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易学与其新学及洛学_耿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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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研究1997年第4期(总第三十四期) 王安石易学与其新学及洛学耿亮之北宋庆历至熙宁的四十年间,濂新关洛蜀朔六学并世而出,周敦颐、邵雍、王安石、张载、司马光、程、苏东坡、程颐八大易学家各自成说,确为先秦百家争鸣后的文化胜景,堪称中国易学史上的宏丽奇观。
六学互有歧异而同属儒家,八家共宗大易而各具特色。
其中新学居宋代官学地位时间最长,洛学攻新学甚力,而程颐于王安石易学亦资取最多。
欲明新学之实,欲见宋学之全,都不能不知作为新学理论基础和主导线索的王安石易学。
一、王安石易著易论略考研《易》论《易》,非自庆历始。
八大易学家之前,范仲淹、孙复、欧阳修、苏洵、刘牧、李泰伯皆有解易释易之作,胡瑗更有《周易口义》一书。
重《易》说《易》,亦非士林所专擅,上至朝廷、下至民间,几形成易学热潮。
宋太宗对易学家陈抟甚为尊崇,赐号希夷先生。
宋仁宗请杨元素到宫中为其讲解《周易》,下诏褒奖吴秘所献刘牧易书,还亲自向贾魏公“问《易》之乾卦”。
(《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0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王安石父亲名益,字损之;曾巩父亲名易占,字不疑;还有程颐治平四年于成都,一造桶者向其谈《未济》卦三阳失位等等,皆可见当时易学盛况之一斑。
正是在这种社会氛围和学术语境之中,也是在魏晋道家大昌,隋唐佛学特盛而儒家衰辱的情况之下,一大批士大夫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于先秦儒家的最高哲学典籍《周易》,而王安石则是这一批士大夫最重要的代表之一。
在少年时就认为“圣人之户庭可策而入”,并主张通经明道和去除异学以明吾道的王安石,用十四年的时间,将其所得之书“闭门而读之,不知忧乐之存乎己也,穿贯上下,浸淫其中,小之为无间,大之为无崖岸,要将一穷之而已矣。
”(第43页)十余年读书致思的结果,一是“书、序、原、说若干篇”,(第62页)再就是整整二十卷的易学专著《易义》。
《易义》成书之后,很快就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徐绛曾于千里之外给王安石写信探讨易学问题,史讽则登门拜访,请王安石为自己的《易通》作序。
继之于绍圣后与龚原《周易新讲义》、耿南仲《周易新讲义》“偕行于场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成为士子习读的最主要的易学著作。
此书《宋史・艺文志》、马端临《文献通考》和《明史・艺文志》皆有著录,后不知何时佚失,但从朱熹所说“易是荆公旧作,却自好”(《朱子语类》卷七十八)来看,至少南宋时此书尚完整无缺。
《易义》成书并流传开来的1048年,(蔡上翔《王荆公年谱》卷上)韩求仁向王安石写信求教《易》《书》《诗》《礼》《春秋》和《论》《孟》,王安石在《答韩求仁书》中,阐述了自己的有关见解,并在明确提出“《易》之蕴”的观念之后说:“某尝学《易》矣,读而思之,自以为如此,则书之以待知《易》者质其义。
当是时,以过于进取,乃今而后知昔之为可悔,而其书往往为不知者所传,追思之未尝无愧也。
”(第81页)其中虽有对《易义》不甚满意之意,但这明显是在对易之蕴即周易的精深义蕴有了新的、更深的理解之后出现的,如同朱熹晚年随着认识进展而对前此的《周易本义》不甚满意一样,并不有损于《易义》的学术价值。
联系司马光《温公易说》、《河南程氏遗书》引存《易义》条文,再结合曾巩同年所写“介卿之道德,于今为大备”(《曾巩散文全集》,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218页),我们可以说王安石三十岁之前所作的二十卷《易义》,是一部包括《周易》经传在内的系统易学专著,是比《东坡易传》和程颐《易传》早四十年左右的宋易代表作,同时也是王安石学术思想基本形成的标志,是王安石新学的发端之作。
王安石中年的易论,主要有《易象论》、《大人论》、《易泛论》、《致一论》、《九卦论》、《卦名解》、《河图洛书义》等等,此外见于《洪范传》、《原性》、《上皇帝万言书》、《周礼义》、《秦始皇》等书信诗文中者达上百条之多。
这些易论不仅表明了王安石的易学整体观,而且包含了王安石的易道论、易象观、图书说、治易方法乃至卦名卦辞解释等等,成为我们现在研究王安石易学的主要依据。
王安石晚年所写的《字说》,既是王安石整个易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王安石新学的殿军之作。
他在《字说序》中这样写道:“文者,奇偶刚柔,杂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谓之文。
字者,始于一,一而生无穷,如母之字子,故谓之字。
其声之抑扬开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从曲直,邪正上下,内外左右,皆有义,皆出于自然,非人私智所能为也。
・与・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异・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
”(第428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这里的文,即许慎《说文解字》中所说苍颉依类象形之文,这里的字,即形声相益而成之字。
这里的异用,是指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而文则主要宣教明化;这里的同制,即是说苍颉见鸟兽蹄之迹初造书契,与伏羲仰观俯察,远取近取,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而始作八卦,二者同样源出于自然,同样依据自然规律和自然现象而制作。
简言之,文字与八卦和六十四卦卦象,相互扶持,相互助益而成就《周易》,这就是王安石《字说》的主旨所在,也是王安石倾注十年精力写作《字说》的根本原因。
蔡卞谓“介甫晚年,闲居金陵,以天地万物之理著为此书,与《易》相表里。
”(见《郡斋读书志》字说条下)亦即此意。
不难看出,王安石的易学实与其新学同始共终,确是贯穿其新学的中心线索。
二、王安石治《易》方法简说王安石的治《易》方法,由吸取前人和自己创新结合而成,约而言之,有如下四个。
一曰一爻为主二爻相求。
王安石之前,王弼曾提出一卦之中一爻为主的论点,如师卦以九二为主爻,比卦以九五为主爻,恒卦以六五为主爻等等。
王安石亦持此说,与王弼和前此易家不同的是,全卦六爻中,上下卦位置相同之爻,如一爻与四爻,两爻一阴一阳,或一阳一阴者为相应,两爻同为阳爻,或同为阴爻则为敌应。
王安石则认为同为阳爻者可以相求,如乾卦九二和九五均为阳爻,均有利见大人之辞,王安石说:“易之道,于乾为至,而乾之盛,莫盛于二五,而二五之辞皆称‘利见大人’,言二爻之相求也。
”(第339页)王安石此说可能由《乾・文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来,但更主要的是用以说明大人与大人相互扶持,相互应求之观点。
二曰引史入《易》以明易理。
如乾卦九四爻爻辞为“或跃在渊,无咎”,意谓龙或跃出地面而向于天,或潜伏于渊中而不出。
胡安定以九四爻为太子之位,主要就静态之位而立言,王安石则以九四爻为武王观兵之时,主要从动态之时而立说。
如从《周易》每卦每爻皆包含无穷之事理而言,两家皆失之于拘,但从《周易》抽象之卦爻可借助具体之事理而彰显看,两家于易理可谓皆有发明,对于理解《周易》的时位即时机时势和位向方位两要素不无助益。
三曰字与易象相待成《易》。
这一方法是王安石晚年在《字说》中正式提出的,但其源头可追溯至中年的《卦名解》和《易泛论》。
《卦名解》对乾坤之下的六十二卦都作了解释,并且往往将意义相关或相反的两卦联系起来作解,例如:“四阳过二阴,而阳中,故为大过。
大过者,大过也;大者过,则亦事之大过越也。
四阴过二阳,而阴得中,故为小过。
小过,小者过也。
小者过,则亦事之小过越耳。
”(第347页)需要指出的是,他从阴阳相互关系的角度,对坎离,震艮和巽兑六经卦卦象作了阐释,如“一阳陷于二阴,故为坎。
坎者,陷也;内明,水象也。
一阴丽于二阳,故为离。
离者,丽也;外明,火象也。
”(第348页)这在中国易学史上可谓发前人所未发,而朱熹《周易本义》中之类似说法,似采取王安石之说加工而成。
在《易泛论》中,王安石对卦爻辞中的诸多物象器象都作了解释。
如“龙,天类也,能见,能跃,能飞,能云雨,而变化不测,人不可系而服者也。
马,地类也,能行而系乎人,其为物有常者也”。
(第342页)再如“几,尊物也,所凭以为安者也。
缶,圆虚以容而应者也”,“鸿,进退以时而有序者也”,“童,未有与也”。
(345页)如此等等。
联系《字说》“童,始生而蒙,信本立矣,方起而稚,仁端见矣”。
“鸿,大曰鸿,小曰鹰,所居未尝有正,可谓反矣。
然而大夫贽此者,以知去就为义,小者随时,如此而已。
乃若大者随时,则能以其智兴事造业矣。
鸿从水言智,从工言业,故又训大,《易》曰‘随时之义大矣哉!’若大夫者,不能克也。
”(见扬时《龟山集》卷七《字说辨》)可以看到,王安石晚年对易辞易象的阐发比中年要详尽深刻得多,还可以推知,王安石于其《字说》中,使用此类方法解释《周易》辞语者,当不在少,这一方法与训诂学有相通之处,到今仍有其借鉴意义在。
四曰寓理于象以示人事。
如晋卦上卦为离为明,下卦为坤为顺,初六爻辞为“晋如摧如,贞吉。
罔孚,裕,无咎。
”王安石解释说:“此谓离明在上,己往应之,然处卦之初,道未章著,上虽明照而未之信,故摧如不进,宽裕以待其时也。
”(第25页)又如此卦上卦为坎为水,下卦为坤为地,上六爻辞为“比之无首,凶。
”王安石阐发道:“此谓九五居中,为上下之主,众皆亲比,而已独后期,时过道穷,则人所不与也。
斯则圣人赜必然之理寓卦象以示人事,不为妄动。
”(第26页)这种寓理于象的方法,既不同于专主象数者的牵合附会,又不同于王弼扫象解易的“巧而不明”,(《朱子语类》卷五十一)取两派之长而无两派之失,可谓象理并重,其在易学史上之地位实不可低估。
王安石在解说晋比两卦的同时,强调“读圣人之书,师圣人之道,约而为事业,奋而为文辞”,(第26页)并表示“故窃自蹈于二卦之象,当可进之时,得其中而行之,则或几于圣人之训矣。
”(同上)一般易家多认为易理有指导人事之功用,但王安石这样把易道同事业文章乃至自己的实际进退联结在一起,较之平常所讲人事则更具针对性和现实性。
此外,王安石以数之六八为进君子退小人,并提出“图以示天道,书以示人道”(第353页)等观点,与寓理于象亦当相关,篇幅所限兹不赘述。
三、王安石易学思想概观宋初孙复有“尽孔子之心者大易”之说,其后李泰伯于《删定易图序论》中提出“本乎天谓之命,存乎人谓之性”等论点,王安石在此基础上挥扬拓展,形成了自己相当完备的易学思想。
概而观之,可分四个方面。
第一,自有生民《易》书最深。
《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和三玄之冠,其地位之重要、影响之深远、生命力之强大、覆盖面之广泛,是其他中国文化典籍所不可比拟的,而其高妙的形上智慧,精深的人文智更为历代哲人所持重。
同多数哲人一样,王安石将《周易》作为自古以来最深遂的智慧之作,他在《答徐绛书》中明确写道:“自生民以来,为书以示后世学者,莫深于《易》。
”(第87页)《周易》何以成为最为精深的智慧杰作,在王安石看来,一因《周易》的创制者是人类智慧的最高代表,伏羲、文王、孔子“皆聪明智,天下至神”,(同上)“伏羲作《易》,而后世圣人之言也,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与于是?”(第317页)二因人类社会从伏羲,经尧舜和禹汤文武,再到孔子,经过了长期的发展过程和诸多变故,积叠成了充盈完备的文明成果:“昔者道发乎伏羲,而成于尧舜,继而大之于禹汤文武,至孔子之时,天下之变备矣,故圣人之法亦自是而后备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