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宓庆的整体性文化翻译观探究

第32卷 第5期 宁 波 大 学 学 报（人 文 科 学 版）Vol. 32 No. 5 2019年9月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LIBERAL ARTS EDITION） Sep. 2019——————————————收稿日期：2019 – 03 – 2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翻译地理学的理论构建及实践研究”（19AYY013）；宁波大学王宽城幸福基金 第一作者简介：贺爱军（1975-），男，内蒙古鄂尔多斯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译者与译史、比较文学。

Email: heaijun@刘宓庆的整体性文化翻译观探究贺爱军1，2，贺海琴1（1. 宁波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2. 宁波大学 浙江翻译研究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刘宓庆秉承“本位观照、外位参照”的原则，提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整体性文化翻译观。

他以语言、文化信息为出发点，以信息意义处理为任务，以意义表现及表现效果为终端，提炼出整体性的文化翻译观。

这一理论立足翻译学，从语言学、心理学、美学、政治等跨学科视角研究文化翻译。

关键词：刘宓庆；整体性文化翻译观；对策论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 - 5124（2019）05 - 0065 - 07一、引言语言与文化的复杂性决定了翻译研究角度的多维性，二者之间的复杂多元关系激发了翻译学者的学术热情，从而成为中西翻译研究中的热点话题。

1969年，奈达与泰伯（Nida & Taber）提出“文化翻译”概念，并将其视为一种与语言翻译相对的翻译，一种为迎合目的语文化而改变信息内容或将语言信息中未隐含的信息传递出去的翻译。

[1]沙特尔沃思和考伊（Shuttleworth & Cowie）将文化翻译定义为对原作文化因素的转述与基于原语文化对译语文化词语的重新解释或任何对语言和文化因素敏感的翻译。

[2]巴斯奈特（Bassnett）提出翻译不是纯语言行为，而是文化之间交流的产物。

她强调以文化作为翻译单位，实现译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上的功能等值并满足目的语的文化需求，推动翻译的“文化转向”。

[3]西方的“文化翻译”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初传入中国，得到中国学者的青睐。

穆雷等从文化差异与原文特有形象探讨文化词的翻译策略；[4]蔡平、黄忠廉、杨仕章等从文化特色词汇切入探究文化翻译的内涵与策略；[5-7]谢建平等从文化研究所处的历史语境探索文化与翻译的关系；[8]孙艺风等从目的语的语言系统与读者的关系探讨文化翻译的目的与功能；[9]王秉钦与杨仕章从基础理论、基本构架与学科地位探讨文化翻译的学科建设。

[10-11]总体而言，无论中西，对于“文化翻译”的探究多从内容、策略手段、目的与功能等视角展开，而对文化翻译所涉及的文化心理、审美、政治战略等超文本因素则关注不够。

刘宓庆将文化的价值观研究、文化心理探索、语义的文化阐释、文本的文化解读、超文本意蕴探索以及文化翻译的对策论与方法论结合起来，进行整体性观照与探究。

刘宓庆早在1988年就开始关注文化与翻译这对命题，完善了专著《文化翻译论纲》，在批判继承“文化翻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本位观照、外位参照”的原则。

他以翻译学为本位，借鉴胡塞尔哲学，确定了文化翻译的“理想的客体”，以荆楚文化与爱尔兰文化为案例，从词句、语段、行文风格等翻译本体与语言文化心理、文化审美、政治战略等超文本因素探讨文化翻译的跨学科关联，实现了翻译内部与翻译外部整体性结合研究。

他提出了“功能代偿”对策与文本内外论证、互文论证、人文互证等参照方式以及从文化理解到文化意义的获得、语义文化诠释到文本文化解读66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9的信息处理对策，形成了共时与历时、跨学科与跨地域纵深“游移”的整体对策论。

可以说，他从翻译文本内外跨学科研究的整体性理论转变到注重文化信息意义处理的整体性对策论，完成了由理论建构到对策探究的升华，勾勒出整体性文化翻译观。

二、整体性文化翻译观及对策论刘宓庆文化翻译观集中体现在《文化翻译论纲》中，他强调“静态研究为体，动态研究为用”以及文化整体观。

他认为“对中国翻译学而言，语言学、美学、认知科学、传播学、文化学都是这个学科矩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毫无疑义，我们需要有‘一盘棋’式的整体性整合研究才能使中国翻译学具有充分的科学性”以及“对理论研究者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要进行分阶段的整体性整合研究”。

[12]299 可见，他的文化翻译思想体现的是一种整体性的整合研究，具体包含整体性文化翻译观与对策论。

（一）整体性文化翻译观刘宓庆的整体性文化翻译观包括语言文化意义以及所涉及的文化心理、审美、政治战略等超文本因素。

“所谓‘整体性理论整合’就是在广泛综合、深入论证条件下的学科理论的科学整合。

”[12]111. 语言文化意义刘宓庆认为“语言不仅是人类传达知、情、意的交际工具，而且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文化整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处于“文化各层级的功能与矩阵中，是文化结构和文化功能最权威、最具潜势的唯一统治者”。

[13]36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因文化而具有意义，同时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心理、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名物传统等蕴含不同的文化积淀使各自语言独具特色，呈现异质性。

这种民族语言的异质性是民族文化基因差异的表现，因为历史发祥、人文肇始、社会演变等文化源流不同，语言的母体基因也大不相同。

也正因为语言文化异质性的存在，所以意义翻译变得非常重要。

在刘宓庆看来，意义是一种象征性的人类文化行为，以象征的手段含蕴在语言文字中。

文化意义是意义的文化维度，具有人文化、动态性与层级性的特征。

人文化指的是“人对语言的文化使用：人可以通过使用语言给不具有文化意义的词组注入文化信息，使之含蕴文化意义”。

[14] 意义的动态性即文化语势（cultural force）或产生于“人文环境的转变以及在特定的人文环境下的话语情景转变、话题转变、情态转变、句法结构转换、词语语用转换、语种（双语或多语）转换、文体或风格转变等引起的”或产生于“话语（篇章）铺叙或陈敷过程中词语意义获得了新的文化意义内涵”。

[14] 文化意义的层级性指意义结构维度、文化意义内在格局与词语获得意义的层级性方式。

意义是一个多维结构，包括山川日月等通义词语的意义以及亲（亲属）、官（政制）、器乐、衣食等文化词语的意义。

文化意义可根据文化信息分布分为物质形态层、典章制度层、行为习俗层、心智活动层。

2. 超文本因素语言是情感的载体，语言词汇的组合产生意义、形成意象与意境，既体现表层的语言意义，也反映作者的内在心理、审美与政治观念。

由此，刘宓庆论述了文本的文化心理探索、审美判断、文化战略等超文本阐释，多元化解读文化信息的本质与意义。

文化心理问题是文化翻译理论中的深层课题。

刘宓庆从文化心理视角切入文化翻译领域，按照范畴论、系统论、功能分析三个层次，从文化信息心理结构与内容来分析文化心理现象、心理过程、个性和群体心理等，了解人文环境中个人文化特质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地缘政治经济、社会形态环境等民族文化环境中的群体心理，以价值、行为和表现法系统，阐释文本中有关人生、道德、审美等价值观，寻找意向或行为表现法。

他对文化心理进行个案分析，探索语义诠释、文本解读与文化心理的关系，提出文化心理主轴和“场”概念，明确了文化心理分析对于把握语义、深度理解文本、确定文本风格品位、艺术思想倾向以及双语转换中表现法的重要性。

这种超文本的文化心理探索对于非常态文本的翻译尤为重要，因为“非常态文本的意义高度隐喻化、符码化，意义在‘似花非花’之间，而作品中反映的整第5期贺爱军等：刘宓庆的整体性文化翻译观探究67体文化心理结构往往是比较稳定的。

这时，文化心理参照就是定点、定位、定格的重要途径，文化心理分析作为认识手段、检视手段和实践手段的功能就更为突出”。

[13]229美感是一种心理状态，是主体对客体审美“潜质”的激活。

刘宓庆不仅注重翻译与心理学的结合，通过文化心理来研究文化翻译问题；思考和分析文化翻译的艺术性，将意义、意象、意境与情感相结合，从关键词、句群、篇章、视觉效果、内心情感等角度，在文化意义审美、文化意象—意境审美以及文化情感审美三个层面来展开审美判断，对文化翻译进行深层次审美分析，解析作者的心理情感与选取恰当的表现手段。

他以翻译学为本位，通过比较文化人类学、普通语言学、翻译学对待语言文化及审美的态度，论证了翻译学如何全面系统关注语际层面跨文化审美表现的转换机制。

他以艾略特的《荒原》为例，探究心理意象如何凸显审美构思准确解读文本，体现文化心理与审美判断对跨文化表现的杠杆作用。

他强调“翻译学对待文化表现的态度的基本特征和要求是既重意义，又重审美”，“以审美的态度整体地对待语言文化问题”，将文化心理和审美的全程观照置于“历史文化背景”下考量。

刘宓庆将美学观点渗透到文化态度、文化理解、文化心理、语义阐释与文本解读以及信息表现等文化翻译各个领域，这是他对翻译美学观点的重视与文化翻译新领域的不断思考，是对新时代下文化发展战略与审美需求增加的回应。

他在详细论述翻译教学中客体的审美潜质与审美期待，主体的审美潜能，但在文化翻译中多强调译者主体审美分析方法，弱化了文本审美潜质与读者审美期待在译者审美分析时起到的规约作用。

“翻译从来就是一种以文化—政治为目的语际转换行为，古今中外概莫例外”，[15] “而文化翻译研究也应该伴随时代的发展赋予自己不断提升的文化传播使命，应该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和翻译研究的提升，发挥一定的引导或指导作用，指导中国翻译事业指向文化战略目标”。

[16]58 刘宓庆在2007年出版的《文化翻译论纲》（修订本）中首次提出了文化翻译“坚持整体性文化战略考量”的观点，指出“每一个国家的翻译事业都将翻译与文化战略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将翻译定位为文化战略手段，使之服务于国家与民族的核心利益。

这就是所谓的‘文化翻译的政治观’，也就是‘文化翻译的政治视角’”。

[13]13 他重视文化翻译的作用以及整体性文化战略的现代化意义问题，在文化信息诠释及其对策中强调了译者应认识到促使本国文化积极吸取外来文化精粹的文化使命，使文化翻译研究具有战略使命感，体现时代价值诉求与重视文化诠释当下意义，使翻译事业不负文化战略手段的使命。

因此，强调文化翻译的战略观就是在保证自我文化的安全、传承自我文化的血脉以及维护自我文化的身份，是尊重中西语言文化异质性，促进文化交流与实现双赢的具体体现。

随着全球化局势的加快，民族间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强弱势文化交锋时有发生，为此各民族需积极主动吸取各自所需养分，成为文化翻译的受益者。

如果强势文化一味夺取文化霸权地位，使弱势文化成为附庸，甚至消亡，强势文化自身也难以丰富发展，文化多元化也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