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科举反舞弊的措施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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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科举反舞弊的措施及效果作者:葛鹏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03期摘要:清朝在防止科举舞弊方面实行的几项措施颇有成效,基本保证了选官的公正性和官员的基本素质。
清廷对科举舞弊的处罚手段严厉,许多官员因此锒铛入狱甚至人头落地,以至于舞弊之风消失了几十年。
其做法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
关键词:清朝;科举;舞弊中图分类号:D6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3-0010-03中国封建社会是官本位社会,做官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能够当官就意味着能够拥有一切,什么“黄金屋”、“颜如玉”通通不在话下。
因此,众多士子削尖脑袋想要成为官员,以至于白发苍苍者依然奋战于科场。
然而,作为入仕主要途径的科举,录取比例相当低,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竞争十分激烈。
因此,为达成所愿,许多人铤而走险,舞弊现象也就层出不穷了。
与此同时,历代统治者为了保证科举的公正性和所选官员的高素质,总是制定各种规章制度,以防止科举舞弊。
在科举制度的发展过程中,舞弊与反舞弊的斗争不断升级,至清朝达到了高峰。
清朝科举舞弊现象的泛滥比历朝历代都要严重,给清政府的统治造成了极不利的影响。
为了巩固统治,清廷重拳出击,严厉打击科举舞弊,不仅制定了非常严密的法律法规,还采取了许多前人没有使用过的具体措施。
清朝统治者将反弊工作视为科举成功的关键:“严申禁令,告诫防闲,粛风纪而端士习,有清视为科举中之要政。
”[1]56实践证明,这些措施只要严厉执行,效果就会十分明显。
因此,笔者认为,尽管清朝的反弊措施还有种种不足之处,但总体上是十分成功的,措施本身没有太大的问题。
一、清代科举的舞弊手法清代的舞弊手法集历朝历代之大成,主要有五种,分别是通关节、夹带、冒籍、换卷和传递。
第一,通关节。
通关节即作弊考生通过行贿等不法手段,与考官取得联系,结成关系网,再通过泄题、做记号等小动作,来达到考试通过之目的。
清代通过通关节而作弊的事例很多,不胜枚举。
顺治十四年顺天府乡试,同考官李振鄴四处收受贿赂,不法考生与其串通关节者达到25人。
康熙三十八年顺天府乡试,主考官李蟠和副主考官姜宸英收受贿赂,录取了很多通了关节的官员子弟,被落第考生讽刺为:“老姜全无辣味,小李大有甜头。
”“康熙五十年辛卯,江南士子吴泌、程光奎赂副考官编修赵晋获中。
二人素不能文,舆论譁然。
”[2]光绪十九年,鲁迅的爷爷周福清派人带信给自己的同年进士、当年的浙江省乡试主考官殷如璋,意图贿赂殷如璋,为自己的几个亲友打通关节。
通关节严重败坏了官场风气,影响极其恶劣。
第二,夹带。
夹带也称“怀挟”,即将与考试相关的资料偷偷藏在身上混入考场。
在科举考试中,考生夹带的方式不胜枚举,连鞋底、帽顶、砚台等都被开发出了夹层。
乾隆九年,乾隆帝下旨道:“科场为国家抡才大典,关系綦重,向来外场弊窦多端,士子怀挟文字入场,希图戈获。
此等无耻之习一日不除,则真才何由得出?今年顺天乡试,朕已降旨,严饬所司实力稽查。
闻外省夹带之风亦复间有,不可不严行禁止。
”[3]结果,在这次顺天乡试中,乾隆帝派自己的两员亲信大臣带领大批兵役进行突击检查,第一场就搜出夹带21人,第二场又搜出夹带21人。
这些被抓之人夹带手法花样百出,甚至藏在了卷尺和内裤之中,令人叹为观止。
夹带在无形中增加了自己的胜算,是考生作弊的惯用手法。
第三,冒籍。
“冒籍”也称“冒籍跨考”,类似于今天所谓的“高考移民”。
“冒籍”考生主要从文化教育发达、考试竞争激烈的江南地区流向文化教育相对落后、考试竞争相对和缓的北方。
顺天府乡试时,南方士子冒充大兴和宛平两县籍贯参加考试的人十分多。
嘉庆十二年,通政使司副使泰和奏称:“山西省近年以来,南省士子接踵冒籍考试,入学补廪者相继而起,其中获登科第、身任职官者亦不乏人。
”嘉庆帝就此指出:“冒籍混考,希图幸进之弊,不独山西为然,各直省恐亦在所不免。
”[4]晚清名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和晚清状元、民国大实业家张謇都曾经冒籍跨考过。
冒籍跨考破坏了科举考试的公正性,是清代一个难以根治的顽疾。
第四,换卷。
换卷即买通考官或科场书吏,利用誊录或阅卷的机会调换试卷。
嘉庆三年湖南乡试,宁乡贡生傅晋贤与科场书吏樊顺成勾结,调换他人试卷成为解元。
樊顺成自己承认,类似事情干过很多次。
“咸丰八年戊午,顺天举人平龄硃、墨卷不符,物议沸腾,御史孟传金揭之”[2]。
换卷之举,损人利己,行为极端恶劣。
第五,传递。
传递即先由作弊考生将考试题目送出考场外,再由场外的枪手代为答卷,最后将答好之卷送回到作弊考生的手中。
乾隆五十二年,礼部上奏:“京城举场附近之地,近科以来,闻有积惯奸徒,窝藏枪手,专为场内代倩文字。
而不肖举子,勾通外场巡绰兵役及闺中号军,将题目走漏消息,用砖石等物掷出场外。
及文字作成,或遥点灯杆,连放爆竹;或将驯养鸽鹞,系铃纵放,作为记号,预行指定地方,以便关通接递,仍用砖石等物掷入场内,最为积弊。
”[4]乾隆二十三年,考生海成用鸽子进行传递,被考官逮住。
二、清代科举的反舞弊措施针对舞弊手法的多样化,清代反弊的措施也不断地改进。
其措施主要有六项,分别是:严格管理考官、严厉搜检考生、严守准考制度、严谨校阅试卷、严行复试磨勘、严惩舞弊人员。
第一,严格管理考官。
清朝对考官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
各省乡试考官必须在任命五日内起行,且不许辞客和带家属。
考官赴任途中,不许游山玩水,不许与外界交际。
考官在乡试期间被封闭在贡院内,断绝与外间的往来,一日三餐及所需物品的进出必须经过检查。
会试考官在接到任命以后,立即住进贡院,不允许回自己家。
入住以后,门外张贴“回避”两字,并加封条。
此外,清廷还规定:“乡、会试入场官员之子弟及同族,除支分派远散居各省各府籍贯迥异者,毋庸回避外,其余虽分居外省外府在五服以内,及服制虽远聚族一处之各本族,并外祖父翁婿甥舅,妻之嫡兄弟、妻之姊妹,夫妻之胞侄、嫡姊妹之夫、嫡姑之夫、嫡姑之子、舅之子、母姨之子、女之子、妻之祖孙、女之夫、本身儿女、姻亲,皆令回避,不得与试。
”[5]这里的入场官员包括主考官、同考官以及具体负责的各种考务官员。
第二,严厉搜检考生。
为防止考生夹带,清廷规定:“士子服式,帽用单层毡,大小衫袍褂俱用单层。
皮衣去里,毡衣去里,褌裤绸布皮毡听用,止许单层。
袜用单毡,鞋用薄底,坐具用毡片。
其马褥、厚褥概不许带入。
至士子考具:卷袋不许装里,砚台不许过厚,笔管镂空,水注用磁,木炭止须长二寸,蜡台用锡,止须单盘,柱必空心通底。
糕饼、饽饽各要切开。
此外字圈、风炉、茶铫等物,在所必需,无可疑者,俱准带入。
至考篮一项,如京闱用柳筐,柄粗体实,每易藏奸。
今议或竹或柳,应照南式考篮,编成玲珑格眼,底面如一,以便搜检。
至褌裤既用单层,务令各士子开襟解袜,以杜亵衣怀挟之弊。
”[5]此外,清廷规定,凡夹带被发现者,于贡院前枷号示众一个月,期满后再问罪发落。
检查的兵役只要查出一个夹带小抄准备作弊的考生就奖励白银一两。
搜检时,考生开襟解袜,从排成两行的兵役中间鱼贯而入,两个兵役搜检一个考生。
第三,严守准考制度。
清代对童生的准考资格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不仅要如实填写姓名、籍贯及三代履历,还得每五人互保,并找本州县一名廪生作保证人,以保证童生具有考试的资格。
考试前,认保廪生还要在考场外识认所保之童生。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查出有弄虚作假的行为,则取消童生的考试资格,相关人员一律严惩不贷。
此外,清廷还明文规定:“童生考试有冒籍、顶替、假捏姓名、身遭刑犯,及出身不正,如门子、长随、番役、小马、皂隶、马快、步快、禁卒、仵作、弓兵之子孙,倡优、奴隶、乐户、丐户、胥户、吹手,凡不应应试者混入,认保、派保、互结之童,互相觉察。
容隐者,五人连坐,廪保黜革治罪。
”[6]针对南方士子冒充北方士子的情况,清政府设立了审音御史一职,官居五品,对考生的口音进行严格审查。
第四,严谨校阅试卷。
清廷对阅卷工作十分重视。
每场考试结束后,试卷上的考生姓名、籍贯、家世等记录都会被工作人员密封。
密封之后,由誊录书手用朱笔照着考生原卷誊录一遍。
誊录之后,再进行校对,若朱卷(誊录之卷)与墨卷(考生原卷)不一致,则立即改正。
校对完毕后,朱卷被送到评卷官员手中随机批阅。
康熙七年,清廷规定:“会试及顺天乡试,正副主考、同考入闱,各归本房,不许私访聚谈。
至阅卷时,同考官各以荐卷置中间案上,御史验明内无私通小帖,方送主考收阅。
如有情弊,即行纠参。
如同考内有暗通关节,而主考姑容取中,听御史题参。
若同考不将佳卷呈荐,或将荒谬之卷妄荐者,主考会同御史核实题参……各房落卷,皆令同考官批出不中缘由,开榜后,礼部、顺天府出示,于十日内令本生领取原卷阅看,不许藏匿勒索。
如同考官妄抹佳文,本生即赴部具呈验实纠参。
”[4]为保证有才华者不被遗漏,主考官还要在落选试卷中寻找好试卷,称之为“搜落卷”。
第五,严行复试磨勘。
复试,是对乡试、会试进行监督,发现和纠正舞弊和错误的一种方式。
乾隆帝十分重视复试,多次亲自复试,并曾下旨道:“礼闱非严行覆试,不足拔真才、惩幸进。
”[2]磨勘,即对乡试中举试卷进行复核,始于顺治二年。
“定例各省乡试揭晓后,依程限解卷至部磨勘,迟延者罪之”[5]。
磨勘内容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查看考官出题有无违例。
其次,查看考官批阅制作中式卷有无违例。
最后,查看考生试卷是否符合中式要求。
“磨勘首严弊幸,次检瑕疵。
字句偶疵者贷之。
字句可疑,文体不正,举人除名。
若干卷以上,考官及同考革职或逮问。
不及若干卷,夺俸或降调。
其校阅草率,雷同滥恶,杂然并登,及试卷不谙禁例,字句疵蒙谬颣,题字错落,真草不全,謄录错误,内、外帘官、举子议罚有差。
禁令之密,前所未有也。
”[2]第六,严惩舞弊人员。
有清一代,科举舞弊案件频繁,处罚人数之多和刑罚严厉程度均超过前朝。
“顺治十四年丁酉,顺天同考官李振鄴、张我朴受科臣陆贻吉、博士蔡元禧、进士项绍芳贿,中田耜、邬作霖举人。
给事中任克溥奏劾,鞫实。
诏骈戮七人于市,家产籍没,戍其父母兄弟妻子于边。
考官庶子曹本荣、中允宋之绳失察降官。
江南主考侍讲方犹、检讨钱开宗,贿通关节,江宁书肆刊万金传奇记诋之。
言官交章论劾,刑部审实。
世祖大怒,犹、开宗及同考叶楚槐等十七人俱弃市,妻子家产籍没。
”[2]咸丰九年,因顺天乡试舞弊案而处斩4人,其中的柏葰为官居一品文渊阁大学士。
柏葰是咸丰帝宠臣,位至军机大臣,咸丰帝本不忍杀他,但事关科举大计,再加上肃顺等大臣的坚持,最终咸丰帝挥泪斩了柏葰。
柏葰是清代唯一一个因科场舞弊而被处死的一品大员,也是科举史上死于科场案的级别最高的官员。
三、清代科举的反舞弊效果清政府制定的反弊措施虽有漏洞,但由于执行认真,效果很好。
但是,随着清朝官场腐败之风的盛行,措施的执行者们越来越敷衍了事。
至清末,乡试考官竟然敢不住贡院了,搜查考生也成了装装样子,冒籍大行其道,试卷草草批阅,复试磨勘形同虚设,惩处的力度大为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