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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笔下的城乡现实读城乡中国（下）的感受周其仁笔下的城乡现实——读《城乡中国（下）》的感受在《城乡中国（下）》一书中，著名社会学家周其仁深入揭示了中国城乡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和问题。
通过案例分析和实地调研，作者详尽地呈现了中国城乡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改变。
阅读本书，使我对中国的城乡现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思考，同时也引发了我对未来城乡发展方向的思考。
首先，本书揭示了中国城乡发展不均衡的现实。
作者通过详实的数据和案例，揭示了城乡居民在收入、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巨大差距。
城市的资源和机会主要集中于一二线城市，而农村地区则存在着贫困、落后和资源匮乏的问题。
这种城乡差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差异，更体现在社会福利、公共服务以及人民生活质量等方面。
其次，作者还探讨了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他指出，城乡两大区域之间的重要根源是户籍制度的差异性。
户籍制度的不合理导致了农村户籍人口无法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和权益保障，同时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自由度。
此外，城乡发展的不平衡还受到经济结构、政策扶持力度不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这些原因使得城乡之间的差距难以缩小，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也逐渐凸显。
再次，本书深入分析了中国城乡发展的路径与目标。
作者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农村改革和城市化的路径，旨在促进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均衡发展。
他强调了建立健全的城乡统一市场体系、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推进农业现代化以及加强乡村振兴战略等重要举措。
这些观点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城乡融合路径，使得我对中国未来城乡发展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最后，本书还涉及了中国城乡改革的挑战和机遇。
作者指出，城乡差距的缩小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公平的制度设计。
同时，农民也需要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提高自身素质和技能，积极适应城市化进程。
市场机制的推动也是促进城乡平衡发展的重要力量。
面对挑战，中国城乡改革有着广阔的发展机遇，我们应当积极地迎接这些机遇，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
周其仁的城乡读城乡中国（下）有感城乡发展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广袤的国土中尤为重要。
周其仁的著作《城乡读城乡中国（下）》深入研究了中国城乡发展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了一些解决之道。
在阅读这本书后，我对中国城乡发展的认识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并产生了一些感悟。
首先，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是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但城乡发展的差距依然存在。
城市地区的发展更快，基础设施更完善，而农村地区却面临着落后的生产技术、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
这种不平衡不仅影响着农村居民的生活品质，也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
其次，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也导致了人口流动的问题。
由于城市的机会更多，农村居民纷纷涌入城市谋求更好的生活。
这不仅加剧了城市的拥挤和资源压力，也使得农村地区的人口减少，丧失了一部分劳动力。
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平衡城乡人口的流动，为农村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发展空间，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外，城乡发展还涉及到土地问题。
土地是中国农村居民的重要财富，但由于土地制度的限制，农民无法将土地资源转化为更大的财富或在城市中更好地发展。
这种土地问题不仅影响着农村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制约了城乡发展的步伐。
因此，改革土地制度、使农村居民能够更好地利用土地资源，是城乡发展的关键之一。
此外，周其仁在书中还提到了提高农村教育、改善农村医疗等问题。
这些问题与城乡发展密切相关，也是我们需要关注和解决的。
农村教育的薄弱导致了农村居民的素质相对较低，很难融入城市中的工作和生活。
同样，农村医疗的不完善使得农民面临着更严重的健康问题，也使得他们更加倾向于流入城市。
因此，提高农村教育水平、改善农村医疗条件是促进城乡发展的必经之路。
综上所述，城乡发展是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我们需要关注和解决的。
通过阅读《城乡读城乡中国（下）》，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城乡发展的现状和问题，并意识到要想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周其仁论“城乡中国”，根本在于还权赋能在研究城市化成为热点的今天，回顾中国城市化的历史，实在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
中国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刚刚出版的《城乡中国》，适时完成了这个工作。
在周其仁看来，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意味着经济密度甚于人口密度。
也就是说，人往城里走，是城里的边际收益高于农村，只有到经济上的边际收益在城乡之间大致相当，这种流动的趋势才会趋缓或者停顿下来。
通俗而言，就是只要去城里讨生活的能比农村赚更多的钱，那么城市化就不会停止脚步。
对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而言，城市化简直就是个福音。
但现实却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周其仁着眼于制度分析。
对城市化来说，一个直接表现就是人口集聚到一个城市。
但是人口集聚到底是城市化的因还是城市化的果，却不是很清楚。
两者显然是正相关的，但理解其中的因果关系并不容易。
如同周所言：“中国城市化进程历史性落后的原因，在于人口聚集受到抑制，难以对经济聚集做出积极反应。
这个猜测包含以下有待探查的问题：当限制人口聚集与经济聚集的哪些关键条件被改变，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重新加速启动，并日益变得激越昂扬？”将城市化作为一个待解释的现象，通过考察历史变迁，如果人口的限制政策的变动，产生了促使人口进城集聚的效应，那么似乎可以证明人口集聚是因，城市化才是果。
中国的户籍制度一直为人诟病，其在实质上限制了“迁徙自由”。
从历史上看，“迁徙自由”写入中国宪法已是困难重重，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农民进入城市都是受到限制的。
这一来是基于农业生产的理由，如果农民大量进城，那么就会降低农业产出。
当然相较于自由原则而言，这种功利主义的考量其实并不一定站得住脚。
实际上大量农民留在农村，也不一定能提高产出。
因为大量农民之间的激烈竞争会降低单个农户的收入水平。
二来却是基于维护城市利益的理由，如果农民大量进城，就会降低城市居民的福利。
这个理由倒是和如今继续维护户籍制度的理由如出一辙。
周其仁城乡中国读后感
《周其仁城乡中国》是一本非常有见解的书，它对我们对城乡发展对未来中国的认识有了
更深刻的认知。
该书由周其仁教授编著，进行深度报道城乡差距，他以丰富的数据证据的
形式，反映了中国城乡的非常不平衡的状况，真实反映了当前城乡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书中提到，农民与城里人之间的家庭消费悬殊不均，农民的家庭消费水平大大低于城里人，也影响了农民的生活品质。
许多农民得不到充分的公平待遇，社会公平索取的声音日益高涨。
在资源配置上，城乡矛盾仍然存在，大城市受到经济发展所便利，而农村依旧落后，存在资源不均问题。
此外，书中还提到了现代城乡间的新变化，以及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现状。
书中指出，
新一轮城镇化进程，农村劳动力将迁徙至城镇，形成“两个国家”，城乡社会差距日益拉大、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应考虑到城乡间差距的问题，不能盲目推进，从而避免城乡差距日益加大的情况发生。
《周其仁城乡中国》对我对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以及新型城镇化发展等问题的理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城乡要实现真正的公平与均等，政府部门应该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实现资源的有效调配，加强各地城乡之间的联系，促进农村持续、健康可持续发展，以利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以及社会公平的实现。
城乡中国周其仁读后感
欣赏《都市乡村中国》，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体验。
它用真实的故事，细腻的语言和温柔的描写，将中国农村多年来的变化、社会变迁、农民情怀和社会百态融入文字中，让人感到震撼。
书中描写的农村地区虽然条件贫乏，但老乡们一气呵成，为祖国贡献着青春，老乡们用细致的心态，去呵护着每一棵植物，这便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生活。
书中的斗牛场、木庙、贴福泽、庙会等活动，使人感受到农民们热情的亲情和社会的凝聚力。
仔细读书，深刻感受当地居民生活方式中特有的自然节奏，以及当地传统文化、习俗、风俗等。
书中融入多种文化元素，从中可以更加准确地感受到有关百姓生活的多层次暗喻。
面对日益快速发展的当下，阅读《都市乡村中国》，不仅可以让我们走进中国百姓的内心世界，更可以让我们发现中国人民的不变的精神特征。
读完此书，让我的心情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的祖国乃我们精神之源，也是我们美好生活的活力。
正如书中所说，“庆余年，富国民，以此士气，国必丰荣”。
只有拥抱变化，接受新时代快速发展的脚步，同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百姓才能更加美好。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作者：来源：《记者观察》2017年第09期编者按：中国虽然大，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是城市，一是乡村。
中国的人口十几亿，也可以说只有两部分人：一部分叫城里人，另外一部分叫乡下人。
城乡中国深刻的分野，促使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就写出他著名的《乡土中国》。
今天，虽然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可是城乡之间依然有着巨大的差距，甚至鸿沟越来越大，导致中国发展中的大多数重点难点，都在农村，都在城乡之间。
周其仁教授在《城乡中国》中指出，没有农村、农业和农民状况的根本改善，国民经济是搞不起来的。
因此，近年来关于城镇化的讨论始终不绝于耳，成为政府、大众、舆论、专家学者热议的焦点问题。
多年来，周其仁教授及其同人陆续以实地调研的形式，深入调查了中国很多地方城乡的情况，在《城乡中国》一书中，将城乡之间这些差异形成的原因、后果以及可能的解决办法娓娓道来，试图增加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认识，找出沸沸扬扬的城镇化改革的症结，消除城乡之间的巨大分隔。
也期望让更多的读者通过《城乡中国》了解和思考今日的中国和未来的发展，找到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契机和触发点。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刚刚面世时，中国的城市化率当不足10%。
到了1980年代，我们读到它的重版时，城镇化率不过20%。
那时耳熟能详的中国国情，翻来覆去就是“10亿人口、8亿农民”。
不过，80年代初中国的工业化指数却已经相当可观，由此我们发现了一个颇有特征意义的组合——“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
这也激发了我们的最初思考。
问题在于城乡隔离。
那是一整套的制度安排，把城乡之间的各个大门都关得严严实实。
举凡粮食、农副产品、农村劳力，进城的路线皆不自由通畅。
“市场”成了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计划”则成为社会主义的唯一表征。
结果就是严重束缚普通人的经济自由。
最为要害的，是不准人们对较高的收入机会作出自发的反应。
随着普遍的权利受限，“身份”就越来越有意义。
在资源发生争用的场合，或者收入机会显现的当口，“城里人还是乡下人”？答案可就有了决定性。
经纪学家周其仁简介
擅长领域：
经济学
擅长行业：
教育培训
讲师简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
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
中国人民大学。
1989年至1995年在英美访问求学。
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学习，获得博士资格。
1996年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
2001年起，每年春季在浙大任教，秋季在北大任教。
详细介绍：
自1996年以来，为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
1997年被评为“北京大学最受同学欢迎的老师”。
1999年后，并为北京大学国际MBA开设“中国商务活动的制度环境”。
生于1950年，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曾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务。
代表作品：
《改革的逻辑》、《城乡中国》、《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数网竞争》、《产权与制度变迁》
个人履历
1950年出生上海。
1968年响应国家上山下乡号召，插队落户到东北农场。
经纪学家周其仁简介擅长领域：经济学擅长行业：教育培训讲师简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
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
1989年至1995年在英美访问求学。
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学习，获得博士资格。
1996年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
2001年起，每年春季在浙大任教，秋季在北大任教。
详细介绍：自1996年以来，为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
1997年被评为“北京大学最受同学欢迎的老师”。
1999年后，并为北京大学国际MBA开设“中国商务活动的制度环境”。
生于1950年，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曾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务。
代表作品：《改革的逻辑》、《城乡中国》、《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数网竞争》、《产权与制度变迁》个人履历1950年出生上海。
1968年响应国家上山下乡号召，插队落户到东北农场。
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
1982年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工作。
1985年7月，随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建制划归到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要为中央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提供中长期背景研究。
其间专业研究领域包括农村和国民经济结构变化、土地制度和乡镇企业发展，主要的成果包括著作两本，重要论文若干篇，并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等奖励。
1989年至1995年在英美访问求学。
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学习，获得博士资格。
1996年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
任教期间为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
1997年被评为“北京大学最受同学欢迎的老师”。
周其仁的城乡思路读城乡中国（下）的感悟周其仁的城乡思路读《城乡中国（下）》的感悟《城乡中国（下）》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的一部重要著作，以其独到的城乡思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
通过对这本书的阅读，我深刻感到了周其仁关于城乡发展问题的独到见解和深刻思考。
下面，我将就几个关键观点进行分析与思考。
首先，我被书中对于城乡二元结构的解构所深深吸引。
传统上，城市与农村往往被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彼此的联系和互动很少，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也导致了许多问题的产生。
然而，周其仁指出，城乡二元结构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关系的两个部分，城乡一体的发展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仅仅侧重于城市的发展，或者单纯追求农村的农业社会化，都不能真正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我们需要转变观念，以城市建设带动农村的发展，以农村资源的合理利用支撑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周其仁强调了农村发展的重要性。
在如今城市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农村问题往往被忽视，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成为了制约城市发展的重要瓶颈。
周其仁通过系统分析农村发展的内外因素，提出了打破农产品市场壁垒、完善农地制度、加强村集体经济等一系列政策建议。
他认为，“农村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基础，只有彻底解决农村问题，中国现代化进程才能够真正完成。
”这一观点深深触动了我对城乡发展的思考。
还有，我被书中关于城市规划的论述所启发。
周其仁认为城市规划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需要立足于保护生态环境和延续历史文化。
他强调了城市在规划中需要考虑的问题，如人口、资源的平衡发展、城乡统筹规划等。
这些观点在当前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尤为重要，我认为政府和城市规划者需要更加关注周其仁的这些思想，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总的来说，周其仁的《城乡中国（下）》给我提供了许多新的思路和观点。
他的城乡思路深刻而独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城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
周其仁的城乡探索城乡中国（下）的启迪周其仁的城乡探索 - 城乡中国（下）的启迪城乡一体化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向之一。
然而，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差距日益加大的问题仍然存在。
为了研究并解决这一问题，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在他的著作《城乡探索城乡中国（下）》中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和理念。
本文将以书中的观点为基础，探讨周其仁的城乡探索，希望能够对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建立良好的城乡关系周其仁认为，城市和农村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整体。
城市是农村的消费者和市场，而农村是城市的供应者和后备力量。
因此，建立一个良好的城乡关系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首要任务。
城市和农村之间应该加强合作，促进资源的共享和互利共赢。
同时，政府也应该采取措施，提高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城乡差距。
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在《城乡探索城乡中国（下）》中，周其仁提到了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
他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是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农村产业的支持力度，鼓励农民参与农村产业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同时，也要加强对农村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重视，保护好乡村的生态环境，提高农村的品质和吸引力。
三、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问题一直是制约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问题。
周其仁在书中指出，合理利用和配置土地资源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础。
政府应该加强土地管理，遵循科学规划和公平分配的原则，推动土地的流转和集约利用，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鼓励农民参与城市建设和土地开发，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四、促进人才流动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人才流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周其仁认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人才流动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和支持。
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村的人力资源水平，鼓励农村人才到城市发展。
同时，也要为农村人才在城市落户、创业提供更好的政策和环境，提高他们的归属感和发展空间。
周其仁经济观察报2012年2月27日星期一中国很大，不过这个很大的国家，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块是城市，另外一块是乡村。
中国的人口很多，不过这十数亿中国人，也可以说仅分为两部分人：一部分叫城里人，另外一部分叫乡下人。
这样看，城乡中国、中国城乡，拆开并拢，应该就是一回事。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城乡美国、城乡德国、城乡法国或城乡日本，更可以说城乡巴西、城乡印度和城乡俄罗斯，因为除了少数例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土地人口，差不多一概都是城乡两分天下。
“城市国家（city country）”是有的，譬如新加坡，整个国家由城市组成，完全没有乡村，不过那里的城市人，不少还是从周边其他国家的乡村里来的。
倒是没有“乡村国家”这回事——整个国家全部由乡村组成，完全没有城市——不但当今没有，似乎很远久之前也从来没有过。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的名著，上世纪40年代发表的时候，中国早有了城市。
费老本人受教过的苏州大学和清华大学，都在有名的中国城市里；后来他到伦敦大学深造，更是地处世界大都会。
或许是城乡之间深刻的分野，才激发前辈学人认知城乡、认知中国。
这是说，一个国家分为城乡两个世界，是相当普遍的现实。
当然，普遍性总是隐藏在一个个的特殊性当中的。
概而言之，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城市所占比例高，城乡之间的差别不那么大，所以人们一般不取城乡角度讨论经济社会问题。
像美国和法国，今年皆大选之年，不过好像没有听说哪一党哪一派拿那里的城乡问题说事。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经济体，城市部分比例小，城乡之间鸿沟大，这就决定了国家发展的基础、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
这也不难理解，要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那么离开了农村、农业和农民状况的根本改善，国民经济是搞不起来的。
城乡中国本就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社会结构，所以无可避免地带有城市化率低、城乡差距大的特征。
可是几十年来中国在战略、体制和政策方面不断的选择与实验，也让今天的中国城乡具有若干鲜明的、不容漠视的特色。
其一，“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其二，市场改革激发了大量的城乡人口流动，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经济机会的版图分布，也形成着新的社会结构；其三，城市化加速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造就了城乡关系极为夸张的紧张。
并没有把握说，这些现象他国全无，惟我中华独有。
但是横看竖看，这样的三个现象交织到一起，把以十亿计数的中国人都网罗其中、欲罢而不能的，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多见的机会。
不是吗？刚刚过去的春节，仅铁道部公布的春运人数就达2.21亿人次；算上公路、水路和民航，春节前后40天全国客运量过了30亿人次！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比的：世行有报告说美国每年3500万人更换居所，也是人口流动的大国。
不过，那边是长期搬迁，这厢却是短期探亲，过完了年节还要“打道离府”的。
再往上追，1860年代的美国无疑也是个发展中国家，西部大开发、大搬迁青史垂名。
可是以我2003年在耶鲁法学院图书馆里查看到的资料，当年的美国移民多半就是举家西行，不似我们这里，光“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就有好几千万。
让我辈无法别过头去置之不理的，不仅仅是城乡中国悲喜纠结，还因为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有着尚不容易阐释的逻辑。
工业化搞不起来，城镇给不了乡下人更多的机会和容纳空间，好懂；可是国家工业化如火如荼，城市大门却对农村日益紧闭，却实在不好懂。
再有，人往高处走的动力学，好懂，所以工业化、城市化伴随大量移民，不断从低收入的乡村地区移向机会与收入较高的城市，也好懂。
从这个逻辑出发，城乡的收入差距大，才刺激强劲的进城移民运动，等到更多的农村移民融入城市，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就可以趋近。
可是迄今为止，中国的城乡差距激发的似乎只是“进城打工”，他们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到城市赚钱，年纪大了还是回家。
这岂不是说，城乡收入之差，缩短一段时日之后又要重新拉大？还有那所谓的“土地城市化超过了人口城市化”——从没听说过这个别扭概念的读者，要容我以后细说——岂不是确认，中国城市化的加速意味着人口在空间分布的密度下降？如是，叫城市化，还是叫逆城市化呢？！最不好懂的，是工业化城市化驱动的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居然给城乡中国的带来出乎意料的紧张。
我读到的相关新闻，十之六七，要件不是一幅地，就是一处房。
奇了怪也：房和地不就是“生产要素”吗？平平和和地“配置”不就得了？就算市场上供求双方利益相向，不是还有句老话“买卖不成仁义在”吗？怎么要闹得如此火爆，个别场景居然还要舞枪弄棒的呢？个人不相信那些深不可测的“斗争学说”，而倾向于认为，这里面总是哪个制度和政策环节没有妥帖，才让中国“浩浩荡荡、顺之者昌”的城市化加速，从某个角度看去好像是中了什么诅咒一般的可怕。
当然，过于沉重的题材，也不适合拿来连续开专栏。
幸好，“城乡中国”不是这样的题目。
讲过的，天下人不是城里人就是乡下人，或者像农民工，可算在城乡之间进进出出的流动人——因此估计，对城乡中国感兴趣的读者可能不少。
其次，“城乡中国”看来严肃，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试举一例：你要怎样让一个老外很快明白什么是“小产权”呢？“small property”肯定满拧，“informal rights”又多半误导。
也不要以为老中就个个都知道，看这两天的新闻，“国土部又要清理小产权房”云云，那标题里有一个概念是混搭出了错的——从来只有“小产权地”，没有“小产权房”。
此说何据？看本专栏吧，总有一天我会告诉你。
是的，在城乡中国的大题目之下，妙趣横生的小题目多得很。
“城中村”，也许各位略有所闻，不过欲知其详，我们还需要一道前往探查。
“村中城”呢？很少听说，怕要实地看了江阴地方号称天下第一村里那座300米高的摩天楼，我们才算知其然。
还有“城中城”哪，几年来区区在下追踪访问过那么几座，颇有感悟，很乐意与读者分享。
“是城似乡”则所在多有，费老当年刻画的“乡土中国”，不但在观念与人际关系方面依旧覆盖着今日的城乡中国，而且直观地看，很多大都会城市的很多空间其实还“相当的农村”，人们见怪不怪就是了。
中国的城城乡乡之间，有多少现象值得梳理，又有多少道理值得探究？所以，早就想写一组城乡中国的系列评论。
观察的基础还算厚实。
自2007年在“50人论坛”成都研讨会上听到当地城乡统筹的改革经验之后，这五年来对成都的调查访问就没有断过线。
不是我一个，而是一群有此同好的同事和同学。
我们不但细看城乡成都，还参照调查了重庆、长沙、浙江嘉兴、天津、京郊、镇江、南海与深圳，在横看侧看之间寻寻觅觅，期望增加对城乡中国的认识。
一回头时间还过得真快：2008年1月一起在都江堰大观镇茶坪村住在老乡家里的几位同学，留学的留学，工作的工作。
对越积越多的调查素材，应该是进一步加工的时候了。
本专栏算我开个头，希望逼我们的后起之秀写出更好的著述来。
一如既往，写系列专栏一概不预定计划。
元旦刚刚结集成册的《货币的教训》，起于前年4月20日那篇“口水能决定汇率吗？”原本的写作冲动，就是为自己、也为同学和读者对吵得一天世界的人民币汇率问题理出个头绪来。
完全没有计划，就是一篇一篇写，没想到一共写了50篇，其间忙过几个其他题目，还有几次断稿，前后居然持续一年半。
再上一个系列是医改评论，开工的时候是冲着所谓新一轮医改方案形成时的辩论而去的，本以为新方案不久可以面世，不料人算不如天算，我写到40篇的时候，那个医改方案还没有出生。
要讲的都讲了，停就停吧，说起来也是“止于当止之处”，不违作文之道。
倒是2002年写的那个系列——《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起笔之前在笔记本电脑上一口气打出十多个关键词，似乎是预备讨论的题目。
可是一旦开写，笔下似乎自有展开的逻辑，就不管预想的计划了。
有此经验，写系列评论恐怕还是没有计划的好。
若问《城乡中国》会写100篇吗？答案是不知道，听其自然算了。
可以让读者放心的是，在下生性愚钝，却还不算蠢笨，同学、编辑和读者略有提点，我就知所适从，懂得就坡下驴的。
顺便交代一句，读者来信我不会一一都回，但看还是会看的。
骂我的也会看，就是看得飞快些，除非真的骂出了水平。
城乡中国以“城”字打头，那就先打量一番城市吧。
让我从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谈起。
这场吸引了7308万人入园参观的世纪嘉年华，全部300多个参展主题展示，包括2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馆、18个企业馆、中国内地31个省市区馆以及香港馆、澳门馆、台湾馆，还有近80个城市最佳实践区案例馆，演绎的中心主题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自己没有看成世博，除了开馆前，应王石之邀参加过万科馆的开建仪式。
很想去的，只是那超级排队的纪录让我到最后还是裹足不前。
有同学看了回来兴冲冲地讲见闻，我问那主题演绎得如何？回答是，主题的中英文表达有异，似乎看不出演绎的究竟是哪一个。
看来是很容易就挑到的毛病：“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斩钉截铁的因果关系。
“Better City，Better Life”呢？条件的含义很明显——（如果有）更好的城市，（当有）更好的生活。
难怪引出了一场热闹的插曲。
那是在世博开幕前，主办方举行世博论坛阐释本届主题。
应邀请前往讲演的各界知名人士中，有一位韩寒。
谁也没有料到，这位小老弟上台开口第一句话，就刮起一股寒风。
他说，“我讲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糟糕。
”看了网上的纪录，他无非是把大都会城市生活糟糕的那一面，数落了一通。
看来看去，顶多算与世博主题的中文翻译唱了个反调。
要是冲着英文去的，韩寒再寒，怕也只能说，“糟糕的城市，定有糟糕的生活”。
中国人百年办一场世博，怎么主题的中译会出破绽？心有不甘，反正又不去现场了，就找背景资料来读。
原来从1999年决定申办世博会起，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就开始研究主题。
“课题组总结了主题选择的9条原则，从32个提名主题中初选了3个，其中两个与城市有关。
同年11月，时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的菲利普森在访问上海时，提出了10条主题表述，每一条都包含城市与生活。
在整个主题研究的过程中，有关专家举行了无数次研讨，最后确定了上海世博会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主持其事的有位幕后人物，叫季路德。
履历说，他曾是北大荒下乡知青，后来回到复旦任教，自上海申办世博第一天起就参与工作，从申博到办博，前后历时11年。
季先生主管的就是世博的主题演绎，所以当记者问及主题的中英文“两者内涵似乎有差异”时，由他出面阐释：“中英文在深层次是一致的，中文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英文则是并列的关系。
当然，现在有人说城市根本不美好，你为什么要说它美好？但是我们也要问，我们的道路、方向应该是怎样？不能说生活的城市不美好了，就质疑这句话，这句话不是一个结论，是一个方向。
”麻烦还是挥之不去。
如果强调方向与目标，直译“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不就结了？独独一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怎么还是让人觉得好像漏掉了前提——让城市更美好。
不讲条件，定断“城市一定让生活更美好”，岂不是把天下对城市生活有抱怨、有批评、有指责的人们，统统推到“城市让生活更糟糕”的大旗之下？看来，这不是容易弄懂的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