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教学目标：1、结合本文的结构，了解演讲辞中心突出、层次分明的特点,2、疏通文段，通过关键语句的分析，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文章的内涵，体会本文的思想文化意义,3、引导学生理解蔡元培的办学方针和巨大贡献,导入：根叔在2010届毕业典礼上的演说（音频资料）一、演说：演说是语言的艺术，它的历史与人类文明的历史一样，源远而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在《修辞学》里告诉我们如何运用语言的魅力影响听众的思想，进而影响其行为,现在演说已成为现代政治角逐、商业竞争甚至于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竞选演说、就职演说等）演说，是表现人们口才最明显的场合,在这种场合，能不能把听众吸引到自己预定的场景中来，能不能把自己的见解、主张表达清楚，能不能鼓动听从接受自己的观点，需要演讲者具有高超的能力，更需要演讲者具有真挚的感情,演讲者为了使演讲获得最好效果，要在思想、道德、品质、学识等方面达到一定的标准和水平, 演说的要求：演说是面对观众，这就使演说的内容即演说词受到些限制,首先，内容上要有针对性，要注意听众的身分，研究听众的愿望，讲大家最关心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做到有地放矢,其次，中心要突出，因为听众是听，而不是看，演说词要便于听众理清演说的思路，抓住演说的中心，理解演说的思想,再次，演说词要富于感情，这是与听众直接交流的一种方式，感情应是真挚的，不能张口训人，也不能众取宠，要打动听众的心灵，引起听众的共鸣, 演说词还要在事例的选取、语言的加工上下一番功夫,蔡元培先生一生著作等身，演说无数，演说词也成为极具阅读价值的文本,《蔡元培讲演集》收集他的演讲词九十篇，其中教育方面的演说词占很大比重，除了《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外，还为北大写了《北大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北大校役夜班开学式演说词》、《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演说词等》,二、蔡元培与北大1、蔡元培：（1868-1940年3月5日）1868年1月11日，清同治六年（兔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县, 六岁求学，饱读经书，崇拜宋儒，年少通经，翰林出身，留学德法，学贯中西，又能化西融中，博通古今，又善于借古鉴今；亲历满清腐败统治，眼见戊戌变法失败，后组织光复会，加入同盟会，投入辛亥之役，从赞同改良到投身反清；辞官离京归里后，委身教育事业，担任过绍兴中西学堂的总监、上海南洋公学总教习，出任过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阅历丰富，功业显赫，被毛泽东称为：“民族伟人”、“学术领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出的“影响世界历史百人名单”中，排在孔子、孟子、孙中山、毛泽东之后，是中国第五人,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人物中，蔡元培是颇具特色的：他以一个曾得意仕途的清季翰林，转变成为真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在反清斗争中曾提出以暗杀和暴动为手段的激烈主张，却是一位以宽容和恬淡自处而著称的长者；他旧学深沉，深刻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却有明确的开放意识，取文化世界主义的主张;在旧中国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他却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聚集同志，为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他虽然身居要职，却自始至终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道德文章垂范人间,毛泽东曾赞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3月8日);周恩来则高度概括了他一生的历史功绩:“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延安《新中华报》1940年4月19日)蔡元培一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在文化教育上尤为巨大,１９１２年他曾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担任过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伟大的爱国主义教育家，中国近代学术与教育的奠基者,教育论著有《蔡元培教育文选》、《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等,蔡元培作为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民主教育家，是我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杰出的先驱者,他在教育事业上最突出的贡献，是对北京大学的革新,蔡元培也是我国近代美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是我国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美学家与美育实践家,他重视美育事业，肯定美育对激励人生奋发精神的积极作用,1912年春，蔡元培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破天荒地以教育行政当局身份把美育与德、智、体并列为教育方针,同时，积极倡议、支持、资助建立各种与美育有关的学术研究团体，举办各种活动，保护文物古迹，撰写论著，四处演讲，目的在于通过美育来完善人格，改造人们的世界观,蔡元培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创办了两所日后驰誉中外的艺术院校，1927年10月在上海创立国立音乐院(今为“上海音乐学院”），1928年3月于杭州筹建国立艺术院(今为“中国美术学院”),2、北大发展历程：要想理解这篇演讲辞的内涵和意义，必须先了解当时的社会现状和北大的发展历程,现在的北京大学却不是最好的北京大学,最好的北京大学是蔡元培时期的北京大学,一个学校是什么样的学校，决定于它的校长是什么样子的校长,——充分肯定蔡元培对北大的贡献,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京师大学堂的诞生，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以后，所有新政措施几乎全部被废除，只有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为严复，后相继有三任,民国五年（1916）冬，正留法的蔡元培，接到北大的来电,当时教育总长范源廉向总统黎元洪说明后，于1916年8月26日致电驻法使馆，请蔡元培出山,蔡元培于11月8日抵沪，当时，有些好心的同志劝他不要去行使这一职权，广西的马君武说北大太腐败了，是个臭虫窝、大染缸，整顿不好，反坏了一世清名,但这绝非蔡元培的性格，早在民国元年，就发生过要蔡元培上京去迎接袁世凯这样“倒霉的差使”，他就说出“我不去，总须有人去”这样的豪言壮语,而他之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决心，更不会在困难面前屈服；加上当时孙中山认为，“北方应有像你这样的老同志去传播革命思想”，于是北上,12月26日总统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接任之前的北大，总的来说还是一所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学府,因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或八旗贵族子弟，来上学时，有不少还带着听差，上学只是为了升官发财，对研究学问没什么兴趣，而是想方设法混资历，找靠山,蔡元培的贡献就在于，他把陈腐的北大，变成了学术至上的真正大学,他以坚决的气魄，按照自己的教育理想，采取一系列对症下药的措施，一步步地改造北大，使北大逐步显示出全新的风貌,不到两三年时间，北大便从一个培养官僚的腐朽机构一跃而成为全国进步青年仰慕的学府,3、蔡元培与北大：1917年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积极倡导并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允许和鼓励不同学派发展的办学方针，热心延聘像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鲁迅这样学识渊博且思想进步的新派人物到北大执教，同时对思想守旧但在学术上有造诣的学者也加以延揽，开创了学术自由的新风；同时，对不称职的教师坚决辞退，不予任用,其次蔡元培先生树立了良好校风，要求学生“以研究学术为天职”鼓励学生多方学习，形成自己富于个性的独特思想，形成了独立进行专业研究的能力,再次，他还实行了开放性办学的方式，打破“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接收女学生，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他对北大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他提出的著名的“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就在作者任职两年半之后的1919看，他曾写宣言〈〈我绝对不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一度要求辞职,辞职理由有三点：第一，校长的身分为半官僚性质，于是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有着无数的繁文缛节，受管制太多，令人痛苦；第二，无法达到思想的自由，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约束，令人窒息，对新思想如同对待“洪水猛兽”，强行干涉；第三，北京正是风俗日偷，道德沦丧的社会，将人沾染上污浊,蔡元培先生虽然态度坚决，但并未能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因为北京大学离不开他,在几年的时间里，蔡元培先生以他先进的教学思想、广博的学识以及个性的人格魅力，打下了北大百年的基业，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蔡先生发起组织了进德会，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为基本戒条，针对北大一部分学生的恶习，用这样的方法培养个人高尚的道德情操,这个组织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旧社会上层道德堕落、生活腐朽的强烈不满,当时进德会在校内颇有影响，入会的人很多，对于北大部分知识分子个人道德的提高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在蔡元培校长的革新精神指导下，北京大学气象一新，在全国教育界、学术界以及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心,三、《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1、概述：是蔡元培出长北大第六天时所作的一篇演说词，全文只有1500余字，然而思想深邃，内容宏富，今天读来，尤其是对教育界来说，仍不失为一篇典范文章，列入2004年人教版高中第一册新课程教材,2、写作背景1916年底，在法国游学的蔡元培接教育部电，请他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但这并非美差，当时的北大以学风败坏、腐败盛行而声名狼藉，所以蔡元培一到上海，多数友人劝其不可就职，说北大太腐败，恐整顿不了，反把自己名誉毁掉了,蔡元培最终听从的是这少数人的意见，走上了北大校长的职位,先生在任职伊始，就指出了北京大学的发展方向，确定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要求学生学实际知识，放开学生的思想，让其自由健康地成长,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在不到十天的日子里，就聘请积学而热心的陈独秀先生，解聘不称职教师，让学生乃至于社会看到了他改革的决心和力度,作者还针对北京社会的“风俗日偷，道德沦丧”的现状，对学生提出了德育的新要求，做到了有的放矢,希望学生在污浊的社会环境中能够修心养性，能以天下为己任，以身作则，担当起拨乱反正的历史使命,对敬爱师友的要求，可以看作是品德教育的另一侧面,只有这样，才会在北京大学形成一个良好的求学环境，才能形成良好的校风,演说是蔡先生认为最好的教育方式之一，他的一生演说极多，据马燕编的《蔡元培讲演集》就收集他的演讲词90篇,而单从他法回国至此短短2个月，就在杭州、绍兴、南京、上海、北京五地讲演了10场之多，其对象泛及大中专师生及各学会同仁，其内容从欧洲战争之性质、乡土建设之重要、路矿发展之必须，讲到教育事业之对策、男女同校之好处等等，等等,他的演说，不说不要由秘书捉刀代笔，就连文稿也来不及草就，往往是即兴的，全凭作者平时的学识积累和细致的观察思考能力，用蔡先生的话说是：全靠口讲指画来表示，因此自己必须有得于心，才能讲得清楚，才能使听者听得明白，收到良好之结果,再说，这些演说稿完全是靠他人的手工速记，与原意难免有所出入，正如他自己说的“偶在会场演说，事前既无睱预备，事后亦不睱取速记稿而订正之,”先生认为讲演能转移风气，而欲自强，必先从人心风俗开始，因此，他特别重视演说,早在1901年8月在上海南洋公学时，他就鼓励学生练习演说，以培养启发群众之能力，以便灌输爱国思想,他重视演说，还可从他婉绝总统府官礼处的函请，可见一斑,他宁愿不出席大总统宴请，而践南洋公学同学会之约,这次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是回国后的第11场演讲,这场演说是在1917年初，蔡先生已步入知命之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尚在酣战之中，国内正处军阀混战阶段，正像国父孙先生说的需要蔡先生“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的教育”,于是就有这场演说的发生,四、文本分析1、疏通文本：2、阅读，明确蔡元培先生在就职演说里提出的基本观点,明确——三项要求：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两点计划：改良讲义，添购书籍,2、蔡元培先生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结合现状）明确：①抱定宗旨，以正学风——现状：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之思想，干禄而已；而蔡元培先生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之谓也”,②砥砺德行，以矫颓俗——现状：风俗日偷，道德沦丧，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③敬爱师友，以整校风——现状：A.对于教员，不能以诚相待，礼敬有加，只是利用耳,因做官心切，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浅深，唯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唯将来毕业有人提携,B.对于同学校友，不能开诚布公，道义相勖,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明确——一曰改良讲义：以期学有所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自可旁稽博采,3、分析文章思路①开门见山，在简单地回顾了自己与北大的渊源之后，就以校长的身份直截了当地对青年学子提出了三点要求：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这几点要求绝非泛泛而谈，而是直接针对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北大的沉疴而提出的，可以说每一点都极富有针对性，都事关北大的前途和命运,A.蔡元培先生高屋建瓴地匡正了大学的性质，明确求学的目的,——大学不是做官发财的跳板，而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尖锐指出，以前的北大学生多抱做官发财的目的来此读书，对于教师不以学问的深浅来衡量，而是只问官阶之大小等等,而这些现象之所以产生，深层原因恰恰在于学校办学宗旨不明，大学日渐急功近利和庸俗化,因此，蔡提出，来北大求学的青年学子，一定要有正大的宗旨,对此，文章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为求学而来到北大者，会倍加珍惜这几年的大好光阴，孜孜苦读，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底子,为做官发财而来，则往往容易敷衍塞责，误己误国,B．着眼于品行,五四运动之前的中国社会，极端无序和混乱,辛亥革命的不彻底，致使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以后又经过历次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北洋军阀统治了当时的北京，社会动荡不安,在思想领域，人们失去了旧有的道德规范，而新的又未曾确立，在道德失范的状况下，许多人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底线,作为北洋政府所在地的北京，更是腐败成风,蔡元培痛心地指出，在这样的社会中，即使青年学子洁身自好，又能有什么前途！因此，他希望北大的学子能以天下为己任，以身作则，担当起匡正流俗的职责，为天下人做道德的楷模,即使娱乐，也要力求正当之娱乐, 为改变学生中间的不良风气，蔡元培积极提倡在学生中间成立进德会，人会的人都要遵守不赌博、不饮酒、不娶妾等基本戒条,另外，他还积极促成体育会、音乐会、绘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等业余研究机构，目的就是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消遣方式，培养他们的正当趣味,C.从个人修养方面来说,他希望北大学子能尊敬师长，团结友爱,特别是同学之间要相互勉励，共同维护北大的荣誉,他还以自己在德国的亲身经历，论述良好的社会风气之必要，勉励青年学子相互友爱，共同进步,这三点看起来并不复杂，但在当时却有着振聋发聩、匡正时弊的重要意义,正是因为有了蔡元培，有了这样的办学方针和求学准则、做人标准，北大才从多年陈腐封建的泥潭中拔了出来，走上正轨，逐步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为成就今后的百年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②演讲辞的最后，作者告诉在座的青年学子，自己近期要做两件事，一是改良讲义，二是添购书籍,这两件事情虽小，却是建构一个优秀大学的基本条件，也正是北大学子们最迫切需要的,作为一个校长，蔡元培为学校、为学生考虑得不可谓不深，不可谓不细,关于图书一事,蔡元培先生一贯对图书和图书馆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曾在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开幕及中国版本展览会开幕典礼上致词，强调科学家对于图书的重视,在他的心目中，图书馆是学校之外的最重要的教育机构,在任职演说上，他就把充实图书馆做为一项重要的工作纳入改革的日程中,且在书籍的内容上也做了说明，这和他推行的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原则是分不开的,学生可以通过具有先进思想的新出的书籍更新旧的观念，也利于学生对知识的深入研究,在任职后，他曾亲自为图书馆筹募资金，开源节流，以购图书，还曾向社会倡导图书馆向社会开放,可见，蔡元培先生对图书馆的一往情深,小结：在结构上，这篇演讲辞思路非常清晰，围绕着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北大学子而展开演说，而且通篇都围绕着这一中心选择材料和组织结构,简短的开场白引出话题，正文展开话题，结尾总结话题，层次分明，脉络清楚，可谓一气呵成,4、思考与讨论①作为一篇就职演说，本文富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明确：就职演说，大都会阐释自己的施政纲领或对听众提出要求，本文二者融合而又侧重于后者,作为北大的新一任校长，蔡元培对青年学子寄予了厚望,他深知当时社会的污浊与北大的沉疴，因此，在演讲中，他开门见山，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三点要求,这三点可以说每一点都事关北大的前途和命运，作者治校的大计方针融合在这三点要求之中，为改造教育和北大，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推动作用,作者讲述的问题，正是当时北大青年学子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演说的内容和情感上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引起了听众的兴趣，这就使演讲获得了巨大的教育效果,②本文在语言上有何特点？明确：在语言上，本文用浅易的文言文写成，在简洁凝练中透出文言文特有的古朴典雅,这篇演讲辞写作的年代，正是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新旧两种文体并行的时期，当时的许多文章都带有文白混杂的特点,以本文为例，文章基本的框架还是文言文，有大量的文言字词和文言句式，多用单音词、语气词等，但另一方面文章又比较浅显，有许多口语成分，比起古文来好理解,因此，本文读起来既有文言的言简意赅、意味深长，又有口语的明快易懂,③感人肺腑的情思在演讲的全过程，作者讲述任何问题时，都倾注了无比的热情,他五年前任职教育部时就对北大做出贡献，早已情系北大；走马上任之初，即针对时弊，殷殷教导青年学子改变观念、学风，热切关注；每提一点要求，都真诚表达自己对现实的看法、对事理的理解和对青年学子的诚挚期待；对青年学子近期应做事两项事，也同样是带着满腔热情来进行解释和开导,这篇演讲的巨大说服力，除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因素之外，感人肺腑的情感因素也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翰林学士蔡元培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韩芳蔡元培（1868—1940），出生在浙江绍兴山阴县的一个普通家庭，他的一生经历了清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代，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他的“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名言警句影响了许多教育仁人，他的道德文章、革命经历更是被后人所称颂,此外，他的科举求仕之途也为这位“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增加了光环,4岁时，蔡元培进入自家开设的私塾读书，开始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塾师王先生对蔡元培的影响最大，王先生不允许学生看科考以外的书籍，要求学做八股文，为应考作准备,蔡元培在《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一文中，对王先生传道授业解惑的情况曾作过这样的记载：“先生自己虽然随便看书，而对于我们未成秀才的学生，除经书外，却不许乱看书,有一日，我借得一本《三国演义》，看了几页，先生看见了，说看不得……《战国策》，也说看不得,所以那时我们读书为考试起见，即如《礼记》里面关于丧礼的各篇各节，都删去读，因为试官均有忌讳，决不出丧礼的题目，这样的读书，照现代眼光看来，真有点可怪了,”此外，蔡元培的六叔蔡铭恩对他也深有影响，经常对他加以指点,蔡元培在其口述自传中说道，“孑民十余岁，即翻阅《史记》、《汉书》、《文史通义》等诸书，皆得叔父之指导,”在《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中，蔡元培还专门回忆了青少年时期阅览六叔家藏书的事情，正是这些藏书使他“最为得益，深受影响”,在绍兴特有的人文环境的熏陶下，在塾师的教导下，在家人的殷切盼望下，蔡元培的学业增进很快,1884年，蔡元培年满17岁，应童子考试，考中秀才,1886年，在六叔的陪同下，蔡元培第一次走出绍兴，前往杭州参加乡试,尽管他踌躇满志，但却名落孙山,蔡元培后来回忆了这次紧张的考试，“集万人于考场，偶有神经错乱，于试卷上乱写情诗或漫画杂事，甚至于自杀的”,返乡之后，蔡元培读书更加刻苦，潜心专研,1889年，他再次来到杭州参加乡试,三年的辛勤付出换来了沉甸甸的果实，蔡元培高中举人，名列第23名,1890年，蔡元培进京参加会试，在同年录取的327名贡士中，他名列第80名,有清一代，会试之后，须经过复试和殿试，才能成为进士,因为殿试朝考的名次均以字为标准，蔡元培未习楷书，自感写的字不好，没有参加该科的殿试,1892年，蔡元培补应复试，复试后，又参加了殿试,殿试是科举考试最高层次的考试，他不慌不忙，从容应对,近年发现的《蔡元培殿试硃卷》附有蔡元培当年作的试题：《廷尉天下之平论》及《赋得江心舟上波中铸得铜字五言八韵》,蔡元培在其自传的年谱中这样回忆这次考试，“向来殿试专讲格式，不中内容，听说张香涛（张之洞）应殿试时不拘格式，被取一甲第三名,我那时候也没有拘泥格式，而且这两年中也没有习字，仍是随便一写，但结果被取为二甲进士,”殿试完毕，蔡元培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主考官翁同龢评价他“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点翰林后的一年间，蔡元培基本上是在游历中渡过的,他先后游历了宁波、上海、香港、广州等地，几乎走遍了中国最早与海外通商的口岸和地区,1894年，蔡元培通过了朝廷对翰林院庶吉士进行甄别以决定任用的考试，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一职,同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的惨败使蔡元培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航向,四年之后，他毅然辞职，结束了令人羡慕的翰林院生涯，开始了他的新天地,翰林院庶吉士在中国历史上，曾长期存在着一个带有浓厚学术色彩的官署——翰林院（Imperial Acade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