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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刑法修正案(八)》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修改的评析摘要：《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和非法采矿罪作了重大修改，增加了该二罪的容量、降低了入罪的门槛、强化了刑法对污染环境行为和非法采矿行为的惩治力度。
这些修改是我国处于高风险社会现实的内在要求，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结果。
关键词：《刑法修正案（八）》；环境犯罪；犯罪化；刑事政策；环境风险一、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的解析（一）修改的要点《刑法修正案（八）》第四十六条对《刑法》第338条修改的要点有三：一是删除了“向土地、水体、大气”的字样；二是把“其他危险废物”改为“其他有害物质”；三是把“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改为“严重污染环境”。
（二）解析1.刪除了“向土地、水体、大气”的字样，对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危险废物的场所不再限定。
行为人只要实施了“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毒物质的行为，不论排放、倾倒或者处置的场所在哪，只要严重污染环境的都可能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
2.这次修改确立了刑法对环境权的直接保护。
长期以来，我国刑法对环境权的保护是间接保护，是在保护传统的生命权、健康权和财产权的时候，附带地对环境法益予以保护。
修正案把“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的”，意味着构成本罪直接以环境污染行为严重地危害生态环境，侵犯环境法益为已足。
修改体现出了刑法关注行为对环境本身的危害——“污染环境”。
“污染环境”直接表明了危害行为严重地侵害了环境权益[1]。
可见，那种认为“修正前后的（本罪）犯罪构成要件没有根本的变化”的观点[2]，是错误的。
这就克服了过去本罪的入罪门槛过高——既要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又要有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局限性，所以，今后如果污染行为既严重地“污染环境”（侵害了国家对环境权的保护）又导致了“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时，同时触犯其他罪名的，可以实施数罪并罚。
污染环境罪司法困境解决路径分析随着环境污染的日趋严重，保护环境、惩治污染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然而，当前我国对于环境污染罪的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很多困境，如证据难以收集、法律定性不明、刑事处罚不足等问题。
本文将对环境污染罪司法困境的原因和解决路径进行分析。
一、环境污染罪司法困境的原因1.证据难以收集环境污染涉及面广，污染物种繁多，证据收集难度大。
而环境污染案件往往需要借助专业技术和科学测试等手段开展证据获取，成本较高，也存在一定的技术风险。
因此，许多环境污染罪案件难以确定罪刑，难以得到法律制裁。
2.法律定性不明目前，我国刑法中对于环境污染罪的定性比较宽泛，未能涵盖所有环境污染形式和程度，造成了立法上的困境。
例如，尚未设立“大气污染罪”，难以对污染源的反控制和治理形成有效的惩罚机制。
3.刑事处罚不足目前，对于环境污染罪的刑事处罚，核心为罚金和拘役，而罚金往往未能产生相应的惩罚效果，且不足以满足对环境污染罪的严厉惩罚要求。
因此，仍需探寻更具有威慑力和惩戒性的刑事处罚形式。
二、解决路径1.完善证据收集手段要解决环境污染罪司法困境，首先需要提升证据收集手段的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以使得证据收集工作更加精准、高效化。
同时，还需要建立环境污染证据鉴定标准及相应的认证机构，为环境污染案件提供权威、客观、科学的证据支持。
2.细化法律定性在当前立法环境下，应当再次审视并修订相关法规，以将环境污染罪的范畴进一步细化和厘定。
例如，可以设立更多的环境污染形式罪名，如“水污染罪”、“土壤污染罪”等，以便对不同的环境污染事实制定更为适宜的指引和规范。
3.加大刑事处罚力度为了加强对环境污染罪的打击力度，应当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刑事处罚制度。
例如，可以增加刑期、增加罚金、限制自由或剥夺政治权利等，以在各种形式的环境污染行为中设立更为有效的惩罚门槛和风险警示。
4.强化司法公正和监督为确保环境污染案件司法公正性，应当进一步完善监察机制和司法审判规范。
环境污染事故罪若干问题的研究作者：苑立杰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9期【摘要】本文立足于我国环境违法现象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频繁发生这一现况，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这一刑法规定的典型环境犯罪，基于理性层面对其若干问题进行浅显的探讨研究。
这篇文章主要探讨、分析了该罪的若干问题，并简要阐述了作者对于该罪立法执行的看法和建议。
【关键词】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严格责任；认定；处罚原则一一、引言地球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工业水平的提高，人们在享受各种高科技的同时，也给地球带来了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
人们不要以盲目的乐观或者悲观的态度来面对这种情况。
正是因为如此，针对我国日益恶化的生活环境和当今社会层出不穷的重大污染环境事故，我国《刑法》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并于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对此内容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
可见国家对环境的重视程度。
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立法目的我国重大污染事故罪立法目的有以下三方面：一是合理地利用环境与资源，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二是维护我们的生活环境，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三是协调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的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
三、我国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存在的问题（一）我国内地环境刑事法律不完善中国香港有一套颇为完整的环境刑事法律惩处环境犯罪，小至很轻微的环境违法行为，大到最严重的环境污染事故都是刑事污染罪行，都规定在环保法例中。
虽然说大陆刑法中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也通过修改而比较完整；但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只是对于特别重大的、影响特别大的环境污染事故罪加以处罚，轻微的污染环境事件不在刑法管辖范围。
所以说两地环境刑法覆盖了主要的污染类型，但是香港的环境刑法在预防污染的范围上比中国内地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只管制非法进口固体废物要广泛得多。
由此可见，我国内地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还是不够完整的。
环保立法问题与解决方案随着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和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各国纷纷制定了一系列环保立法。
然而，环保立法依然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本文将分析环保立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以期为环保立法的改进提供一些思路和参考。
一、环保立法存在的问题1.法律法规不完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环保法律法规并不完善，针对环境问题的法律条款较为简单，制定时间也比较早，难以适应当前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此外，一些环保法规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漏洞，导致监管不严格、执法不力等问题。
2.政策执行不力一些环保法规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政策执行不力的情况，具体表现为相关部门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导致对环保法规的执行难以有力。
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对环保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环保投入不足，环保政策执行力度不够。
3.利益冲突环保立法实施过程中，环保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一些企业为了谋取经济利益而违反环保法规，部分地方政府因追求经济发展而对环保法规松懈，导致环保法规执行难度增加。
4.监管手段不足当前环保立法在监管手段上存在一定的不足，一些环保技术手段的缺失，环保数据的不完备导致环保监管的盲目性和无效性。
5.跨境环保问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环保问题也逐渐呈现出跨境化的趋势，一些环保立法未能有效应对跨境环保问题，导致环保立法出现一些漏洞和不完善性。
二、环保立法的解决方案1.完善法律法规针对环保立法存在的问题，首先需要完善环保法律法规，使之更加系统、全面、科学、严谨。
此外，对环保法规进行定期评估和修订，以适应环境问题的发展变化。
2.加强政策执行政府应当加强环保执法力度，完善环保执法体系，提高执法效率和执法水平。
同时，加强对环保执法人员的培训和考核，提高执法人员的专业水平和执行能力。
3.解决利益冲突在环保立法实施过程中，应当更加注重环保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协调与平衡，优化环保政策，建立健全的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强化对违法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处罚，促使各方共同维护环保和可持续经济发展。
试论我国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完善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污染环境犯罪也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点。
为了有效打击污染环境犯罪，保护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我国的相关立法不断完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需要进一步改进和优化。
一、我国污染环境犯罪立法的现状我国现行刑法中，对于污染环境犯罪主要规定在第六章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
其中，第 338 条规定了污染环境罪，明确了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构成犯罪。
此外，还对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等相关罪名进行了规定。
近年来，我国通过出台司法解释、修改法律等方式，不断加大对污染环境犯罪的打击力度。
例如，降低了污染环境罪的入罪门槛，扩大了污染物的范围，明确了“严重污染环境”的具体情形等。
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威慑力。
二、当前立法存在的问题（一）罪名体系不够完善虽然我国刑法对污染环境犯罪设立了多个罪名，但仍存在一些漏洞和空白。
例如，对于一些新型的环境污染行为，如电磁辐射污染、光污染等，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罪名加以规制。
（二）刑罚设置不够科学在刑罚方面，污染环境犯罪的刑罚种类相对单一，主要以自由刑和罚金刑为主。
罚金刑的数额确定缺乏明确的标准，导致实践中判罚不一。
同时，对于单位犯罪的处罚力度相对较轻，难以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
（三）犯罪构成要件不够明确污染环境罪中“严重污染环境”的认定标准较为模糊，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不同地区、不同法官对于“严重污染环境”的理解和把握可能存在差异，影响了法律的统一适用。
（四）与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不够紧密污染环境犯罪的认定往往需要依据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但目前刑法与这些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还不够顺畅，存在冲突和不协调的地方。
三、立法完善的建议（一）完善罪名体系增设新型环境污染犯罪的罪名，将尚未纳入刑法调整范围的环境污染行为犯罪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污染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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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竺!!墅!f叁墨!圭垒金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责任以及立法缺陷和完善周元嗣林海瑛摘要我国于1997年修订刑法时增加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
本文首先从犯罪的主观上讨论是否适用严格责任原则，然后提出了目前立法上对该罪的缺陷所在，最后，鉴于本罪主观要件的复杂性和环境污染的巨大危害性，建议应完善立法，对污染环境的刑事责任给予具体的规定，并细化罪名。
关键词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严格责任立法缺陷中图分类号：D9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0)l I-062．02我国于1997年修订刑法，增设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开创了我国环境保护的新局面，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没立使我国有了一个明确的环境刑事立法。
然而这些年来，在实践中将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作为犯罪追究的却不多，学术界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争论和探讨也从未停止过，至今仍未达成广泛一致的意见。
因而重新审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对其理论与立法上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是有必要的。
而且由于立法不完善，对本罪主观方面规定不明确，司法机关在惩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过程中出现了实践与理论脱节，而且刑法中有关本罪的规定不能得到确实有效的施行。
因此，笔者认为，要对我国刑法关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立法规定进行完善，应根据主观方面是故意或者过失还是适用严格责任的不同情况而分别立法。
一、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主观方面是否适用严格责任关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是否适用严格责任原则问题，我国学者持有不同观点。
否定这一观点的学者提出：严格责任的实行将会扩大刑罚的适用范围，违背了我国有关“法不责众”的传统刑法思想，因此将不利于保护公众权益；同时严格责任也违背了“无过错即无责任”的原则。
∞还有学者指出，严格责任原则忽略了中西方不同的刑法立法体制，是对我国刑法中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背离，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否定，是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合理框架的破坏。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立法修改问题探讨(一)
关键词: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危险犯/严格责任/刑罚
内容提要: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宜修改为污染大气罪、污染内水罪等几个罪名；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结果犯修改为危险犯有其更为充分的理由；适应环境污染具有的特殊性，应当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引进严格责任；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定刑应提高为10年有期徒刑，无限额罚金制应改为限额罚金制，并且还应增设教育性、民事性与行政性等非刑罚措施。
一、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名修改问题
在刑法学界，关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名修改问题，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1）一种罪名说，认为完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保留该罪混合规定的形式，将该罪“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其他废物”扩大到包括生活垃圾在内的所有废物和其他污染源1]。
（2）两种罪名说，认为应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名拆分为非法处置污染物罪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2]。
（3）三种罪名说，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如果从被危害的环境要素看，可称为污染环境罪，其具体分为污染土地罪、污染水体罪、污染大气罪三种3]。
（4）四种罪名说，认为刑法应规定污染大气罪、污染内水罪、污染海洋罪、施放噪声危害人体健康罪等4]。
（5）六种罪名说，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立法过于抽象，没有涵盖所有严重污染环境的危害行为，如对于噪声污染、电磁辐射污染等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就没有将其规定为犯罪。
因此，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名应尽可能的细化，做一些适当的分解并补充，形成污染大气罪、污染土地罪、污染内水罪、污染海洋罪、噪声污染罪、电磁辐射污染罪等具体罪名5]。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显然不妥。
主要理由是：（1）对象差异很大，不宜规定成一个罪。
从污染行为直接作用的对象看，大气、水体、土地属于不同的领域，污染行为各自产生危害的机理也大不一样。
一般情况下，污染水体的社会危害性要大于污染土地的社会危害性，而污染大气的行为则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污染土地的社会危害性，对于危害性不同的犯罪行为，应规定不同的法定刑，否则无法做到罪刑相适应。
（2）实施方式或中介物质不同，行为特征也不同。
污染大气可以通过烟道管道等设备或爆炸等方式完成，其危害结果可以发生在一国境内，也可以发生在境外一国或多国；污染水体可以通过管道、容器、运载工具等为中介，以排放、倾倒、处置等方式来完成，其危害结果往往限于一国境内或另外一国境内，而发生在境外多国的情况较为少见；污染土地主要通过运载工具或人力倾倒、处置等方式来完成，其危害结果仅限于一国境内，行为涉及范围相对有限，危害作用的区域更是有限，但治理或恢复相对较难6]。
总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广的罪名，包括污染土地、污染水体、污染大气三个方面的犯罪行为。
污染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地属于三类行为性质不同的污染环境行为，对于性质不同、危害程度也不同的犯罪行为不宜规定在同一个法律条款中。
后面四种观点比较一种罪名说，都具有合理性与科学性，但究竟哪一种更具有可取性，尚需进一步探讨。
两种罪名说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拆分为非法处置污染物罪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事实上是增加了主观上的故意与客观上的行为方式，而在犯罪对象方面并未作罪名的划分变动。
三种罪名说仅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现有的三种对象划分为三种罪名，而四种罪名说与六种罪名说除对现有的三种对象划分为罪名外，又分别将所扩展的内水、海洋、噪声、电磁辐射等污染对象划分为具体罪名。
应当说，四种罪名说与六种罪名说比较三种罪名说更具有完整性与可取价值。
因为目前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对象仅限于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其他危险废物。
而对于危险废物以外的普通废物如生活垃圾，行为人违反规定大量堆放，长期积累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就无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显然不利于环境保护。
应关注危险废物的范畴，将其他不是危险废物的污染源也应适当涵盖，以弥补立法疏漏7]。
有学者认为，应当增设故意造成或破坏环境资源方面的有关罪名，例如故意污染环境构成的犯罪，如污染水资源罪、污染土地资源罪8]。
还有学者认为，需增加破坏草原罪、破坏土地资源罪、噪声污染罪、故意提供虚假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书罪9]。
笔者认为，在刑法修改完善中增设这些故意造成或破坏环境资源方面的罪名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具有较大可行性的，只是本篇限于探讨属于过失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而不能进一步详加展开论述。
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结果犯能否改为危险犯问题
环境犯罪中的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了污染或破坏环境的行为，从而造成了一种危险状态，对环境或人身及财产构成了严重威胁，即可构成的犯罪既遂状态10]。
从《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来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结果犯而非危险犯。
因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构成要件是：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这无疑应当属于结果犯11]。
我国刑法中过失犯罪都是以发生某种严重后果为前提的。
那么也就可以推导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结果犯。
立法者的原意就是突出此种犯罪破坏环境资源之本质特征和强调其过失犯罪的特征12]。
有学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
原因在于：（1）从我国修改后的刑法规定看，许多罪的犯罪构成并不要求有危害结果，而只要行为会发生某种“危险”或“足以造成人体健康”损害，即可能的危害结果13]。
（2）目前这种只惩罚结果犯而不惩罚危险犯的刑事立法，必将放纵许多可能对环境造成严重危害并且理应受到刑事制裁的危害环境的犯罪行为，从而大大降低了刑法在预防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重要作用14]。
在今后立法中或去掉以上的导致财产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等后果，直接规定或加上规定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就可处刑罚15]。
但是，有不少学者反对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结果犯修改为危险犯，其主要理由是：（1）在当前我国刑罚设置总体偏重的情况下，还要将某些环境犯罪规定为危险犯，继续扩大刑罚手段的适用范围，其出发点固然情有可原，但是提出的建议却是从感情出发，缺乏对现实的理性分析，并且极可能欲速则不达，造成负面影响16]。
（2）人们往往难以想象某种危险状态，并且环境犯罪一般危害面广、持续时间长、危害结果难以在短时间内出现，危害状态与严重的实害结果之间中间链条过长，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该责任归罪问题难以确定，因此如果硬要在环境犯罪中规定危险犯，容易导致客观归罪以及司法权的滥用17]。
（3）危害结果是限制过失责任范围的客观尺度，扩大过失犯罪的范围，不利于社会的进步，而且由于行为人没有犯罪故意，所以从特殊预防的角度看，规定过失危险犯没有多少意义18]。
笔者认为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结果犯修改为危险犯有其更为充分的理由：
（1）设立危险犯可以把环境犯罪制止在萌芽之时，使环境得到及时保护；有利于发挥刑法的预防、指引、威胁、惩罚作用；危险犯的规定既可弥补行为犯的不足，又可以防止结果犯的滞后19]。
就环境犯罪的特点而言，一旦行为人着手实施其行为，就将对环境产生现实的及潜在的危险。
如果放任不管，结果必将造成环境的严重破坏，生态系统平衡不能恢复或难以恢复20]。
如果刑事立法只注意惩罚那些造成灾害结果的环境犯罪，忽略对环境造成严重危险状态行为的处罚，那不仅是对行为主体的放纵，而且也极不利于对环境的保护，因为等到行为对环境已经造成严重后果时再去处罚，恐怕一切都为时已晚，将危险犯引入刑法领域是极其必要的21]。
（2）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危险犯优于行为犯。
学界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规定为行为犯还是危险犯存在异议。
有学者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应当定为行为犯。
行为犯是指行为人只要实施了污染或破坏的行为，不管是否造成了现实的危害后果，也不管是否使侵害对象处于某种危险之中，即可构成犯罪的情形。
我国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目前只有行为犯和结果犯还没有危险犯的规定。
所以将此罪定为行为犯是最合适的，既有利于保护环境，又有利于保证整个刑罚体系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至于犯罪行为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以及危险状态，都属于从重处罚情节22]。
另有学者认为，对于行为犯，只要实施危害环境的行为，无需其他
任何结果即构成犯罪，而危险犯则不仅要求实施危害环境犯罪的行为，而且要求这种危害行为造成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应该说危险犯要求的危害性程度比行为犯更高。
在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中增加环境危险犯的规定，既可以弥补行为犯的不足，又可以防止结果犯的滞后23]。
笔者认为，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规定为危险犯比较规定为行为犯而言，更有利于惩处那些对环境造成严重危险状态的犯罪行为人。
（3）西方各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普遍认同环境危险犯的设定，并付诸立法实践，形成了一系列处罚危险犯的环境刑事立法例24]。
例如，日本刑法典第208条规定：“释放、扔弃、散发毒物或者其他有碍健康之物，或者使其流出，污染大气、土壤、水流或者其他公共水域，导致公众的生命、身体产生危险的，处5年以下惩役。
”应当说，此种立法代表了经济发达的大陆法系国家处罚污染环境犯罪的倾向，即将危险犯视为惩治污染环境犯罪的重点，对其规定相应的刑罚，并将造成了实际损害的实害犯视为结果犯，规定相对严厉的刑罚。
相比之下，我国刑法对污染环境犯罪规定的结果犯，其所反映的刑法保护圈相对较小。
这正是我国环境污染十分严重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案追究甚少的原因之一，也是我国污染、破坏生态环境的恶劣行为得不到追究，从而造成环境保护步履维艰的一个原因。
因此，有必要借鉴经济发达的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规定，在我国刑法中增加危险犯条款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