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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余华小说特点（一）苦难和“人性恶”之主题八十年代中期先锋小说在中国文坛兴起，先锋作家们在主题上大多都选择了对人生人性的关注，而余华对这种关注似乎显得更惊心动魄，更让人触目惊心。
他把生存苦难作为小说的基本主题，从他八十年代的小说来看，“苦难”就像原罪一样是人类永远挥之不去的阴霾，人类生来就是受苦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须忍受隔膜，忍受伤害，忍受亲情的丧失和理想的破灭，暴力、死亡、世界的荒诞性和非理性构成为人类生存困境的表征，构成了这个苦难世界的本质。
余华小说中采用了不介入的方式，把世界的苦难加以冷酷地铺排渲染，使苦难获得了某种纯粹透彻，某种与生俱来性和非意志动摇性。
暴力是余华小说的核心命题，是一切苦难的推动力，并将其定位在源于人原始生命力的冲动，在这一冲动下，亲情、友情等的社会关系，变得不堪一击，兄弟父子，夫妻朋友之间相互争斗和残杀，人的暴力本能超越了人的理智，使人类永远难逃苦海。
（二）循环叙事、时间幻觉等手法的运用。
结构作为先锋小说最重要的形式话语，对先锋小说文本的表现形态可以说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先锋小说家们既可以通过借鉴了西方形式主义小说，获得相近似的结构品格和文本魅力，又可以把形式作为展示他们才华及智力的舞台。
首先，循环叙事对传统小说实现了文类的颠覆与解构。
余华的小说文本从情节与意义的生成两方面构成了对公案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和武侠小说等的解构与反讽，代表作品分别是《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和《鲜血梅花》，仅以对武侠小说的仿作《鲜血梅花》为例，它有着武侠小说的最普通的外在形态，小说主人公一代宗师阮进武之子阮海阔，既无超人的武功，也无除暴安良的大志，在他踏上为父复仇之路后，却发现只是在进行着一次无望的漫游，而漫游的结果是仇人已死，从而复仇不再，于是故事又回到了原点。
比起古代武侠小说以及当代武侠代表作家金庸的作品而言，《鲜血梅花》中根本没有丝毫可称为武侠经典的地方，它将“复仇”变成了“寻找”，剥夺了小说原本应有的因果性动力，人物只是按程式行动，已经不再具有相应的动机，最终小说的悬念(杀父仇人究竟是谁)揭开(己死)之日，也是阮海阔回到原点之时。
80年代小说概述
一80年代前期:新启蒙思潮影响下的小说创作
1.80年代前期的小说创作两种趋向:
A对历史、文革的叙述:破除、反思深藏于我们社会、民族乃至文化心理中的不适应现代
化的封建性因素
B对时代变动、改革的企望:表现社会、时代的变革，呼唤、勾画一幅新的社会图景，发
挥文学的作用构筑民族国家的蓝图
使国家摆脱落后、蒙昧，实现现代化，建立现代民族民主国家的心理渴望。
2对文革、历史的叙述
A伤痕文学-- 《班主任》、《伤痕》
B反思文学：王蒙、高晓声等
C知青文学阶段
个人性反思
对文革历史大规模、集体性的反思文学的终结
3感应时代大变动的叙述
A改革文学
B其他作家的创作: 书写对象的变化书写重心的变化
C主流之外的小说创作: 汪曾褀冯骥才邓友梅
二．80年代中后期: 以反启蒙姿态出现的小说创作
1．思潮变化原因:
A现代化的发展
B启蒙任务的初步完成，新启蒙思想弊端的显露:
对文学主体性的伤害
对文学书写丰富性的制约
2新的变化
由对历史的书写转为更多地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生活、生存层面
由对抽象的、大写的人的描写，转而表现小写的人，“向内转”。
创作方法上，由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创作方法的探索、实验开始出现（现代主义）。
文学观念上，由关注文学的社会责任、干预功能转而重视文学自身问题。
文学的艺术性被提到本体论的地位，因而文学创作呈现出反启蒙的色彩。
3小说创作
寻根小说：韩少功、李杭育、王安忆等
现代派实验小说：刘索拉、徐星等
新经济、文化背景下的小说创作——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
女性作家的小说创作：张洁、王安忆等。
80年代小说综述新时期文学（1977—1989）是经历了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之后重新崛起的文学，也是处于改革开放中不断变革的文学，期间，中国作家被压抑的创作生命力迅速喷发，使得80年代小说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单一走向了多元。
整个80年代是20世纪末期中国小说家热情最为高涨、探索最为积极、所取得的实绩极为可观的10年。
并且，80年代小说显示出潮流的特征，先后或同时涌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
一、伤痕文学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全新的文学思潮。
社会主义新时期是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历史起点的，而伤痕文学是文革后清算文革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最直接反映，当时政治上、思想上拨乱反正在文学中的影射。
那一场历经十年的浩劫对灵魂的摧残尤其容易造成惨痛的心灵创伤，但这只有在挣脱了精神枷锁、真正思想解放之后，人们才能意识到这“伤痕”有多重、多深。
这是伤痕文学喷发的历史根源。
伤痕小说作为1977—1980年间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以四川作家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发端。
小说一经在《人民文学》发表，立即引起轰动。
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
小说揭示了文革悲剧，展示文革给人们造成的生活苦难和精神创伤，控诉“四人帮”极左毒害的小说创作潮流。
它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
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
在当时，产生较大社会反响的伤痕文学代表作，还有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王蒙《最宝贵的》、王亚平《神圣的使命》、陈国凯《我该怎么办？》、孔捷生《在小河那边》、韩少功《月兰》、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和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80年代文学特点1．概述（1）1976年底“动乱”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文学并未实现从“动乱文学”的转变。
写作者的文学观念、取材和艺术方法，仍是它的沿袭。
（2）“动乱”模式的明显脱离始于1979年。
在此之前，已有一些作品预示了这种“转变”的发生。
如发表于1977年11月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刘心武）和发表于1978年8月的短篇《伤痕》（卢新华）。
这些艺术上显得粗糙的作品，提示了文学“解冻”的一些重要征象：对个体命运、情感创伤的关注，启蒙观念和知识分子“主体”地位的提出等。
2．阶段划分以1985年前后为界，80年代文学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1）80年代前期文学界在纷杂的思想文化“发掘”与“输入”的热潮中，寻求反叛“动乱”模式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想、文学话语资源。
人道主义的启蒙精神、“现代派”文学等，是集中的关注点。
在这段时间，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都与对“动乱”的批判、反思有关。
具体表现为：①小说方面，出现了“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的潮流。
②诗歌创作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复出诗人”的“归来的歌”，和青年一代的“朦胧诗”创作。
③承接“当代”的传统，戏剧（特别是话剧）主要是与“动乱”有关的“社会问题剧”。
④艺术观念和方法上更为深入的变革尚未受到关注。
总体而言，这个阶段文学的取材和主题，主要指向社会-政治层面，并大多具有社会-政治干预的性质。
文学承担了政治预言与动员任务，扮演触及思想理论和文学“禁区”的先驱者角色，与公众的生活情感建立紧密关系；不同的政治观念、文学想象，以及权力结构中的利害关系，演化为一系列的论争与冲突。
（2）80年代中期文学界革新能量开始得到释放，创作、理论批评的创新出现“高潮”。
因为1985年发生的众多文学事件，使这一年份成为作家、批评家眼中的转变的“标志”。
这具体表现在：①在文学“潮流”上，有文学“寻根”的提出，和由此产生的“寻根文学”。
另外则是“现代派”文学的出现。
②小说上，出现了一批与“伤痕”“反思”小说在艺术形态上不同的作品，如《冈底斯的诱惑》《你别无选择》《透明的红萝卜》。
80年代小说的思想特征20110211 25 何柳青整个80年代，是20世纪末期中国小说家热情最为高涨、探索最为积极、所取得的实绩极为可观的10年。
小说以其广阔的艺术视野、恢弘的艺术创新和绚丽的艺术风格展现出千姿百态的世相人心，满足着不同层次的审美需求，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小说画廊。
（一）伤痕文学80年代小说的发展承接着70年代末期的伤痕小说。
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引起了巨大轰动，成为伤痕文学的发端之作。
小说揭示的是文化大革命给孩子留下的内伤，通过他们的畸形性格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畸形本质，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
1978年8月，卢新华的《伤痕》发表，该小说写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所造成的悲剧，揭露了文化大革命中残酷的“阶级斗争”和反动的“血统论”给人们心灵造成的重大伤痕，于是逐渐形成了伤痕文学的创作热潮。
主要作品有：郑义的《枫》、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的《芙蓉镇》、莫应丰的《将军吟》、王蒙的《最宝贵的》、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肖平的《墓场与鲜花》、韩少功的《月兰》等。
伤痕文学主要从三个方面表现文革十年动乱给人民带来的伤痕：一是精神意识的荒芜与畸形；二是心灵情感的压抑与残缺；三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美丽关系的严重破坏。
这阶段的文学主要集中于对社会和人生伤痕的表层描写上，带有文革泄愤的倾向，缺少深刻的悲剧性思索。
但在文学上具有开拓意义，是文学冲破极左思潮全面复苏的信号，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现实社会问题，在美学风格上张扬和确立了丰富的悲剧意识，是社会主义当代文学第一批悲剧文学，具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文学的性质。
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强化。
伤痕文学的问世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的开端。
它是觉醒了的一代人对刚刚逝去的噩梦般的反常的苦难年代的强烈控诉，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是对文革的整体否定。
二、人们发现了久违的悲剧精神。
三、开始注重对普通人的刻划，从而摆脱了文学只能反映“工、农、兵”甚至只能以“英雄人物”为创作重心的教条规定。
四、在表现对象上出现了空前的广泛性。
但伤痕小说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一、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
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
二、在艺术表现上显得十分幼稚，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
作品的情感表露也趋于肤浅。
三、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
四、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
早期的“伤痕文学”主要表现祖国在动乱之中的巨大灾难，道德良心在悲剧时代里的沦丧，青春、生命在非常时期内所遭到的凌辱与毁灭，爱的痛苦与失落以及人的非人遭遇，这一切都表现出对以往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识。
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作品中充斥着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
伤痕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开拓性意义，思想深刻：一、它冲破了“四人帮”极左文艺的种种清规戒律，突破了一个个现实题材的禁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社会问题，并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批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二、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遵循现实主义美学原则，“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开启了80年代文学现实主义深化的道路；三、它在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地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立场来塑造人物，描写了人性遭受专制主义与极左路线摧残的悲剧，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先导。
（二）反思文学在伤痕文学的同时，一批作家对现实主义创作主张进行深化，对历史进行悲剧性的反思，创作了一批具有思想深度和历史深度的作品，史称反思文学。
反思文学的两大主题：一是人民的主题，确立的人民--上帝的观念；二是人的主题，使新时期的文学进一步走向了人学。
1979年2月《人民文学》发表了茹志鹃《被剪辑错了的故事》，是反思文学的起步标志。
比起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目光更为深邃、清醒，它从社会、政治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从历史经验的高度揭示文革的荒谬性和对“人”的全面伤害，主题深刻，带有强烈的理性色彩。
主要作品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茹志鹃的《被剪辑错了的故事》、刘真的《黑旗》、高晓声的《刘顺大造屋》、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路遥的《人生》、叶文玲的《心香》、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
反思文学中的反思包括三种方式：历史反思、现实反思和生命反思。
同时表现出三种特点：历史理性、道德理性和纯粹理性。
表现为两种美学追求--理性化和悲剧意识。
反思小说的主题丰富，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揭示建国以来左倾路线的思想根源。
第二、反思了普通人的历史责任问题。
第三、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控诉左倾思潮对人性的毁灭，歌颂人性与人情。
反思文学的思想深刻：揭示封建残余势力和封建意识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和人们在精神上的烙印；反思建国以来政治经济生活的各种运动和“左倾”思潮给对人们的生活和命运的影响；表现对党和人民的关系的反思和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对扭曲的人格或不健全的文化心理以及国民性的剖析和针砭。
（三）改革文学1979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以磅礴的气势开了改革文学先河。
小说关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记录了改革的艰难以及带来的伦理、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注重改革者的形象塑造。
改革小说的题材分为农村和城市，代表作如下：一、农村题材“改革文学”代表作：贾平凹《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浮躁》，何士光《乡场上》、王润滋《鲁班的子孙》、张炜《秋天的愤怒》、《古船》等。
二、城市题材“改革文学”代表作：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新星》、张洁《沉重的翅膀》、李国文《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男人的风格》、王蒙《坚硬的稀粥》等。
改革小说的主要特点是：热忱呼唤改革，对改革的进程作了及时快捷和持续的反映和描写；力图整体反映变革中的时代、社会与人，真切地描绘出改革是一个夹杂着无数挫折、失败、困惑，但有高扬着理想希望的不可逆转的复杂过程；创造了一批改革家、开拓者形象为中心的“当代英雄”。
改革文学调整了文学反思历史，向后看的视点，使文学“回到当下”。
但与历次的文学当下关注相比，这一次文学的功利主义、功利话语与审美结合得比较好。
体现在一是对改革的阻力进行了深刻的描绘和思考，文学较好的表现了落后与发展之间的物质、精神冲突；二是对改革的进程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进行了全程式的关注。
三是探索具有理性，文学而不再是感性支配下的政治参与。
（四）寻根小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小说的基本言说，采用了其所处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社会情境下的主导性政治话语，其所具有的启蒙功能主要立足于社会政治层面。
它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当时的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社会政治实践进行文学的论证。
而1985年前后形成潮涌的寻根小说创作，则是超越了社会政治层面，突入到历史与文化的深处，对中国的民间生存和民族性格进行了文化学的思考。
1985年，韩少功、阿城、郑义、郑万隆、李杭育等相继打出了“寻根”的旗子，他们反对一味追求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创作倾向，提倡把文学的“根”扎在本民族的岩层中。
同时受到学术界的“文化热”影响，旨在追溯民族文化渊源，对传统文化予以审视、剖析和继承，文学史上称为“寻根”小说。
主要作品有：韩少功的《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陆文夫的《美食家》，阿城的《棋王》、《树王》、《遍地风流》，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贾平凹的《古堡》、《远山野情》，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沙灶遗风》，冯冀才的《神鞭》等。
寻根文学的显著特点是：具有现代意识，以现代意识关注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创作手法上传统和现代相融合，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方法，丰富和加深了作品的文化意蕴。
寻根文学的意义：一、它导致了小说由以往所关注的社会领域向文化领域的变革，使小说由当代社会生活的仆从成为广阔的文化与人性领域的探索者。
二、在小说的艺术层面上，寻根运动使小说摆脱了一个遵照生活逻辑与客观时空逻辑进行写作的时代，也摆脱了一个社会政治的话语时代，而开启了超验的和“虚构”的时代。
寻根文学的影响及局限影响：寻根文学标志着中国小说创作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是文化意识的形成，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单一的政治视野；二是寻根文学中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融合，打破了小说创作中现实主义的单一格局，在语言文体、隐喻象征、叙述方式、作品结构等方面都有所创新，表现了文学创作的自觉。
“寻根文学”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上无疑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很多寻根作家在创作时吸收了大量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在促进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上功不可没。
局限：大多数作家对“文化”概念的理解是“以偏概全”的，他们往往抓住某种民俗、习惯便刻意进行渲染，而忽略了对“民族性”的真正解剖。
尤其是一些作家对现代文明的排斥近乎偏执，一味迷恋于挖掘那种凝滞的非常态的传统人生，缺乏对当代生活的指导意义，而导致作品与当代现实的疏离，这造成了几年后“寻根文学”的衰微。
（五）先锋小说在寻根文学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种重视叙事的实验，在创作上表现出强烈实验性的先锋小说。
文学史上有“探索小说”、“实验小说”、“现代派小说”、“新潮小说”、“后新潮小说”等不同称谓。
主要作家有：马原的《拉萨河女神》（1984），《冈底斯的诱惑》（1985），《西海的无帆船》（1985），洪峰的《极地之侧》、苏童的《平静如水》、余华《现实一种》、《鲜血梅花》、《古典爱情》、格非的《迷舟》、《褐色鸟群》、孙甘露的《访问梦境》、以及叶兆言、北村、林白、海男的小说等先锋小说的创作特点：1.在文化上，表现为对意识形态的回避、反叛与消解；2.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传统的真实观，一方面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另一方面放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3.在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更加平面化，结构上更为散乱、破碎，人物趋于符号化，性格没有深度，通常采用戏拟、反讽等写作策略。
先锋作家们是以一种反叛和激进的姿态来实现自己关于文学的“有意味的形式”，创造了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并且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改写了当代中国小说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和小说本身的定义，对于传统的文体理论及观念是一次挑战，因为它对于传统的小说文体模式，既不是文体变异也不是文体嬗变，而是一种文体解构。
先锋文学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独创性、反叛性与不可重复性，因此，真正的先锋是精神的先锋，是体现在作家审美理想中的自由、反抗、探索和创新的艺术表现，是作家与世俗潮流逆向而行的个人操守，是对人类命运和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前景的不断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