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羁押制度改革及其借鉴

比较法视野中的刑事强制措施一、本文概述《比较法视野中的刑事强制措施》一文旨在深入探讨不同法系下刑事强制措施的运用与制度设计。

文章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刑事强制措施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出各种强制措施在实践中的异同，以及它们在不同法律文化背景下的运作机制。

本文首先将对刑事强制措施的概念进行界定，明确其内涵和外延。

在此基础上，文章将分别介绍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刑事强制措施的主要类型和特点，包括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

通过对这些措施的详细阐述，读者可以对各种强制措施的基本内容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接下来，文章将重点关注不同法系下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和程序。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在适用强制措施时的法律规定和实践做法，分析它们在不同法律文化背景下的异同及其成因。

同时，我们还将探讨各国在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和尝试。

本文还将对刑事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机制进行比较研究。

我们将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司法审查方面的法律规定和实践做法，探讨它们在保障强制措施合法性和正当性方面的有效举措。

通过对这些司法审查机制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为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文章将总结各国在刑事强制措施方面的经验教训，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供参考。

我们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强制措施运用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推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二、刑事强制措施的基本类型在比较法的视野下，各国的刑事强制措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基本类型。

首先是拘传，这是一种强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到案的措施。

各国对拘传的适用条件和程序有不同规定，但通常都强调其临时性和非羁押性。

拘传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及时查明案情。

其次是取保候审，这是一种在审判过程中，对被追诉人设定担保，保证其不逃避审判的措施。

取保候审体现了对被追诉人人身自由的尊重，同时也确保了刑事诉讼的连续性。

试析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
王小娟
【期刊名称】《中外企业家》
【年(卷),期】2016(000)020
【摘要】新《刑事诉讼法》借鉴了近年检察改革的经验,强化了法律监督职能,拓展了法律监督的范围,在原有监督手段的基础上赋予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权.但是,关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具体工作机制,并未在法律制度中说明.本文将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在我国刑事司法中实施的现状分析,并针对其中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总页数】2页(P227,229)
【作者】王小娟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法学院,上海 20044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25.2
【相关文献】
1.试析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 [J], 王淑芳
2.论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完善 [J], 马春娟;姚晓晓
3.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可操作性探讨——以贯彻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为背景 [J], 王俊峰;刘丰杰
4.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可操作性探讨——以贯彻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为背景 [J], 王俊峰;刘丰杰;
5.浅析我国未决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低适用率及其改进 [J], 孙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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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禁制度中的改革思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社会检察体系中的改革呼声越来越高。

在改革检察体系中，监禁制度是必须要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监禁制度是指国家对犯罪嫌疑人强制羁押的制度，是检察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监禁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的安全，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如何改革监禁制度是检察体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人性化的监禁制度监禁制度的现代化改革需要引入人性化元素，尤其是在羁押期间提供更合理和公正的社会服务。

通过改善羁押条件和对犯罪嫌疑人分级管理，能够减少其心理负担，提升其羁押期间的生活质量，并在社会重新融入的过程中帮助他们更快速地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此外，对于社会犯罪风险较低的罪犯，可以交给社会监护单位或者在家庭中羁押，以改善监禁制度对罪犯个体的负面影响。

二、健全监管机制要改善监禁制度，必须建立健全的监管机制，通过完善监督机制来避免人权和合法权益出现问题。

监禁系统的管理者和执法机构需要严格遵守国际标准和法规，不会剥夺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

同时要加强督察机制的建设，以防止滥用权力、虐待待审犯人的行为，提高监管机构的专业水平和生产力。

三、多元化的惩罚工具监禁制度的改革需要将惩罚工具多元化，将监禁制度的刑事处罚用在最严重的罪行上，同时将一些轻微罪行的惩罚方式创新多元化，如社区自责式的惩罚，生活必需品的削减等等，这样更能减轻监狱的压力，解决因监狱人员不足而引发的罪犯群体庞大问题。

增加电子约束、社区服务、艺术创作等多样化惩罚方式，减少监禁制度引起的社会矛盾，有效改进监禁制度。

四、以教育为前提监禁不仅是惩罚，更是教育。

监禁制度中教育的成分需要得到强调。

在监狱（罪犯）群体中，可加强职业培训、心理咨询和信仰培训等各个方面的教育，提高罪犯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从而在他们从行为上表现出改变的同时，早日回归社会。

监禁制度中的教育不能单纯地抽象地进行，还应该针对个体特点以及家庭教育背景对他们进行精准化、个性化的教育，以促使教育的效果更加显著。

1. 前言台湾的司法制度起初受到中国大陆的影响，但在两岸分治后，两岸的司法制度也开始分道扬镳，一方面，大陆的司法制度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现在仍在不断地完善和改革；另一方面，台湾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已经发展了许多年，在民主化、市场化和法制化的进程中，其司法制度也在不断地完善和改进。

本文将从两岸司法制度的现状及区别、问题分析和未来完善的思考等方面进行比较和讨论。

2. 两岸司法制度的现状及区别2.1 大陆的司法制度大陆的司法制度起初受到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影响，其特点是政治化、行政化和指令式，与权力相结合的审判模式。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大陆的司法制度迎来了改革的浪潮。

在三个阶段的改革过程中，逐渐梳理了审判和诉讼程序、量刑、律师制度等方面，并不断完善和优化各种司法制度。

但由于个别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腐败行为，一些司法案件仍然存在判决不公、冤假错案、保密审判等问题。

2.2 台湾的司法制度台湾的司法制度基本建立于民进党执政后，这一时期的台湾社会已经进入了民主化、市场化和法制化进程。

因此，台湾的司法制度也迎来了它的爆炸式发展，不仅在组织结构、审判程序、刑事诉讼等方面不断完善和改进，而且在民主意义上不断推进，譬如，通过推动更加透明的民众参与机制，提高了司法公正度的感受。

但是在司法体制上，一些问题，如民主和司法独立、职业道德、人格化判决等问题，依然存在。

2.3 两岸司法制度的区别两岸通过历史的转变、政治体制的变迁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司法制度，具体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体制形态不同大陆的司法体制属于行政式审判，肩负着处理民事和刑事案件的责任，并通过法律手段制约行政权利。

台湾的司法体系则是类美国式法官制度，这意味着，司法权力更加独立于行政机构；法官自身权利更加独立。

•司法机构定位不同两岸的司法机构是由不同的机构调控，大陆的司法机构是由最高、高等、基层三级人民法院和最高、高等、基层三级人民检察院，美国式的台湾则以台湾高等法院为最高法院，设独立检察机关，台湾法院则是由司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专科审判计及常设性裁判员委员会组成的。

台湾地区“陆资入台法律制度评析打开文本图片集摘要：近20年来，台湾地区的“陆资人台”法律制度历经了从“禁止投资”到“有限制开放”的曲折发展过程。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尤其是陈水扁执政期间，“陆资人台”配套立法“缺位”，这主要表现在“授权条款”的宽泛性、行政立法的审查力度不足、“朝小野大”及“朝野对立”的政治结构。

2022年马英九执政后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重大转变，直接促使“缺位”现象的快速消解，“陆资入台”法律框架也由此构建。

从陆资与侨外资在具体规定上的差距可以看出，台湾现行的陆资对台投资立法仍然存在诸多的歧视性规范。

基于海峡两岸目前的现状，歧视性规范的消解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或许是“两岸特色”在“陆资入台”问题上的一种体现。

关键词：台湾地区；陆资入台；配套立法；歧视性规范基于两岸间法律事务的特殊性，近20年来，在台湾地区逐渐形成了一套专门规范两岸经济关系的法律制度，有关大陆资金(以下简称“陆资”)对台投资问题亦是如此。

目前，台湾有关“陆资人台”的法律框架已基本形成，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有“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以下简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25条之一、40条之一、69条、73条等条款，以及行政部门根据上述条款授权出台的“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取得设定或移转不动产物权许可办法”(以下简称“不动产物权许可办法”)等。

然而，详细解读上述法律、法规，却可发现其中存在诸多歧视性规范，这些歧视性规范有待消解。

一、“陆资入台”法律制度的演进及框架的构建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颁布，台湾当局的大陆经贸政策逐步迈向法制化的轨道。

在其后的20年中，台湾地区的“陆资入台”法律制度伴随着两岸经济关系的跌宕起伏，历经了从“禁止投资”到“有限制开放”的变化过程，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

(一)禁止陆资投资阶段(1992-2002年)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海峡两岸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但是，在“陆资入台”问题上，台湾当局的政策法令却长期未能突破“间接、单向”的限制。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的变迁及其启示与借鉴作者：潘彤来源：《法制与社会》2017年第09期摘要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历经一百多年的演变展示出其民商合一的体例、移植大陆法系的内容等特点，大陆目前正在编纂的民法典需要从相似的文化背景中借鉴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重视民商合一，吸取大陆法系的优势，并合理利用判例的作用。

关键词民法典编纂台湾地区民商合一作者简介：潘彤，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ki.1009-0592.2017.03.302清末宣统三年九月初五（1911年10月26日）《大清民律草案》编纂完成，距今已一百多年，这是中国第一部民法典。

虽然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这部法典并未真正的颁行与施行，但是这部民法典对我国晚清法制和民国时期甚至近现代法制发展的意义都是深远持久的，也影响了海峡对岸的台湾地区百年来的法制进程。

一、台湾地区“民法典”的源起及其变迁我国古代有着辉煌灿烂的法律文化，但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我国编纂的民事法律屈指可数，晚清《大清民律草案》是在变法革新的目的推动下才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

北洋政府为了巩固统治，制定《民国民律草案》来规范民商事行为。

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华民国民法》也体现了执政者对于民商事领域法律约束的重视，但是这些法律都没有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只是一次立法上的尝试。

在《中华民国民法》之后，我国经历了十多年的战乱，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大量人力物力耗费，使得社会动荡，法制倒退，故几乎也无更有意义的民法典能在社会中发挥出其原本的调整规范作用。

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制起步虽然晚，但是法制进程却有条不紊，甚至拥有了自己的民法典并且沿用至今。

追溯台湾地区民事法律历史渊源，从思想内容和体例形成上影响最深的是南京民国政府20世纪30年代的立法活动，沿袭了《大清民律草案》和北洋政府《民国民律草案》，但也接受了资产阶级“契约自由”、“个人权利本位”的立法思想。

中国台湾地区更生保护社会组织成功案例的分析与借鉴作者：肖立尧来源：《法制与社会》2017年第04期摘要台湾地区社会组织参与更生人保护工作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现已创建了多种成功的运作模式，为台湾地区更生人保护工作作出了应有贡献。

台湾地区更生保护社会组织“赶路的雁”接纳出狱人共同生活，基于家庭的生产、陪伴、教育、保护等功能帮助、辅导出狱人适应社会、重返社会的“家庭式” 运作模式，效果明显，成效卓著，深获台湾地区各界赞许和认可。

本文通过对台湾地区“赶路的雁”和在“赶路的雁”成功复育的出狱人麻吉的采访案例的分析，为大陆出狱人保护社会组织启蒙阶段提供借鉴。

关键词出狱人保护社会组织社会适应作者简介：肖立尧，天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社会学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ki.1009-0592.2017.02.024对出狱人进行必要的社会保护是出狱人重返社会程序中极其重要的环节，不仅是避免出狱人因为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而产生逆反心理，重新走上犯罪道路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文明与民主进程的一个标识。

因而，对出狱人保护工作越来越被各国所重视，呈现出发展的态势。

一般认为，对出狱人的保护源于1776年美国宾州的怀斯特（Richard Wister）所创办的“费城出狱人保护会（hiladelphia Society for distressed prisoners）”对出狱人所实施的善举，源于民间，是社会组织①发起的。

200年后，出狱人保护思想融入了犯罪预防、社会救助的观念，国家出于自身的需要才介入其中发挥作用。

由于社会文化基础不同，国家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在个体主义文化影响较深的社会，社会组织发挥主要作用，如美国、英国、加拿大等。

而在群体主义文化影响较深的国家，则是国家发挥主要作用，如德国、日本等。

但不论是社会组织还是国家发挥主要作用，社会组织由于没有任何权力色彩和强制因素，完全以仁爱互助之心参与出狱人保护，对于促进出狱人回归社会都发挥着特殊作用，是出狱人保护责任主体的必要组成部分，缺之不可。

论刑事拘传制度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刑事拘传制度研究姓名:张晓然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诉讼法学指导教师:冯军2011-06摘要摘要刑事拘传制度是作为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是公安司法机关惩罚犯罪的有力武器,而且是公民人权保障的重要工具,更是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的制度保障之一,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

但是,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诉讼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拘传的规定显得过于原则和简略,虽然通过相关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的将拘传的适用条件、适用对象、拘传的时间和程序等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规范和补充,但就其内容而言仍显单薄;并且由于刑事拘传与一些侦查措施界限不明,适用程序规范的过于笼统,拘传时间规定过短,导致实用性较差,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率较低;再加上我国历来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使得公安司法人员只重视破案率而忽视了人权保障,导致理论界甚至提出了刑事拘传制度“有无存在合理性?”的怀疑。

每一种制度的出现、运行和发展都离不开理论的支持,如何合理的构建和完善我国刑事拘传制度,成为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因此,笔者通过分析研究现有理论,深入挖掘刑事拘传制度的历史发展历程,比较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列举我国司法机关对拘传措施的适用情况,理性分析我国的立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和成因,提出完善我国刑事拘传制度的立法建议:扩大拘传对象,明确拘传地点;延长拘传时限,确定拘传间隔;实行司法令状主义,增强法律监督;确立径行拘传,引入无证拘传;完善协助拘传,设立委托拘传;强化法制理念,提高司法人员素质;确立对错误拘传的救济制度。

关键词刑事拘传留置盘问司法令状主义IAbstractAbstractServing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riminal coercive measures system, criminal warrantsystem is not only a powerful weapon for public security andjudicial departments to punishcriminals, but also a significant tool to ensure people’s human rights. Furthermore, it helpsmake criminal lawsuit activities work out smoothly and represents the superiority of Chinesesocialism judicial system. However, as an important criminal lawsuit system, Chinese relatedprovisions seem to be much too abstract and brief. Though there have been detailednormalizations and complements as to the warrant’s applicable conditions, suitable objects,warrant interval and procedure through related judicial explanation and regulation by relateddepartments, the content of provisions is still not full enough. These problems still exist:unclear division between criminal warrant and certain investigation measures; too generalregulations concerning applicable procedures; regulation of warrant time being too short,leading to a lack of practicality and applicability in judicial practices. And our tradition of“paying too much attention to result rather than procedure” neglects human rightsprotection. Therefore, there is a strong suspicion about the necessity of the existence ofcriminal warrant systemThe emergence, functioning and development of each system will be backed up bytheories.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reasonably construct andperfect our criminal warrantsystem. Through researching and analyzing current theories, this thesis will examine thedevelopment of criminal warrant system, compare with other countries as to this matter, studythe advanced experiences in other districts, list the applicable conditions for warrant measuresby Chinese judicial departments, analyze Chinese current legislative situation and problemsand put forward legislative suggestions on perfecting Chinese criminal warrant system. Thesesuggestions include: expanding the system of arrest object; the introduction of unlicensedarrest; perfect assist warrant; establish entrust arrest; enhance the legal supervision;strengthen legal concept; improve the judicial personnel quality and establish the reliefsystem for error warrantKey word criminal warrant; lien interrogation; judicial writII引言引言赋予公安司法机关对妨害刑事诉讼的行为采取某种具有惩戒和教育性质的强制措施的权力,以保证刑事诉讼活动正常有序的进行,是世界各国立法的通例。

台湾法规资料库
台湾地区现行法律制度直接承袭了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六法”体系，即以“宪法”、“民法典”、“刑法典”、“行政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刑事诉讼法典”等六大法典构成其基本框架。

“六法”体系包括以下几个层级：①基本法典，即六大法典；②相关法规，即围绕基本法典制定的低位阶法规，如法、条例、细则、办法等；③判例和解释令，即“最高法院”所作的判例和大法官会议所作的解释例和决议。

台湾地区“中央法规标准法”对法规的各种形式均作了详细规定。

“立法院”是台湾地区的立法机关。

台湾地区法院体系分为“普通法院”、“行政法院”、“军事法院”和“宪法法院”。

“普通法院”一般实行三级三审制度：一审由18个地方法院负责，二审由设于台北、台中、高雄、花莲、金门地区的“高等法院”负责，三审由设于台北的“最高法院”负责。

“行政法院”实行二级二审制度：一审由设于台北、台中、高雄等地的“行政法院”负责，二审由设于台北的“最高行政法院”负责。

台湾检察系统归“行政院法务部”管辖，“检察署”负责犯罪的侦查与起诉。

“司法院”负责司法行政部分，设有大法官15人，负责解释“宪法”和法律条文。

台湾地区的法律制度属于大陆法体系，以成文法为基本法律渊源。

“最高法院”的判决例，经“采为判例，纳入判例要旨”，并报“司法院”核定后，具有法律效力。

“司法院大法官会议”拥有解释“宪法”和法律的权力，其解释例或决议，具有与“宪法”和法律同等的效力。

台湾地区检察事务官制度改革的经验及启示作者：万毅来源：《中国检察官》2013年第01期湾地区的检察官手握侦查、追诉大权，位高而权重，但却长期处于有“将”无“兵”的尴尬境地，案多人少、负荷极重。

虽说台湾“法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均规定检察官有权指挥、调度警察协助侦查，但实务上由于多种原因，检察官对于指挥警察办案，常感力不从心。

基于这一现实，为办案的“包青天”（检察官）配置“王朝”、“马汉”式的得力助手--检察事务官，以分担检察官的部分工作，减轻检察官的案件负荷，就成为当时台湾检察体制改革的一项紧迫任务。

1999年台湾地区“法院组织法”修订[1]，增设了第66条之2：“各级法院及其分院检察署设检察事务官室，置检察事务官，荐任第七职等至第九职等；检察事务官在二人以上者，置主任检察事务官，荐任第九职等或简任第十职等；并得视业务需要分组办事，各组组长由检察事务官兼任，不另列等。

”该条款明确提出设立检察事务官制度并初步规定了检察事务官的配置原则，因而被民间戏称为“王朝、马汉条款”。

2000年5月15日台湾地区“法务部”颁布《地方法院检察署检察事务官事务分配原则》，同年6月第一期检察事务官分配到各地检署服务，由此正式建立起检察事务官制度。

台湾地区检察事务官制度的创设，受到日本检察事务官制度和美国检察官助理制度的深刻影响，但在实务运作中又体现出了自身的特色，对于大陆正在进行的、以检察事务官制度改革为中心的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是一个很好的借镜。

一、台湾地区检察事务官制度的法律定位根据修订后的台湾地区“法院组织法”第66条之3的规定：“检察事务官受检察官之指挥，处理下列事务：一、实施搜索、扣押、勘验或执行拘提。

二、询问告诉人、告发人、被告、证人或鉴定人。

三、襄助检察官执行其它第60条所定之职权。

检察事务官处理前项前二款事务，视为《刑事诉讼法》第230条第1项之司法警察官。

”据此，台湾地区的检察事务官实际上发挥着“司法警察官”和“检察官助理”的双重角色：（一）角色之一：司法警察官依据台湾“法院组织法”第66条之3第1项第1、2款的规定，检察事务官受检察官指挥，得以司法警察官的身份，从事检察核心业务的侦查作业，包括执行搜查[2]、扣押、勘验及拘提，询问告诉人、告发人、被告、证人或鉴定人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理解与适用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15.06.29•【分类】司法解释解读正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理解与适用一、问题的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法释〔2015〕13号，以下简称本解释）于2015年6月30日发布，同年7月1日起施行。

为正确理解和准确适用这一司法解释，现对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二、理解与适用（一）关于制定背景两岸间民事裁判的相互认可和执行，对于保障两岸民众权益和增进两岸互信合作，意义重大。

1998年以来，就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民事裁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法释〔1998〕11号，以下简称98年《规定》）、《关于当事人持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调解书或者有关机构出具或确认的调解协议书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批复》（法释〔1999〕10号）、《关于当事人持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支付命令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批复》（法释〔2001〕13号）和《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补充规定》（法释〔2009〕4号，以下简称《补充规定》）四个司法解释。

上述司法解释较为全面、系统地规定了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及仲裁裁决在大陆的认可和执行问题，有效减轻了两岸当事人诉累，也为两岸经贸发展和人员往来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

近年来，随着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和大陆有关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持续完善，前述四个司法解释在对于可申请认可和执行的台湾裁判范围、申请认可与执行案件管辖连结点、与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衔接等方面，已不能充分满足两岸交流交往和审判实践的需要。

为全面总结有关涉台裁判认可的审判经验，更好地解决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有关法律适用问题，使有关司法解释更加系统化、清晰化，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在整合并修订前述四个司法解释的基础上，针对台湾地区法院判决与仲裁裁决在申请认可与执行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分别制定新的司法解释，即本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仲裁裁决的规定》（以下简称《认可台湾仲裁裁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