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闻报道的“片面性”——从中国红十字会“污名化”现象谈起

和谐都市，义不容辞——红十字会事件的教育意义与反思715班张桢豪宋镔雨裘骆凯徐益臻红十字会是一个遍布全球的慈善救援组织，目的是为推动“红十字运动”，是全世界组织最庞大，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类似组织，除了许多国家立法保障其特殊地位外，于战时红十字也常与政府、军队紧密合作，成为了一个人尽皆知的慈善组织。

而如今的现况却令人深感担忧，层出不叠的负面消息传出，这让各界社会人士不禁忧心忡忡，也让我们感到社会和谐的重要。

事件一：网曝上海红十字会天价餐饮发票一顿饭花费近万元4月15日13时50分，一位实名注册网友肖雪慧(其微博身份认证为：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发了一条微博，“红十字会一顿饭的发票不涉密吧？想转发却被告知已经删除”，微博下还附上了一张餐饮发票的照片。

这张消费发票的付款单位是“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收款单位为“上海慧公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付款日期为2011年2月28日，发票上消费金额为9859元。

事件二：郭美美微博炫富致红会陷入危机2011年6月20日，郭美玲在网上公然炫耀其奢华生活，并称自己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而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

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网友颇受关注，因为这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其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由此而引发部分网友对中国红十字会的非议。

博主“郭美美Baby”年仅20岁，新浪微博的认证名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在微博上多次发布其豪宅、名车、名包等照片，2011年6月20日被网友发现，被指炫富。

“红十字会”的“经理”身家居然如此富有，不由得让众多网友起了猜疑，“我们捐给红十字会的钱到哪去了？”事件三：红十字会为提升自身透明度公布捐款信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7月31日上线捐款信息平台，以履行一个月前对公众的承诺。

但是公众的诸多非议并未因此消解，各种各样的指责扑面而来，诸如嫌贫爱富，数字粗略，数字缩水等等。

对于红十字会来说，郭美美事件是一次危机，抑或是一次改革的契机？红十字会如何重塑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身为中国公益慈善业界“大象”的红十字会，该怎么转身？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命题。

融媒体时代“污名化”传播的社会影响及危害融媒体时代，社交媒体、新闻报道和网络平台的普及使信息传播变得更加快速和广泛。

然而在这背后，却引发了“污名化”传播的社会问题，其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及危害也逐渐显现出来。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阐述融媒体时代“污名化”传播的社会影响及危害，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并提出应对之策。

融媒体时代“污名化”传播加剧了个体的心理压力。

在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上，一些道德绑架、造谣诽谤等负面信息传播迅速，使得受害者面临着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和谩骂，造成心理上的困扰和痛苦。

这种负面信息的传播极大地影响了个人的心理健康，甚至导致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的出现。

“污名化”传播也会对受害者的社会角色产生影响。

一旦受到“污名化”传播的对象，受害者可能会受到社会排斥，失去工作机会，甚至导致家庭破裂等问题，对受害者的社会角色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这种巨大的社会压力也会使受害者陷入绝望和无助之中。

“污名化”传播也会对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一方面，这种现象会导致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促使更多人参与到造谣、诽谤等负面言论的传播中，从而形成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这种传播会破坏社会的和谐氛围，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甚至引发更多的恶性事件和社会动荡。

融媒体时代“污名化”传播的危害在于其可能使受害者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在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上，一些负面信息的传播可能会导致受害者遭遇暴力攻击、言语威胁等，甚至有可能对受害者的人身安全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这种现象严重违背了个体的基本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

融媒体时代“污名化”传播的危害在于其可能会对社会秩序和稳定造成重大的冲击。

在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上，一些负面信息的传播可能会引发社会舆论的大规模情绪激动，导致社会动荡和不稳定的局面。

尤其是当一些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受到“污名化”传播的影响时，有可能会对整个社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融媒体时代“污名化”传播的危害在于其可能会对个体和社会的发展造成阻碍。

污名化与贴标签农民工群体的媒介形象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速，中国的农村劳动力纷纷涌向城市，成为城市化转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然而，媒体对于农民工群体的报道往往带有污名化和贴标签的倾向，给他们带来了不公正的媒介形象。

本文将深入分析这一现象，并探讨应如何去除农民工群体的污名化和贴标签。

一、污名化现象污名化是指将人或群体贴上负面标签，使其身份和形象遭到攻击和贬低。

在农民工群体中，他们常常被媒体描述为“低端人群”、“有社会问题”或者“劳动实惠”，这种片面的描述让他们在舆论中背上了不公正的污名。

首先，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往往偏重于突出一些负面案例，以此来泛化整个农民工群体。

这种报道往往容易被读者接受，产生“以偏概全”的误解。

例如，某些媒体报道中经常强调农民工群体中的打工者存在欠薪、安全问题和缺乏社会保障等问题，这种报道方式忽视了绝大多数农民工的辛勤付出和对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

其次，农民工群体在媒体中往往被描绘成“弱势群体”，与城市居民形成对比。

媒体倾向于强调农民工的低收入、劣质工作条件以及辛苦的工作环境，这种描述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农民工的歧视和偏见。

农民工承担着城市建设和工业生产的重要工作，应当得到社会的尊重和关注，而不应被污名化。

二、贴标签现象除了污名化，媒体还经常将贴标签的手法用于农民工群体，使其形象变得单一化和片面化。

例如，媒体常常将农民工群体标签为“打工仔”、“城市打工族”等，这种标签使人们对农民工仅有一个理解，忽略了他们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此外，一些媒体倾向于将农民工群体与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进一步加剧了贴标签的现象。

他们将农民工与犯罪、社会不稳定等问题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农民工即社会问题”的负面印象。

这种标签不仅让农民工处于一种被污名化的境地，也忽视了他们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

三、去除污名化与贴标签为了去除农民工群体的污名化和贴标签，媒体首先要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

媒体报道应该更加全面地呈现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状况，关注他们的正面形象和伟大付出。

监督红会但不能污名化红会时间：2013-4-26■黄冠大灾大难面前，总有“红十字”的身影。

芦山地震，中国红十字会却面临两线“作战”，在募捐救灾、下发救灾款物的同时，也遭遇谣诼不断。

从子虚乌有的向台湾红十字会收取“500万元买路钱”，到张冠李戴的“工作人员戴浪琴表”，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虽然红会表示要“埋头苦干”，对谣诼尤其是微博上的情绪化谩骂“不去管它”，但最终不得不一一解释、澄清每一条谣言。

重建红会公信力，“埋头苦干”固然是必须的，反击谣诼同样是必须的。

在网络时代，如果第一时间不澄清、解释，谣言的破坏力会成倍放大。

不过，很多时候，谣言的纠缠效应是惊人的。

设想如果不是台湾红十字会及时发出严正声明，面对“买路钱”谣言的缠斗，红会肯定要费更多的口舌。

费点口舌没什么大不了，关键是，谣言恶意污名化红会，伤害的是抗震救灾，损害的是中国公益慈善事业。

慈善事业作为我国社会救助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功能只能加强，不容削弱。

在中国国情下，不管是带有官方色彩的红十字会，还是民间色彩更多一点的其他公益慈善机构，都是整体公益慈善事业的组成部分。

不同的公益慈善机构，应该为了同样的人道慈善目标，各有分工侧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开展良性竞争，共同促进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放宽民间公益门槛，鼓励、支持多样化的慈善事业，多开“新店”，并不意味着要削弱甚至否定类似红十字会这样的“老店”。

一些谣言，一些放大工作失误的舆论火力，绕来绕去总是拿红十字会的“出身”说事，其实是另一种偏见。

对包括红会在内的公益慈善事业加强监督，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规定，红十字会建立经费审查监督制度；经费使用情况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接受人民政府的检查监督。

“老店”在坐拥品牌优势的同时，往往背负老的包袱。

中国红十字会要赢得公众更多的信任,维护形象和公信力，必须虚心接受批评意见，主动畅通监督渠道。

社会各界，包括媒体舆论，监督红会是对红会的支持。

2015年第8期现在，如果遇到老人倒地，公众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应不应该扶？你会不会扶？从2006年南京的“彭宇案”、2008年郑州的“李凯强”案到2011年天津的“许云鹤”案，这几起因扶老人而引来官司的新闻报道在全国引起轰动，并且类似的事件在近几年的媒体报道中常常可以看到。

渐渐的，每一次媒体报道中提到“扶老人”，受众立马想到“被讹”二字，但“扶老人”被讹毕竟只是极端的个案，而新闻媒体通过长期以往的负面报道，为“扶老人”事件贴上了具有偏见性的标签，构建出了一个污名化的扶老人事件形象。

一、污名化与标签理论视角社会群体形象的建构是国内外传播建构主义研究的重点，其中污名化和标签理论是常用的两种理论工具。

首先提出“污名化”概念的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即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

污名化反映了两个社会群体之间一种单向“命名”的权利关系，它体现为群体特征与另一群体加诸于该群体之上的刻板印象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即具污名的一方（身负污名的属性）和不具污名的一方（对具污名一方有着刻板印象）之间的互动，而污名化就是这一互动关系不断发展以致最后成为凝固现实的过程。

二、污名化和标签化过程那么新闻报道是如何完成这个污名化的过程呢？笔者从2006年新闻报道开始抽取报道样本，整理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新闻报道，以定量分析并结合样本内容，从新闻报道的手法、报道框架、主题等出发，以考察其污名化和标签化过程。

（一）污名化的形成过程：新闻报道的偏见新闻报道中的“偏见”，是相对其是否做到“真实”、“公正”、“客观”以及“中立”而言的。

事实上，“在媒体与受众关系当中，媒体仍然扮演着宰制者和掌握者的角色”。

因此，媒体并不能总是做到客观和公正的——这便是“扶老人”被污名化的主要原因。

那么这个污名化的过程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笔者以“新闻标题”为对象，在网上搜索了大量以“搀扶被讹”为核心词的报道，从中抽取了最近的50篇报道作为本文的分析样本。

论中国红十字会在“郭美美事件”中的危机应对摘要“郭美美事件”掀起了公众对慈善机构、慈善制度不信任的爆发式宣泄。

面对公众对其公信度的质疑和透明化慈善的强烈需求，中国红十字会应该如何力挽狂澜？在一个高曝光率的社会里，危机事件应对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基于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为红十字会重塑公信力提供实用性方法。

关键词中国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公共危机危机管理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Ａ 2011年，新浪微博上一个名为“郭美美Baby”的女孩，引发了一场民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口诛笔伐”。

危机事件发生后，郭美美回应的一条微博迅速将中国红十字会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严重挫伤了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

本文从公共关系学的角度剖析了红十字会所面临的信任危机，旨在找到帮助中国红十字会重塑其公信力的办法。

一、“郭美美”何以走红——危机事件回顾实名制实施以前，多数微博用户采用匿名形式参与讨论话题，这使得议程设置的主体逐渐多样化。

在微博上，信息往往自下而上传播，话题本身又时常与大多数人的利益或公众的普遍情绪相关，因此更容易主导舆论。

“郭美美事件”最初只是在微博的“粉丝群”里引起部分关注，随后，一些人在唏嘘之余开始对郭美美进行“人肉搜索”并挖掘其与红十字总会的关系。

这时，作为传统媒体的广播电视和报纸才开始跟进报道。

面对公众的质疑，中国红十字总会于2011年6月2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通报了有关“郭美美”事件以及其审计报告中披露的有关“红会超标采购420余万元”等问题。

但传统中用以应对危机公关并行之有效的新闻发布会，在解决此次危机事件时，却远远没有起到预期中的作用。

二、“红十字会”何以狼狈——危机产生原因剖析（一）公关应对欠妥。

从危机情境的沟通原则来看，一条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则是要与媒体保持良好的关系，以维持组织与公众之间的纽带。

然而，在现代信息传播手段的推动下，这种“纽带”不但没有给红十字会以缓冲的机会，反而将其在与公众的直接对话中，暴露出的种种不规范操作揭示出来。

风险社会下新闻报道的污名化现象探析风险社会下新闻报道的污名化现象探析一、风险社会中的污名化现象概说“风险社会”这一概念，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于1986年在《风险社会》（Risk Society）一书中首次提出。

贝克认为，不同于早期社会的自然灾害等原生风险，在全球化浪潮下，现代性社会具有不断扩散的人为不确定性逻辑，社会关系更加复杂，伴随着经济、政治、生态与技术等众多风险。

诸如禽流感、毒品泛滥、突发性群体事件、暴力活动等社会性风险与失业、交通事故等个人性风险，这些风险是社会现代化本身的产物。

“污名”源于古希腊，最初指位于社会最底层人们身上的某种标记或印记，以表明身份的低下。

1963年，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对污名展开社会研究，认为污名是社会大众给某些具有特殊属性、特质的个体或群体贴上负面的、贬损性和侮辱性的社会标签，形成“受损的身份”。

它不仅使受污者对这种贬损产生认同进而形成自我贬损的心理，也导致社会大众对受污者产生歧视与排斥的结果。

污名化则是受污者在社会中逐渐丧失社会身份、社会信誉和社会价值，遭受区隔与歧视的动态过程。

此后，众多心理学家与社会学者对污名的概念不断地延展与丰富。

现代社会中，由于对日益增多风险的担忧，人们赋予污名的对象范围从最初的个人与群体推广到任何被认为是有危险的事物、技术、组织甚至是制度设置上来。

随着人们对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在风险危机后果中，这种污名化现象，或多或少正成为社会风险的一大催化剂。

当2022年“三聚氰胺”奶粉事故被曝光后，由少数“问题奶粉”诱发的全国乳制品抵制活动波及了整个食品领域。

任何与乳制品有关的产品、生产销售企业的信誉与监管制度受到广泛的质疑；最终，拥有几十年良好经营业绩的乳制品企业在一夜之间垮塌，数百亿的品牌价值蒸发，带来一场经济风险。

二、媒体污名化报道现状（一）观点报道的失衡“平衡报道”源于西方新闻学，是西方新闻报道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

论新闻报道的“片面性”作者：魏少华来源：《新闻爱好者》2013年第08期【摘要】在新闻报道中，最怕出现“片面性”报道。

但是在实际的新闻实践中，“片面性”在新闻报道中是难以避免的，关键是要看这种“片面性”属于什么性质的片面性。

对于立场正确的新闻报道，只要抓住了问题的主要矛盾，我们就应当给予足够的宽容。

中国红十字会“污名化”倾向不能仅仅归罪于媒介“一边倒”的报道。

有必要结合当前红十字会的“污名化”事件，对新闻报道的“片面性”及红十字会“污名”管理加以探析。

【关键词】新闻报道；片面性；污名化“郭美美事件”让中国红十字会（以下简称中国红会）面临空前的信任危机，中国的慈善事业在近几年身处窘境。

有资料称：芦山地震发生后42分钟，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其官方微博转发了《人民日报》的消息。

然而和接下来发布的多条赈灾信息一样，红会只收获了满屏的“滚”。

[1]此次地震发生后，更有不少人爆料，红会接到的捐款数量已不再如昔年振奋人心。

甚至有人义愤地称“红十字会”为“黑十字会”，可以看出，红会被“污名化”现象已经初露端倪。

有人把此现象归罪于新闻对于红会一边倒的“片面性”和“污名化”的报道。

联想之前关于“新闻报道毁了中国奶业”的说法，笔者认为在此有必要结合当前的红会“污名化”事件，对新闻报道的“片面性”及红会“污名”管理加以探析。

一、红会“污名化”事件及其名声管理众所周知，红会的丑闻源于2011年6月21日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加“V”微博，她自称是20岁女孩，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同时晒出了自己满柜子的爱马仕包包，发各种图片炫富，每一种都是超越普通人想象的奢侈。

而其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此ID迅速成为网民围观的焦点。

2小时内，微博被转发上千条，一时间众说纷纭。

6月21日当晚郭美美遭到人肉搜索；6月22日中国红十字会发表声明称郭美美与红十字会无关，新浪对其微博去“V”，对实名认证有误一事致歉。

新媒体视域下我国社会群体污名化现象探析在新媒体时代，随着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信息传递渠道越来越广泛，传统媒体的影响力被逐渐削弱，而新媒体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

然而，与此同时，新媒体也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问题，即社会群体的污名化现象。

本文将在新媒体视域下探析我国社会群体污名化现象的原因和影响。

一、污名化现象的定义社会群体的污名化是指一种负面评价倾向，旨在将某个社会群体归结为一些负罪行为或特征。

这种评价是广泛传播和接受的，导致实际上被污名化的个人或群体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其权利和利益也受到损失和限制。

1. 社会歧视污名化现象的存在与社会歧视密不可分。

一些特定的群体，比如性少数群体、外来人口、留守儿童等，因其与主流文化存在差异，容易受到社会歧视。

基于对这些群体的偏见和误解，人们往往会将他们污名化，并给予负面评价。

2. 偏见和刻板印象人们的认知往往建立在偏见和刻板印象的基础上。

当新闻报道或社交媒体上对某些群体进行负面报道时，会引起公众对这些群体的偏见和刻板印象。

这些刻板印象会逐渐滋生负面情感和评价，使得这些群体更容易受到污名化。

3. 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导致污名化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新闻报道或社交媒体上，往往只呈现某些负面的信息和事件，而对于这些事件背后的真实情况、社会群体的正面表现等信息却少有报道。

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公众对社会群体的认知出现片面性，进而导致污名化现象的发生。

污名化现象导致少数群体的权利和利益受到损害和限制。

这些群体在求职、教育、交往和其他生活领域都会遭受歧视和排斥，从而导致社会不公现象的加剧。

2. 形成社会偏见群体污名化的负面评价在社会传递时，容易产生错觉和认知偏差，从而导致社会偏见的加强。

这些偏见不仅会影响公众对该群体的认知和评价，还会影响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3. 造成心理伤害群体污名化导致少数群体遭受歧视和排斥，也会造成心理伤害。

这些群体的成员往往感到失落、孤独和心理压力，长期受到污名化的影响会对其心理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

新媒体视域下我国社会群体污名化现象探析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社会群体污名化现象也日益突出。

我国社会群体污名化现象表现在多个层面，例如对于少数民族、性别、职业等方面的歧视和污名化。

这种现象不仅影响着个体的发展，也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本文将从新媒体视域下探析我国社会群体污名化现象的成因、表现和对策。

一、成因分析1. 新媒体对信息的快速传播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一些负面信息往往在短时间内传播到全国甚至全球。

这些负面信息往往会对特定社会群体造成不良影响，导致其污名化。

2. 观念的传承和延续我国社会中存在着一些传统观念，这些观念往往通过新媒体得到传承和延续。

例如对于女性的歧视观念、对于某些少数民族的偏见观念等，这些观念的传承和延续也会导致社会群体的污名化。

3. 媒体的选择性报道部分媒体在报道特定社会群体时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只报道这些群体的负面信息，而忽略其正面信息，从而导致社会对这些群体形成了片面和负面的认知。

二、表现分析1. 少数民族污名化现象在新媒体下，少数民族往往成为舆论的焦点，他们的一些负面信息得到了大量传播，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少数民族污名化现象的出现。

2. 性别歧视现象在新媒体时代，对于女性的歧视依然存在，并且通过新媒体传播得更为迅速。

女性的形象往往被扭曲，导致了对女性的污名化。

3. 职业群体污名化一些职业群体在新媒体下也出现了污名化现象，例如农民工、环卫工人等，他们在社会中的形象常常被丑化和忽视。

三、对策建议1. 加强新媒体传播道德建设新媒体的传播应该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不传播歧视和污名化的信息，引导公众形成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认知。

2. 提高社会群体的自我认知和维权意识社会群体应该提高自我认知，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同时提高维权意识，在面对污名化现象时要用法律手段进行维权。

3. 推行多元文化理念多元文化理念的推行能够帮助消除对特定社会群体的污名化，提高社会对不同群体的尊重和包容。

郭美美事件红十字会公关危机案例分析作者：何三畏郭美美事件，是中国红十字会这个脓疮涌出的一滴污血作为一种公共事业的中国慈善，目前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或者说，公众对于垄断经营中国慈善事业的中国红十字会，持什么样的态度？我觉得我都不忍心说出这个答案。

说实在的，答案就在网络上，也在传统媒体上，公众的意见是一致的：愤怒，伤感，甚至悲情。

中国红十字会应该知道：“公众的慈善之心伤不起”（语出《人民日报》）。

回想十多天前，中国红十字会的脓疮以郭美美的方式流淌之后，公众惊惶，舆论大哗，6月24日，中国红十字会网站挂出“严正声明”：“对于个别刻意歪曲事实，企图混淆视听，别有用心的网民的所作所为，我们表示极大的愤慨。

保留依法追究其责任的权利。

”然而，不幸的是，被这个“严正声明”吓了一跳的，恐怕不是“个别别有用心的网民”，而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官员”们。

就笔者所见，公众人物于建嵘先生就针锋相对地表示，我就是你说的那个“别有用心”的人，在没有搞清楚你们的事情之前，我抵制中国红十字会，你就来起诉我吧。

当然，实际情况是，“严正声明”之后，“别有用心”的网民们，执着耐心地人肉着红十字的蛛丝马迹，红会的黑幕不断曝光，问题很快转换成，对于这些态度如此严正的先生，有没有法律伺候。

以后，中国红十字会的开始换调和降低调门，伴随着漏洞百出的谎言步步为营地从严正的立场撤退。

7月4日，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先生以个人之名义，在博客上发表《自问自答工作语录》，披荆斩棘，逆流而上，为中国红十字会“危机公关”，语气就委婉得多了。

王先生先玩了一把二元论。

问：“你怎么看‘郭美美’事件？”王先生答：“郭美美事件对我们来说，是坏事，也是好事。

”这不过是一套公众非常熟悉的中国式官方思维，许多令人发指的事件发生后，他们都是这样自我辩护的。

相当于毒疮自称对肌体是“好事”，因为没有它，你就不会割掉它，而割掉它，你就健康了。

可是，如果肌体会说活，它一定会说，我宁愿要没这个疮的健康，而不要割掉它的健康。

如何克服新闻报道中的盲目性和片面性作者：曲原来源：《记者摇篮》2019年第07期【摘要】新闻报道的盲目性和片面性，是新闻失实的重要原因，而且是很常见的表现。

“闭门造车”和“瞎子摸象”的故事，辛辣地讽刺了盲目性、片面性。

可是，有些报道往往犯以部分代替整体，以局部代替全局，以个别代替一般等毛病。

为了引起警觉，防止新闻失实，认真分析一下报道的盲目性和片面性问题，实在很有必要。

【关键词】新闻报道 ; 避免盲目性 ; 创造性思维克服新闻报道的盲目性和片面性，是维护新闻真实性原则的要求，也是新闻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所谓盲目性，就是闭眼睛不看事实，靠听风、猜测、演绎的办法，在家想点子，出门找例子，关门写稿子，此其一;一项新政策来了，不认真学习上级文件，抓不住要领和实质，看到一点就“紧跟”，约人表态，应付差事，此其二;学到文件的一点皮毛，或听到领导的一两句话，就揣度“精神”，演绎推理，虚构成篇，或发表议论，或写报道，此其三;用特殊代替一般，看到某地的成功经验，便认作普遍原则，不加分析就大张旗鼓地宣传、推广，此其四;是非不清，不善于思考，不了解全局，有时误把错误的东西当作典型经验加以报道，使人无所适从，此其五。

新闻报道的盲目性除以上几种表现外，在新闻工作的业务指导思想上也有种种表现，听风声，赶浪头，东敲一通锣，西击一遍鼓，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

所谓片面性，一是胸中无全局，对自己要报道的事件不能摆到全局上衡量其价值，见到一点就写，往往出现宣传上的失误;二是只看眼前，不考虑长远，割断历史看问题，对人对事或褒或贬，不能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便轻易地下结论，造成报道失实;三是看不到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把一个人或一件事孤立起来，比如人为地抬高一部分人，贬低一部分人;四是不作细致的调查研究，只了解某人或某事历史上的一个片段或整体的一个局部，以偏概全，以局部、片段代替整体，敷衍成篇，犹如“瞎子摸象”，造成失实;五是认识肤浅，对所报道的事实缺乏本质的、规律性的深刻了解，只看到表象就写，既不作定性分析，也没有定量分析，使报道缺乏科学性、准确性，诸如许多浮夸报道，大多由此产生;六是缺乏必备的科学知识和与所报道的事实有关的信息，也可能使报道产生片面性，给实际工作帮倒忙。

新媒体视域下我国社会群体污名化现象探析社会群体的污名化是指通过舆论、媒体等渠道将某些社会群体贬低、歧视以及将其置于不利地位的现象。

在新媒体时代的视域下，我国社会群体的污名化现象更加突出，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本文将就我国社会群体的污名化现象进行探析。

新媒体时代的社交平台使得信息传播速度加快，信息来源更加广泛，这为社会群体的污名化提供了土壤。

在网络上，一些虚假、歧视性的言论往往能够迅速传播，导致社会对特定群体的偏见和歧视。

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或个人在网络上散布一些片面的、不准确的言论，导致一些社会群体受到污名化。

新媒体时代的媒体竞争激烈，追求点击量和转发量成为一些媒体关注的主要目标。

为了吸引读者或观众的注意力，一些媒体以挑衅、煽动、夸大事实等方式报道社会群体，通过制造争议和矛盾来增加点击量。

这种报道方式往往会进一步加深社会群体的污名化，使整个社会陷入误解和偏见之中。

新媒体时代的匿名性使得言论更加随意和无法监管。

在网络上，一些人可以利用匿名身份发布歧视、侮辱、谩骂等言论，不用为言论负责。

这进一步助长了社会群体的污名化现象，使受到污名化的社会群体更加无法自我辩护和争取公正。

新媒体时代的社会群体污名化现象对社会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

社会群体的污名化不仅会给该群体的成员带来心理和社会的压力，还会影响到其生活、工作、教育等方面的权益。

社会群体的污名化会加深社会的分裂和冲突，使社会更加不和谐。

社会群体的污名化也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针对我国社会群体污名化的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加强新媒体的监管，净化网络环境，制止虚假、歧视等言论的传播。

媒体要强化社会责任意识，不以制造争议和矛盾来追求点击量，要客观、中立地报道社会群体。

加大对社会群体的宣传和教育力度，增加社会群体的正面形象，提高社会对这些群体的理解和认同。

加强社会的法治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恶意诽谤和歧视社会群体的行为进行严惩。

新媒体时代的视域下我国社会群体的污名化现象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重塑中国红十字会形象的关键是什么？我认为重塑中国红十字会形象的关键是法律问题。

公众对红十字会的忧虑，不是凭空而生。

从搜集到的资料看，毁掉中国红十字会形象的丑闻主要有如下几件事：天价帐篷；天价套餐；天价采购；以及压倒红十字会的最后一根稻草“郭美美事件”。

每件事都有大量的证人证据，应该不是空穴来风，故意捏造的。

最近盛传的红会无法对艺术家拍卖艺术品所得8000万善款的去向做出明确解释再次加重了红会的信誉危机。

我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些丑闻说明红十字会内部管理方面存在很大问题，同时又没有很完善的监督机制。

作为中国唯一的官方慈善机构，红十字会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慈善机构，不同于民间的慈善组织，它本身也代表着政府的形象。

民间的慈善组织形象可以用道德来制约，可是红十字会是一个政府机构，要想对它进行监管，必须制定有效的法律才行，否则，任何道德上的抨击和压制，作用都是很微弱的。

人人都有贪欲，红十字会的管理者手握大权，掌管巨额捐款，久而久之必然会起贪心。

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和法律的约束，自然会滋生贪腐现象，进而愈演愈烈，发展到今天这个局势。

任何道德上的谴责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一个贪官倒下了，会有另一个贪官站起来，遏制这种现象的唯一途径就是尽快立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用制度编造成严密牢固的笼子，使权力这头猛兽无法出笼“滥用权力”，这样才能起到治本之效。

这已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证明。

反腐工作做得好的国家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政客的品德本身有多么高尚，而是因为他们有严格的监督机制，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做得很出色。

政府的决策，开支，运行都是透明的，一些政府大楼甚至都是对外开放的，随时欢迎公众检查和质疑，在这么多双眼睛的注视下，任何想要贪污的官员都会三思而后行吧。

结论必然也只能是一个：遏制腐败的最好办法是能管住权力，使权力被“驯服”。

而这能管住权力，使权力被“驯服”的“法宝”就是有效的制度，是白纸黑字的高于一切的法律条文，是公开透明的运作，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融媒体时代“污名化”传播的社会影响及危害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媒体技术的进步，融媒体时代已经全面到来。

在这个时代里，信息传播的范围和速度都比以往要快得多，而传播内容也更加多元和丰富。

与此融媒体时代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污名化”传播的社会影响及危害。

本文将探讨融媒体时代“污名化”传播的社会影响及危害，并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污名化”传播是什么。

通俗地讲，污名化传播就是通过不实或夸大的报道和评论，来破坏一个人或一件事物的名誉和形象。

在融媒体时代，污名化传播的形式非常多样，它可以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各种媒体来传播，而且往往会迅速在网络上扩散，影响范围之大令人震惊。

“污名化”传播的社会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它会造成被污名化对象的精神和心理负担，甚至导致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

无论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市民，一旦被污名化，都会面临巨大的压力和困扰。

污名化传播会扭曲事实、扭曲公众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

由于污名化传播往往是片面、偏颇和不客观的，容易导致公众产生误导，并对被污名化的对象产生偏见。

污名化传播还可能损害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一些无辜的人可能因此遭受不公正的对待和打击。

与此污名化传播也会给社会带来诸多危害。

它会破坏社会和谐，导致社会风气恶劣。

一旦充斥着污名化传播，社会的公序良俗和道德风尚必然会受到冲击，导致社会风气恶劣，人心涣散。

污名化传播还可能加剧社会矛盾和对立。

在一个污名化传播严重的社会中，可能会因此产生各种对立和矛盾，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污名化传播还可能造成人们的恐慌和焦虑，不良的信息容易引起社会的不安和恐慌情绪，甚至可能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和发展。

针对融媒体时代“污名化”传播的社会影响及危害，我们应该积极采取一些措施和对策。

媒体应该加强责任意识，杜绝虚假报道和不实评论。

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主体，应该注重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在信息传播中遵守事实真相，坚持客观公正。

政府和相关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对媒体的管理和监督。

2016年第7期新闻前哨一、风险社会中的污名化现象概说“风险社会”这一概念,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于1986年在《风险社会》(Risk Society)一书中首次提出。

贝克认为,不同于早期社会的自然灾害等原生风险,在全球化浪潮下,现代性社会具有不断扩散的人为不确定性逻辑,社会关系更加复杂,伴随着经济、政治、生态与技术等众多风险。

诸如禽流感、毒品泛滥、突发性群体事件、暴力活动等社会性风险与失业、交通事故等个人性风险,这些风险是社会现代化本身的产物。

“污名”源于古希腊,最初指位于社会最底层人们身上的某种标记或印记,以表明身份的低下。

1963年,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对污名展开社会研究,认为污名是社会大众给某些具有特殊属性、特质的个体或群体贴上负面的、贬损性和侮辱性的社会标签,形成“受损的身份”[1]。

它不仅使受污者对这种贬损产生认同进而形成自我贬损的心理,也导致社会大众对受污者产生歧视与排斥的结果。

污名化则是受污者在社会中逐渐丧失社会身份、社会信誉和社会价值,遭受区隔与歧视的动态过程[2]。

此后,众多心理学家与社会学者对污名的概念不断地延展与丰富。

现代社会中,由于对日益增多风险的担忧,人们赋予污名的对象范围从最初的个人与群体推广到任何被认为是有危险的事物、技术、组织甚至是制度设置上来。

随着人们对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在风险危机后果中,这种污名化现象,或多或少正成为社会风险的一大催化剂。

当2008年“三聚氰胺”奶粉事故被曝光后,由少数“问题奶粉”诱发的全国乳制品抵制活动波及了整个食品领域。

任何与乳制品有关的产品、生产销售企业的信誉与监管制度受到广泛的质疑;最终,拥有几十年良好经营业绩的乳制品企业在一夜之间垮塌,数百亿的品牌价值蒸发[3],带来一场经济风险。

二、媒体污名化报道现状(一)观点报道的失衡“平衡报道”源于西方新闻学,是西方新闻报道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

浅析新闻报道的“片面”性作者：郑晓敏来源：《活力》2012年第18期[关键词]长消息；“片面”；新闻的特点；新闻事实；新闻理论受众；“阅读视野”；“期待视野”新闻报道完备地表述事实通常应具备六个基本要素，即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和如何。

一篇新闻报道在表述中应尽可能地交代清楚这六项内容，但不能强求任何一篇新闻报道都要六要素俱全。

对于报道时间不超过4分钟的长消息来说更是如此。

通过几年在新闻采访实践中的积累与总结，笔者认为即使时间上符合要求的长消息也不应该面面俱到，因为这样的新闻作品往往让人觉得消息信息不少，但看起来听起来感觉索然无味。

因此，对于长消息，笔者认为采访要全面而报道时则要“片面”，这样的长消息才是好的新闻作品。

一、长消息报道“片面”的含义这里所指的“片面”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以偏概全。

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

新闻的真实性是指新闻报道与所反映事实的相符程度。

《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一书指出，“新闻报道是客观事物在传播者头脑中的反映，通过某种符号向受传播者发布的物化产物。

这种认识的外化物（认识主体的产物），必须同报道对象（认识客体）完全一致，否则就是对被反映的客观事物的歪曲，就是假报道或失实报道。

”一般意义上的片面是指在所反映事实或观点中，放大局部，而违背于事实或观点整体意义，产生误解或歪曲。

就此而言，新闻的真实性与片面性水火不容。

但笔者所说长消息报道的“片面”则是在保证新闻真实性基础上，在对事件进行全面采访后，经过周密考虑整体意义前提下，报道中择取其中最有闪光点且最能体现事实本来面目进行“重点展现其一点”的报道方式。

新闻理论普遍认为，新闻的真实性来源于对客观事实全面而整体的客观描述与记载。

然而，新闻实践却往往不是如此。

现代社会信息膨胀、受众接受信息的行为习惯，决定着全面而翔实的报道无法在短暂的阅读时间内抓住受众，而长消息作为媒体主要新闻报道形式，就应该掌握受众目前的这种心理，在写作中通过对客观事实整体“提纯”，突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某个或某些片断，这样反而能够达到吸引受众眼球，在短暂的时间内提起他们视听兴趣，使信息的传播收到良好的效果。

红十字会是一个人道主义组织，旨在提供援助和支持给那些最需要的人。

然而，在过去的一些年里，红十字会也曾陷入一些负面的争议中，一些案例引发了公众对于其真实性和透明度的质疑。

红十字会主题教育的正反典型案例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接下来，我会对红十字会主题教育的正反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帮助大家更加全面地了解红十字会。

正典型案例：1. 房屋重建项目在自然灾害或战争之后，红十字会经常会参与到重建受灾地区的工作中。

他们为受灾群众提供了临时住所，并且在重建过程中给予了财政和技术上的支持。

通过这样的项目，红十字会帮助了许多需要帮助的人们，使他们能够重新融入社会，重建家园。

2. 紧急医疗救助红十字会常常派遣医疗队伍前往一些战乱或自然灾害的地区，为受伤的人们提供紧急医疗救助。

他们往往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给予受伤者及时的治疗和护理，帮助挽救了许多生命。

反典型案例：1. 捐款使用不透明曾经有报道指出，红十字会接收到的捐款并没有完全用于救援工作，一部分资金被用于其他用途。

这引发了公众对其资金使用透明度的质疑，也引起了一些不信任感。

2. 救援物资分配不公有报道称，红十字会在一些灾区的救援物资分配上存在不公平现象，部分受灾群众无法获得应有的援助，而一些特定群体却得到了过多的帮助。

红十字会主题教育的正反典型案例展现了这一人道主义组织的积极和消极两面。

虽然红十字会在许多救援项目中取得了成功，并且取得了公众的认可，但是也不能忽视一些负面案例所带来的影响。

红十字会需要更加严谨地管理自身的运作，加强资金使用的透明度，以及改善救援物资的公平分配，从而重树公众的信任。

作为一个人道主义组织，红十字会有着重要的使命，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然而，只有通过自身的不断改进和提升，才能更好地履行这一使命。

我相信，通过红十字会主题教育的正反典型案例剖析，我们可以更加客观地认识这一组织，也能为其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建议和支持。

红十字会作为一个国际性的人道主义组织，其使命在于提供援助和支持给那些最需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