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流变

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流变作者：徐培来源：《文教资料》2012年第32期摘要：中国传统诗论中的两个重要诗学范畴分别是“诗言志”与“诗缘情”，在由“诗言志”向“诗缘情”的流变过程中，诗学观念逐渐由注重政教本位过渡到注重情感本位，这一诗学观念的演变与当时个体本位意识的复苏密切相关。

本文试结合当时的社会思潮分析“诗言志”到“诗缘情”的流变过程。

关键词：“诗言志” “诗缘情” 情感本位“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传统诗论中两个极为重要的诗学范畴，“诗言志”语出《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这一诗歌的开山纲领，始终稳稳地占据着诗学正宗的位置。

而“诗缘情”是西晋陆机在其论文《文赋》中提出的理论观点，“体有万殊，物无一量……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

”虽然本意是为了区分不同文体的体式特点，这却概括地反映了汉末到建安以来诗歌发展的新的走向，并客观上揭示了诗的抒情性质，被人们视为与“诗言志”并行的两大诗歌理论范畴。

“缘情”和“言志”作为古代诗学上先后出现的新老两个传统，是相互承接而又彼此分立的。

“言志”说是我们的先民对于诗的本性的初次界定，它着眼于诗歌表达人的群体性意向心理活动的性能，在肯定诗中的情感质素的同时，又设置了各种群体理性的规范加以导引，这在古代农业自然经济的条件下，特别是我们这个宗法式礼制社会的结构里，有其不可取代的合理性。

“缘情”说则是文学创作成熟以后一部分文人才士对于诗的本性的重新界定，它强化了诗的感性生命，弱化了其理性规范，使得诗歌作品纯然成了个人寄情写意的手段，显示出历史演进中的个体自觉性的增长。

朱东润言：“中国诗者，大抵可分为二：温柔敦厚者为一派，其说出于《戴记》；缘情绮靡者为一派，其说出于陆赋。

……国家分裂，儒教思想不足支配全社会之时，则缘情绮靡之说盛，晋宋六代之间是也。

”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从先秦至两汉，其核心都还是“言志”说。

“言志”说主要以强调载道、纪事为目的，所指之思想意志，虽然与情感有关，但主要受道德规范的约束，涉及政教内容、人生志向等理性方面。

真正能体现诗歌作为一种有别于理性认知的新的思维方式，再在他们的作品中突破窒息情感审美的政教规范，表现出种种“放荡”的境界，那是直到陆机在《文赋》中第一次铸成“诗缘情而绮靡”这个新语之后，才开始逐步实现的，而“缘情”主要涉及个人的感情，包括哀怨及爱情等。

“诗缘情”和“诗言志”，一个侧重感性，一个侧重理性；一个强调诗的审美特征，一个强调诗的道德内容。

由此而展开中国诗论的“言志”说和“缘情”说的矛盾冲突。

“缘情”说本由“诗言志”的传统演化而来，但已从政教本位转向情感本位，“诗言志”的“志”，原本包含“情”的成分在内。

《诗经》中“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谂”、“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均表达了其以歌诗抒述情怀的用心，即使是一些直陈时政得失的篇章里，也会渗透着诗人自身的欢乐或愤怨之情。

可见“志”有着鲜明的理性思维的烙印。

但在“诗言志”的过程中，它所包含的情感因素受社会群体的理性规范制约，且“情”并不占据主导地位。

春秋战国之交，赋诗、说诗、引诗兴起后，人们常“断章取义”地引用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意向，却忽略其中的情感成分，足亦可看出此点。

战国后期至秦汉，诗情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展开：一是由儒家的乐论引向汉人的诗说，显示出“情”向着“志”的复归，诗、乐、舞在上古时期原本是合为一体的，这个传统到周代仍然保持着，所以诗教与乐教也一直密切联系。

但两者又有差异：诗的表达凭借语言，乐的表达则凭借曲调；语言可以突出理性思考，而音声曲调却无法脱去感性因素，故乐教比诗教要更为注重情感的作用。

《荀子·乐论》中就曾说到：“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

”把乐的起源归结为人的情感需要。

稍后出现的《礼记·乐记》中更明确指出：“凡音者，生人心者也。

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这里已经有了情感为音乐本根的思想。

由此看来，当春秋战国时，诗学观念里虽一度淡化诗的情感因素，但乐论却始终坚持把人的情感活动置于核心位置予以发扬，这对诗学中“情”的复归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汉人诗说大多接受了乐论主情的传统，肯定诗乐同源的前提下，对诗歌的情感内核予以了确认。

《毛诗序》里有关“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的一段话，就从情感的发动推导出诗、歌、乐、舞的系列诞生。

至此，“情”在诗中的地位已经确然不移。

然而不可忽略的一点是，儒家乐论和诗说中对“情”的肯定，总是同社会群体的礼义规范紧密相联系的。

荀子在承认乐出于人情之后，紧接着强调：“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

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又说：“乐者，乐也。

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

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

”表明儒家的乐教、诗教均须从属于礼教。

这一点亦为汉人诗说所继承，所以《毛诗序》一方面肯定诗歌创作出自情感的发动，另一方面又极力主张要“发乎情，止乎礼义”。

政教、人伦的规范从根底上制约着人的情感活动，于是“情”的因素便无法取得独立的定性，“诗缘情”的观念也难以摆脱对“言志”的附属，而使自身得到开显。

二是由楚骚开辟而在两汉乐府与古诗中得到衍流的趋势，表现为“情”从“志”的统辖下逐步走向分化与独立。

此时，楚骚所开辟的恰恰是一条由“情”的激化而导致逐渐偏离“言志”传统的道路。

以屈原和宋玉为代表的楚辞，以抒述情怀见长，诗人的愤怨、忧思的心绪，在骚体形式中往往能得到淋漓尽致的表露。

屈原作为第一位大诗人，屈原“发愤以抒情”为的是“君国之思”。

不出政教伦常，故而他的抒情总体上并未脱离“言志”。

但“发愤”又是诗人主体精神的突出表现，秉承这种主体精神以与周遭的黑暗世道相抗争，意味着个体人格在某种程度上的觉醒，这就为诗歌抒情由群体本位向个体本位的转移创造了前提。

宋玉的《九辩》多为个人沦落的感慨，缺少政教的关怀，促使他的创作路线多少偏离了政教本位的传统，成为由“言志”向“缘情”过渡的先兆。

两汉时期，乐府民歌和文人五言诗兴起，为了满足宫廷及达官贵人娱乐之需，其政教功能并不明显，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提法中，也可以看出“言志”的淡化和“缘情”的抬头。

“缘情”的观念随着楚骚、汉乐府和文人五言诗这些新兴诗体的推移代兴，渐渐孕育成形。

“缘情”一语，并非陆机首创。

司马迁在《史记·礼书》中就有“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的说法，后来如袁準《袁子正书·礼政》所谓“礼者何也？缘人情而为之节文者也”，徐广《答刘镇之问》所谓“缘情立礼”，都是同一个意思的延续。

“缘”者，因也，循也；“缘情立礼”，是说本乎人情来制定礼仪。

陆机以“缘情”说诗，亦是指诗歌作品由人的情感活动而产生，“情”为诗之本根。

“诗缘情”这一命题的产生经历了长时间的酝酿过程，它是对诗歌表达人的情感生命体验的一个确认。

它正式确立于西晋，同魏晋之际社会思潮的变迁分不开，尤其是建安时代的个性自觉对它的影响至关重要。

中国诗学的两大传统——“言志”与“缘情”也就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分叉。

“诗言志”的正统地位逐渐退去，而“诗缘情”成为颇具影响力的诗歌理论。

建安时期是个性意识极为张扬的时期，曹丕《典论·论文》用“文以气为主”来反映那个时代人们对文学创作的认识，是很有代表性的。

曹丕所谓的“气”是“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的人的那种先天气质，它构成作家的才性，从而决定着其作品的风貌。

曹丕重视个人特有的气质、才性，肯定和发挥其在文学创作中的主导作用，正是个性自觉的鲜明标记。

注重个体的人的精神世界和能动创造，宣泄自身的情感，使得人们情感体验成为了诗的本根。

因此，建安文人的“主气”说虽有别于六朝诗歌的“缘情”说，却恰恰成为后者的先导，由传统的“诗言志”过渡到新起的“诗缘情”，“文以气为主”在其间起着重要作用。

从总体情况看，陆机及其后的南朝时期，文学观念基本上完成了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

诗歌由注重政教的“诗言志”转变为注重情感本位的“诗缘情”，情感本位的兴起致使诗学观念由重“理”而倾向于重“情”，由重群体规范而偏重个人感受，推崇显扬情之“正”而倾向于重情之“真”，诗歌的重心由强调以社会功利和道德导向来指引人的情意活动，转变为注重人的活生生的生命体验的抒发。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诗言志”的观念已经退出了文坛。

从陆机所处的晋代到南朝时期，“诗言志”的理论依旧具有生命力，只不过不再占统治地位而已，至南朝时期，诗文主情，文学理论也以“诗缘情”观念为主流。

“诗缘情”的诗歌理念似乎更贴近艺术创造的规律。

但人又总是社会的人，个体生命不能不与群体生命息息相关，于是理性规范对于情感活动的导引便也不容抹杀。

这正是为何“缘情”说能够充实和修正固有的“言志”说，而终至颠覆和更置的缘故，亦是“言志”传统的捍卫者能够批判和打压“缘情”说，却并不能从根底上加以消除的道理。

“志”和“情”这对范畴共同建构起诗歌生命内核中的最基本的张力结构，“言志”与“缘情”这两条路线便也在诗学发展史上并行不悖了。

参考文献：[1]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上册）[M].中华书局，1963.[3]陆机.“缘情”说对文艺理论的贡献[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2（5）.[4]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