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研读札记(二)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研讀劄記（二）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第二章周亡王九年【8】《清華簡·繫年》第二章為我們提供了關於西周滅亡到平王東遷之間的一段歷史。

“幽王(幽王，幽王)及白(伯)盤乃滅，周乃亡。

邦君者(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 (虢)，是(攜)惠王，立廿(二十)又一年，晉文矦(仇)乃殺惠王于 (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者(諸)矦(焉)(始)不朝于周。

晉文矦乃逆坪(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 (師)，三年乃東(徙)，止于成周。

”關於“周亡王九年”，整理者認為是幽王滅后九年。

很多學者對此提出異議，認為整理者意見有誤，“周亡王九年”是指攜王被弒，周有九年的時間無王，然後平王即位。

案：此說法難從。

如果我們按照這個說法進行推算，幽王死後，攜王在位2 1年，為晉文侯所殺，根據《史記·晉世家》記載，晉文侯十年幽王被殺，那2 1年后應該是晉文侯三十一年。

“周亡王九年……晉文侯逆坪(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 (師)”，晉文侯在位為35年，則此時不可能逆平王，這其中就有矛盾。

那么如何解釋“周亡王九年”呢？《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

”《正義》引《紀年》云：“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大子，故稱天王。

幽王既死，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

周二王并立。

二十一年，攜王為晉文侯所殺。

以本非適，故稱‘攜王’”。

《通鑒外紀》卷三引《汲冢紀年》：“余為晉文侯所殺，是為攜王。

”《繫年》與《紀年》記載是很相似的。

我們認為《繫年》里之所以稱“周亡王九年”正是因為如《紀年》里所說，攜王本非適，因此幽王死後，攜王被虢公立，然并未被眾諸侯邦君所承認。

平王也是如此，雖為大子，且被一些諸侯擁立稱為天王，然地位處境也只是與攜王一樣，所以《紀年》稱“周二王並立。

”一直到幽王死後九年，因為晉文侯、鄭武公、齊襄公、衛武公、魯侯等眾多實力強大的諸侯擁護周平王，這種局面才得以改變，平王正式被認可為周王，接續幽王。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０８［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清华简《系年》综合研究”（项目编号：１７ＦＺＳ０１９）、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６２批面上二等资助“清华简《系年》所记史事考实”（项目编号：２０１７Ｍ６２３１０３）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红亮（１９８３－），男，甘肃秦安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先秦史和出土文献研究。

①清华大学出土文献读书会：《〈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研读札记（二）》，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网，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９日。

②胡凯、陈民镇：《从清华简〈系年〉看晋国的邦交———以晋楚、晋秦关系为中心》，《邯郸学院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③马楠：《清华简〈系年〉辑证》，中西书局，第１７１页。

清华简《系年》与《春秋》三《传》载先蔑史事新证王红亮（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７１０１１９）摘要：关于令狐之役中先蔑史事，《左传》所载最详，但其中“乃背先蔑”“先蔑将下军”“先蔑奔秦”三者却难以协调。

又，《左传》所载亦与《公羊传》《谷梁传》难以协调。

关于《左传》载“先蔑将下军”，前人多认为有问题，而新公布的清华简《系年》正可佐证此说。

关键词：清华简《系年》；《左传》；先蔑中图分类号：Ｋ２２５．０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０２３８（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２２－０９ 令狐之役是春秋时期秦、晋间的一次著名战争。

对于此次战争，《春秋》及三《传》有记载，但其中不乏相互矛盾之处，尤其是晋大夫先蔑的事迹，颇令人费解。

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左传》所载先蔑史事本身是否矛盾的问题，二是《左传》所载与《公羊传》《谷梁传》如何协调的问题。

对这两个问题，古今学者有很多争论，但究竟孰是孰非，难以辨别。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希冀于新资料的发现。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公布的清华简《系年》对此有记载，学者据此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譬如“清华大学出土文献读书会”据《系年》简文，认为“晋人背公子雍，先蔑、随会在秦不敢归，即奔秦。

从清华简《系年》看《左传》的编纂作者：张驰来源：《古代文明》2017年第04期提要：通过《系年》与《左传》相关内容的比对，《左传》的编纂者对所据史料应当运用了如下两种编纂方式：在组织层面，重组材料，随经隶事，比年排列，通过割裂、整合等方式将史料重组以安排到《春秋》的叙事框架中去；在文本层面，援经造传，根据《春秋》经文内容与规则对原始材料进行补充、改造，模仿《春秋》经文，以追求与《春秋》价值观的同一。

如果对《系年》各章与《左传》之间文本进行全面详细的比对，可以发现两者之间不存在整体的单线的承继关系。

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在《左传》与《系年》文本形成的时期，当时社会上应流传有大量的、不见于今日的历史记述。

《左传》与《系年》文本的形成正是这些历史记述在不同时空维度下流转的结果，同时它们文本本身也可能成为了传播链上的一环。

因此，《左传》与《系年》间的关系更类似于今天的“资源共享”。

关键词：系年；《左传》；编纂DOI： 10.16758/ki.1004-9371.2017.04.007一、前辈学者关于《左传》编纂的讨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赵光贤先生作《编撰考》，指出《左传》本为各国史料汇编之书，并提出了“解经语”、“解传语”等概念，将《左传》文本划分为“记事”、“解经语”、“解传语”等不同的文本层次。

据此，赵光贤先生进而认为《左传》一书并非为《春秋》所作的《传》文，它本是一本独立的记事著作。

1其后，王和先生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

他结合《左传》叙述多有割裂情况发生的这一现象，推测今本《左传》的成书应有三个阶段：（一）战国前期鲁人左氏所作纪事本末体史事汇编，这是《左传》的原貌。

（二）由后代经师改编为编年体，用它来解释《春秋》。

这一过程大约是在战国中后期进行的，至迟在战国末叶之前必已完成。

（三）晋杜预将《左传》依年附于《春秋》，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传合集的形式。

2赵光贤、王和两位先生对《左传》编纂的讨论对相关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强调《左传》对材料的编纂过程，《左传》不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其内部也有文献累积的层次，解经语、解传语与记事部分隶属于不同的文本层次；今本《左传》对其所据史料进行了重组、删改等多种方式的处理。

清华获赠两千余战国竹简《尚书》佚篇前所未见清华获赠两千余战国竹简《尚书》佚篇前所未见清华校友捐2100枚战国竹简给母校竹简有望展出（来源：京华时报）2100枚战国竹简入藏清华,为目前所见最早、数量最多的竹简书之一本报讯（记者周逸梅）昨天，清华大学宣布，2100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入藏清华。

这批竹简是目前数量最多、年代最早的竹简书之一。

校友捐竹简给母校这批竹简是今年7月由校友赵伟国从境外拍卖所得后捐赠给清华的。

至于这批竹简的出土时间、流散过程，目前已不得而知。

清华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回忆，当时这批竹简包着保鲜膜，装在密封筒里被送到学校，已经有菌害霉变的危险。

学校特地为此“白手起家”成立了专门的实验室，还成立了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整合清华历史、化学、图书馆等学科资源，聘请专家保护清理。

几天前，第一阶段的保护工作基本完成。

首见古代“口袋书”经过11位学者组成的专家组鉴定，这批“清华简”属于战国中晚期，距今大约2300—2400年左右，应出土于古代的楚国境内。

初步统计竹简数量约为2100枚（包括残片），预计整理后为1700支。

“清华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有46厘米，最短的不到10厘米。

“10厘米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口袋书’了，在以前从未发现过。

”李学勤介绍，战国简最早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初，当时只有零散的出土。

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两次发现大量的战国竹简书，分别为800支和1000多支，所以“清华简”可以说是目前数量最多、而且年代最早的竹简书之一。

《尚书》佚篇首现之前发现的竹简书，多为哲学思想领域的书籍，而“清华简”则多为“经、史”类书，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很重要的意义。

从目前的检视结果看，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发现了失传的《尚书》篇章。

《尚书》是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列于六经之首，为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

据称先秦时《尚书》有百篇，经过秦始皇焚书，大多佚失，汉朝初年只有29篇流传下来。

“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都是焚书坑儒以前的写本。

别迷信史记，北大清华竹简告诉你不一样的历史我们怎么是怎么知道历史真相的？就我个人经验而言，有三大武器：典籍、考古发现和逻辑。

中国人非常重视历史。

西方有自成体系的神话，但中国的神话常常与历史混杂。

我们认为天上的神灵原先都是我们的先祖：轩辕、颛顼、高阳等等，都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在建立功勋之后升天，变成了神灵。

历史如此重要，伟大史学家的地位那就无以伦比了。

司马迁的《史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历史典籍。

关于先秦历史，我们知道的很多东西都是从《史记》而来。

但是我们要知道，《史记》成书于汉武帝时代，书中所写的商周历史，距离司马迁也有几百上千年了，那么里面是不是都准确呢？壹在发现新的史料前，我们只能有所怀疑，但还是要以已有的记载为准。

这就是看待历史的方法论：除非发现新证据，否则不能推翻老的结论。

比如困扰我很久的一个老故事：烽火戏诸侯。

史记原文是这样讲的：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

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

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

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

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

我看完有几个问题。

第一，周幽王时代有烽火台吗？目前我们见到的关于烽火台最早的文献记载，来自《墨子·号令》：出候无过十里，居高便所树表，表三人守之，比至城者三表，与城上烽燧相望，昼则举烽，夜则举火。

这段记载中，需要加以解释的是“候”。

在古代，“候”是军中的侦察人员，有斥候和烽候两种，前者是游动哨，后者是固定的观察哨。

“昼则举烽，夜则举火”是烽火的两种形式，从视觉原理上来看，人们在白天很容易看见烟，而在夜晚则能够清晰地看见火。

这就对烽火报警有了具体的要求，那就是白天点“烟”，夜晚点“火”。

要使白天的烟浓一些，那就得用特殊的材料做燃料，比如狼粪。

烽火台不是一开始就是现在我们所看见的这个样子。

而墨子，已经是春秋末期人了，距离周幽王时代还真不算短。

如果要建一个从王京到各诸侯领地的烽火台链条，西周有没有这个人力物力和财力？后来我在《吕氏春秋》里看到这一句，疑心更重了：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数击鼓。

清华战国竹简，印证了甲骨文的记载，难怪夏朝找不到《史记》记载，因为治水有功，大禹的威望达到了顶点。

公元前2070年，他召集夷黎集团、三苗集团，以及黄河流域的诸夏集团，在涂山，也就是今天的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召开会议，史称涂山之会，其中有个叫防风氏的部落，因路途遥远，迟到了一会，结果被大禹当场斩杀。

郭沫若先生认为，涂山氏本是东夷集团的一员，在大禹治水的过程中立下过大功，如今却因小事而被杀，这是大禹在给自己立威，同时也说明大禹具有了对其他部落首领的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

因此，涂山之会，可以被视为大禹建立夏朝的开端。

按司马迁的说法，夏朝的王称为“后”。

从大禹到桀，夏朝共传了14代，产生了17位后。

他们的故事，零散地见于各种史料中。

比如说，《大戴礼记·帝系》中说，大禹这一支，乃是颛顼之后。

而颛顼，又是轩辕黄帝之孙。

所以，夏朝王室，是轩辕黄帝的后代。

《山海经·海外西经》中则提到了禹的儿子启，说他跑到天上，偷学了天人的舞蹈，将其带回人间。

还说启在舞蹈时：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甚伟。

而《尚书》中则说，夏朝王室（即夏后氏），乃是十二个姒姓部落中的一支。

不管是《国语》还是《史记》、《尚书》，言之凿凿，立论煌煌，让人不得不确信，夏朝是肯定存在的！但这真的是事实吗？事实上，司马迁在《夏本纪》中曾隐晦地表示，由于年代久远，很多事，他也是道听途说的。

他只是选择其中听上去比较靠谱的，记录了下来。

目前国外史学界承认的中国的信史，是从公元前841年，也就是西周中后期的共和执政开始的。

换句话说，夏朝的历史，主要存在于古籍堆中，这叫孤证不立，所以难免让人存疑。

而在考古学领域，20世纪50年代末，徐旭生先生率领的考古队，在二里头地区发现了一个距今3800～3500年的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址，这是目前已知的，最有可能是夏朝遗址的存在。

但可惜，由于遗址出土文物过少，又没有文字的支持，所以国外史学界并不承认，二里头文化遗址就是夏朝的遗存。

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命训》里，隐藏着《周易》的身世！2008年，清华大学所收藏了大批战国竹简，又称“清华简”。

这批竹简中，有不少失传已久的古书，同时，也有一部分古书则是一直流传于世的。

——《命训》就是其中之一，它一直保存在《逸周书》里面。

除了《命训》，清华简中还有几篇古文，同样见于《逸周书》。

这就意味着，《逸周书》里面确实保存了不少原汁原味的战国古文，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周易》成书的文化和时代背景。

《度训》这一篇，就与《周易》一书有着直接关联。

不信？不妨细细读来。

一、《度训》和《周易》的作者传说中，嗯，仅仅是传说中，《周易》是周文王写的。

这个传说，还被太史公写到了《史记》里面，搞得后人一提到《周易》，总要忍不住提到文王。

巧的是，《度训》这一篇古文，据说也是周文王写的。

《周书序》云:“昔在文王，商纣并立，困于虐政，将弘道以弼无道，作《度训》。

殷人作教，民不知极，将明道极以移其俗，作《命训》。

纣作淫乱，民散无性习常，文王惠和化服之，作《常训》。

”这段话描述了文王作《度训》的背景，与《系辞》里面文王作《周易》的猜测几乎如出一辙：《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真的这么巧吗？文王他老人家这么圣明而且高产，写了一部一部又一部经典？不是的，他只是躺枪。

自从儒家创始人孔子尊崇周道，文王和周公就成了儒家的两个大箭垛子——儒生们想编什么牛逼一点的语录，都要扯上这两位圣人。

这也恰恰暴露出，《周易》和《度训》这些一大堆挂着文王名号的作品，无一例外都是孔子以后的儒生写出来的。

二、《周易》坤卦与《逸周书》三训《逸周书》开篇的三篇，都以“训”为名。

《度训》、《常训》和《命训》，因为据说都是文王所作，所以合称三训。

巧的是，清华简中另外一篇据说是文王的遗训，名字叫做《保训》。

巧的是，我们说过，《周易》开篇的第二卦，名字也叫《训》！（海昏侯竹简和帛书《周易》均写作“巛”，是“训”的本字。

）这些挂名周文王的“训”，究竟都是干嘛的呢？《说文》曰：训，说教也。

清华大学破译了战国竹简，揭开了甲骨文百年谜团，难怪找不到夏朝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几千年中，存在着数不胜数的未解之谜。

虽然有无数的考古学家和史学家在研究、破解这些谜题，但是还是有非常多的谜团没有被人们所参透。

即使对于一些史学家已经证明的事，但是由于不够严谨，仍然存在非常多的质疑。

中国人认为，因为我们自称是华夏儿女，所以对于中国的王朝最早是在夏朝开始的说法，这在我们中国人眼中那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在无数的外国学者眼中，对此却非常的质疑，他们质疑夏朝根本就没有存在过，是我们中国人凭空捏造的。

质疑的原因是我国出土了非常多的文物，最早可追溯到商朝的司母戊鼎，但是却没有夏朝的文物，所以对于夏朝的存在他们表示怀疑。

但是几年前，清华大学破解了一份战国的有关记载夏朝信息的竹简，同时也揭开了甲骨文的百年谜团，同时人们也发现了夏朝不被发现的原因，感叹难怪夏朝找不到。

甲骨文的出现，为证明夏朝存在奠定基础甲骨文的发现一开始就是出于一个巧合，王懿荣曾在药店抓了一副药，里面有“龙骨”这味药材。

偶然间他发现这“龙骨”上刻的有密密麻麻的符号，这些符号不是任何一个朝代的字，便推测可能是更久远的文字。

最终考古专家对此地进行发掘，出土了大约十好几万块所谓的“龙骨”。

将这些“龙骨”上的符号进行记录下来，这些符号因为被刻在骨头上，因此也被称为甲骨文。

这些“龙骨”的发掘，证明了商朝的存在。

众所周知，古代在龟壳、兽骨上刻字多数是为了占卜。

因为刻字是非常困难，且原料稀少，所以很少有在这些龟壳兽骨上记载历史的。

且对于甲骨文，我们现在是很难进行辨认的，因此对于夏朝的历史是否存在，仅仅依靠甲骨文是无法去证明的。

但是，专家在研究时发现在甲骨文中，会经常出现“西邑”等字样。

“邑”有国家之说，因此商朝人都会称自己国家为“邑商”。

从甲骨文中得到的信息是，商王因为害怕鬼神之说，便经常祭祀“西邑”。

“西邑”具体在什么东西？在甲骨文中我们无法得知，因此，“西邑”也成为了破解不了的百年谜团。

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程寤〉篇札記（兩則）（首發）鄧佩玲香港教育學院中文學系近日讀清華簡〈程寤〉篇偶有所見，撰讀書札記兩則，尚祈大雅君子，不吝賜教。

1.「卑（俾）霝（靈）名（冥）（凶）（祓）」（簡二）清華簡〈程寤〉簡二「卑（俾）（凶）（祓）霝（靈）名（冥）」一語，整理者讀「霝」為「靈」，並引《楚辭‧九歌》為佐証，說明「靈」即「巫」；至於「」，整理者據包山簡讀為「凶」，並認為「名兇」即乃《周禮‧男巫》所見之「授號」。

1有關此句子之釋讀，學者間多有異議，如宋華強曾提出，如若上文用「霝」表示「巫」，那下文的「巫」與這個巫者有何不同？並認為「霝」當讀為「靈龜」之「靈」。

2張崇禮則本諸簡文整理者訓「霝」作「巫」，而「名」則指「評說」，「祓」是「福」，整句意謂「使靈巫說說是凶是福」。

3孟蓬生認為「」音當同「葼」，借為「總」，有「統領」之意，簡文所謂「祓」，即「總領祓事」或「主持祓事」。

4《周禮‧春官》云：「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

」「巫」確職掌「授號」，但倘若據《楚辭》釋「靈」作「巫」，有關解釋確又難與下文通讀，但據宋氏讀為「靈龜」之「靈」，則又似有增字為訓之嫌。

又整理者以為「名凶」為《周禮》所見之「授號」，其說明既沒有足夠及充份之解釋，兩者相通之說似仍嫌牽強。

簡文所言之「名」，揆諸上古音，與其同音者尚有「冥」，兩字俱屬為明紐耕部，《詩‧齊風‧猗嗟》云：「猗嗟名兮」，《玉篇‧頁部》引「名」作「」，可見「名」、「冥」二字音同可通。

此外，復從古籍記載可見，「名」、「鳴」、「冥」三者應當音近互通，故疑簡文「名」當讀如「冥」。

例如，《周易‧謙》「鳴謙」下王弼《注》嘗云：「鳴者，聲名聞之謂也。

」陸德明《經典釋文》引「鳴」作「名」；又《經典釋文》於《周易‧豫》「冥豫成」下云：「冥，鄭讀為鳴。

」「冥」通「鳴」，從而可知「鳴」、「名」、「冥」三字音近。

5筆者疑清華簡「霝名」當讀為「靈冥」，於先秦古書中與「霝冥」一語相近者猶有「冥靈」，《莊子‧逍遙遊》云：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此大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