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灵异记》对中国文学的接受研究——以汉译佛经的引用为中心

日本中国佛教文学研究叙述
荒见泰史;桂弘
【期刊名称】《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年(卷),期】2012(65)6
【摘要】纵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佛教文学的成果,可以发现,日本在从江户时代向近代学术过渡的过程中,继承了近世学问体系。

各个学术圈之间是有樊篱的,各位先辈学者的论稿显示了佛教文学研究是如何逐步超越领域隔阂,并随着敦煌、民俗等新资料的增加,日益展现出各个学问圈谋求共通认识的过程。

近十年来,国内外的共同研究已经成为了日本的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主流。

【总页数】9页(P66-74)
【关键词】中国佛教文学;唱导;敦煌学;日本民俗学;共同研究
【作者】荒见泰史;桂弘
【作者单位】广岛大学综合科学研究科;广岛工业大学情报学部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948
【相关文献】
1.《中国佛教文学研究》述评 [J], 何剑平;刘林魁
2.中国佛教与日本书画--中国佛教与中日文化交流谈片之一 [J], 金敏
3.论敦煌文献对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拓展与面向 [J], 郑阿财
4.我国对日本文学研究的系统梳理
——评《中国日本文学研究史》 [J], 韩金玉
5.殖民历史的叙述方法与文化政治——日本的台湾文学研究 [J], 赵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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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思想对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汉文小说的影响——以《夜窗
鬼谈》为例
缪云婵
【期刊名称】《文学艺术周刊》
【年(卷),期】2023()1
【摘要】儒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影响力覆盖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汉文化圈。

近代以来,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积极向西方学习,在教育、文化、思想等多方
面都有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倾向,因此便有学者认为,日本的近代化就是完全抛
弃东方传统文化,实行“脱亚入欧”战略的全盘西化。

然而细细考之,事实并非如此。

正如徐水生在《日本近代文化“脱亚入欧说”质疑》一文中所指出的,日本的近代
化过程非但不是“脱亚入欧”,而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东亚传统文化仍然发挥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

【总页数】4页(P41-44)
【作者】缪云婵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人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63
【相关文献】
1.浅析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民权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以日本自由民权运动为例
2."
东洋聊斋"述略——评述日本汉文小说集《夜窗鬼谈》3.中日《续黄粱》考述——
以《聊斋志异》与《夜窗鬼谈》为例4.论泰州学派对日本明治维新思想的影响——以梁启超《节本明儒学案》为中心的考察5.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新儒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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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土文献与汉译佛经一汉语历史文献浩如烟海，为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

但各个时期文献资料的数量和性质并不是相同的，反映在程度副词上也不尽相同，主要表现为不同性质的文献中程度副词的使用状况存在不小的差异。

一般认为，东汉魏晋南北朝隋是汉语史研究中的中古汉语时期。

此期的文献大致可分为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两类。

这两种文献是不同质的，在语言使用上存在着不少差异。

这一问题已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取得了不少显著性的成果，如朱庆之［1］［2］［3］、胡敕瑞［4］、陈秀兰［5］［6］［7］等。

在研究汉语特别是中古汉语的时候，一方面应该把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结合起来，这样得出的结论才会更全面准确;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二者的比较研究，因为通过比较，不但可以发现语言历时的变化，还可以辨清两种语料语言上的差异。

程度副词与人类的认知行为关系密切，能够敏锐地反映语言的发展变化。

基于此，本文选取了中古汉语时期的若干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作穷尽式统计分析①，以程度副词为切入点，考察这两类文献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并对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进行剖析。

二比较中土文献与汉译佛经的程度副词，可以得到六种不同的类别:1．两种文献都使用的上古程度副词;2．仅见于中土文献的上古程度副词;3．仅见于汉译佛经的上古程度副词;4．两种文献都使用的中古新兴程度副词;5．仅见于中土文献的中古新兴程度副词;6．仅见于汉译佛经的中古新兴程度副词。

以下分别叙述。

(一)两种文献都使用的上古程度副词中古汉语继承了为数不少的上古汉语程度副词，其中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都使用的程度副词很多，如“最、至、极、最为、绝;太;甚、大、尤、深、良、殊、盛、何其、一何;益、弥、更、愈、滋、加;小、少”等②，它们在两种语料中的分布情况又不尽相同。

其中，“最、至、极;太;甚、大;愈、弥、益、滋;少”等词是上古汉语程度副词的主要成员，中古以后继续广泛使用。

如:(1)南郡极热之地，其人祝树树枯，唾鸟鸟坠。

潍坊中学2022-2023学年下学期高一年级语文质量检测（1）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敦煌学”这一名称最早是由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8月在大阪的演讲中提出的。

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作序时，也提出了“敦煌学”一词。

他们所指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仅仅是敦煌文献。

1981年，随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说法的流传，国家相关部门开始调研，拟成立相关研究机构。

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使社会各界，从党政机关到学术机构，从学者到民间人士，都开始关注敦煌。

也正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学术界开始讨论敦煌学的概念及学科建设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敦煌学的学科属性及内涵的讨论，影响最大的当属姜亮夫和周一良先生的意见。

早在1956年，姜亮夫先生就在《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一书中探讨了敦煌学的概念和内涵：“全部敦煌学的范围，是相当大而繁复的。

从主要的内容而言，应分两大类：一是属于造型艺术的塑像、壁画、绢画及木建筑(窟椽)等；一是属于文书如竹简、写本佛经、儒经、中亚西藏印度文书及一切史料文学等。

但以必然不可少的参证比较资料来说，则敦煌一带的汉墓，乃至于考古上的一切发现，也都是重要材料。

扩大到全个河西，全个西域，乃至中亚细亚的一切文化历史，莫不与敦煌相涉，要结合来研究才行！”由此可见，姜亮夫先生所定义的敦煌学范围比较宽，除了敦煌的文献、艺术外，还包括敦煌周边乃至新疆、中亚地区的历史及出土的文物。

在1983年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上，姜先生又作了《敦煌学规划私议》的书面发言：“说到敦煌学，内容是相当复杂的。

狭隘一点的人，只把写本、刻本、卷子算作‘学’。

在我的私见，则莫高窟的各种艺术品也是‘学’；绘画、雕塑、石刻、木构建筑，无一不在整个历史文化范畴之中，而且也各有其原理、原则、方法在其中，为什么不能是‘学’呢？凡属在莫高、榆林的一纸、一牍、一画、一字，乃至一草、一木，莫不可以作为六朝至北宋这个长时期中的文化遗产。

浙江省金丽衢十二校2024届高三第二次联考语文试卷学校：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__考号：___________一、现代文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①重写中国古代法律发展史是当下学界需要认真审视的问题。

②目前为止，学界对中国法律史的论述还远未能客观、全面地反映古代法制的面貌，许多重要领域还未深入开拓，有些还没有涉及。

比如，食货法律是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开始的元代以前食货法律资料辑佚和明清食货法律整理的初步成果证明，古代食货法律无论是立法总量，还是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都不亚于刑事法律。

“食货”一词，是古代经济、财政、金融的统称。

所以说用“经济法”表述“食货法律”使用的概念有欠准确。

古代食货法律的编纂经验和食货法律思想，很多可作为当代经济、财政、金融立法的参考，需要我们认真挖掘、研究和总结。

③受“以刑为主”思想的束缚，以往的中国法律思想史教程及研究成果，大多局限于刑法思想研究。

就研究深度而言，古代前期法律思想研究相对较好，而汉以后基本上是套用先秦至汉儒、法家的基本观点“照葫芦画瓢”，使人误以为汉以后法律思想没有多少发展，这不符合历史实际。

真实情况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多元、丰富、领域宽广。

多元法律思想各具特色，既有历代都关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学说或阐发的命题，如“礼与法”“德与刑”“人治与法治”等，也有与各类法律相关的法律思想，如吏政法律思想、食货法律思想、军政法律思想、民事法律思想、监察法思想及司法思想等，还有具有时代特色的法律学说，如唐以后的“成案”说、“典例关系”说、“行政处分与刑罚分离”说，以及论述立法技术的学说等。

在中国历史上，任何重大的法制变革和法律的制定，都以法律思想为指导。

法律制度不断完善，法律思想也在不断丰富，即使同一学说也在发展变化。

④中国秦汉以后的法律体系，就法律效力层级来说，由最高法典、基本法律和可变通之法三个层级构成，与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层级结构有相似之处。

日本汉文小说研究述略常雪鹰【摘要】日本汉文小说是指从日本奈良时期一直到江户明治时期,日本本土文人用汉语创作的文言文小说.以《日本汉文小说丛刊》收录的88部小说为研究对象,发现日本汉文小说体现出了虚与实、尚奇的小说观,具有补察史缺、惩恶扬善、游戏笔端自娱自乐以及提倡汉文和抒发愤懑之气的创作动机.江户时代及其后日本庶民文学的发达、汉学者儒者的身份以及汉文学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日本汉文小说的发展.【期刊名称】《北京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7(031)004【总页数】8页(P54-61)【关键词】日本汉文小说;汉学;小说观;创作动机【作者】常雪鹰【作者单位】北京教育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012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313.074在中日两国漫长的文化交流活动中，日本汉文学所受中国文学之沾溉，程度深且广，独具风貌。

日本汉文小说相对于汉诗文而言，只是其中极小的部分，也是学习中国文学的成果之一。

但学术界对其研究则长期处于忽略状态，直到最近二三十年才渐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首先对汉文小说进行了整理和研究，2003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了王三庆等主编的《日本汉文小说丛刊》。

王三庆、王国良以及大陆的孙逊等学者分别有相关论文发表。

在日本，最早进行日本汉文小说研究的是山敷和男，从1973年到1999年，他对明治初期的《柳桥新志》《东京繁昌记》《东京柳巷新史》等繁昌记类作品进行了系列研究。

近年来，以内山知也为中心的一些日本学者，对日本汉文小说给予较多关注，并有成果面世。

日本的汉文小说，主要指上起奈良(710—784)、平安(794—1192)时代下至明治(1868—1912)以来的日本汉学者用中国古代文言和白话(主要是文言)创作的小说。

本文以《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王三庆等主编的《日本汉文小说丛刊》计收汉文小说六类，分别为笔记丛谈：《啜茗谈柄》《贤乎己》《当世新话》《日本虞初新志》《奇文观止本朝虞初新志》《译准绮语》《谭海》《夜窗鬼谈》《东齐谐》《谈丛》《凇北夜谈》《大东世语》；神怪传说：《浦岛子传》《续浦岛子传记》《日本七福神传》《含饧纪事》《昔昔春秋》《警醒铁鞭》；讲史：《太平记演义》《西征快心编》《海外异传》；世情：《唐话纂要》《阿姑麻传》《本朝小说》《新桥八景佳话》；艳情：《三山秘记》《枕藏史》《春风帖》《大东闺话》《春脔拆甲》；笑话：《译准开口新语》《奇谈一笑》《囨谭》《如是我闻》《奇谈新编》《寒灯夜话》36种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