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
(《大雅·崧高》)四牡骙骙,八鸾喈喈。
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
吉甫作诵,穆如清风。
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
(《大雅·烝民》)《诗》的时代,理性的文明刚刚开始,诗人们以其痛苦、怨愤或者爱慕、欢乐,以其一切直接发自生存渴望的情感,来触及诗的本质。
他们也就成了中国诗学的奠基者。
一个可怜的缝衣姑娘,辛辛苦苦地为一个贵妇人做了一件衣服,这位妇人却拿腔拿调,不理不睬。
于是缝衣姑娘就将她的委曲和哀怨,化为“维是褊心,是以为刺”的诗句(《魏风·葛屦》)。
一个牢骚满腹的士人,别人说他孤傲,可是谁能理解他心中的忧伤?于是“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魏风·园有桃》)。
一个忧国忧民的大夫,眼看着国运衰微,民不聊生,无奈呼天告地,作此诵歌,“以究王讻”(《小雅·节南山》)。
从小民到大夫,各人有各人的不幸,然而他们都找到了一样的表达不幸的方式。
汉儒将这种方式总结为“刺”,也就是《诗大序》中说的“下以风刺上”的“刺”。
郑玄对“刺”的解释是:“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
”(《诗谱序》)在汉儒的观念中,“刺”被工具化了,并且偏向了政治道德意义。
但是在《诗》的时代,“刺”有着更为丰满的内容,正如《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解诂》所说的:“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种种的不幸者,本都有各自的祈求。
当周天子与大臣们一起游乐时,一位公卿看到车马之盛美,而想到朝廷贤才荟萃,于是向天子呈献了一首诗,“矢诗不多,维以遂歌”(《大雅·卷阿》)。
申伯有着美好的品德,柔顺而正直,他回到封地的时候,卿士尹吉甫写了一首诗,“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大雅·崧高》)。
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来表达心中的喜悦和崇敬之情。
汉儒将这种方式总结为“美”,也就是《诗大序》中所说的“美盛德之形容”的“美”。
郑玄将它解释为:“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
”(《诗谱序》)就像“刺”一样,“美”也被汉儒工具化了,成为歌功颂德的手段。
但是对于《诗》的时代的诗人们来说,“美”有时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欢乐情感的表达,对美好人事的赞美和祝愿,如《樛木》《桃夭》等等。
《诗》的“刺”和“美”,是对“诗言志”三字最感性的诠释。
在《诗》成为《诗经》之后,从消极的意义上说,“刺”和“美”逐渐失去了其日常性意义,而《诗》本身所呈露出的生动感性的诗学精神,也就随之变得抽象起来。
但经学文学思想对古典诗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复杂的。
我们看到,作为经学文本的《诗》,向司马迁昭示了写作之道与人生忧患的关系:“《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它还使刘勰领悟到创作的第一义:“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
”(《文心雕龙·情采》)因此,我们也必须承认,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诗》的诗学精神在《诗》的经学化过程中同时也被提升,并更有力地参与古典诗学的建构。
论语(选录)〖〗〖〗论语(选录)作者简介孔子,名丘,字仲尼。
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
儒家学派创始人,先秦诸子私人讲学论政、从事著述的开风气人物,在文化史上具有崇高地位。
《论语》主要是孔子的学生或再传的学生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反映了初期儒家思想体系的基本面貌。
其版本在西汉时有今文《鲁论》《齐论》以及《古论》,今本《论语》为东汉郑玄混合诸本而成。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学而》)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为政》)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
”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