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对“巴黎和会”的报道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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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时代的新闻事业鞠躬尽瘁
为一个时代的新闻事业鞠躬尽瘁作者：张红军来源：《新闻爱好者》2009年第19期120年前的6月25日，是胡政之的生日；60年前的4月14日，是胡政之的忌日。
生前60年。
拥有近40年的报业生涯。
既是一名杰出的新闻记者，更是一位卓越的报业家。
更为重要的，为一个时代的新闻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仅此一人!我们怀着虔诚来纪念他，重温他所创造的新闻业绩，缅怀他独立报人的思想和精神。
一、新闻事业的开创者杰出的新闻记者、编辑和政论家。
作为一个杰出的记者。
胡政之有很强的新闻敏感、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捕捉战机的能力。
他通晓日、英、法、意等多国语言，能够亲自用电码发消息。
写通讯，拍照片。
他曾经参加过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又以中国代表团团员的身份参加了1945年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
他还是一位熟练的编辑工作者。
报纸编辑的各个环节。
他都十分在行。
各版新闻的编排调度，副刊和专论的组织策划等各项工作，他都做得十分优秀。
他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报纸政论家，其文笔力雄健，言简意赅，条分缕析，鞭辟人里，《大共和日报》、《新社会报》和《国闻周报》上的很多社评和专论都出自他之手。
接办新记公司《大公报》以后，仍然笔耕不辍，时时有评论文章见诸报端。
新闻版面与内容的革新者。
那个时期的报纸普遍只重视军事、政治新闻以及花边社会新闻，较少做一些名人访谈的专题及教育、经济方面的新闻。
胡政之于1917年1月在《大公报》开创了“特别记载”栏目，每期亲自采访一位名流，配发照片，谈论的话题从政治、外交、财政到社会、文化、教育、思想，无所不包，采访对象中外名流皆有。
这在中国报业史上具有示范意义。
胡政之还推出“实业专纪”，介绍商界的经营之道；推出“教育专纪”，刊登教育类消息：刊登“今日银元行情”及“各地股市”。
报道经济信息。
这一系列的改革大大丰富了报纸的版面和内容。
独特的新闻思想。
(1)报业是促进国家民主宪政的事业。
胡政之非常重视报业对社会的作用。
他认为绝不能把办报视为一种职业，而必须将其视为有益社会人生进步、有助于民主自由前行的事业。
国人三次办报高潮总结
清末民初：三次办报高潮（1874~1919）一、戊戌变法：第一次办报高潮二、辛亥革命：第二次办报高潮三、五四运动：第三次办报高潮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三个阶段：1）器物：“坚船利炮”、“洋务运动”；2）制度：“中体西用”、“变法图强”；3）文化：“打孔家店”、“德先生”、“赛先生”。
为了“救亡图存”，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可能由下而上,按照“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循序逐次展开，而不得不先由上而下地进行“启蒙”。
这种启蒙，往往体现为这样一种三位一体的过程：“学会-学校-学刊（报刊）”。
戊戌变法：第一次办报高潮(每年40种) 1895，康有为与梁启超主办《万国公报》——维新派的第一张报纸，后改为《中外纪闻》——强学会的机关报。
1896年上海强学会出版机关报《强学报》。
康有为南下宣传维新变法主张的结果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舆论阵地《知新报》维新派在华中地区的重要舆论阵地《湘学新报》《湘报》维新派在华北地区的重要舆论阵地《国闻报》《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的出版，冲破了封建“禁言”，为即将到来的国人办报高潮拉开了序幕。
《时务报》1896，著名的《时务报》在上海创刊。
当时发行量最大、影响也最大的国人自办报刊。
一、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的特点：1、数量多2、地区广3、种类多：《女学报》中国第一份女报《农学会》中国第一份农报《算学报》中国第一份专业科技报《演义白话报》中国人自己办的最早一家白话报但主流仍以宣传变法维新为主旨的政论性报刊二、维新派报刊在新闻业务上的特点：1、开创了新的报刊政论文体“时务文体”特征：半文半白，平易畅达，笔锋常带感情，有时加以口语和外来语。
2、新闻报道夹带评论3、新闻编辑工作有所改进4、重视新闻采访工作5、运用新闻图片配合新闻报道三、维新派办报活动的进步作用与历史贡献：1、向读者进行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教育2、向读者进行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3、维新派的报刊宣传活动有力地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促成了变法的实现4、冲破了封建统治者对报刊出版的限禁5、开政治家办报的先河，提高了报人、报业的社会地位6、推动了民族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四、变法流产与流亡报刊：《清议报》1898创刊，改良派在海外的第一个机关报。
中国新闻采访与写作——刘海贵著复习资料
中国新闻采访与写作一、填空题（1*20）1.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时任《大公报》主编的胡政之以唯一的中国记者身份采访了和会，这是我国记者采访国际会议之始。
2.1920年10月外派俄采访的三人（瞿秋白、俞颂华、李崇武）是我国最早采访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社会的首批新闻记者。
3.瞿秋白的《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等通讯如实的报道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初期状况，增进了国人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认识。
4.《大公报》精心营造获取独家新闻的三条途径：一是关系网，二是靠信誉，三是靠记者的新闻敏感。
5.1920年，XX《时事新报》第一次派人采访会审公廨的公开法庭，开了XX报界派任外勤记者采访社会新闻之先河，其他各报纷纷效法，打破“老枪访员”垄断社会新闻采访活动的局面。
6.1937年4月9日，《申报》派出记者俞颂华、孙恩霖假报道西安抵延安采访，这是继外国记者斯诺、《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之后，XX报纸首次派记者前往延安采访。
7.1944年6月，欧洲第二战场开辟，萧乾接受胡政之的劝告，放弃攻读学位，在伦敦舰队街设立《大公报》办事处，并领导盟军的随军记者证，成为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
8.1936年12月12日凌晨，当天通过路透社，记者赵敏恒第一个将“西安事变”的特大消息向全世界报道。
9.第一个采访奥运会的中国记者是冯有真。
10.《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在国内首次披露了“西安事变”的真相，《陕北之行》则打破了国民党的长期新闻封锁，向读者热情介绍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与中共领导人的一些情况，“中国新闻界之正是派遣记者俞中国共产党领袖在苏区公开会见者，尚以大公报为第一次”，范长江也成了当时自由进入延安采访的第一个中国记者。
11.1950年3月29日之4月15日，国家新闻行政管理机构新闻总署主持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新闻工作会议，“改进报纸工作、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成为本次会议的首要议题。
12.新华通讯社仍然担任了对开国大典的重要新闻采访任务，该社记者李普采写的消息《开国大典》与《大公报》名记者杨刚采写的通讯《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等，成为报道开国盛典的一批优秀新闻作品。
论_大公报_的历史贡献和局限
作为中国新闻史上寿命最长、 影响最大、 声誉最盛的一 家报纸, 大公报 自 1902 年创刊起 , 历经百年沧桑, 至今仍 水流云在 。 大公报 不仅详细记录了发生在中国的许多 重大历史事件或众多有趣的历史现象, 而且还顺应中国历 史发展的潮流, 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与独 立, 寻求发展与振兴的艰辛历程, 堪称 一部百科全书式的 中国现代史 。但是 , 由于各种政治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 大 公报 曾被归入反动报纸之列, 遭到世人的批判与指责, 在 中国大陆被相继停刊。但是, 历史事实证明 , 大公报 是一 张爱国的报纸。 大公报 饱览世事, 铸就了中文报业的辉 煌, 也饱尝了民营报业的艰辛。纵览 大公报 的历史, 其办 报理念薪火相传 , 办报业绩可圈可点。它的历史是一笔财 富, 引导我们去思考和探索。
作者简介 : 周少四 ( 1977- ) , 男 , 湖南祁阳人 , 湖南女子职业大学讲师 , 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学 。
236
No. 16, 2009
现代商贸工业 Modern Bus iness Tr ade Industry
2009 年第 16 期
起炉灶 , 指责人民武装破坏交通、 擅自受降, 把内战的责任 推到共产党身上, 另一方面又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 指责 国民党达官要人的腐败, 并同情国统区学生的 反内战反饥 饿 运动。 就 大公报 上述的种种表现而言, 有些新闻史论者认 为, 这是 大公报 的主持人有意玩弄两面手法, 用以迷惑群 众, 是 四不主义 虚伪的表现。其实, 大公报 对上述事实 的报道评论 , 具体体现了 大公报 主持人的思想认识水平 以及在当时复杂的阶级关系中表现出的矛盾态度。 大公 报 是一家资产阶级报纸, 大公报 的主持人向往的是西方 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 蒋介石上台以后, 国民党的统 治和中国的现状与他们的理想不完全吻合, 在这种情况下, 大公报 奉行 四不主义 的办报方针, 对社会现实以及蒋 介石政府做了一定程度的揭露, 以启发人民的觉悟, 鞭挞黑 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们今天研究 大公报 的历史, 对 这一点是应给予充分肯定的。
胡政之的“文人论政”思想对《大公报》的影响
胡政之的“文人论政”思想对《大公报》的影响作者：张湾来源：《新闻世界》2011年第10期【摘要】中国公共领域的发展一直和报纸休戚相关。
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因其所处战争环境，公共领域开始建设发展，这时期《大公报》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胡政之的“文人论政”思想一直推动着《大公报》的发展，使之独具特色。
【关键词】胡政之文人论政公共领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家岌岌可危。
这个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感到将国家及人民解救出来的重大责任。
如何将他们心中对国家的期望加以实现？报纸此时充当了最好的诠释的角色。
当然，更重要的是，报纸在这里成功地构建了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使得不少思想深入人心。
而在近代中国报纸中，《大公报》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
大批的知识分子和文人这时以《大公报》等报纸为主要阵营，不断献言献策，监督当时民国政府，使之政策不断完善。
也因这一公共领域，国人能够更深入理解整个社会，身边所处环境，进而参与这一公共领域，发表自己的看法。
《大公报》此时发挥的作用正是哈贝马斯所描述的公共领域的功能：“一则讨论公共事务，产生公众舆论，形成公共意见，进而影响公共决策；二则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和批评”。
①提到《大公报》，就不免想起胡政之。
一般说法是吴鼎昌负责资本，张季鸾负责文章，胡政之负责经营，这个说法基本中肯。
《文汇报》前总编辑、著名老报人徐铸成曾说：“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
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
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文、武、昆、乱不挡。
后起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
”②老大公报人陈纪滢也曾说：“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的，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
自觉与自决,革新与革心：觉悟社考述
自觉与自决，革新与革心：觉悟社考述作者：高翔来源：《青年与社会》2020年第16期摘要：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天津地区的进步分子在为中国未来谋寻出路的过程中自发成立了觉悟社。
觉悟社一经成立，便成为了天津地区反帝爱国力量的中流砥柱。
通过觉悟社的积极宣传和活动，马克思主义在天津以燎原之势传播开来，并且与天津的工农运动实际逐步结合起来。
关键词：觉悟社;自觉与自决;革新与革心觉悟社作为由天津地区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进步社团，以革新与革心为口号，以自觉与自决为方法，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天津地区的发展。
文章不揣浅陋，拟就觉悟社成立的缘起及其在天津地区马克思主义的推动和传播作用做一探讨，希冀由此管窥近代以来天津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可行性与必然性。
一、觉悟社的建立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不断撞击古老落后的封建中国，对封建思想和文化造成极大的冲击，正如李鸿章所说，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遇的大变局。
在这种冲击之下，资本主义显示出较之封建主义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充满信心，视为当然的最佳学习典范，也促使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了救亡图存，以资本主义制度来指导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
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那些救国理论和道路，拿到中国之后，却都没有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
学习西方的一再碰壁促使先进分子开始对之前的探索进行反思，进而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可行性产生怀疑，并且开始寻找新的救国道路。
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正在寻找救国真理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那就是马克思主义。
在天津，从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四天开始，《益世报》等天津报刊便开始报道十月革命的各类消息，如《俄国军队内讧之近况》《俄京大革命之现状》等文章。
在1919年7月25日苏俄对外发布的公告之中，苏维埃政府明确表示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取消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苏维埃俄国政府对于中国的友好态度与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对比，使得探索未来方向的天津进步团体仿佛看到了新的奋斗方向。
《大公报》三巨子之胡政之
《大公报》三巨子之胡政之创办于1902年6月17日的《大公报》即将迎来百年华诞，《大公报》真正辉煌的跋涉始于1926年，终于1949年，前后不足二十三年。
但历史永远无法忘记曾缔造了"新记《大公报》时代"的三巨子：胡政之、张季鸾和王芸生。
胡政之：开创百年报业"新路径"开创新记《大公报》三巨头中只有张季鸾以文章名世，但如果没有胡政之的经营管理、吴鼎昌的资本，《大公报》的成功也是无法想象的。
三个人中，胡政之主持《大公报》的时间最长，从1926年到1949年，如果再加上1916到1919年，先后达27年之久。
他和张季鸾等一起走出了一条百年报业的"新路径"，创造了中国报业史上的一个高峰，一个至今难以跨越的高峰。
老大公报人陈纪滢说，文人办报往往鄙于求利，但是，不考虑从印刷到发行，从广告到旅费，从营业到销路，往往就会断送报纸的前途。
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的，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
"外国报界对于胡霖的大名是以报界巨子看待"，胡政之没有虚枉此誉。
他见识广博，洞明世事，一生有为有守，在动荡的乱世中始终保持着开明的态度和冷静的头脑。
1949年江山易主的前夜，他在上海黯然去世。
谢泳说："在一定的意义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报》的死"。
一、胡政之，名霖，1889年生于四川成都，幼年随做知县的父亲到安徽，在私塾读书，后进安庆省立高等学堂，接触到了《申报》、《苏报》、《新民丛报》等，对林译小说尤其迷恋，有人说他文章里的风骨文采可能受益于林纾。
1906年他父亲因病去世，他扶柩回川。
1907年，在嫂子的一副金镯资助下自费到日本勤工俭学，进东京帝国大学读法律，至少通晓三、四种外语。
四年后（1911年）他回到上海，一度曾开办过律师事务所，1912年进《大共和报》任日文翻译，参加过民立图书公司，还在江苏淮阴做过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的刑庭庭长。
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的活动
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的活动转“晚雨秋阴”的搏客外交总长陆征祥任代表团首席代表，成员有中国驻法公使胡惟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因为国内正进行着南北议和，故代表团中还有代表南方政府的王正廷。
巴黎和会历来是近代中国外交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中的热门话题，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原因及中国代表团拒签的意义更是史学界探讨的重点，而这又不可避免地涉及中国代表团及其主要成员在会活动是非曲直的评价。
本文拟通过对以往研究中存有争议的若干重大问题的考证辨析，力求得出较为公允的结论一、代表团的“窝里斗”及其责任问题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曾不止一次地介绍了中国代表团内部的“摩擦”；时任代表团顾问之一的驻丹麦公使颜惠庆在日记中也留下了代表团争执的多处记载；中国代表团会议录更记载了代表团在会争论的实况；还有人以中国代表团的“窝里斗”为题，就此作过专文评述[1]。
导致代表团内讧的根源，在于当时中国南北分裂的局面及全权代表排名顺序的“名次变更事件”。
国内的分裂和政争，致使代表南方军政府的王正廷一直受到北京政府的猜忌和排挤，播下了代表团不和的种子；而北京政府推翻陆征祥确定并上报和会的全权代表位序名单而引发的“名次变更事件”，则成为代表团内部矛盾公开化的导火线。
这几为识者所公认，故无须赘述。
问题的关键是，五位全权代表间是否存在着争名夺利和意气用事的责任问题。
根据顾维钧的忆述和颜惠庆的日记，王正廷在施肇基的配合下一再挑起内争，确实负有争名夺利的责任。
但有的学者却认为，王正廷在代表团内部的摩擦是“情有可原”的，顾在回忆录中对王的种种描写，却有“个人的意气用事”成分[2]（pp．89～95）。
此论似有商榷之必要。
欲评判内讧的是非，必须从矛盾的起因“排名顺序”究起。
1919年1月18日和会将举行开幕式，由于中国只分配到两个席位，五位全权代表需排定名次上报和会，在未得到北京政府命令的情况下，陆征祥于1月17日代表团会议上最初提议的位序为：陆、王、顾、施、魏。
中国民众对巴黎和会的反应
I II III 中文摘要 近代国民外交运动兴起后，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关注民族的命运，积极参与到外交斗争之中。“一战”后期，中国民众支持政府加入协约国，希望战后凭借胜利国的资格，取得国际平等地位，并收回近代以来丧失的国权。 国人对巴黎和会充满了期待，各界民众纷纷向政府进言献策，从各自立场出发，提出外交主张。主要包括山东问题；废除“二十一条”；废除不平等条约及收回外国强占的其他特权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大部分被北京政府接受，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外交代表，在向和会正式提出的四个《说贴》中，则几乎包含了以上所列的全部外交主张。 巴黎和会期间，民众以各种形式支持北京政府和外交代表进行外交斗争，力争国权。然而，结果是美、英等国向日本妥协，将战前德国所属的山东权益转给日本。除了收回一些战前德、奥在中国拥有的特权外，中国代表提出的外交主张被巴黎和会拒绝。 外交的失败激起国人的愤怒。学生领导的“五四”运动由此爆发，“三罢”斗争把国民外交运动推向高潮。最后，中国外交代表能够拒签对德和约，民众的拒签斗争不能不说是主要原因之一。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中国民众对巴黎和会的热情参与深刻影响了北京政府对巴黎和会的外交政策及外交斗争，成为支撑中国外交代表力争国权的内在动力。在斗争过程中，中国民众发生了对美、英等国由幻想到失望，对北京政府由支持到斗争的转变，这种变化促进了中国民众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思想的形成。 以往对中国与巴黎和会关系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北京政府、中国外交代表及“五四”运动三个方面。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尝试从中国民众的角度探讨其对巴黎和会的反应，从中国加入“一战”到巴黎和会结束，力争尽可能系统、全面、客观的阐述中国民众在不同时期对巴黎和会的反应及其影响。
关键词：国民外交 民众 巴黎和会 北京政府 IV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modern national diplomacy campaign, more and more people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fate of the nation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diplomatic struggle. In the latter time of "The First World War " , Chinese people began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to join the Allies and hoped to obtain the international equal footing after war，and to regain the country power which China had lost during the modern times by virtue of the victory of the country, The people in China had been filled with the anticipation to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have made suggestions to the Government, embarked from the respective standpoint, proposed the diplomatic position that mainly includes the Shandong Issues and abolishing “Twenty-One Demands”. The advice to abolish the unequal treaties and takes back other privileges which the foreign country usurps and so on was accepted by Beijing Government. The formal four "speaking note " by China diplomatic representative who participated Paris Peace Conference's contained almost all the foreign policy listed above. During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the public supported Beijing's diplomatic representatives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diplomatic struggle in various forms, and strive to gain the country power. However, the result wa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compromised and deliver Germany's pre-war privileges in Shandong to the Japanese. In addition to recovery of some pre-war interest of Germany and Austria in China, the proposal of China's diplomatic representative was refused in Paris Peace Conference. The failure of diplomacy of China provoked the anger of the people. The "May 4th" Movement led by the students broke out, and the "three strike” impelled the national diplomatic campaign to a climax. Finally, that China diplomatic representatives refused to sign in the German Peace Treaty，have to be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of the huge counter-signing struggle of populace. The main points of this paper is that the Chinese people’s enthusiastic participation in Paris Peace Conference had a profound effect on the Beijing V
民国初年传播苏俄信息的先驱——胡政之与《劳农俄国》
096民国初年传播苏俄信息的先驱 **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供给侧改革下江苏传媒产业转型的机制研究”（16WTC001）。
——胡政之与《劳农俄国》◎ 王咏梅 邓萌萌摘要：谈及五四时期的国际新闻通讯，新闻史学者一般会提及王郅隆时期《大公报》总经理兼总编辑胡政之对巴黎和会的报道，以及十月革命后瞿秋白、俞颂华、李宗武等对苏俄的报道，然而他们大多没有注意到：面对社会主义学派的传入、国民对苏俄信息的需求，为了维护国家主权，胡政之在游访欧美的同时搜集资料，于1921年在《学艺》杂志上连载发表了《劳农俄国》。
这篇尚未被《胡政之文集》收录的系列长文，对苏俄的政治、经济、党派、领袖等进行了系统介绍，表明作者改变了对苏俄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厘清了当时国人对该国的误解，促进了他对《大公报》的改革。
胡政之与瞿秋白等一起，成为20世纪早期向国人传播有关苏俄信息的先驱。
关键词：《大公报》 胡政之 《劳农俄国》 《学艺》 苏俄报道中图分类号：G210提及十月革命后第一批到苏俄进行采访的中国记者，人们往往会想到瞿秋白、俞颂华、李宗武。
然而，过去的研究者少有注意到，民国时期执中国报坛之牛耳的《大公报》的总经理胡政之几乎同时也曾向国人系统介绍过苏俄的各方面情况。
1918年12月，胡政之赴欧洲采访巴黎和会，成为巴黎和会签字当天唯一到场的中国记者，也是第一位现场采访国际会议的中国记者。
在采访和会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残暴行为，深受刺激。
当时，通过十月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俄主张放弃殖民地，并且承认中国独立主权，这与帝国主义的卑劣行径形成了鲜明对比，赢得了胡政之的赞赏。
在采访巴黎和会前后他游历欧美，搜集资料，于1921年在《学艺》杂志上发表了系列长文《劳农俄国》，向国人系统地介绍了俄国革命、政治、经济、领袖等，反映了当时的报人对世界大局的关注以及对国家未来走向的关心。
该文尚未被《胡政之文集》收录，本文将介绍其内容并予以评价，以推动民国新闻史人物和社会主义传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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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之对“巴黎和会”的报道特点 本文发表于《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5期。最初文稿是2009届新闻班陆瑶同学的课堂作业。4年前她还是大一的学生，那次学生做的作业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到图书馆翻阅旧报刊，拿到了大量的一手资料，10多个小组呈交来的论文让我很感动。
陆瑶的作业有2万多字，其中很大部分是胡政之先生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所有关于巴黎和会的报道，全是她到图书馆一点点抄下来的。我为这样的精神而感动。当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她已经是大三的学生了，我跟她说，我指导她修改发表。几经修改，论文蒙《新闻与写作》杂志编辑采用，心里非常感谢！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也是胡政之先生诞辰120周年，仅以此为作为纪念。 王润泽 陆瑶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由于段祺瑞政府力排众议对德宣战，此时中国成为战胜国。1919年初，重新瓜分世界的巴黎和会召开，国人目力集中于此，希望中国能在世界政治外交中一扫过去受人欺辱的历史，收回战前被德国侵占的山东。在这政要无数、记者云集，更关系到中国前途的会议中，中国却只派出了一名职业记者，就是《大公报》主笔胡政之[1]。在巴黎和会的 3 个月中，胡政之聆听到中国代表顾维均的慷慨陈词，也目睹了西方列强的秘密外交，最终他看到，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之后第一次昂着头，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使青岛没能归属日本。作为第一位出国采访国际会议的记者，他亲临现场，于会场内外积极采访，共向国内发回专电14篇、通讯4篇，成为中国最早的国际会议系列报道。这些第一手的新闻报道，为中国读者关注“巴黎和会”，提供了独特的“中国视角”，处在我国国际报道意识尚未开化的时期，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我们对这些报道进行详细的量化分析后，发现有以下特点：
1、中国视角、民族立场： 胡政之对和会的这次系列报道，最突出的成就便在于站在民国的立场上，向公众提供了一个透视国际问题的“中国视角”。“巴黎和会”的本质是一战后对世界霸权的重新分割，在这样的一个风起云涌的国际舞台上，哪些是值得报道的“大事”？胡政之的标准是——攸关中国民族利益的事，在当时就是指“山东问题”，这就是“中国视角”。而这一点，正是当时国际通讯社无法提供给中国的媒体和公众的。
我们不妨做这样的一个对比分析： 以篇为单元，在《大公报》刊载的14篇“巴黎专电”中：只有4月18日和6月10日，没有提及与“山东问题”有关的进展，而是分别介绍了即将对战败国德国做出的处理以及各国对和约签字的态度。其他的12篇，均是围绕着“山东问题”的事态进程展开的，占报道总数的85.71%，报道的焦点被牢牢地锁定在国人所关心的“山东问题”上。
再以议题为单元，将“巴黎专电”的报道内容，按照青岛问题、胶州湾问题、和约签字问题、其他事关中国议题和无关议题进行划分的话，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可见，无论是以报道的篇目，还是以内容的议题为单元进行划分，在胡政之的“巴黎专电”中，事关中国民族利益的报道均占到了总数的85%-86%，具有绝对的优势。
再来关注路透社的报道：和当时的大多数报纸一样，《大公报》也购买了路透社的电稿，并且几乎每天都有刊载。但是，有关我国在“巴黎和会”利益得失的内容就寥寥无几了。
例如，在1919年5月28日《大公报》的“巴黎专电”中，报道了我国代表的提议遭到和会拒绝，且最终结果难容抗拒这一关键性的事态进展。而当日的“特约路透电”中，18条消息中没有一条是关于我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
再如，刊载于1919年7月5日《大公报》的“巴黎专电”中，报道了我国山东问题的最终结果，我国专使没有在和约上签字。对这一国人极为关心的事实，同日的“特约路透电”中，10篇消息不仅只字未提，且无一是有关中国的报道。
中国报刊在国际问题的报道上，向来依赖于外国通讯社，缺少自己的声音，“一披阅中国之新闻纸，则英国半官方式‘路透社电’之消息，连篇累牍，全报新闻之来源，几全为‘路透社电’所占有，而国际新闻为尤甚”[3]。作为国际性的通讯社，路透社等通讯社在新闻报道中或站在本国利益立场上，或站在西方列强的利益立场之上，报道中缺少“中国视角”。因此，就“中国在和会上的利益得失”这一国人最为关心的问题，一般报纸刊载的信息，根本满足不了受众的需要。这个时候，胡政之的国际报道填补了“中国视角”的空白，以民族利益为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取舍报道的对象、主题和材料，在这个重大国际问题上，有了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凸显出了胡政之“巴黎和会”系列报道的价值所在。
2、数量众多、题材全面： 自1919年4月8日第一篇专电，截至同年9月6日，最后一篇通讯连载完成，五个月里，《大公报》共刊发了胡政之发回的18篇新闻报道。这些报道按照体裁，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专电”，体裁上与现代“消息”相近，但都没有标题，共计14篇，全部刊载在“巴黎专电”的专栏里。它们短小精悍，字数大多在100字以内，均一次刊载完成。[2]考虑到当时的新闻传递条件，这样的数量实在可圈可点。 另一类为“特约通讯”，在体裁上，相当于现代的“通讯”，共计4篇。它们普遍篇幅较长，被分别刊载在“巴黎特约通信”和“专件”两个专栏中。从时效性上看，“专件”中刊载的通讯从付邮到送达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其中《和平会议决定山东问题实纪》时隔两个月之久，另一篇《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与中国》虽在文中未注明付邮时间，但从事发时间至1919年9月3日开始刊载，也已是双月有余，报道的时效性早已无从谈起。另外，在“巴黎特约通信”中，还连载了一篇名为《中国代表为青岛问题向平和会议提出之说帖》的文章，是我国专使向和会要求归还德国在山东省权力的英文提案的译文。
3、采访细致、记载翔实： 在事件的叙述当中，时间轴上横向的展开，必然减缓纵向的延伸。而人们最迫切想要了解的是“结果是什么”，然后才能耐下心来看“结果如何得出”。因此，胡政之选择了短小精悍、简洁明快的专电形式，持续不断地报道事态的最新进展，一般只讲结果，省去过程。同时发出通信或专件，对前因后果进行详细报道，并加入许多非亲临和会现场所不能有的细节和场面描写，以补充专电在内容上的单薄。这样的安排一方面体现了胡政之对受众心理的考虑，先满足受众了解基本事实的要求，再进一步满足扩充信息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对成本的考虑，因为国际电讯的价格非常高昂，一般报馆承担不起。
在新闻报道的写作上，首先，胡政之非常注意现场细节和个人感受相结合，使人读来有感有悟、身临其境。如通讯《平和会议之光景》中，有这样的描写：
“威总统起立演说十五分钟，其辞当为外电所报告，予不必再述。惟有可纪者，威氏演说声调之优美、态度之殷挚、炼句之精警，实为予生平第一次所闻。方其演说之要点处，目光四射于听众。若见听者未大动容，则以下续发警句必使听者之精神为所吸动而后已。当威氏演说时，全场肃然静听，克列们梭、路易乔治两氏以手支颐、目视威氏不稍息。及其语毕，新闻记者席中忽有一人拍掌。此本非会场所许者，其人盖忘其所以而如此，亦足见威氏口才感人深矣。”[4]
“继威氏而演说者，为英相乔治。其人短而肥，貌似中国梁氏治氏，所说不外赞成威氏意见，特其态度辞句多激昂悲愤之观而已。嗣则法、意诸代表先后为赞成之演说。我国陆专使征祥亦手执原稿朗诵中国赞成之意，旁听席中颇有人赞其法语之纯熟者。随即，有比国代表外交总长亥蒙时起立，谓诸君议论均极是，惟办法究当如何因责难以十九国选五代表办法之非是。继之者有塞尔维亚、波兰、希腊诸代表赞成比代表之说，要求各派代表加入分会。”[5]
在上面的段落中，我们可以看出：胡政之在描写发言的诸代表时，是详略分明的。描写美国总统威尔逊使用了大量的笔墨，而对于其他代表，则一语带过，仅说明了其发言的主要内容和所持的态度。而在对威氏的刻画中，胡政之不仅运用了正面描写来赞美其声调、态度和炼句，还用侧面衬托的手法，通过在场者对其发言的反应，来表现其发言之精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政之选择了一个典型事例：大会本是不允许随便拍掌的，但由于威氏的发言实在是太精彩了，以至于这位记者都忘记了大会的规定，足见威氏的发言有多么的打动人。另外，胡政之非常注重细节描写在报道中的使用，比如“目光四射于听众”、“以手支颐”、“目视威氏不稍息”等，可以看出胡政之在采访中的精力集中、观察仔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之处，包括人物的眼神、神态，并且懂得运用这些细节来展现报道内容，颇有现代特写的味道。
通过这些报道技术的运用，胡政之写作的会议报道不仅不显得枯燥冗长，反而妙趣横生，现场感和纪实感都非常突出。
再有，胡政之非常重视采访。采访是写作的基础，优秀的采访对做出好的报道是更加必不可少的。在巴黎和会期间，他采访了很多著名的人物，得到了第一手的资料，加深了报道的力度和深度。这一点，从他的报道中就可见一斑。
《外交人物之写真》是胡政之写作的一篇人物通讯，以我国亲赴巴黎参加和会的五位专使为报道对象。其语言简洁、流畅，用词准确、辛辣，让人感到字字珠玑、掷地有声，着实是一篇优秀的人物通讯。
文章的第二段，胡政之做出判断：“以中国之地位言，本不应受如此待遇，然卒不能免于三等国之列者，实平时外交活动力太少之故。此则非今次所派各专使之咎，而数年来驻英法之公使不能无罪焉。”[6]
何出此言呢？胡政之指出：驻法公使胡维德、驻英公使施肇基等，在驻外期间，几乎未曾与外人相交；出国办事只与寻常科员接洽，而不与高官往来；与外国报界关系生疏；目的是为了将公费节省下来，据为己有。从胡政之在报道中所列举的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在下笔写作之前，胡政之是经过了细致深入的调查、采访的。
至于这位驻法公使胡维德的秘书岳昭燏，胡政之这样描写到：“岳办事极紊乱，以是者事益无头绪。甚至用五专使名义发出之电报，而五专使均未曾过目。又是秘书拟电，意与专使所指述者相左，而亦昧昧发出。殆至察觉，又去电更正。诸如此类，笑话百出，要之一乱字可以尽之。”[7]可见，胡政之的采访不仅包括提问、回答，观察也被纳入其中。平日里的所见、所闻，都为报道提供了生动的素材。
在“巴黎专电”当中，胡政之也常就国人最关心的问题，直接采访当事人，并以其毫不避讳的正面回答来报道事态的发展和结果，既明了又简洁。比如，5月20日的专电中，“据顾公使云，草约规定胶州湾档案移交日本国，无异移交土地，断难照办，如果不能声明将该案留存另订，则应拒绝签字”[8]。7月3日的专电中，“顾、王二专使谓，一经签字后声明已无济，不能迁就”[9]。
总之，从报道的效率看，三个月内发回18篇报道，胡政之并不算是一个“高产”的记者；从时效性看，同时期内《大公报》刊载的“北京特约通信”和“特约路透电”，要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