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被害人程序权利保障体系之完善
- 格式：doc
- 大小：31.00 KB
- 文档页数：5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程序权利保障体系之完善
【摘要】加强刑事被害人程序权利保障意义重大，不仅可以改善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被动和不利地位，而且也可以保障刑事被害人得到公正的诉讼待遇，从而确保刑事被害人实体权利得到保障之时能“心悦诚服”，在实体权利未能得到充分保障之时也能“服判息诉”。本文论述了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之不足和完善保障体系的设想，以期抛砖引玉，为我国加强对被害人程序权利保障提供参考。
【关键词】程序权利；保障不足；完善体系
被害人学（Victimology）是刑事法学中一门新兴的学科，始于二十世纪中叶。当前，世界各国的学者对被害人学的研究方兴未艾，被害人学已经成为刑事法学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门学科。随着被害人学的兴起和发展，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已经成为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加强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已经成为法律实务和理论界的共识，本文将探讨加强被害人程序权利保障的问题。
一、刑事被害人程序权利保障的不足之处
诉讼公正实际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两个方面，各自有其独立的公正内涵和标准，不能互相代替。①犯罪侵害的法益的保障离不开被害人作为当事人对于刑事追诉活动的实质性参与，程序权利是被害人实体权利得以实现的依托，也是实现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作为刑事审判程序的最低限度公正标准之一的程序参与原则的核心内容就是那些权益可能受到刑事裁判或诉讼结局影响的主体应当有充分的机会富有意义地参与刑事裁判的制作过程，并对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其有效的影响和作用。②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虽然是诉讼主体，但由于其紧紧依附于公诉机关，他们在诉讼过程中的诉讼权利是残缺不全的。在我国，被害人享有诉讼当事人的地位，被赋予了许多的诉讼权利，但是其知情权等权利却未能得到充分保障，使得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有名无实。
（一）侦查阶段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不足
法律规定，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时，应告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却未相应规定要告知被害人，特别是对不批准逮捕决定，被害人可能因此一无所知，这显然使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失去平衡，大大削弱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30条规定：“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并且通知原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但对于撤销案件应否告知被害人却没有明确规定。这显然与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不符，不利于全面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使得被害人对侦查程序的影响力极为有限。
（二）审查起诉阶段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不足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3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见。”据此，被害人在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有权发表意见。但由于该阶段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不足，其发表意见权和制约公权力的权利也受到很大限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对被害人进行告知的规定不具体
刑事诉讼法第4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诉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但对告知方式未作具体规定，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通常采用邮寄方式送达告知书，一旦地址不符或者出现其他情况，被害人就难以获知有关信息，也就失去向检察机关反映自己意见的机会。
2.不起诉决定只告知附带民事赔偿案被害人
刑事诉讼法第145条规定：“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决定不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人民检察院应当将复查决定告知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于司法机关对被害人知情权的漠视，本条在执行中通常只限于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的被害人，而大量不属于附带民事赔偿案的被害人对这一结果的知情权往往被剥夺。其后果是群众对案件产生许多猜忌，严重影响了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不利于法律的实施。
3.不起诉决定中忽视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情节轻微”和“情节较轻”的具体标准，导致了不起诉裁量权在实际运作上尚具有一些模糊性，办案机关往往以书面审查为主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被害人对公权力的制约被虚化。
（三）审判阶段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不足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被害人有权参与审判，但却并未规定进行审判时，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应当将有关情况包括程序开始和终结的情况向被害人及时进行通报。这就使得被害人通常无法及时掌握诉讼的进展情况。立法和司法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忽视使被害人在审判阶段沦为旁观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被害人参与庭审的权利无从保障
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后，应当将人民检察院的
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被告人。但对于是否应送达被害人，却未作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但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开庭前必须通知被害人到庭，司法实践中，公诉案件除附带民事案件外，被害人极少出庭，其参与庭审的权利亦无从保障。
2.对被害人告知不及时
刑事诉讼法第163条规定：人民法院当庭宣告判决的，应当在五日以内将判决书送达被害人，定期宣告判决的，应当在宣告后立即将判决书送达被害人。但许多基层人民法院的法官由于案子多、时间紧，加上对被害人告知义务缺乏足够的认识，往往不能按照法律规定的期限送达，使得被害人及其家属对于案件的处理结果无从知晓。3.被害人较难获知判决结果
刑事诉讼法第184条规定：“被告人提出上诉的，原审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以内将上诉状连同案卷、证据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同时将上诉状副本送交同级人民检察院和对方当事人。被告人、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直接向第二审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以内将上诉状交原审人民法院送交同级人民检察院和对方当事人。”同时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的抗诉，应当通过原审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书，并且将抗诉书抄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原审人民法院应当将抗诉书连同案卷、证据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并且将抗诉书副本送交当事人。”由于未明确规定送达被害人的方式及送达抗诉书的期限，司法实践中除非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否则很难获知案件判决的情况，这同样损害到对一审判决的抗诉请求权和对终审裁判申诉权的行使。
4.被害人对法院裁判结果影响有限
我国被害人在庭审中没有最后陈述权，很难对法院裁判结果产生实际影响，出庭与否效果一样，因此被害人不出庭是司法中的普遍现象，公诉案件除附带民事案件外，被害人一般极少出庭。
二、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程序权利保障体系之设想
我们的时代是“走向权利的时代”，作为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两个重要方面，被害人人权保障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也应符合时代的精神，而不应顾此失彼。我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在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同时，也应赋予被害人基本对应的诉讼权利，平衡二者在刑事程序中的作用，有助于刑事构造的均衡。③
（一）充分保障刑事被害人的知情权
被害人应当有获得有关案件处理情况、自身权利和人身安全的信息的权利，应当扩大被害人知情权范围，将犯罪嫌疑人是否被拘留或逮捕，或者被采取其他
强制措施，强制措施是否变更，是否释放，释放的理由是什么，退回补充侦查、撤回起诉、法律适用等情况告知被害人。当然，被害人知情权的内容应以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隐私，不泄露国家秘密，不妨碍司法工作的进行为界限。这种告知程序应当具体落实在刑事案件各诉讼阶段，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有义务及时、准确地告知被害人在诉讼中所享有的权利和案件处理进展情况。同时应当明确不依法履行告知程序而造成不良后果的纠正程序和必须承担的责任，如被害人知情权受到侵犯后，有权要求弥补或赔偿。充分保障刑事被害人的知情权，有利于增强刑事程序运作的透明性，维护被害人的尊严，强化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使被害人真正成为刑事诉讼的主角而不是旁观者，从而提高被害人对司法的认同感，提高司法的公信力，避免被害人对司法机关产生不满情绪和不信任感，引起不必要的申诉、上访等情况，节约司法成本。充分保障刑事被害人的知情权，还有利于发挥被害人对刑事诉讼的监督作用，消除暗箱操作，抑制司法腐败，促进司法透明，保证司法公正。
（二）完善刑事被害人对不起诉的监督和制约
被害人虽然依附于公诉人，协助公诉人履行控诉职能，并不具有原告的独立诉讼地位，但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切身的利害关系，进一步完善现有的被害人对公诉机关不起诉决定实行监督的制度，有利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主体制度建设。被害人因其特殊的诉讼地位，必然始终关心案件诉讼进展，有利于发挥其当事人地位的作用，加强其对诉讼过程的监督和制约。对于不起诉案件，在程序上应当增设一个类似听证会的程序，检察机关此时负有展示案件证据的义务，被害人依此来了解案件的证据情况，④从而保证被害人顺利地行使进行申诉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的权利。
（三）强化刑事被害人对法庭审理的参与和影响
审判的本质就在于受判决直接影响的人能够参加判决的制作过程，一种法律制度如果不能保证当事人参加到审判活动中来，就会使审判的内在品质受到破坏。⑤被害人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与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应当切实保证被害人的审判参与权，这既符合诉讼规律和司法公正的要求，也有利于促进“案结事了”和“服判息诉”。被害人在法庭审理程序中的充分参与，能使其意见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得以表达，从而获得应有的尊重，哪怕最终结果并非如其所愿，其也更易接受裁判结果。因而，被害人参与法庭审理程序对于消弭仇恨情绪、修复社会关系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应当赋予被害人最后陈述权。法律为了切实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赋予了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相应地，法律也同样应该赋予被害人这一权利。因为经过了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庭审阶段的诸多活动之后，被害人对案件也应该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更深的理解，对诉讼结果也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应当允许被害人获得这一和被告人平等的诉讼权利，在最后阶段也有机会向法庭说明自己遭受的身体、经济、心理上的伤害，畅通情感宣泄渠道，表达对整个诉讼的评论，以便法官判断罪行的严重程度以确定合理的刑罚幅度。在刑事案件中，由于大多数案件定罪问题上的争议并不大，而当事人关注更多的则是量刑问题，因此有必要让被害人参与量刑程序，使被害人知悉案件量刑的理由，从而有助于增强裁判的可接受性，进而促进“案结事了”，实现“心悦诚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