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民主的海州模式

草根社群如何成为社区治理要素——“居委会自治家园”实证探索及启示来源:解放日报| 2014-09-04 07:19 | 作者：徐中振图1图2图3■徐中振今年7月初，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调研黄浦新苑自治家园，了解黄浦新苑开展社区自治的成功做法。

自2009年4月至今，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组织专家团队，持续5年开展“居委会自治家园”项目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在居委会组织的功能拓展与机制创新方面形成了一定探索成效：通过“自治家园理事会”的平台，使一大批居民和文体团队参与到居委会治理结构和工作体系中；党支部、居委会加强了体制化、功能化的与居民群众的联系。

群众参与不足和自治机制与能力缺乏等问题，得到明显改善。

上海基层社区治理现状当前上海市委开展加强基层建设专题调研，是深刻体现和贯彻落实党中央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战略任务在社会治理和基层治理领域的探索。

上海基层社区发展和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体现出几个特征：一是从社会性领域考察：社区治理的群众基础和资源要素基本形成。

经历了近20年的社区建设与发展，关系层面上，出现了由个体走向群体的变化；功能层面上，实现了由互助性到公益性的进步；组织层面上，体现了由自发活动社群到功能性初级组织的发展，基层社会治理的自主性意识和主体性骨干正在逐渐形成，各类群众性自组织的活动能力和涉及的事务领域不断提高拓展。

二是从行政性领域考察：政府支持与主导社区发展的功能体系基本完善。

上海社区建设形成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体制格局；政府条线机构深入社区、服务群众的工作平台基本形成（如街道政务中心、网格化精细管理机制等）；城市基础设施硬件和社区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社区服务的几大中心和居民小区活动设施建设基本成型。

三是从市场化领域考察：形成了一大批中高档商品化住宅社区。

不同于20年前的社区，此种类型的社区从对政府行政体系的“资源依赖型”转变为“资源溢出型”，基层社会建设的发展趋势和工作重心也逐渐转变为激发社区的丰富资源和参与活力，提升社区的组织化程度和完善治理体系。

一个村民小组的“草根民主”创举作者：邹宏仪尤健来源：《群众》2008年第06期赵坝出了个“农民议会”赵坝是南京市六合区八百桥镇西南面的一个自然村庄，30几户人家，160多人口，400余亩农田。

据考证，从第一户赵姓人家落户于此，筑坝而居，这个村庄已经有300多年历史。

与周围千百个散落的自然村庄相比，赵坝并没有任何出奇之处，反而因为它三面环水、交通闭塞而显得有几分落寞。

然而，就在这个不为外界所关注的小村庄里，却发生了一件不平凡的事。

2007年3月6日，农历正月十七的晚上，当大多数中国人还沉浸在元宵节的气氛中时，赵坝村民却聚集在党员赵永权家，选举赵永权、赵久山、卞有洲等9名村民为代表，宣告成立了他们自己的自治性组织——赵坝农民议会。

按照赵坝人自己的说法，他们成立农民议会，是面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经历长时间思索后作出的选择，“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和中国千百万个村庄一样，赵坝经历了农村改革以来的巨大历史变迁。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激发了赵坝人的劳动热情，使赵坝人开始在经济上富裕起来，富起来的农民突然发现原先习以为常的道路泥泞、村庄环境脏乱差等状况如今变得那么无法忍受。

就说村头的那片大塘，20多年没人清淤，也没钱清淤，塘边就是垃圾堆，成了臭不可闻的“碟子塘”。

每每提起这口塘，村民只能叹息。

也有人去找村委会，希望村里能管管赵坝的事。

村干部很为难：“全村26个组，5000多人口，村里就六七个干部，怎么管得过来?”是的，村里的财力应付全村的事务尚且不足，纯属一个村民小组内的事情就更摆不到村委会的议事日程上来。

看来，自己的事只有自己管了，要管就要有一个组织来落实，党员赵永权率先发出了成立本村民小组自己的“农民议会”这一动议，得到了本小组一些党员和农民群众的热烈响应，大伙儿一拍即合，于是就有了前面所说的那一幕，2007年3月6日的晚上，赵坝农民议会正式诞生了。

小“议会”大作用清理村头那口臭不可闻的“碟子塘”是赵坝农民议会成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

发自草根的新型民主——温岭“民主恳谈”机制的观察与分析作者：房宁来源：《文化纵横》 2008年第2期房宁发展民主政治，走民主之路，既是中国社会的共识，也是中国的现实。

问题是中国如何走民主之路，走一条什么样的民主道路。

与80年代相比，当下中国社会的民主语态发生了很大变化，追求中国本土形态的民主体制，走中国自己的民主之路，已逐渐占居了主流话语地位。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中国近代以来追求民主的社会诉求，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新型民主政体。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广泛而深刻变化，来自社会的民主需求增强，实践中民主形式的新探索、新实验此起彼伏，渐成蓬勃开展之势。

与民主实践不断前行的现实相比，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关于民主问题的关注与认识似乎有些停滞。

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缺乏民主实践等原因，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民主话语历来是以表达意识形态诉求为主要内容。

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讨论民主，这类研究文献相同之处在于：人们谈论的都是民主的理想、民主的价值、民主的方案，总之是关于民主的意想。

中国的现实早已走到了前面，中国的政治实践已经超越了“启蒙”，关于“启蒙”的教诲恐怕该下课了。

在基层，带着草根芬芳的民主实践犹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出来。

现在是把中国的民主话语拉到实践层面加以重构的时候了！一种发自草根的新民主在中国基层社会大量的民主政治实践中，有一种具有很强生命力，充满希望的民主形式，非常值得人们关注。

这就是十年前诞生于浙江台州温岭的“民主恳谈”。

所谓民主恳谈，简言之即公共事务的人民会商制度。

如今，在温岭，在台州，小到村庄道路的修建，大到市级财政预算，甚至市委重大决定，都要经过民主恳谈，听取各方意见，特别是听取利益相关方面的群众代表的意见，由当事方与利益相关方进行会商，并形成具有一定约束性的意见进入决策、决定程序。

民主恳谈，在台州已经成为一种涉及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应用范围相当广泛的民主形式，成为党委民主决策、政府民主行政的必要环节和人大制度的补充完善。

新农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草根民主:内涵、限度与提升村民自治的政治学思考蒋永甫 谢 舜摘要:发韧于中国乡土社会的村民自治,由于固有的乡土气息及其内在的民主选举因素,被学人们称为草根民主。

本文主要从内涵、限度和提升三个方面对草根民主进行历史回顾和理性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望草根民主的未来发展前景。

关键词:村民自治;限度;参与型民主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4-0031-08在有着几千年专制传统的中国,自20世纪以来开始了对民主的孜孜不倦的追求。

但是,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屡屡受挫,来自上层的民主政体的移植没有成活,而广大知识分子对民主的奔走呼号也似成绝响。

民主在中国的命运似乎不佳。

但是,谁曾想到,发韧于中国乡村社会的村民自治,却集合了上层政治家的民主承诺和知识分子的民主想象,一时成为中国语境中大行其道的时髦话语。

这个根植于泥土、行走在村野的民主,被学人们称为 草根民主 。

草根民主,是一种 政治浪漫主义 ,还是一种农民的政治行动,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村民自治的民主内涵,能否揭示其民主限度,并进一步提升其民主品质。

一、内生与外赋:村民自治的民主内涵村民自治,作为乡村秩序的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具有行政嵌入和村庄内生两方面的因素。

这是因为,村民自治作为人民公社解体后乡村社会面临治理危机的情况下由村民自发形成的一种新的乡村治理模式,反映了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村庄社会对公共权力的需求。

这一公共作者简介:蒋永甫,政治学博士,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谢舜,哲学博士,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31权力包括规定村民的权力与义务,决定乡村公共资源的分配和利用,以及提供秩序等基本公共产品。

而一些村庄精英(包括老党员、以乡村教师为主的乡村知识分子和原先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生产队干部)起而满足村民的这种需求,产生了村民委员会这种新的乡村社会组织形态和管理体制 ,这就是村民自治的内在生成机制。

法治视域下的“草根宪法”作者：章亮亮来源：《检察风云·创新社会管理理论》2015年第01期从告状大户区、信访重灾区、维稳难点区到群众满意、干部赞同、氛围公正和谐，浦东新区合庆镇的秘诀就来源于小小的册子——《村民自治章程及实施细则》，这也被上海市委组织部誉为“草根宪法”。

“草根宪法”是一个新名词，但并不是一个新概念。

北宋著名学者吕大钧曾在家乡蓝田制定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村规民约，用通俗的语言规定了处理乡党邻里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包括行为规范和礼仪俗规，史称《吕氏乡约》。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人民公社解体，以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为手段，以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目标的村民自治诞生，村规民约作为农村中普遍存在的自治规范，其作用和地位得到了国家法律的认可，并与国家法律一起，依据各自的规则在不同领域调整着农村社会的秩序。

“草根宪法”是村民自治的实践基础合庆镇“32字自治经”充分体现了村民自治的基本要义，即自我管理——村民自我约束、自我组织，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自我教育——通过参与自治实践学习民主技能和经验；自我服务——村民共同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业。

这些要义也都落实体现在了“草根宪法”的具体内容中。

从合庆镇“草根宪法”的运作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详实、公开的规约确保了村级治理运作的透明度，“户代会”制度、“四议两公开”议事规则、村务监督制度等一套具体规则体系的有效运作增强了村民对制度的信心，而这一信心又推动了村民之间信任感的提升，从而使村规民约演化为制度性社会资本，具备了合法性基础。

一是广泛的民众基础。

合庆镇在治理实践中不是通过行政命令布置任务，而是引导村民自发、自觉、自愿地参与村级事务。

通过召开“户代会”广泛听取村民意见，最后统计汇总出村民关注度最高、反映最集中的村务事项作为村民自治的具体项目，因此高度契合乡土社会的生活实际，具有很强的社会适应性和实用性。

民主管理视角下“一委三会”社区治理新模式研究——以连云港市海州区为例作者：暂无来源：《大陆桥视野·经济瞭望》 2016年第8期文 / 许沛元刘铸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区是若干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聚集在某一个领域里所形成的一个生活上相互关联的大集体，是社会有机体最基本的内容，是宏观社会的缩影。

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深度直接影响着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程度。

本文聚焦社区治理现代化研究主题，在民主管理视角下，选取海州区推行“一委三会”社区治理新模式为研究对象，采取文献法、访谈法、案例分析法等方式，全面介绍“一委三会”社区治理新模式的产生背景、法理依据及运行模式，客观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建议，以期促进“一委三会”新模式不断完善，也为更多地区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参考。

一、研究概述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而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中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又进一步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社区是若干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聚集在某一个领域里所形成的一个生活上相互关联的大集体，是社会有机体最基本的内容，是宏观社会的缩影。

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深度直接影响着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程度。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基层社区也在不断转型发展，亟需吸引吸纳社会力量、社会公众参与社区管理，也促使“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新治理模式逐步形成。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本课题选取连云港市海州区为案例，综合运用文献法、访谈法、案例分析法等方式，在以往对社区治理模式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一委三会”的创新实践，揭示其运行机制与存在不足，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促进本地及其他地区社区治理现代化，也为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新思路、新模式、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