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五次反围剿战斗

第一次反围剿1930年11月，国民党经过先前数月的准备后调集11个师又2个旅，共约10万余兵力由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组织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

中国共产党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在查明敌情后，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就反"围剿"的方针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确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方针。

最终红军诱敌深入，歼灭国民党一万两千多人，活捉敌第18师师长张辉瓒，红军第一次反围剿也宣告胜利。

第二次反围剿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于一九三一年二月，派他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二十万人的兵力，“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积极部署对红一方面军的第二次“围剿”。

中央红军则继续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连打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蒋介石在前二次“围剿”失败后，于1931年6月21日，亲自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就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二十三个师另三个旅，约三十万人的兵力，准备发动第三次“围剿”。

这次“围剿”，敌人采取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捣毁我根据地，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

方面军总前委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毙伤俘敌三万余人，彻底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1932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就开始准备对各根据地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

这次“围剿”，敌人采取的战略是逐次转移重点，实行各个击破，转入“围剿”的第二阶段，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达到围歼中央红军的狂妄目的。

面对国民党来势汹汹的进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沉着应战，黄陂、草台冈两仗，共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名，缴枪万余支，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长征五次围剿的概括-回复【长征五次围剿的概括】文章题目：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长征五次围剿引言长征五次围剿是中国共产和红军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经历的一次重要战役，也是中国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将以长征五次围剿为主题，分步解析这次战役的来龙去脉、作战过程、意义和影响。

一、背景和来龙去脉1. 中共建和武装斗争的开端- 中国共产的成立和武装斗争的开始。

- 国共两政治斗争的加剧。

2. 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 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发展。

- 1927年的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

- 中国红军的形成和发展。

3. 第五次围剿- 国民第五次“围剿”红军的发动。

- 围剿战斗的背景和前提。

- 红军的抵抗与反击。

二、长征五次围剿的作战过程1. 围剿战役的战略布局- 围剿方的兵力部署和战略目标。

- 红军的战略调整和应对战略。

2. 红军的战略转移和撤退- 红军的战略转移和长征的开始。

- 红军在长征过程中的特殊战术和艰难险阻。

3. 长征的艰苦和牺牲- 长征中的困难和艰苦条件。

- 红军的特殊策略和组织。

- 红军的战士们的牺牲和奋斗。

三、长征五次围剿的意义和影响1. 对中国共产和红军的意义- 红军的生存与壮大。

- 红军的战略调整与作战能力的提升。

- 的领导和军民团结的形成。

2. 对中国革命的意义- 革命事业的推进和发展。

- 革命力量的强化和壮大。

3. 对世界革命斗争的意义- 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持和帮助。

- 对世界革命的积极影响与启示。

结语长征五次围剿是中国共产和红军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在这次战斗中，红军面对敌强我弱的局面，选择了长征，不仅成功地保护了革命力量，更为中国共产的成长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长征五次围剿的意义不仅局限于中国，它也对世界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启示。

在纪念长征五次围剿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汲取它的精神和智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中共五次反“围剿”一、历史背景1930年冬，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后，皖西地区党组织积极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蒋、阎、冯军阀混战蒋介石获胜，使蒋介石有了“围剿”红军的力量和时机。

于是，蒋即着手部署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

二、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1930）1930年12月上旬，国民党鄂豫皖三省“围剿”军共集结8个师3个旅近10万兵力，发动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12月30日红一军属部红一师和红二师痛击敌四十六师与六安香火岭，为粉碎第一次“围剿”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红一军与红十五军于1月中旬在麻城福田河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邝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

2月退守六安国民党第四十六师以第一、第二营为骨干武装起义，捣毁了六安县政府，取得胜利。

至此国民党对皖西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被彻底粉碎。

三、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1931）1931年3月下旬，蒋介石限令5月下旬“完全肃清”鄂豫皖区红军。

围攻兵力达11个师，约13万人。

4月13日国民党军占领独山，14日占领诸佛庵，15日占领麻埠。

25日红十一师及红十师第二十九师猛攻独山镇，全歼守敌。

诸佛庵、麻埠守敌逃回霍山。

至5月下旬，共歼敌5000余人，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四、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1931）1931年10月在六安麻埠成立了红二十五军，邝继勋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

11月7日红二十五军和红四军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近3万人。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于1931年11月10日发起黄安战役，历时43天，歼敌15000余人；1932年1月19日发起商潢战役，历时10多天，歼敌5000余人。

1932年3月21日，徐向前率部包围了六安苏家埠等敌据点，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历时48天，歼敌30000余人，生擒总指挥厉式鼎，解放了淠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红二方面军（二十三）红六军团参加五次反围剿红十七师北上行动红十八师坚持湘赣苏区的斗争一九三四年一月，蒋介石镇压了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即调整部署，对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举行新的进攻。

在湘赣苏区，西线敌人于一月中旬攻占了红军的梅花山阵地，并继续向永新推进。

一月十四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六军团和湘赣军区领导人：“1.现蒋介石主力正围攻延平、古田的十九路军，敌于摧毁该敌后，即转而进攻我中央区。

2.我中央区红军主力拟即向东进展，打击蒋敌的右侧面，同时要河西红军即（隔）出南浔路，钳制蒋敌，使其（不）能增兵侵犯中央区。

3.第十七师应速向宜春、分宜地段渡过袁水，北出配合第十六师向南浔路、永修一带行动，并与独立师取得联络。

”红六军团于是以红十七师北上，红十八师坚持湘赣苏区的斗争。

当时，红六军团驻在安福县的丰田、古江一带。

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后，立即派出侦察部队，在北路地方武装的协同下，侦察袁水沿岸的情况，选择渡河地点，同时，进行了战斗动员和一些必要的物资准备。

省委和军区将莲花独立团和北路独立营补入红十七师。

一月二十四日，红十七师四千余人，从安福县花车出发开始北上。

二十六日拂晓，在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配合下，于分宜县以东的肖公庙击溃了敌沿河设防的保安部队，涉渡袁水，兼程向奉新县的黄沙地区疾进，准备到那里首先和红十六师会合。

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得悉红十七师北渡袁水，急忙命令已转移到安福地区的第十六师北渡袁水跟踪追击。

同时，将正在“围剿”湘鄂赣苏区万载县小源（今称仙源）地区的第十八师的五十二旅和第六十二师的第一八四旅抽出，由第十八师师长朱耀华统一指挥，兼程东进，进行堵截，阻止红军北上。

红十七师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披星戴月，夜行晓宿，以最快的速度，通过丘陵、平原，进入赣西北大山区。

二月二日，进到了宜丰、修水间的黄沙。

黄沙位于赣西北九岭山脉南麓，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

这里是湘鄂赣红军的游击根据地，群众基础、地形条件都比较好。

实行冒险进攻1933年5月，蒋介石置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于不顾，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调集部队进攻红军。

9月25日，蒋介石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和“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五次“围剿”。

这次“围剿”，他调集了50万兵力，首先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要地黎川。

黎川，位于闽赣边界地区，东连光泽、邵武，南达建宁、泰宁，西通南丰、南城，北出金溪、资溪，战略地位重要，由闽赣军区部队防守。

然而，当时闽赣军区的部队几乎全部被调去配合红一方面军东方军作战，而防守黎川的兵力只有一个70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力量十分薄弱。

在国民党军进攻开始前，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曾向中革军委建议，红一方面军主力应及早集结于黎川东北的光泽、资溪一带，从翼侧打击进攻黎川之国民党军，而不应该死守黎川。

毛泽东也认为，应该放弃黎川，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国民党军诱到建宁、泰宁地区，集中红军主力，依托根据地和人民群众的有利条件，在运动中加以各个歼灭。

但是，“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却全盘否定了毛泽东为红军提出和制定的一整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命令红军实行冒险进攻，要求红军死守黎川，不能丧失根据地的一寸土地。

由于这时的红一方面军东方军仍在围攻福建的将乐、顺昌，中央军正在江西永丰、乐安地区作战，一时难以赶到黎川。

9月28日，黎川被国民党军占领。

国民党军占领黎川后，加速构筑工事，巩固黎川与资溪桥、硝石之间的联络，以全力完成其由吉水到黎川的“全线封锁”。

恰在此时，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于9月下旬从上海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博古虽是中共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但他不懂军事，就把红军的决策权、指挥权完全交给了李德。

李德作风独断专行，蛮横粗暴，在博古的积极支持下，凌驾于中国共产党之上，成为“太上皇”。

他所制订和下达的具体作战计划，甚至越过红军总部，直接指挥前方部队作战。

后来，曾经担任过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1933年5月，蒋介石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

这次“围剿”，蒋介石作了充分的准备：向国外大量借款充作军费；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开办“剿匪”军官训练团；编印“剿匪”手册；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围剿”对策；撤销赣粤闽边区“剿匪”司令部，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

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

其部署为：由顾祝同任总司令组成北路军，指挥第1、2、3路军，计34个师，担任主攻任务，其中又以陈诚指挥的第3路军为“围剿”主力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的广东军队11个师又1个旅为南路军，配合北路军作战。

此外，由蔡廷错指挥的第19路军和福建驻军共10余个师扼守苏区东部边沿，防堵红军东进和南撤；另以15个师分布在赣江流域和赣东北地区，担任就地“围剿”和策应主战场作战；以5个空军中队配置于南昌、抚川、南城，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中央苏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力红军扩大到8万余人；群众武装也有很大发展。

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等，在军事战略上，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

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实际掌握了中革军委的领导权。

他们不进行反“围剿”的准备，而是命令红军组成东方军和中央军，继续对国民党军实行不停顿的进攻。

1933年9月25日，敌以北路军3个师向黎川发动进攻，28日占领黎川。

10月6日，红一方面军东方军奉命北上收复黎川，在向硝石前进途中，于洵口歼敌3个团，中革军委不顾敌已有准备，仍按原计划进攻硝石，连攻数日不克，伤亡严重。

10月22日，又冒险进攻敌重兵防守的资溪桥，连攻4天仍不胜。

11月中旬，在国民党军堡垒密集地区，红军连续进行了浒湾、八角亭、云盖山、大雄关等战斗，遭受重大伤亡，被迫向苏区内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