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文化差异与对俄汉语教学语言是交际与思维的工具，它既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
因此我们在解析一种语言的同时，也在阐释这种语言的文化。
而中国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由于历史背景、自然风貌、民俗传统、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等不同，差异迥然。
这就要求我们汉语教师在对俄汉语教学中针对这种文化差异采取不同的教学策略，以提高汉语教学水平。
标签：文化差异；对俄汉语教学；策略语言是交际与思维的工具，它既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
不同的文化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影响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评价。
因此，在语言教学中除了要传授语言知识外，还要加强文化因素的传授。
中国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由于两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然风貌、民俗传统、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等的不同，而差异迥然。
这就要求我们汉语教师在对俄汉语教学中针对这种文化差异而采取不同的教学策略。
一、中俄文化差异由于人们观察文化的角度不同，所以给文化下的定义也不同。
据不完全统计，从不同侧面对文化所下的定义不少于250种。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中心概念提出，认为“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统一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
”①按最广泛的定义，文化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所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在第二语言教学，或具体说在对俄汉语教学中也经常涉及到文化分类，但其中重要组成部分是“语言交际文化”。
“语言交际文化”就是指隐含在语言系统中的反映一个民族的心理状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道德标准、是非标准、风俗习惯、审美情趣等，这种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语言的词汇系统、语法系统和语用中。
语言中的这类文化因素对语言和语言交际有规约作用，且本族人不易察觉，只有通过语言和语言交际的对比才能显现出来。
我们主要从两方面来考察一下这种差异：一是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而体现在语言文化中的差异。
大家知道，不同的文化在思维方式上是有差异的。
从宏观上看,虽然俄罗斯文化既不是纯粹的西方文化，也不是纯粹的东方文化，它是兼有两者文化特征的一种独立的文化体系。
但它的思维模式以逻辑分析为主，呈线性。
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偏爱逻辑和分析不同，它以直觉的形象分析为主，呈一种圆式思维模式。
体现在语言形式上，如词语的不对应性。
这种词语的不对应性，最典型的当数亲属的称谓词。
俄语中除了отец（父亲）、мать（母亲）、сынь（儿子）、дочь（女儿）这四个表直系亲属的词外，其余的都比汉语对应词的概念宽泛。
如，汉语中的伯父、叔父、舅舅姑父、姨父，在俄语中只用一个词дядя；汉语中的伯母、婶婶、舅母、姑母、姨母，在俄语中也只用一个词тётя。
还有如：词序的不同而导致的偏误。
俄语中不可切分句和汉语中的并不一一对应。
有些俄语的不可切分句可以直接对译为汉语的不可切分句，如Пошёл снегПришёлгость 。
可译成：下雪了; 来客人了。
但是有的不能，如:Наступилавесна；Болитгорло。
它们不能译成:来了春天；疼嗓子。
只能译成：春天来了；嗓子疼。
因此，教师在对俄罗斯学生教授汉语时，要逐句加以说明，并解释明，汉语不可切分句中的动词往往都用来描写一个具体的事实。
其后的名词多指一个新引进的具体事物，如“来客人了”；一般不能说“来春天了”的原因是春天不是一个具体的事物。
否则，俄罗斯学生容易把俄语词序照搬进汉语中一样，在应该用不可切分句的地方，犯上述类似的错误。
二是由风俗习惯等不同反映在审美心理上的差异在语言中的体现。
图腾崇拜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一个民族的审美心理。
俄罗斯民族崇尚“熊”，把“熊”作为本民族的图腾，认为熊是最完美的动物，力气大,体魄健壮,纯朴淳厚,称其为俄罗斯森林的“主人”,是世界整个大家庭的祖先。
在俄罗斯谚语中有这样的说法:；Хозяинвдому ，чтомедведьв бору。
（家中之主犹如林中之熊）。
传说熊具有很多神奇的本领，死后能复活，明白人的语言，能够认识自己的每一个亲属，能带来幸福或灾难。
Медведь（熊）除了Хозяин（主人）外，还象征жених（未婚夫）。
姑娘在梦中梦见熊，象征将要出嫁。
可见熊它在许多方面体现了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勤劳朴实、脚踏实地、不畏强暴等。
而中华民族崇尚“龙”，把“龙”视为中华民族的图腾。
认为龙是威严权利的象征。
古代皇帝称其容颜为“龙颜”，住在“龙宫”、穿“龙袍”等；中国人也被称为“龙”的传人；这当然与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有关，但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对“龙”的推崇。
同时“龙”也是人们创造美的象征，象天安门华表上的蟠龙，故宫的九龙壁，还有民族艺术图案中的龙凤图案等等；还有象祭年祈雨的龙舞，每年春节的闹龙灯，端午节的龙舟竞渡，都已成为民间久盛不衰的风俗。
这些龙的形象造型生动、气势雄伟。
在汉语语言的表达中，有“龙”字的词语，就包涵珍贵、赞美之意，如：龙肝凤髓、龙争虎斗、龙蟠虎踞、龙腾虎跃等等。
在中国人的名字中，也常常出现“龙”字，如：李小龙、成龙等。
这个“龙”字表达出了父辈对后代的期待和希望。
这些充分表明了中国人对龙的崇拜已达到极点，“龙”文化已渗透到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
“龙”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繁荣昌盛、代代相传的象征。
从上述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两个民族的审美心理上的差异。
“熊”在汉语中虽然也有“虎背熊腰”一些词还带有褒意，但更多的是贬义，如“熊包”、“熊样”、“熊德行”等，中国人认为熊笨拙而行动不便，因此也认为头脑简单，顾前不顾后，所以又派生出“熊瞎子掰玉米，掰一穗扔一穗”的俗语。
显然，中国人只看到它的，只是外在形象，俄罗斯人则看重的是它的内涵，所以在俄罗斯人的心目中，熊是心地善良、憨态可掬的。
这种文化图腾所象征的意义可谓天壤之别。
因此教师在阐释上述一些词语时，一定先解释这种词语所蕴涵的文化差异，否则会引起语言学习中“文化冲突”，进而影响教学效果。
二、对俄汉语教学既然中俄文化差异迥然，为了扫除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避免文化冲突，在对俄汉语教学中，就要针对这种文化差异而采取不同的教学策略。
首先，要在语言教学中增强文化教学意识。
由于长期以来，工具主义语言观和语言本体主义语言观在语言教学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使教师习惯只教语言本身，而忽视了对语言所蕴涵的文化背景的传授，其结果是学生自以为掌握了语言这一工具，但在实际的语言交际中，发现这种工具运用得并不是得心应手，有时甚至会造成严重的语用文化失误。
这是由于第二语言学习者学到的只是静态的语言知识，而没学到运用语言的知识；他们只了解了语言符号的语言意义，而没真正把握言语的语用意义。
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除了要传授传统的语言基本功之外，还要加强文化因素的传授。
由于语言与文化的密不可分，这就要求教师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既要强调语言形式本身，又须重视语言的文化属性，打破传统的语言教学观，树立新的文化语言观，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增强跨文化意识，以提高教学效果。
正如陈光磊先生所说，“对于一种语言的习得和教学，就决离不开这种语言所表现的文化内涵的了解”②。
其次，在文化教学中，要考虑到中国文化的层次和留学生本身的层次，这是解决好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关键问题。
中国文化的内容浩如烟海，应该将哪些文化内容纳入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中呢？这是非常严肃而实际的问题。
我们从文化在交际中的功能角度出发，就是根据第二语言教学的需要，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应首先将重点放在“交际文化”上，例如，“元宵”这一词，包含了礼俗文化因素，学生只有明白了农历正月十五这一天在古代叫上元节，是中国传统节日，所以这一天的晚上叫“元宵”，因此，人们把元宵节的应时食品也叫“元宵”。
可见，对于一种语言的掌握只有习得其符号而又懂得了其内涵，才能是真正完全地掌握了该语言。
从而扩大语言习得中“正迁移”，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
但我们应该注意，文化教学不能喧宾夺主，把语言教学当成了传播文化知识的途径，而本末倒置。
同时，我们应该考虑到俄罗斯留学生本身的文化层次。
现在来华的外国留学生所受的文化教育相差也比较大，有的已具有了博士、硕士的学历，有的已大学毕业，有的在国内正在读大学，而有的只读过高中，或较之更低，经历也不一样，有的从事过各种工作，年龄相差也悬殊，这在进行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时就要区别对待。
对那些程度较高的留学生，文化教学内容就可以广且深，并可以开设专门系统的中国文化课程；而对教育程度较低的留学生则要浅些，在语言教学中文化知识，点到即可。
总之，对留学生本身文化层次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教学策略。
罗伯特·F·莫非在《文化和社会人类学》一书曾写到：人类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有高度的智慧。
人类智慧的突出表现是人具有举世无双的语言能力；人类智慧的杰出成就是创造了异彩纷呈的人类文化。
③可见，由于中俄两个民族文化的差异，对俄汉语教学就要采取不同的教学策略，使俄罗斯留学生真正学会并掌握汉语。
注释：①陈宏、吴勇毅主编：《对外汉语教学理论与语言学科目考试指南》，华语教学出版社，2003年第82页。
②陈光磊：语言教学与文化背景知识的相关性[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7年第2期。
③罗伯特·F.莫非：《文化和社会人类学》，吴玫，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第21页。
参考文献：[1]岑运强.语言学基础理论（修订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戴昭明.文化语言学导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3]王福祥、吴汉樱.文化与语言[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