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出土文书》校补(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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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一枚攀带具
张绫练一千匹金银钱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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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白银尽足胡
图1：阿斯塔那170号墓出土树叶纹锦面衣
图2：阿斯塔那170号墓出土对羊纹锦面衣
图3：阿斯塔那169号墓出土联珠对孔雀纹锦面衣
图4：阿斯塔那171号墓出土联珠对马纹锦面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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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哈拉和卓71号墓出土大联珠鹿纹锦面衣图6：哈拉和卓77号墓出土联珠天马骑士纹锦
图7：木头沟出土联珠“花树对鹿”锦024
图8：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中的织物图案（朱桐莹绘制）
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提到的中国史料中记载的波斯锦并不是直接来自波斯，而是通过滑国（嚈哒）、突厥或宾国（罽宾）输入中国。

与此同时，波斯与中原却又交往频繁：北魏文成帝太安元年（455）波斯与北魏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至522年，北魏共接待了十个来访的波斯使团；波斯的使者也深入到南朝，中大通二年（530），波斯国遣使献佛牙，五年（533）八月，遣使献方物，大同元年（535）四月又献方物；隋朝时波斯曾遣使随李昱入隋进贡方物；萨珊王朝灭亡后伊嗣俟之子卑路斯避居吐火罗并于674年逃入长安。

⑰可以看出，从5世纪下半叶至7世纪末，波斯与中国一直拥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期间波斯还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黄金时期，疆土日。

作者： 潘梦丽
作者机构：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重庆400715
出版物刊名： 文教资料
页码： 25-26页
年卷期： 2012年 第1期
主题词： 文書;校補;本校法
摘要：吐魯番盆地是個聚寶盆,古代文物和文書不斷出土？脊殴ぷ髡咴？959—1975年對阿斯塔那、哈拉和卓、烏爾塘、交河故城等古代墓葬和遺址進行的十三次清理工作收穫巨大,發掘近500座晉—唐墓葬和1處遺址,出土了近萬片文書和大量的墓磚和墓誌。

所出文書內容廣泛,但大多數文書被當做廢紙,製成死者的服飾鞋襪、衣帽枕衾,殘損較大。

本文主要用本校法,對其中的阿斯塔那四十八號墓進行了校補。

李征先生与《吐鲁番出土文书》*王素我认识李征先生，是在1981年初冬。

是年秋、冬之际，我从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不久就北上，到北京沙滩红楼报到，成为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的正式员工。

上班第一天，就见到李征先生。

当时，古文献研究室在红楼四楼东侧，我与吴震、景爱两位先生一间办公室，李征先生与王去非先生一间办公室。

两间办公室紧邻，吴震先生与李征先生都抽烟，常常开着门，彼此都经常从对方门口经过，见面打招呼是天天必做的功课。

李征先生异常清癯，总有一种营养不良的样子，可能与他过于节约有关。

他与吴震先生都住西四大拐棒胡同文物出版社分配的一套三室一厅宿舍，三室一大二小，他俩一人一小间。

他中午从不去单位食堂吃饭，都是自带两个馒头和咸菜，在办公室简单解决了事。

晚上回宿舍也是用大白菜下面条。

他抽的都是便宜烟，比吴震先生抽的烟至少要低两个档次（吴震先生一般抽“大前门”，3角8分一盒；李征先生一般抽“圆球”，2角一盒）。

当时我就常常担心李征先生健康会出问题，曾当面提醒过他，希望他注意，但他不以为意。

后来，果然因身体单薄，抵抗不了病魔（肺癌）的侵蚀，年仅六十二岁（1927～1989）就英年早逝，想起来就令人心痛！当然，这是后话，这里按下不表。

离开武大前，唐长孺师找我谈话，先告诉我：自己虽是古文献研究室的主任，但由于只是兼职，而且每年只在寒暑假来京，日常工作实际是由书记王东明负责。

我的工作将由王书记负责安排。

然后说：“《吐鲁番出土文书》（以下简称《文书》）释文工作已经基本告一段落。

由于俗别字和特殊符号较多，无法铅排制版，目前是请退休的邵怀民先生抄录制版。

为了保证质量，曾经制定一个工作原则，即：邵先生抄稿前，先由新疆考古所的李征先生将释文与原件校核一遍（当时李征先生保管原件，装原件的保险柜都在李征先生办公室，王去非先生身体有恙，经常不上班，故实际是李征先生一人一间办公室）；邵先生抄稿后，再由新疆博物馆的吴震先生将邵抄件与释文校核一遍。

《吐鲁番出土文书新探（第二编）》前言、目录、后记刘安志一、前言作为中西交通枢纽的新疆吐鲁番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距今六七千年前，就有了人类的活动。

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从司马迁《史记》记载的“姑师”算起，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少已有二千年。

自西汉开始，中央政府即在吐鲁番东部设戊己校尉，建高昌壁，派汉军驻屯。

其后经历了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州、高昌回鹘、吐鲁番王国等几个发展阶段。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这里的地上地下留存有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

二十世纪初叶以来，这里出土了大量公元四世纪至十四世纪的纸质文书，皆为当时的真实记録，内容极为丰富，是研究丝绸之路和中国中古史的珍贵文献资料。

其中一九五九年至一九七五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中古墓葬出土上万片文书残纸，在武汉大学唐长孺先生主持下成立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对其进行拆揭、缀合、录文、标点、断代、定名，十易寒暑，最终成功复原出近一八〇〇件较为完整的官私文书，使埋藏地下的千年古冢遗文公诸天下。

一九八一年至一九九六年，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十册、图文本四卷，为中外学人提供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献资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中古史及敦煌吐鲁番学的发展。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取得的重大标志性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一九七五年后，阿斯塔那、交河故城、吐峪沟千佛洞等地出土的吐鲁番文书，包括《吐鲁番出土文书》漏收的阿斯塔那三六○号墓文书，在唐长孺先生、陈国灿先生指导下，由柳洪亮先生负责整理，编着《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一书，一九九七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亦是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研究的重要成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吐鲁番出土文书》主编的唐长孺先生，以及整理组成员陈国灿、朱雷、程喜霖、王素等先生，为该书的整理做了大量准备和考证工作。

在唐先生故宅保存的尚待整理的遗稿中，仅读《吐鲁番出土文书》笔记就有三册，近四百页。

读《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札记二则*毕康健摘要吐鲁番巴达木207号墓所出2004TBM207∶1-5b文书，原文书整理者认为是唐西州事目历。

本文认为，此文书更有可能是唐仪凤某年西州都督府案卷末尾，属于录事司勾检与署目两个环节。

在和田地区征集的2006TZJI∶036文书，正背两面均有文字。

整理者认为“正面”性质为案卷，“背面”关涉人物为奴隶。

本文认为，此文书“正面”性质为辩辞，“背面”所涉人物可能为良人。

同时，此文书正背面的关系也值得再思考。

关键词勾检文书性质正背面札记众所周知，吐鲁番文书是研究中古史的第一手珍贵资料，中外学者曾利用这一珍贵史料做出了许多精彩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不过，吐鲁番文书相对比较残破，整理不易，尤其是在文书的性质判断与定名上，仍有不少值得再深入研究的问题。

笔者在学习研读荣新江先生等主编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一书时，深受教益，但也产生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今拟对该书中的两件文书谈谈自己粗浅的认识，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一巴达木207号墓出土的2004TBM207∶1-5b文书，《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者定名为《唐西州事目历》。

为便于讨论，先将文书释文转录如下①：（前缺）1参军素2□事3□事（后缺）原文书残缺过甚，正面仅剩三行六个字可以辨认，背面有半个残字。

据题解，本墓中“所出文书*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吐鲁番出土文书再整理与研究”（17ZDA183）、武汉大学跨学科自主科研项目“敦煌壁画内容理解、信息组织与综合展示”阶段性成果。

①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0页。

有纪年者，最早为上元三年（676），最晚为调露二年（680）”①，且多为西州考课文书，知此件为唐西州官府文书，当无疑义。

关键是文书的定名，整理者当据2～3行最后两个“事”字，判断其属事目文书，故定名为《唐西州事目历》。

问题是，第1行“素”数字如何理解呢？复据题解，整理者认为第1行中“素”，即同墓所出《唐仪凤三年（678）九月西州功曹牒为检报乖僻批正文案事》中“录事参军敬大素”，并与中村文书E、大谷1421号等含有勾官“素”签署的文书对比，认为“笔迹与本件相同”，推测其为仪凤某年文书②。

吐鲁番出土钤“玉门关之印”的过所文书考王蕾摘要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带有“玉门关之印”的文书，应为唐代尚书省过所文书的残卷，笔者命名为《奴典信、奴归命尚书省过所文书残卷》。

唐代过所文书应分为过所发给部分和过所勘过部分，过所发给部分依照符式做成；过所勘过部分则又分为直接勘过与呈牒勘过两种情况。

《奴典信、奴归命尚书省过所文书残卷》则属于呈牒勘过。

关键词玉门关之印过所文书书式张运感墓志西关镇将唐王朝的兴盛与交通驿站设施的完善，使中原与西域之间的使者往来、商旅贸易等日益兴盛。

中央政权通过关津的过所与律令制度，既要监察奸慝及违禁物品，又要保障人口流动与货物运输的通畅。

玉门关在唐代已东移至瓜州地区，虽然不在唐二十六关之列，但贞观元年（627）玄奘在逃避凉州官府的阻挠昼伏夜行至瓜州，经过玉门关时，描述为“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

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益谦从西州前往福州过所文书中将要通过的关津，“路由玉门、金城、大震、乌兰、僮（潼）、蒲津等关”，这些关津都分布在丝绸之路的要线上，唐代玉门关位于瓜州境内，唐益谦一行进入河陇地区后必须要经过玉门关后才能东行。

同年薛光泚从西州至甘州的途中，也必须要“路由玉门关及所在镇戍”，对于唐王朝来说，玉门关是位于河陇地区最西面的关，用来监察经过河陇地区往来于西域与中原的行人。

一、钤“玉门关之印”过所文书的基本信息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的第21件到第30件均是与过所相关的文书，其中第21件《唐开元十九年（731）唐荣买婢市券》文书是唐荣在西州买婢失满儿的市券，第22件《唐开元二十年（732）薛十五娘买婢市券》文书是薛十五娘在西州市买胡婢绿珠的市券，据《吐鲁番出土文书》（下文简称《文书》）的介绍，这两件文书是第23件《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益谦、薛光泚、康大之请给过所案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一带一路”重点项目“丝绸之路商业民族——粟特人在甘肃的基础数据与调查（15LZUJBWZX011）;”兰州大学自由探索项目“中古时期丝绸之路胡商贸易与使臣往来研究”（15LZUJBWZY044）；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唐代河西人口迁移与长安诗歌的西传——以敦煌诗歌写本为例”（16JK1586）。

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纸质文书保护修复实录作者：杨华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20年第13期摘要：文书是古代官民记录各方面事务的文字载体，具有非常高的史学价值。

文章对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的一批文书进行科技分析，了解到唐朝该地区造纸、用纸的基本情况以及纸张种类和病害特点，并进行全面科学地保护与修复，使这些文书的病害得到遏制，在保存、展示与微环境上进行有机统一。

关键词：文物;文书;保护;清洗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位于吐鲁番市约40千米火焰山南麓的戈壁滩上，东西长约5千米，南北宽约2千米，是唐代高昌官民的公共墓地，该墓地在1988年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了大量唐朝时期的纸质文书，文书的内容、语言文字涉及较广，非常珍贵。

从1959年到1975年，共对阿斯塔那古墓群展开了13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期间还有数次小规模的发掘，合计发掘墓葬400多座，出土了大量晋至唐朝时期的文书、织物、纸画、绢画、泥俑、陶器、木器、金属器等文物。

其中出土的纸质类文物3000余件，包含文书、画作、经卷及用纸做成的陪葬品等，这些纸质写本多数为汉文﹐其余还有回鹘﹑粟特﹑突厥﹑吐蕃文等写本，文书纪年主要是从西晋到中唐大历时期。

阿斯塔那古墓群所出土的纸质文物，是我们研究古代高昌时期新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史料。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联合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十册，这些文书详细记录了高昌时期的朝廷诏敕﹑律文﹑籍账、宗教、契约﹑买卖账、信笺及古籍经典等社会各方面的重要内容。

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批珍贵的纸质文物也产生了许多病害，保护工作迫在眉睫。

1 文物概况及科学分析本次修复的吐鲁番地区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纸质文书共计32件，主要文书有《作人善憙等名籍》《祭土伯神文》《侍郎海榖等官员名籍》《债书》和《器物帐》等，另有粟特文、焉耆文、回鹘文等文书。

文书有被二次利用的情况，有9件文书被剪成了鞋样，制作成纸鞋进行陪葬。

《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出土文书》释词陆娟娟【摘要】吐鲁番出土文书因保存了大量的方言俗语词和新词新义而成为语言研究的珍贵语料.以<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例,其中的"勘责"、"庄坞"、"保知"、"即顿"等词在<汉语大词典>中未见,多为唐代新兴语词;而""、"餧"等俗语词系形近而误录,"的见/的知"、"百方"则例证偏晚.正确释读这些俗语词,对于系统整理敦煌文书和深入研究吐鲁番出土文书语言有重要意义.【期刊名称】《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0(011)003【总页数】4页(P1-4)【关键词】吐鲁番出土文书;日本宁乐美术馆;俗字俗语;《汉语大词典》【作者】陆娟娟【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浙江,杭州,310028【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131吐鲁番出土文书保存了大量北朝隋唐时期的世俗文书,是当时当地语言文字的原始记录,也是研究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的珍贵语料,其中的俗字、俗语更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

吐鲁番文书中亦保存了大量的新词新义,可以补充词典的不足。

本文即以《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例,略举数词以说明。

勘责宁乐二九(4)号文书《唐开元二年二月三日蒲昌县牒为勘某人身死事》:“死,勘责符同,牒上州者,此已上州并下乡讫。

”〔1〕宁乐一八(2)、一四(2)、七(3)号文书《唐开元二年三月一日蒲昌县牒为卫士麴义逿母郭氏身亡准式丧服事》:“麴义逿母郭身亡,勘责府同,牒上州户曹式者。

”〔1〕宁乐一四(5)、二二(2)号文书《唐开元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蒲昌县牒蒲昌府为张同录牒上州户曹事》:“人宋文才秃子等款,并与张同者装行不虚,勘责张同录牒上户曹,并牒讫,今已状牒,牒至准状,故牒。

中
国
国家
博
物馆
馆
藏
法
帖书
系专
栏
吐鲁番地处新疆中部，自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以来，便成为由内地前往中亚、欧洲的交通要道，也是西域重要的政治、军事、文化及经济中心。

唐太宗于贞观十四年（640）平定高昌，置西、庭二州，同年九月，“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留兵镇之”。

显庆三年（658），安西都护府西迁龟兹，西州改置都督府，在此建立了一整套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制度，自此吐鲁番地区和中原的关系更为密切，遗留了丰富的文物。

吐鲁番地区深处内陆，远离海洋，降水稀少，气候极度干燥。

吐鲁番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使文物不易腐烂，加安美版《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第五辑）·吐鲁番文书（二）：墨迹本》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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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专栏1928—1930年，黄文弼带领一支西北科学考察团于吐鲁番考古，先后两次考察交河故城（雅尔湖旧城）、哈拉和卓旧城。

哈拉和卓旧城在吐鲁番东南约30千米，邻近阿斯塔那（二堡）及哈拉和卓（三堡）两村落。

1928年黄文弼第一次考察哈拉和卓旧城，仅在“可汗堡”附近稍做发掘，未有所获；1930年又在哈拉和卓地区进行考古调查。

[1]此批文书均是在这两次调查考古工作中所得。

[2]黄文弼一生四次前往中国西北考古，工作重心主要在吐鲁番盆地和环塔里安美版《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第五辑）·吐鲁番文书（一）（墨迹本）》封面基础性的整理工作之外，学界也陆续涌现出关于吐鲁番文书研究的成果，涉及军事、政治、历史、经济、宗教、艺术等领域。

本辑所选文书有五种，包括《张奉先残牒》[15]、《西州征物残牒》[16]（2件，另有《开元十三年征物残牒》，推测为同一件牒文）、《伊吾屯田残籍》（2件）[17][18]274-275、《开元廿九年追捉逃番兵残牒》[19]、《女妇才子还麦残契》[20]，内容涉及土地买卖、征收赋税、军事文书、寺院经济等。

《张奉先残牒》高14厘米，宽25厘米，经人裁截，仅存一部分，为牒文的陈述部分，用工整的楷书誊写。

起“张奉先”，讫“谨连”，共9列。

此件文书为民间诉讼状，张奉先、赵悟那为诉讼之主角，希逸或为所由（“所由”指有关官吏。

《隋书·刑法志》载“乃令殿内去仗，欲有决罚，各付所由”）[21]，闫大宾或为“元契”中之“保人”“知见人”[22]。

此案件最初系“卖苗案”，根据“元契”内容，阎大宾（赵悟那）称“卖苗是实”，但又有“寻检文契知错”，“赵（悟）那甘心伏罪”，张奉先牒只是残留“准法不合”，“先元契在悟那处”。

牒状中“元契”订立的时间与张奉先上牒的时间至少相隔一年。

据当时惯用语，若在当年，用“去几月”；若在此前一年，则用“去年”；相隔一年以上，才用“去开（元）某年”的措辞（“去”有“往昔”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