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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腐败案件发生的特点规律和防治对策研究近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的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着提高领导水平、执政水平和增强拒腐防变能力的严峻考验。
党中央在狠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十分重视，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按照中央确定的反腐败斗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领导机制和工作格局，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一批隐藏较深的违纪违法分子被挖了出来，受到法纪的严惩，反腐败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但随着腐败与反腐败博弈形势的发展变化，一些腐败分子绞尽脑汁不断研究和“创新”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策略与手法，力图探寻更加隐秘、能够有效规避风险的腐败方式，于是权钱交易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呈现出新的演变趋势。
笔者结合腐败案件的查处，谈谈当前腐败案件发生的特点和规律。
一、串案、窝案、案中案增多。
近几年查办的案件中，腐败分子结成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往往查处一案，牵出一串，带出一片，腐败分子表现出明显的团伙性。
2013年发生在中石油的腐败窝案就是典型的例子之一。
2013年3月20日，中石油旗下运营商昆仑利用总经理陶玉春，因公司财务等多方面原因，被有关部门控制起来，拉开中石油腐败案序幕。
2013年8月26日，中石油副总经理兼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永春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2013年8月27日，中石油副总经理李华林、中石油副总裁兼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冉新权、中石油总地质师兼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道富等3人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2013年9月1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中石油原董事长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2013年9月，四川富商吴兵卷入中石油窝案。
中石油系统高层贪腐窝案继续发酵。
2013年12月17日，中石油总会计师温青山与妻子王富荣均已被带走调查。
河北省原国税局长李真一案共牵扯出50起案件，均被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厅级干部有9人，除李真外，还有河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兼驻京办事处主任王福友，省政府办公厅原副主任吴庆五，省政府办公厅原副秘书长兼督查室主任杨益铭，沧州市原市委书记薄绍铨，石家庄市原市长张二辰，省国税局副局长潘景山，省交通厅原副厅长张健，省建委原副主任兼石家庄市建委主任李山林，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闫存增等。
新形势下违法违纪案件的特点、规律及预防在我国深入推进各项改革的新时期和新形势下，贯彻《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需要研究违法违纪的特点、规律和预防措施。
一、新形势下违法违纪案件的主要特点当前我国处于干部人事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行政审批体制、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等全方位改革的时期，这一时期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件，具有明显的转型期特点。
(一)实施主体呈现团伙化、主职化、行业化的特征。
1、互相勾结团伙化。
从过去以单个违纪为主发展到以团伙违纪为主。
有组织的团伙性违纪、集团违纪呈上升趋势，出现查处一个、扯出一串、带出一片的现象。
咸宁市纪委在查办的嘉鱼县新兴黄金冶炼厂案中，带出嘉鱼县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寿继玉等人的经济问题,全案共移送司法机关4人,给予纪律处分13人。
违法违纪分子从开始实施违纪违法行为，就利用工作和社交之便，以权力为基础，对上寻求保护伞，对下寻求同流合污者，组成一个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共同体，互相保护。
甚至还有一些干部热衷于与不法大款互傍，同社会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
2、带头违纪主职化。
单位党政一把手违纪成为目前最常见的形态，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嘉鱼县2004年查处的一把手违纪的案件比2000年上升了2.5倍，咸安区近三年查处案件中，一把手违法违纪的件，占了64%。
很多串案、窝案围绕着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的“一把手”展开，被卷入到串案、窝案的都是一些被“大的一把手”领导的“要害部门”的“小的一把手”，以及“一把手”身边的亲属、秘书、司机、情人等。
3、以权牟利行业化。
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以单位或集体的名义，用本单位、本系统的权力进行“创收”，牟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形成了行业腐败。
它包括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行为，变法定服务为“有偿服务”的行为，以扭转亏损局面为名乱涨价以及吃拿卡要的行为，以集体名义侵吞、截留国家财政收入作为集体挥霍浪费或集体私分的行为等。
(二)作案手段呈现间接化、期权化、诡秘化的特征。
中隧窝案大起底作者：武军垒来源：《检察风云》2015年第23期2013年下半年，中国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隧集团”）董事长郭大焕（正厅级）、总经理张继奎、总会计师裴广进三人因涉嫌受贿被“一锅端”，而中隧集团中原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马锁柱也被查处。
2014年11月18日，涉嫌受贿800多万元的郭大焕在焦作市中院受审。
2015年5月25日，博爱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郭大焕之妻李某犯受贿罪。
此前，受贿390多万元的裴广进被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法院判刑十二年零六个月，受贿84多万元的马锁柱被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判刑八年。
中隧窝案，全国关注中隧集团窝案，颇受全国关注。
2014年6月16日上午，在河南省检察院召开的深化检务公开暨“三微”便民平台开通新闻发布会上，据省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张国臣介绍，检务公开激发了群众的举报热情。
检察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有40%以上来自群众的举报。
省检察院2013年直接立案侦查的中隧集团董事长郭大焕、总经理张继奎、总会计师裴广进等人重大受贿窝案已经侦查终结，提起公诉。
据笔者了解，中隧集团前身是铁道部隧道工程局，后更名为“中铁隧道工程局”，最后改制为中隧集团，总部位于洛阳，现隶属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国内隧道和地下工程领域勘测设计、建筑施工等为一体的企业集团，居龙头老大地位。
郭大焕从2003年3月起担任中隧集团主要领导职位，他曾先后主持参加了西康铁路秦岭隧道等20多项国家重点工程的施工生产及技术管理，其中秦岭线隧道于2003年获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和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大奖，秦岭特长铁路隧道修建技术于2004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有关方面评价其“为国家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而2007年4月任中隧集团总经理、副董事长的张继奎，2009年被评为洛阳市第七批优秀专家，2010年获中国中铁股份公司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裴广进毕业于华东交通大学经济管理系，2004年担任中隧集团财务部部长，2005年7月任中隧集团副总会计师，2006年7月后任总会计师、总法律顾问。
农村干部经济犯罪特点及原困探析[摘要]近年来，农村干部身上的经济犯罪突出，一些村委、村民小组的干部利用其经管公共财物的工作之便，大肆侵吞、挪用、挥霍集体公共财物进行经济犯罪。
2012年以来临桂县检察院共查处农村基层干部经济犯罪12件16人。
[关键词]农村干部；经济犯罪一、当前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主要特点（一）窝案串案较多，犯罪数额大农村干部经济犯罪的都是村干部及村民小组长，决定了在不大的地域范围内容易出现，互相勾结犯罪的情况。
因此，相当数量的案子是共同作案，往往查出一个，就带出一窝，扯出一串。
有些村，从村委支书到村民小组长都涉嫌受贿、贪污或侵占、挪用等经济犯罪，临桂县在2012年—2013年间查处的12件村级干部经济犯罪案件中就有5件是群体犯罪，且数额较大。
临桂县在2012年—2013年间查处的12件村级干部经济犯罪案件中，数额都在5万元以上，最多达240万元。
（二）贪污和挪用公款案增多，犯罪手段防不胜防从查处的12件案子看，贪污3件，挪用公款5件，占案件总数的75%。
近几年来，通过查办村干部经济犯罪案件，分析其作案手段表明：有收取集体款不入账占为已有的；有以虚报、重报发票，用白条报账而进行贪污集体款的；有串通一气虚报数字骗取国家征地补偿款的；有将自己经管的公款挪用为个人经商而谋取私利的；有用公款进行赌博、挥霍等违法犯罪活动的。
如2012年，庙岭镇塔山村委出纳吴某用自己经管的村委集体款193000元从事赌博、嫖娼等违法犯罪活动，而且用白条餐费以请领导吃饭的名义报销，影响极坏。
（三）涉及土地的犯罪案件所占比重大随着临桂新区经济快速发展，农村土地综合连片开发，附近农村大量土地被征用，国家按有关规定给予农户大量的经济补偿，而土地补偿费则由村委会集体保管。
由于监管乏力，法制淡薄，一些村干部见利忘义，经不住金钱的诱惑，收受贿赂后低价转让土地。
如该县临桂镇某村委支书唐某，在收到了某企业的5万元贿赂款后，将该村集体所有的300亩山地超低价卖给了该企业，使该村群众蒙受重大损失；而有的村委干部则虚报青苗补偿费等骗取补偿，如该县四塘乡某村委主任等3人利用桂梧高速公路征地之机，采用虚报水田、山地变水田等方式，骗取补偿费18万多元，被三人私分。
一、个人讨论的提纲：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不断深入和反腐倡廉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我国的腐败和反腐败都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 1、从贪污挪用到行贿受贿，再到利益冲突。
2、从公共部门到私人部门，再到社会组织。
3、从个人腐败、单位腐败到集体腐败。
4、从影响政策执行到影响政策制定。
5、从反黑色腐败到反灰色腐败。
6、从惩治需求方到惩治供给方。
二、联系实际例子：腐败行为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使正义失去应有的法码，严重威胁社会的安定和可持续发展。
第（一）、权力腐败的原因、主要表现形式及特点1、权力腐败产生的原因（1）思想政治工作跟不上形势发展（2）历史和世界环境因素（3）对权力运作缺乏有效监督（4）法制的不健全和滞后性2、权力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以权谋私无论发生在哪个层次、哪个领域、以哪种手段为凭借的权力腐败行为，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以权谋私的腐败形成，这是我国权力腐败的突出特征之一。
3、当前权力腐败的特点（1）、腐败趋于爆发性。
所谓爆发性是指腐败现象进入了多发、高发和频发阶段，处于爆发的高潮时期。
加入WTO后，对外交流大幅度增多，多种市场经济成分之间重组、并购、整合不断加剧，矛盾错综复杂，竞争异常激烈，一些不法之徒乘机用“银弹”、“美色”对握有公共权力的人进行腐蚀，使一些思想意志不坚定的人思想防线决堤，被“银弹”击中，被“美色”诱惑，利用国家权力为他谋取私利。
（2）、主体高职低龄化。
近年来，不少位高权重的省部级高官掉进了腐败的泥潭之中，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等被送上了断头台，李嘉廷、刘方仁等被送进了监狱。
同时，腐败主体低龄化也呈上升趋势。
一些少壮派胆子又大，又经不起金钱美色诱惑，见钱眼开，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不法人员办事谋利，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3）、腐败领域广泛化。
腐败的滋生范围广、领域宽，在各行业、各部门甚至是在某些“清水衙门”均有发生，具有广泛性。
如文教、卫生等部门也不再是一片净土，银行金融、财税、烟草、电力、粮食、海关等部门更是职务犯罪的高发地带。
国有企业职务犯罪串案窝案频发的原因分析与对策建议内容摘要：国有企业是职务犯罪的高发领域，且常以串案、窝案出现，针对国有企业进行职务犯罪预防，建立宏观预防与微观预防相联结的职务犯罪预防网络，将有效遏制国有企业职务犯罪串案、窝案的频发。
关键词：国有企业职务犯罪犯罪预防汉台区位于陕西汉中盆地中部，面积556 平方公里，人口53 万，域内有几十家托起汉台经济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年生产总值49.34 亿元，综合实力在全省县区排名第七。
汉台区检察院是汉中市的中心区院，每年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数占周边县院所办案件总和的五分之一以上。
从近三年发案情况看，国有企业为职务犯罪高发领域之一，而串案窝案则是其一大特点。
笔者结合办案实践，对汉台区国有企业职务犯罪串案窝案频发的原因作一剖析，并相应地提出对策建议。
一、国有企业职务犯罪串案窝案频发的原因国有企业职务犯罪率逐年上升，串案窝案频发的主要原因是：一）“群蛀”现象悄然蔓延“群蛀”现象来源于权力效应形成的犯罪网络。
在经济体制转型、转轨过程中，不少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有趁机“捞一把”的思想，这些高层管理人员掌握着企业的决策权，众多客户与他们之间有着不正当的经济关系。
他们同掌握一定经营管理权的中层管理人员和重点岗位人员结成利益联盟，不择手段地侵吞公款，贪污受贿。
由此引发的职务犯罪不仅案值大，而且牵涉人员多。
在对这类案件进行分析后发现：企业高管、中层人员和客户之间，行贿受贿关系相互交织，一名干部落马，往往会带出一串，挖出一窝。
如汉台某国有企业原董事长、党组书记赵XX、原总经理钱X X、原工会主席孙XX（以下发案单位及犯罪嫌疑人均隐去真名），在该公司推行承包经营中因收受承包人巨额贿赂被审查，牵出汉台某国有企业原党支部副书记李XX的受贿问题，继而带出汉台某国有企业原经理周XX受贿案。
（二）主要领导腐败导致全军覆没国有企业串案窝案的形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主要领导腐败下属纷纷效仿，结果“全军覆没” 。
水利腐败案例【篇一：水利腐败案例】浑水摸鱼，窝案频发今年2月，江西省委通报中央第八巡视组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
通报显示，2013年7月以来，共查办水利系统违纪违法案件24件，结案13件，处分13人。
4月，江西省原水利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文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处，姚木根在位时分管水利工作。
湖北省某地级市检察院2013年查办水利系统腐败案13件，其中大案10件，涉案金额200余万元。
2012年至2013年，江西抚州市、县两级检察机关共查办水利系统窝串案21件，涉案24人。
其中，县级干部4人，科级干部9人，大案20件，涉案23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3200余万元。
河南省纪委去年6月通报了42起涉及水利的典型腐败案件，有64名党员干部因涉案贪污2612万元被处理。
广西某县去年查办的水利局窝案中，从主任科员、纪检组长、副局长到局长，数名领导干部一齐落马。
“水利腐败多以窝案、串案出现，其中每个环节都有人牵涉其中，往往从分管工程项目的领导到负责具体业务的工程师集体落马。
”江西某地级市检察院办案人员告诉半月谈记者，当前水利腐败案往往与水利政策相关，某个政策持续多久，职务犯罪过程就延续多久。
一个3年完成的小农水项目，整个职务犯罪过程就会持续3年。
部分水利工程成了“牟利工程”今年2月27日，江西省上栗县原水务局副局长唐树清与原水务局水管站站长张建胜，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据办案人员介绍，唐树清于2009年至2011年，利用分管农田水利建设职务之便，为小农水u型槽工程承包商杨林谋取利益，先后7次接受贿赂，共计8.5万元；张建胜通过提供信息、在招标投标过程中设置有利条件为杨林提供便利，先后8次收受杨林现金9.1万元。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官商勾结采取围标、串标方式，违规获取水利项目已成为常用手段。
2011年6月，中部某省一地级市检察院在对当地水库维修加固招标进行审查时发现，其中围标、串标企业23家。
当前腐败案件发生的特点和规律研究作者：肖建宏文章来源：本站原创更新时间：2014-9-29 15:03:57字体：小大近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的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着提高领导水平、执政水平和增强拒腐防变能力的严峻考验。
党中央在狠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十分重视，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按照中央确定的反腐败斗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领导机制和工作格局，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一批隐藏较深的违纪违法分子被挖了出来，受到法纪的严惩，反腐败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但随着腐败与反腐败博弈形势的发展变化，一些腐败分子绞尽脑汁不断研究和“创新”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策略与手法，力图探寻更加隐秘、能够有效规避风险的腐败方式，于是权钱交易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呈现出新的演变趋势。
笔者结合腐败案件的查处，谈谈当前腐败案件发生的特点和规律。
一、串案、窝案、案中案增多。
近几年查办的案件中，腐败分子结成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往往查处一案，牵出一串，带出一片，腐败分子表现出明显的团伙性。
2013年发生在中石油的腐败窝案就是典型的例子之一。
2013年3月20日，中石油旗下运营商昆仑利用总经理陶玉春，因公司财务等多方面原因，被有关部门控制起来，拉开中石油腐败案序幕。
2013年8月26日，中石油副总经理兼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永春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2013年8月27日，中石油副总经理李华林、中石油副总裁兼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冉新权、中石油总地质师兼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道富等3人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2013年9月1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中石油原董事长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2013年9月，四川富商吴兵卷入中石油窝案。
中石油系统高层贪腐窝案继续发酵。
2013年12月17日，中石油总会计师温青山与妻子王富荣均已被带走调查。
努力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安全稳定本文是关于努力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安全稳定，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感谢阅读。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地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立为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巩固改革成果，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应当把社会安定与和谐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努力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加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过程中，须努力提高地方各级党委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的能力、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的能力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这对于我们整合社会力量，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充分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党的十六大已经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了出来，而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明确地提出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建立起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社会关系，“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这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而确立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
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
建立平等、互助、协调的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的美好追求。
中国和西方的古代哲人都有“大同社会”和“理想国”的构想。
中国文化自古“贵和”。
西方近代最早提出“和谐社会”概念的是19世纪初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
他认为，在自然体系内存在和谐的秩序，那么在社会体系内也同样应当有和谐的秩序。
必须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的残酷和不公，构建工业与农业、家务与教育、生产与消费的联合体，在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各阶级的融合。
64备受社会关注的自贡市商务局原局长马晋新、副局长龚贵华、科长宋某等10余人涉及民生领域的职务犯罪窝串案，经过自贡市检察院干警的艰苦奋战，10余名腐败分子落马。
累计达1600多页的交待、讯问笔录、证据材料，记述着发生在自贡市商务系统的职务犯罪窝串案，马晋新、龚贵华、宋某等人共计贪污、受贿40余万元，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余万元。
经过检察机关努力，挽回经济损失350余万元并上缴国家财政。
“打擦边球”：局长受贿私分 “小金库”2005年，自贡市商务局成立，马晋新出任局长，为了小集体和个人私利，她在“钱”上打起了歪主意。
在工作中，她发现有部分车辆虽然达不到国家报废补贴的标准，但如果通过财政、企业、车主等沟通“努力”，可以对不符合补贴条件的报废汽车放宽审核，车主领取补贴后，再由商务局与车主按比例分成。
这岂不是一个“双赢”的事情？随后，她告诉在商务局流通科负责审核报废车辆补助的副科长李某某说：“局里的办公经费紧张，你是否能在工作职责范围内为单位创收？”当时李某某没有明确表明态度，但把这次谈话记在了心上。
2005年底，在准备发放2004年报废汽车补贴时，李某某伪造了两家不完全符合补贴条件的企业的报废表，给马晋新等负责人解释说：“这些企业严格按照政策是不能领到补贴的，如果局里能够在审核时放宽补贴条件申报补贴，等补贴下来后就可以去找这些单位做工作，争取从中分成，为单位创收。
”随后，在2004年度补贴通知单上报财政前的一个晚上，马晋新带着李某某和流通科科长陈某到一家企业协商达成了6:4比例分成的协议，即该企业占补贴金额的6成，商务局为4成。
2004年度的补贴发到了这家企业后，由陈某在一家装修公司开了一张8万元的装修发票，由这家企业将这8万元打到了那家装修公司的账上，再由商务局的人员到那家装修公司把钱领回了局里。
此后，在发放2005年度报废汽车的补贴之后，陈某开了一张某企业买酒2万元的发票，并到该企业领回了补贴分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