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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碑帖思想之比较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明末清初政坛上的风云人物。
不仅因戊戌变法而蜚声海内外，而且在书法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尤其是在书法理论中关于碑帖的看法，他们虽然是师徒，但是对于碑帖的态度有着各自的见解。
康有为特别倡导“尊碑抑帖”，而梁启超尊碑但不贬帖，反对“北碑南帖”之争。
标签：北碑南帖;尊碑;碑帖跋自从嘉庆道光以来，中国书法史出现了“北碑南帖”之争，各执一端，难分轩轾。
阮元提出了碑学的见解，开辟了新的道路，但他自己的书法却是帖派，实践仍是很薄弱的。
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对碑学的形成起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大批人加入碑派，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则较为全面，他不仅倡导理论而且身体力行。
康有为与吴昌硕、沈增植并称为清末民初书画“三大家”。
在《广艺舟双楫》中，他提出“尊魏卑唐”的主张。
他精通书法，早年临习王羲之《乐毅论》与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并遍临《虞恭公碑》、《玄秘塔碑》、《颜家庙碑》等，尤得力于《石门铭》和《经石峪》，形成自己独特的书风，世称“康体”。
康有为撰写《广艺舟双楫》的时候年仅三十一二岁，他的书法和书法理论在中国书法史上可谓独树一帜，晚清碑学再度兴起及其对近百年来的碑帖学不断变化发展的影响，对近现代中国书法的影响和发展相当深远。
康有为的“尊碑抑帖”思想在早年的时候是十分强烈的。
在《广艺舟双楫·尊碑第二》中提到“流败既甚，师帖者绝不见工。
物极必反，天理固然。
”[1]对于帖康有为认为现如今看到的帖大都是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虽然是羲献之帖，但是已经面目全非，精神有所懈怠。
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学生，并没有完全复制老师的书学理论，而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写道：“大抵自唐以前，南北之界最甚，唐后则渐微，盖‘文学地理’常随‘政治地理’为转移。
自纵流之运河既通，两流域之形势，日相接近，天下益日趋于统一;而唐代君主上下，复努力以联贯之。
”[2]这里说明书法自唐代再分南北，实属勉强。
文检报告一、论题梁启超人物考二、人物简历据《中国历史人物大辞典》（黄河出版社）第682 页可查到梁启超（1873~1929）维新派文学家思想家。
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沦江，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
光绪举人。
早年从师康有为。
1895年从康在北京参加公车上书，参加强学会。
次年去上海主编《时务报》，创办大同译书局。
1897年主讲长沙时务学堂。
次年返回北京，参与百日维新，并以六品衔专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
时为康有为得力助手，人称“康梁”。
反对封建专政，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
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宣传改良思想和介绍西方民主与科学知识。
1907年在东京组织政闻社，主张君主立宪。
1913年初回国，出任共和党党魁。
旋组建进步党，任北洋军阀政府司法总长。
劝阻袁世凯称帝，不听。
遂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
1917年通电反对张勋复辟。
后组织研究系，出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
五四运动时期，倡导白话文革命，开白话文风气之先，赞同民主与科学，反对马克思主义。
后在清华学校讲学。
1929年1月19日病逝。
著述丰富，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语言艺术等各方面。
有《饮冰室合集》。
三．补充人物简历1.据《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第650 页可补充梁1896年在上海编辑《西政丛书》。
逃往日本时，曾一度代表康有为一派谋以孙中山联合，未成。
新文化运动时期，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2.据《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第 1165页可补充梁又字卓儒。
1899年作《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歌词有：“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有《梁任公近著》。
中国少年（见《选报》），少年中国之少年（见《新民丛报》），译十五小豪杰。
病逝于天津。
夫人李惠仙，弟启勋，启雄。
台湾，香港豪章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家彰，为启超之孙。
四．提纲（一）分项检索1.时代因梁为1873~1929年时代人物，所以可利用《民国人物绰号杂谈》（河南人民出版社）查梁启超的绰号由来。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
出身于士宦家庭，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
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
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做过江西补用知县。
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
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
1891年—1895年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讲学的宗旨就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
”在这段时间内，他又结识了今文经学家廖季平，从廖的《知圣篇》、《辟列篇》等文中受到启迪，相继写出了《新学伪经考》及《孔子改制考》，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
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
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
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
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
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
后因慈禧太后的干预，维新运动失败，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软禁，康有为之弟康广仁被杀，康有为逃往日本，后做起了保皇派《孔子改制考》，在书中康有为把孔子尊为“托古改制”的教主，该书指出孔子以前的历史都无据可考，孔子遂假托尧舜等古圣先贤的言论行事而作“六经”，是孔子托古改制的范本。
中国近代文学家简介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
广东新会人。
光绪举人。
曾从康有为学，等与康有为一起主张变法维新，人称“康梁”。
1896年（光绪二十一年）赴北京参加会试，与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
1895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编辑《西政丛书》。
次年主讲长沙时务学堂，积极鼓吹和推进维新运动。
所作政论文流利畅达，感情奔放，颇有特色。
1898年入京，以六品衔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
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
初编《清议报》，继编《新民丛报》，坚持立宪保皇，受到民主革命派的批判。
其所介绍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对当时知识界有较大影响。
辛亥革命后，以立宪党为基础组成进步党，拥护袁世凯，出任司法总长。
1916年发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
后组织研究系，与段祺瑞合作，出任财政总长。
五四时期，反对“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以为孔孟之道是社会主义“最精要的论据”。
晚年在清华学校讲学。
著作弘富，后人编为《饮冰室合集》。
黄节（1873--1935）近代诗人。
字晦闻，广东顺德人。
早年与章炳麟等在上海创立国学保存会，并参加南社，以诗文鼓吹革命。
辛亥革命后为北京大学教授，政治态度趋于保守。
所著有《兼葭楼诗》、《汉魏乐府风笺》、《曹子建诗注》、《谢康乐诗注》等。
陈去病（1874--1933）近代诗人。
字佩忍，号巢南，原名庆林，江苏吴江人。
早年要求变法维新，后参加同盟会。
为南社创始人之一。
其诗颇多悲愤国事之作。
辛亥革命后，曾任江苏革命博物馆馆长，后任东南大学教授等职，政治思想日趋消极。
所著有《浩歌堂诗钞》。
又曾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提倡戏剧改革。
陈天华（1875--1905）近代民主革命家。
字星台，号思黄。
湖南新化人。
1903 年留学日本，与邹容等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并与黄兴等从事反清革命活动。
次年回国，参与组织华兴会，准备在长沙起义。
关于梁启超的介绍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
汉族，广东新会人。
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简介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
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
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
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办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
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
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
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
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
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
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梁启超】
梁启超（1873年2月23 H-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
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
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人称“康梁”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 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
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
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
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
他倡导新文化运动, 支持五四运动。
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晚清史》学科期末论文题目浅析康有为和梁启超性格及政治思想的差异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专业历史学年级 2006级学号 222006313011082姓名陈敏键教师陈一容成绩2009年 11月15日浅析康有为和梁启超性格及政治思想的差异康有为、梁启超以他们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的杰出表演，民国以后的种种活动，成为清末维新变法思潮及民初思想、学术界的代表。
他们的著作代表了清末民初中国学术思想的最高成就。
康有为成为了经今文学的终结者，也成为了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三百年学术的殿军，而梁启超则成为清末民初传统学术思想的继承者，又是西方先进学术思想的吸收者、传播者。
二者为师徒关系，思想上有相同之处却并不是完全相同。
一个人的性格如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人生。
让我们且看下康梁二者在思想性格上的差异如何。
(一)康梁思想性格的差异1、康有为固步自封，不思进取，且主观臆断，过于自信梁启超勤奋好学，求进思变，亦公允客观，实事求是康氏自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
”如果说康有为维新变法理论体系以《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为标志，的确成于一岁这十来年，适应了晚清中国社会维新变法的需要，是康有为对国家民族社会作出的伟大贡献，那是对的。
“不复有进”，如果客观评价其以后的所作所为，也算实话，但“不必求进”则大谬，时代变化了，国情变化了，社会发展了，仍然死保光绪，死保孔教，甚至在辛亥革命推翻后，还演复辟闹剧，可谓利令智昏，不识时务。
而梁启超最大的优点就在于求进思变，“尝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正是在这种永不满足之中，他不断学习，勤于思索，吸取新思想，研究新事物，解决新问题，在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军事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个方面的均有所涉猎，有所建树。
一汽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停止。
2、康有为严厉、刻板，家长制作风甚浓，缺少人情味梁启超和善、平易、待人接物一团和气和蔼可亲康有为青少年时期性情便有些乖庆。
在万木草堂讲学时，他还是个循循善诱的好老师，也还安排学生外出游历，或师生同出，或不期而遇，还能“与民同乐”。
而“公车上书”以后，康有为俨然成了“职业革命家”，组织学会、开办报纸，奔走帝党、清流之问，争取盟友，不遗余力“百日维新”，踌躇满志，新政措施迭出，改革上谕不断，这也是康有为一生中最为意气风发、扬眉吐气的时候。
但好景不长，戊戌政变以后，十几年的海外流亡生活，使康有为的家长制作风日甚严重。
他本是改良派的领袖，也是梁启超他们的老师。
但他表现出的却像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家长”。
他只对“光绪”一个人忠心，因此他也希望门人弟子只对他一人忠诚。
康梁的分歧，主要起源于对孙中山革命派的态度。
刚到日本，孙中山主动提出与康有为会晤。
康有为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辞，拒绝合作。
梁启超则对与孙中山合作一事倍感兴趣，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对于梁启超与革命派的合作意图，康有为大加挞伐，对于梁启超的排满共和，也多次去信严加斥责。
后张勋复辟失败，康有为逃出北京，事后写诗恶毒咒骂梁启超是忘恩负义、禽兽不如之人，并从此完全与梁启超断绝关系，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
对此，梁启超十分坦然，“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国家民族利益高于师生个人情谊。
梁启超不是那种薄情寡义之人。
他的好友唐才常因幻年自立军起义而牺牲，从那时起，梁启超在自己并不富裕的情况下，每月接济唐家元，连续付了十多年，直到唐才常的儿女长大成人才停止支付。
甚为感人。
概言之，康有为之人格魅力，犹如一严厉刻板的家长，不苟言笑，不准门人弟子越雷池半步，故令人生畏，反映在其著作、文论中，康有为为文斩钉截铁，底气十足，论证不足，邃下断语，主观臆断。
治学方法上，仍宗经今文学家法，发掘微言大义，就连语言风格也一如既往，尤其在流亡海外以后，他变得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文如其人，其文也逐渐失去了感人的力量。
梁启超之人格魅力，则如一和善平易的兄长，谈笑风生，宽怀大度，故令人亲近。
梁启超的文笔，悠唯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时或哀感曼鸣，长歌代哭，湘南汉月，血滞神销，以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之则摄魂忘疲，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天纵之文豪也。
比较康梁在文化上的异同，康有为是经今文学的终结者，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近三百年学术之殿军，而梁启超则是跨世纪的思想家、政治家，他将传统思想文化与现代思想文化，中国思想文化与西方思想文化有机地融合到一起，成为本世纪最有成就的思想者。
(二)康梁政治思想的差异之处1、反满、反专制的不一致。
在反满问题上，康梁的观点有差异。
康有为认为，清朝统治是“古今至仁之政，满汉一家，保皇就是一切”。
而梁启超则认为反满革命是合理的，他认为“反满是救国之要著，满洲政府如同朽木不能生华，雄鸡不能育卵”，并发表了《自由书》倡导革命的言行。
在反对封建专制问题上，康梁的观点也不一致。
康有为认为圣主用专制之权以变法，是救中国，而主张自由、民主、共和是亡国之言。
梁启超的见解截然不同，他一方面主张彻底破坏专制政体及其意识形态，另一方面热情宣传民权、自由，向往民主共和。
他说:“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已之私产而设”，对国人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
2、救国之路径不一致。
变法之前，康梁都主张通过变法改良来建立新的政治体制。
政治变革的近期目标是英、日式的君主立宪制度，终极目标是“大同”社会。
戊戌变法后，康有为始终认为历史必须沿着据乱、升平向太平盛世演进，相应的政体只能是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
而梁启超到日本后，一度与孙中山接近，倾向革命。
同时他阅读了孟德斯鸠、卢梭、吉田松阴、穆勒等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大量著作，思想激荡，卢梭的《民约论》对他影响尤大，认为是最适合医疗中国之病的良药。
他抛开了维新变法理论，转而主张“破坏主义”，革命排满等激进思想。
3、政治理论风格不一致。
康有为的政治理论风格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梁启超的政治理论风格具有理性而务实的气息。
在理论的创制方法上，康有为是先立论后找证据。
事实上，康有为言重于行，议政多于参政，他是一个思想家、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实干家。
而梁启超继承中国先秦学术的主流，即理性主义精神，同时又注重务实。
他的理性务实主要倾向于尊重客观事实，不虚美，不隐恶，持论公允。
梁启超言行并重，既是政治家、思想家，又是实干家。
他直接参政时间多于康有为，又践行自己的主张，如策划唐才常起义，组建政党，讨袁复辟等。
4、宪政模式不一致。
康有为宪政思想的显著特色是“托古改制”，而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则是更多呈现出“善变”、“易变”或曰“流变”的特征，曾一度主张民主革命。
康有为宪政思想的出发点是改良、渐进，他始终坚信依靠君权变法是当时中国最佳的变法模式。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依然坚持“托古改制”，尊孔复古，继续鼓吹君主立宪和“虚君共和”。
而梁启超在宪政路径的选择上，则经历了一个从改良—革命—改良的转变过程，一度主张民主革命，走出了改良的藩篱。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形成虽晚于康有为，但就总体的政治诉求和价值取向看，却比康有为要激进得多，更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大变之后，康有为仍然痴迷于复辟帝制，并在1917年策划了张勋复辟，从而，由曾站在时代最前列的人倒退成了阻碍社会发展的人。
与康有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到日本期间，梁启超积极吸纳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不断地进行思想上的自我扬弃，宪政思想日趋成熟。
5、尊孔保教不一致。
康有为一贯提倡的尊孔保教论，康有为把孔子学说拔高到宗教的地位，尊为“孔教”。
前期，作为康的门生，梁启超是积极主张和提倡尊孔保教的。
在《变法通议》文中，梁将“保教”与“保国”和“保种”一道看作是变法所要实现的目标，指出“变之权操诸已，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
但1902年梁启超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公开反对“孔教”。
梁启超认为孔子学说不是宗教，孔子本人也不是宗教家，孔子学说讲求伦理道德，治国安邦，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学说，是入世，而不是出世。
思想性格上的差异是康梁二者政治思想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个人的阅历不同也是原因之一。
但是不论二者差异如何，我们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康梁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精英，思想界的代表，他们为救亡图存而发起的变法维新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
他们在继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吸收西方思想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等身的著作是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坐标，有着值得我们学习的许多过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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