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科叙事视角下理雅各《左传》译本中的“三重具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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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届高三二模考试语文试题注意事项:1.本试卷满分15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
2.考生作答时请将答案答在答题卡上,选择题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非选择题请用直径0.5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在答.题.卡.上各题的答题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书写的答案无效,在试题卷、草稿纸上作答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 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在西方,解释学大体上说是从解释《圣经》开始的,它经过了好几个世纪漫长的酝酿过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真正成为一有重要影响的理论。
这就是说,解释学成为一种“学”也有一个多世纪了。
在中国,本来也有很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传统,并且形成了种种不同的对经典注释的方法。
例如在汉朝多用所谓“章句”的方法注释经典,分章析句,一章一句甚至一个字一个字地详細解释。
据《汉书•儒林传》说:当时儒家的经师对五经的注解,“一经之说,至百余万言”。
至魏晋注释经典的方法为之一变,玄学家多采取简明带有思辨性的方法。
王弼释《周易•系辞》“言不尽意,书不尽言”,提出“得意忘言”的玄学方法,而开一代新风。
佛教传入中国后,有些佛教名词概念很难翻译,因此采用了音译的方法,如“般若”“涅槃”等等,但“音译”的名词概念如不加以解释很难懂,于是在佛经后面常常有“音义”或“音训”之类为之解释。
其时并有僧人提出某些翻译的原则,如隋彦琮建“八备之说”,齐大亮立“五不翻之义”。
这些有关翻译方法和原则的资源如加以利用,或亦对中国之“解释" 理论有重要意义。
自魏晋以来,我国代有“类书"之编纂。
《辞海》说:“类书,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按照一定的方法编排,便于寻检、证引的一种工具书。
”《太平御览》的“天部”列“元气”“太初”“太极”等条,没有对“天”作专门解释,但对“元气”引用了二十几种古书作了说明。
读书心得——《左传》中的“天人关系”探析《左传》全称《左氏春秋》,又名《春秋左氏传》。
它是针对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进行专门阐解的经典文献。
与同样传解《春秋》的“公羊”“榖梁”二传不同,“《左传》是史家”,其“所传《春秋》事,恐八九分是。
《公》《榖》解经,事则多出揣度”,故而“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
在后世的流传中,《左传》的地位不断提高,它不仅成为儒家核心经典的“十三经”之一,更以其对《春秋》史事详实可征的补充,而成为研究中国先秦时期社会诸多问题的宝贵材料。
依据《左传》中较为可靠的文献记录,从表面的人事情状到内在思想观念,对过往历史特别是春秋时期的历史人事,进行由浅而深的考察探賾。
这对于更加深入地了解数千年前的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具有重要的学术探求价值。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变化时代,其上承夏、商以来的社会积习,下启人文理性觉醒和之后的诸子百家争鸣。
在以农耕为主的传统社会,受经济形态的影响,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自然深刻影响了时人的观念与社会思潮。
其突出表现便是对“天人关系”的思考,成为“春秋”时期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思潮观念之一。
故而通览《左传》一书,可以发现其中既记载了先秦时期古人的许多对自然、人事的理性认识,又夹杂着大量有关鬼神信仰、天命思维、吉凶因果观念的言、行记录。
由此可见这是一个“新的文化思想因素与旧的文化思想体纠结在一起”的时代[3]23。
而夏、商之后的“天人关系”,便是在融合了自然与神等多个维度概念的“天”观念下(1),世人与其保持着既近又远的多层次关联和矛盾关系。
即“春秋时代出现的‘天道'与‘人道'分开的思维倾向,冲破了天命神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4]188,但又未能和宗教思想进行彻底决裂的倾向,这在《左传》的文本叙述中表现的特别明显。
文题中所说的“天人关系”一般指的是人与自然界关系,也可以说是人与超越未知的全能,主宰祸福的神、天的关系,“归根到底,就是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5]。
2023~2024学年佛山市普通高中教学质量检测(二)高三语文2024.4本试卷共8页,23小题,满分150分。
考试用时150分钟。
注意事项: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生号、考场号和座位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将条形码横贴在答题卡右上角“条形码粘贴处”。
2.作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2B铅笔在答题卡上对应题目后面的答案信息点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
答案不能答在试卷上。
3.非选择题必须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作答,答案必须写在答题卡各题目指定区域内相应位置上;如需改动,先划掉原来的答案,然后再写上新答案;不准使用铅笔和涂改液。
不按以上要求作答无效。
4.考生必须保持答题卡的整洁。
考试结束后,请将答题卡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8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年少时读书,特别热衷于寻找某个“简单的结论”,觉得一本书的价值就在于能够“千头万绪,归结为一句话”。
书读多了,渐渐意识到,这是一种要不得的肤浅读书习惯,是带着中学时代“总结中心思想”“找关键结论”的应试惯性。
真正的读书,需要戒除那种“找简单结论”的简化诱惑,而是要读到复杂性。
深刻的读书过程,应该总能在掩卷之余在脑海里盘旋这句话:这事儿没那么简单,那么,问题又来了!所谓认知肤浅,就是对世界的了解冻结于某个简化的结论。
读一本书,如果读到的仅是某个简单的结论,说明我们对一个问题的认知仍停留于薄和浅的“表层”,没有对“已知的已知”形成某种冲撞、侵犯、挑战,它只是既有认知区中某种“熟悉而愉快的确证”“未增加新知的浅阅读”,没有在冲撞已知上飞跃到“未知的未知”。
很多时候我们貌似读书和思考了,实际上只不过是重新整理了一下既有的偏见、狭隘,强化了一种闭环中的偏执。
这个过程并没有真正的“思想”——思想是什么?思想就是一个“越过简单结论”的过程,抵制某种未经思考、未经论证之结论的思维行动。
《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
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
《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事件的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
《左传》还创立了一种新形式,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
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
《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作为编年史,《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
但倒叙与预叙手法的运用,也是其叙事的重要特色。
倒叙就是在叙事过程中回顾事件的起因,或交代与事件有关的背景等。
如“宣公三年”先记载了郑穆公兰之死。
然后再回顾了他的出生和命名;其母梦见天使与之兰,怀孕而生穆公,故名之兰。
《左传》中还有插叙和补叙,性质作用与倒叙类似。
这些叙述,常用一个“初”字领起。
预叙即预先叙出将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的结果,如秦晋崤之战中蹇叔在秦出师伐郑时,已预知了必然失败的结果:“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
”(僖公三十二年)秦师经过周都洛阳北门,王孙满又预言:“秦师轻而无礼,必败。
”(僖公三十三年)《左传》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作者以旁观者的立场叙述事件,发表评论,视角广阔灵活,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个别段落中,作者也从事件中人物的角度,来叙述正在发生的事件及场景。
如写鄢陵之战“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师”中阵地的情况,完全是通过楚子和伯州犁的对话展示出来的。
(成公十六年)《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
《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
《左传》的战争描写,全面反映了《左传》的叙事特点。
《左传》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战、{安革}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不计其数的小战役也写得各具特色,精彩生动。
A Sociosemio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ng the Intralingual Meaning of The Book of Songs: A Case Study of James Legge and Xu YuanChong's
Translation of Guanju
作者: 吴旻昊[1];刘荔[1]
作者机构: [1]无锡太湖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无锡214000
出版物刊名: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页码: 85-87页
年卷期: 2019年 第5期
主题词: 社会符号学;言内意义;《诗经》翻译;《关雎》
摘要:基于“意义相符,功能相似”的社会符号学翻译标准,分别从音韵、词汇及句法这三个言内意义的层面,对比分析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詹姆斯·理雅各和我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译《关雎》时言内意义的转换,以此探讨《诗经》言内意义的翻译方法。
19万字的《左传》,字太多,读这15句精华就够了《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细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原名为《左氏春秋》。
与《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旧时相传,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左传》。
《左传》实际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
它记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悼公十四年(前453年)。
它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
1、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译文】处于安乐的环境中要保持警惕,要想到可能出现的危险,想到了就有防备,有了准备,就会免遭祸患。
2、苟信不继,盟无益也。
【译文】如果信用跟不上,结盟也无益的。
3、多行不义,必自毙。
【译文】多做不义的事情,必定自我灭亡。
4、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
【译文】谨慎开始并且不怠慢结果,结局就不会困窘。
5、君子有远虑,小人从迩。
【译文】君子能深谋远虑,小人的目光只放在眼前。
6、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
【译文】忖度德行如何,以便决定自己怎样处理事情;估量自己的力量大小,从而决定该怎样行动。
7、修己而不责人。
【译文】努力修养自己的品德,对别人则不求全责备。
8、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译文】面颊和牙床骨互相依存,失去了嘴唇,牙齿就会露出来受寒。
9、能敬无灾。
【译文】能够恭敬,便没有灾祸。
10、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译文】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树立功业,再其次是树立言论。
即使过了很久也不会被废弃,这就叫做不朽。
11、华而不实,怨之所聚也。
【译文】空有虚名而无其实,言过其行的人。
必然会招来人们的怨恨。
12、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译文】谁能没有过失?有了过失而能够改正,那就没有比这再好的了。
13、宴安鸩毒,不可怀也。
【译文】贪图安逸享乐等于饮毒酒自杀,不可怀恋。
14、骄奢淫逸,所自邪也。
【译文】骄横、奢侈、荒淫、放荡,是邪恶发源的处所。
《左传》是否刘歆伪作经今古文学之争,清末发展得很激烈。
康有为写了一部《新学伪经考》,提出西汉古文经传都是刘歆伪造,其中以《左传》部分的论述在学术界影响最大。
从清末到今天,一直有人赞成并加以发挥。
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弄清,使人感到《左传》这部书是一笔糊涂账。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分三个部分来讨论:一、康有为和在他影响之下的同时人崔适是怎样论证的;二、康、崔以后其他一些人是怎样论证的;三、他们的错误,归结到一点就是主观主义的研究方法。
以下分别地来论述。
一、康有为、崔适的论证。
康有为认为《左传》是刘歆根据《国语》改编的,在刘歆以前,根本不曾存在过一部编年的《左氏春秋》。
《国语》不编年,刘歆把它改编之后,.系上年月,和《春秋》比附,就成为《左传》。
从《国语》到《左传》,不但体例改变,内容也有显著不同。
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刘歆发挥了巨大的创造性。
《左传》的著作权自然要归到刘歆。
《新学伪经考》于1891年出版。
当时今文经学家崔适推崇它“字字精确,自汉以来未有能及之者”。
崔适写了《史记探源》和《春秋复始》等书,对康有为的说法作了补充。
他把康有为比作“攻东晋《古文尚书》的阎若璩,把自己比作惠栋1。
在30年代,有的学者把刘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证》比作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崔适的《史记探源》、《春秋复始》中《左传》辨伪部分比作惠栋的《古文尚书考》、丁晏的《尚书余论》2。
总之,在一些学者的心目中,《左传》和东晋《古文尚书》一样是伪书。
30年代以后,这个问题搁置了几十年,没有人加以研究和解决。
在人们中间,信者自信,疑者自疑。
解放以后,虽然学术界一般把《左传》当作先秦典籍,但疑团并没有打破。
有的论著里还是相信刘歆伪作之说。
应当指出,刘逢禄是并没有想当阎若璩的。
刘逢禄虽然考证《左传》中讲“书法”、“义例”的文字是刘歆伪作,他没有考证《左传》是伪书。
他虽在《左氏春秋考证》卷上桓公11年说过“楚屈瑕篇年月无考,固知《左氏》体例与《国语》相似,不必比附《春秋》年月也”。
《外语与外语教学》(大连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总第121期)大连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陈建中在阐释和模仿之间——兼评汪榕培教授的英译《诗经 关雎》 既云“翻译即阐释”,又言“翻译是模仿”,孰是?孰非?对曰:并行而不悖也。
模仿的概念源自神话时代的巫术仪式。
古希腊的理性时代以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沿用此术语,奠定了西方文论之基石。
此论如今早已面目全非。
模仿论是艺术圣俗二重起源的见证,然而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下,它早已失了理论动力的存在价值。
既然它是人类文化共同的根,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根上嫁接自己的模仿论。
吴宓先生的“三境”说就是这样的一种模仿论。
模仿的概念在西方已被用来指形而上的逻各斯成为形而下的艺术作品之客观化过程。
吴先生用“真如”(或“道”)取逻各斯而代之,以“三境”说而安身立命。
我们发展吴先生的翻译模仿说,远非贺拉斯拓本写照式的毕肖原形所能概括。
对超验之形上的“模仿”,本身就包含着创造性的超模仿和对这个过程的阐释。
吴先生的“三境”说我们认为可以成为比较文学理论之基石和文学翻译理论的出发点。
文字的艺术和比较这两点先天的优越性就使我们有充分理由把文学翻译作为比较文学之本体。
吴先生的“三境”说的高度概括性也许有人会认为它空疏;然而它的“真境”要求形式和内容的浑然一体,这就要求批评和翻译研究必须从新批评式的“细读”开始,与弗莱(N orthr op F ry e )的理论契合,最后归于弗莱式的“宇宙学”宏观研究。
为此,笔者的研究就从新批评传统的内容隐喻——比兴开始。
一、文学作品是语言符号和艺术符号的矛盾统一文学作品可以通俗地被看成是用语言文字为媒介构筑的艺术品。
它不像绘画和音乐等其它艺术品有自己独特的符号系统,它用的是一套现成的语言符号系统。
语言作为一般的符号,它是个系统,是“由相互依赖的诸要素组成的系统,而其中每一要素的价值完全是由于另外要素的同时存在而获到的”。
!根据这一原则,我们首先在文学作品的语言层面上弄清楚每一要素的价值或意义。
邵阳市二中2020级高三第二次月考语文试卷考试时间:150分钟一、非连续性文本阅读(共17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中国学者进入典籍英译领域时间相对较晚,据现有汉学书目统计,中国典籍译本绝大多数是由西方汉学家或独立、或在中国合作者帮助下完成的。
传教士以降的西方译者为中国典籍的异域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以往的西方译者翻译中国文化典籍时,大多采取迎合译语读者的翻译策略,翻译过程中曲解、误译中国文化之处比比皆是。
此外,中国古代经典文本的语言具有语义的浑圆性、语法的意合性和修辞的空灵性这三大特点,使得绝大多数外国学习者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触及中华文化的内核。
然而,典籍英译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世界介绍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让西方了解真正的中国。
我们应当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典籍翻译实践和接受之间的窘况与差距,从典籍翻译大家身上汲取翻译的智慧,获取前行的指导和力量。
在这方面,对杨宪益、戴乃迭(英国籍)合译的与英国人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译本的比较,是一个值得我们静下心来认真思考的课题。
这两个译本于20世纪70年代出版,三位译者皆因此获得巨大声誉,也同时掀起了翻译界此后对两种译本经久不息的对比研究热潮。
在这过程中,我们应深入了解中国典籍的外译事实,客观分析两种译本的优长与不足,将中国的本土经验和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相结合,取其精华,让中国的翻译研究与实践在传承和发展的良性循环中获得升华,在实践中不断培养和提高我们讲述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时代能力。
(摘编自辛红娟《中国典籍“谁来译”》)材料二:翻译思想是决定译者翻译行为和翻译结果的主因,只有通过其翻译思想,读者才能理解其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种种策略,也才能对这些策略所产生的译文进行更客观的评价。
从霍克思的译本中可见,他对原文采取了大多时候“忠实不渝”、间或背信弃“意”的态度。
为证此言,举个背信弃“意”的例子。
《红楼梦》第一回中,曹雪芹用了一个较长的段落交代自己的写作目的,并说明选用“甄士隐”和“贾雨村”作为人物姓名的缘由,为读者理解整部小说进行铺垫。
《春秋》12.哀公(元年~27年)左传(译文)儒家思想《春秋》12.哀公(元年~27年)■ 哀公元年左传译文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秋,齐侯,卫侯伐晋。
冬,仲孙何忌帅师伐邾。
春,楚子围蔡,报柏举也。
里而栽,广丈,高倍。
夫屯昼夜九日,如子西之素。
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间而还。
蔡于是乎请迁于吴。
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报檇李也。
遂入越。
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会稽。
使大夫种因吴大宰嚭以行成,吴子将许之。
伍员曰:「不可。
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
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
后婚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
惎浇,能戒之。
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
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
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
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
祀夏配天,不失旧物。
今吴不如过,而越大于少康,或将丰之,不亦难乎?句践能亲而务施,施不失人,亲不弃劳。
与我同壤而世为仇雠,于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仇,后虽悔之,不可食已。
姬之衰也,日可俟也。
介在蛮夷,而长寇仇,以是求伯,必不行矣。
」弗听。
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三月,越及吴平。
吴入越,不书,吴不告庆,越不告败也。
夏四月,齐侯、卫侯救邯郸,围五鹿。
吴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
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
陈人从田,无田从党。
」逢滑当公而进,曰:「臣闻国之兴也以福,其亡也以祸。
今吴未有福,楚未有祸。
楚未可弃,吴未可从。
而晋,盟主也,若以晋辞吴,若何?」公曰:「国胜君亡,非祸而何?」对曰:「国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复。
小国犹复,况大国乎?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
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楚虽无德,亦不艾杀其民。
吴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见德焉。
天其或者正训楚也!祸之适吴,其何日之有?」陈侯从之。
晋灵公不君编稿:程彦芳审稿:姜虹学习目标1、掌握主要名词及重点词语的含义;2、掌握文章基本内容并全面理解本文所反映的儒家思想观念;3、掌握文章的写作特色。
知识积累文学常识《左传》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
原名为《左氏春秋》,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和班固都证明是左丘明,这是目前最为可信的史料。
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3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左传》是一部集大成式的史学巨著。
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相斫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
其声律兼有诗歌之美,言辞婉转,情理深入,描写入微,是中国最为优秀的史书之一。
《左传》中记了众多的历史人物,不论其地位贵贱,职务高低,这些人物包括了春秋时代社会各阶级、阶层成员,有天子、诸侯、卿士、大夫,也有将相、武臣、学者,有说客、良医、商贾、娼优,也有宰竖、役人、盗贼、侠客等。
各种历史人物,形形色色,多彩多姿。
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人物有较详细的事迹记录或鲜明的形象描绘。
整部《左传》,犹如一幅人物层现叠出的彩画长卷,展示了风云变幻的春秋时代的社会历史面貌。
春秋笔法“春秋笔法”,成语释义指写文章不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
语出《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
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
据说孔子编写《春秋》,在语言层面上“不露山水”,但在表达层面上,自能见其“微言大义”,在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
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例如词汇的选取)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主观看法。
后世作者为了阐述孔子的思想,撰写了专门的著作以解释《春秋》的内在涵义,特别是其中涉及礼的一些细节。
2023CEE-02语文重庆缙云教育联盟2023年高考第二次诊断性检测语文试卷考生须知:1.答题前,考生务必用黑色签字笔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座位号在答题卡上填写清楚;2.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在试卷上作答无效;3.考试结束后,请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4.全卷共8页,满分15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
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7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一种批评方式的生成与其文化背景有关,它们规约着人们对文艺本质的认识。
西方传统学批评以哲学为逻辑起点,通过哲学观照文学,讲究逻辑、体系与思辨。
而中国传统文化缺乏那种建立在逻辑演绎基础上的哲学,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对文学是一种直觉式、总体性观照,生动空灵、意蕴丰赡,常用比喻阐述理论,强调妙悟,表现出一个早熟民族的审美体验、人生感悟与生活旨趣。
同时,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方式也表现出抽象、模糊、神秘与不确定的特点,正如叶嘉莹所说:“传统文学批评往往喜欢用一些意思模糊的批评术语,在中国文学批评述作中,往往充满了“‘道’‘性’‘气’‘风’‘骨’‘神’等一些颇具神秘性的批评的准则。
”这种东西方文学批评方式的不同也与民族的思维特征有关。
正如黑格尔所说:“东方人是实体的直观,而欧洲人是反思的主体性。
”这些都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学批评重具象直觉而不重推理分析的特质。
在《文心雕龙》《诗品》《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等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经典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其独特的批评风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常以充满情感色彩的形容词对批评对象进行总体性概括。
如孔子对《诗经》的评价:“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用“雄浑”“冲淡”“纤秾”“沉着”“高古”“典雅”等词对诗歌风格进行提炼,言简意赅而意蕴丰厚,一锤定音又捉摸不定,这是一种敏锐的审美直觉的诗意判断。
对批评对象进行形象化描述,常以山水日月、花草树木等自然景物,以及玉、镜等人文器物来比喻文学特色。
晋崤之战【教学目的】1、学习本文围绕中心选材、组材,并按照事件发展的顺序有条有理地记叙的写法。
2、学习文章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动作来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
3、深刻领会此文揭示的战争胜负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道理。
【教学重点】围绕中心组材和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
【教学难点】理解词句,疏通文意,归纳实词和虚词的含义和用法。
【教学方法】讲读课【教学课时】四课时(调整:)第一课时一、导入从初中已学过的《刿论战》说到《崤之战》。
《刿论战》:一个“论”字表明文章不是为记事而记事,而是通过记事印证人物对战争的议论。
《崤之战》此文标题也是编者加的。
为什么以此为题?因为此文记述了春秋时代晋间的一次战役,战争发生在“崤”这个地方。
但是,文章也没有详细记载战争的过程,这一点与《刿论战》没有详细记载齐鲁长勺之战的过程很相类似。
有人说,此文标题虽非《騫叔论战》,实际上騫叔对战争的预见是全文的核心。
这两篇都是节选自《左传》,此书擅长写战争。
二、背景知识介绍1、关于《左传》。
“传”是什么意思?传注,注释。
“左”指谁?左丘明。
左丘明为哪部书作“传”?《春秋》。
《春秋》为“五经”之一。
为《春秋》作传的书有三部,即《春秋三传》:《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粱传》。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完整编年体史书,它叙事生动精炼,传神肖像,富有文采,不但在当时有着巨大的创造性,而且对后世的历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著《史记》就继承了《左传》的优良传统。
历代的散文家都重视学习《左传》叙事和议论的笔法,并以它为楷模。
可以说,《左传》是我国历史散文的开山之作。
2、“崤之战”的历史背景。
阅读课文预习提示。
关于此次战争,《春秋》经文有关记载很简单:(鲁僖公)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人入滑。
夏,四月,辛已,晋人及戎几师于崤。
癸已,葬晋文公。
这段文字经过左丘明“传注”,晋崤之战、当时各诸侯之间的斗争,就被描写得具体生动、有声有色了。
郑伯克段于鄢(自学检测)(5篇范例)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自学检测)《郑伯克段于鄢》自学检测【识记与理解】1.下列加点字读音完全正确的一项是:A.寤生(wù)祭仲(zhài)共叔段(gîng)缮甲兵(shàn)....B.廪延(lǐn)滋蔓(màn)..C.百雉(zhì)自毙(bì)..D.亟请(jí)虢叔(guï)..城颍(yǐng)繄我独无(yì)..泄泄(yì).不义不暱(nì).遂恶之(wù)具卒乘(shèng)..2.下列各项中加点词的释义错误的一项是:A.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
堪:受得了.B.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
缮:修整.C.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
施:施行.D.夫人将启之。
启:开(门).3.下列各句中没有通假字的一项是: A.姜氏欲之,焉辟害?C.尔有母遗,繄我独无!B.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D.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4.下列句子与其他三句句式不同的一项是: A.颖考叔为颖谷封人C.君何患焉B.姜氏何厌之有 D.乱天子边,欲谁归罪5.下列各项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A.于:遂寘姜氏于城颖郑伯克段于鄢 B.及: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C.之: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D.以: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6.下列句中加点词活用类型与其他三项不同的一项是: A.今京不度,非制也. B.段不弟,故不言弟.C.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D.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7.下列各句括号中是补出的省略成分,错误的一项是:A.(武姜)请京,(庄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B.不如早为之所,无使(共叔段)滋蔓!C.大叔又收贰以(之)为己邑,至于廪延。
D.公语之故,且告之(于)悔。
8.下列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A.郑伯克段于鄢克勤克俭..B.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C.尔有母遗,繄我独无!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
2021年全国甲卷语文答案2021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全国甲卷)语文一、现代文阅读(36分)(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据我知见,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是近代西学东渐以来第一部以“中国目录学史”命名,全面、系统研究中国目录学发展历史的学术专著。
与传统的、具有目录学史性质的著作相比,显然受到西方现代学科理论建构的影响。
《中国目录学史》以主题分篇,每篇之下各有若干小节,全书凡十篇。
它不像通常写专史那样,从古到今划分几个发展时期,通过揭示各个时期的特点来展现历史全貌。
姚名达把他组织中国目录学史的方法称作“主题分述法”,其义就是“特取若干主题,通古今而直述,使其源流毕具,一览无余”。
为什么不用通常的叙述方法来写中国目录学史?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目录学虽然源远流长,但发展进程中“时代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就是说二千年来目录学形态在本质上没有跳出刘歆开创的模式;硬要划分时期,区别特点,“强立名义,反觉辞费”。
关于这个问题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中国目录学史也未尝不可用“断代法”来编写(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即用分期断代法论述),但我们对他敢于学术创新的肯定是无须见仁见智的。
问题在于,姚名达的方法是能够、又怎么能够让中国目录学“源流毕具,一览无余”呢?其实作者知道这样做也有不足,他说:“盖既分题各篇,则不能依时代为先后,故忽今忽古,使读者迷乱莫明,尤其大患。
”利弊相权,怎么处理?姚名达的理念是:“体例为史事所用,而史事不为体例所困”;具体对策是:“依史之所宜,采多样之体例”。
就是说,各篇采用适宜各自主题的体制,而不强求一律。
《叙论篇》《结论篇》两篇分居首尾。
《叙论篇》首先对“目录”“目录学”等基本概念加以定义,并对古往今来的目录做了分类,在一一分析目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后,又划定了目录学的研究范围,末了详细阐明本书框架结构的组织方法,及其所本的学术理念。
提纲挈领,宣示宗旨,很符合现代学科的规范。
利科叙事视角下理雅各《左传》译本中的“三重具象”
本文以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在《叙事与时间》(Time and Narrative,Temps et récit)中围绕“叙事”(narrative)所提出的洞见为依据,试图对理雅各(James Legge)《春秋左传》(The Ch’un Ts’ew with The Tso Chuen)英译本中以齐桓公小白(S aou-pih,the DukeHwan of Ts’e)与晋文公重耳(Ch’ung-urh,the Duke of Tsin)为代表的、“人”的形象的“重塑”进行“叙事化”探索。
在利科的理论框架中,叙事作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人类经验交流方式,是回归“具象化”(configurative)“生活世界”(Lebenswelt,lifeworld)的通衢,也是实现自我(以及自我与他人相互)理解的必由之路。
而对西方翻译理论历史的审视可以清楚地展示,翻译研究领域一向以“抽象化”为务,理论家鲜少关注翻译“具象化”的研究路径,以“叙事”为视角对“具象化”的讨论则更不多见。
翻译,作为传递人类文明、实现民族间对话的实践性活动,产生于“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服务于身处“生活世界”之中的“你”“我”。
因此,从叙事的角度对翻译进行“具象化”的探讨,其现实意义与研究价值显而易见。
本文以7章篇幅展开论述:第一章“绪论”,首先对理雅各的生平及其主要译作进行介绍,突出其翻译思想与翻译策略中的“叙事性”倾向,并对选择利科的叙事思想为理论视角的原因以及探讨理雅各《春秋左传》译本的动机加以说明。
在此基础上,提出“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叙事”的基本设想,突出翻译作为一种“叙事”的“具象化”特质和“人”学旨归,并以此作为本研究的方法论框架和基本思路。
在回顾海内外相关文献,对前人的研究做出分析并尝试指出其中
可能存在的缺陷之后,本章提出本文研究的焦点及其可能的创新之处。
此外,本章也对论文的目标、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以及结构安排做出说明。
第二章“翻译的‘三重抽象’与‘三重塑形’”(上篇)“西方译论的‘两条路径’与‘三重抽象’:转向‘生活世界’的翻译研究的必要性”,在沿语言学与存在主义、诠释学两条主线对西方翻译理论进行追溯中,揭示以奈达(Eugene A. Nida)和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为代表的“翻译语言学派”与以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以及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思想为主要理据的“存在主义、诠释学派”通过“科学化”、“工具化”和“本质化”手段,对语言、意义以及翻译本身所做的“抽象化”设定。
将此三层“抽象化”阶段定义为“三重抽象”,本章最后探讨在“三重抽象”之下翻译与“生活社会”的脱节和翻译研究转向“生活世界”必要性。
第三章“翻译的‘三重抽象’与‘三重塑形’”(下篇)“‘叙事’之中的翻译研究:保罗·利科叙事思想指导下的翻译的‘三重塑形’”,从对西方“叙事学”(Narratology)发展脉络的梳理入手,展现以“三重摹仿”(Three-fold Mimesis)为核心内容的利科叙事理论所具备的“具象化”理论品格和重返“生活世界”的理论指向。
在此基础上,析出与叙事的“三重摹仿”相对应的、以“预塑形”(prefiguration)、“塑形”(configuration)以及“再塑形”(refiguration)为逐次递进层级的、翻译的“三重塑形”方法论框架。
第四章“‘预塑形’:理雅各对齐桓、晋文所处时空的‘叙事性’构建”,选取春秋时代齐、晋两国为研究对象,分析理雅各在“时间性”(temporalité)、“结构性”(structure)以及“象征性”(symbolisme)三个层面,对即将展开的《春秋左传》英译工作所做的“预塑形”准备,凸显理雅各对齐、晋两国所处的时间、空间以及文化背景的构建。
第五章“‘塑形’:理雅各对齐桓、晋文人生经历的‘故事性’再现”,着重展示理雅各是如何通过挑选、整合以及排列《左传》中对齐桓公小白与晋文公重耳参与事件的零星记录,译叙出情节完整、结构完备,且上下关联的“故事”的。
围绕这一论题,本章分析“情节化”(emplotment,la mise-en-intrigue)塑形活动,在理雅各译本《庄公八年》、《庄公九年》、《闵公元年》、《僖公四年》、《僖公十七年》、《僖公二十三年》、《僖公二十五年》以及《僖公三十二年》8个章节中的具体体现,展现理雅各为达到译文“故事性”所作出的努力。
第六章“‘再塑形’:理雅各对齐桓、晋文形象的‘具象化’重塑”,通过与现有文献中所记录的二人形象做横向比对,探讨理雅各借助“情节化”塑形对齐桓公小白与晋文公重耳形象的重塑,说明借助其对《左传》“叙事化”的翻译策略,理雅各最终实现了跨越文化的理解。
第七章“从‘译’到‘叙’:翻译的‘绪’、‘序’、‘豫’”,总结本文的发现以及作者的主要观点,进而在中华文化背景下将“三重塑形”概括为以“绪”、“序”以及“豫”为主要特征的、翻译的三重阶段,并点出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以及论题或能引出的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