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完善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完善

随着世界各国加强人权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权利也日益受到重视,尤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不断确立保护被害人权利的制度。我国1996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明确地把被害人提到了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但这与同样作为当事人的被告人相比,其在诉讼中的权利与被告人却不平衡。

一、当前我国刑事被害人的主要诉讼权利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我国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主要有:

(一)被害人与其他当事人所共同享有的权利

1.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

2.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其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

3.对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以及鉴定人员、翻译人员、书记员有申请回避的权利。具备《刑事诉讼法》第28条和29条所规定的情形之一的,被害人有权申请上述人员回避;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有权申请复议一次。

4.有关庭审阶段的权利。《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在庭审过程中有权参加法庭调查,可以向被告人发问、举证、质证、发表辩论意见、申请被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进行新的鉴定和勘验,并与公诉人、其他当事人、辩护人等互相辩论等一系列权利。

5.申请再审的权利。被害人有权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人民法院认为其申诉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04条所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的,应当重新审判。

(二)被害人所享有的专有诉讼权利

1.报案或控告的权利。被害人对于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报案或者控告,要求有关机关立案;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不立案的决定,有权获知原因,并可申请复议。

2.有权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委托诉讼代理人。《刑事诉讼法》第40条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诉案件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均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

3.对于公安机關不予立案的决定有申请复议和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86条规定对于被害人的报案,公安机关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的,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第87条规定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有权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由检察院要求公安机关说明理由,并予以纠正。

4.对于人民检察院所作的不起诉的决定有申诉的权利。被害人对于人民检察院所作的不起诉的决定,有权获得不起诉决定书,如果不服,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要求提起公诉;对于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不经起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5.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6.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权利。《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决定不服的,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抗诉,人民检察院在收到请求5日内,应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答复请求人。

二、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分析

(一)我国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护的不足

第一,赋予被害人的诉权不完整。集中表现为上诉权和控诉权不完善,一方面司法机关只把被害人的报案、指控的犯罪事实作为刑事立案材料的一种来源,而并不要求被害人承担全部控诉职能。我国刑事案件遵循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控诉模式,绝大多数的刑事案件,是由检察机关提起诉讼,检察机关对起诉权有控制权。尽管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害人在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均不追诉犯罪的情况下,可以行使控诉权,但往往因搜集证据能力不足而无法实现。由此可见,被害人在在公诉案件中并没有独立的控诉地位,只是作为检察机关的辅助从属地位而存在。而马克思认为“起诉权是独立的私人的理所当然的权利”,“不承认私人对自己案件的起诉权的法律是违背社会最起码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被害人对法院尚未生效的一审判决没有上诉权,不服一审判决只能通过请求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的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否进入第二审程序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检察机关手中。与被害人相比,被告人不仅具有上诉权,而且还受到“上诉不加刑”原则的保护,这使两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

第二,被害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在庭审阶段只起辅助作用。这也是被害人诉讼地位不足的一个重要体现,一方面被害人大多由于公诉机关代为诉讼,被害人只能提出意见,对指控事实,诉讼请求的最后决定权还是在公诉机关手里。另一方面被害人在庭审过程中,举证、质证时只处于辅助地位。

第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不合理。在刑事诉讼中,只有直接的民事赔偿能够弥补被害人受到的损害。我国立法规定了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时附带民事诉讼的部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诉讼的效率,但对诉讼效率和效益的追求不应影响到对被害人的保护。同时这对于被害人来说是一项并不完善的权利。

第四,被害人的请求赔偿和国家补偿权利保护缺失。我国目前尚无被害人国家补偿的相关规定。犯罪造成刑事被害人因伤残、死亡的物质损失,如果犯罪人因无赔偿能力而无法赔偿的,就使的被害状况无法恢复,被害无限期的被延长。

第五,被害人缺失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被告人的法律援助有了明确规定,却忽视了对被害人法律援助的问题,这与其他国家相比是有差距的。而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的受害者,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所遭受的打击是最严重的,更需要专业性的法律援助,因此应对被害人获得法律援助进行相应的规范。 (二)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不足的原因分析

第一,刑事司法制度不灵活。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公诉代替私诉,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代替国家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人民检察院进行诉讼的任务就是惩罚犯罪、维护法治尊严,保护社会良好的秩序。而被害人参与诉讼是切实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这种公诉代替私诉的制度,被害人要等待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以及起诉后的补充侦查过程,即使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继续受到伤害,仍没有向法院起诉的权利,导致被害人的正当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

第二,人们对程序性的权利过程不够重视。在人们一贯的思想中,都认为如果罪犯最后承担了刑事责任,被害人得到了适当的赔偿,这就是一个刑事案件最公正的结果。事实上,如果被害人没有在诉讼过程中的各种权利,其最后的救济结果也很难得到保证。西方谚语曾说“程序是法治和恣意的分水岭”。由此也可以看出,不加强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诉讼程序不公正可能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法制不健全。

第三,立法的滞后性。被害人的许多权利都来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一部法律的出台要综合考虑许多因素,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诉法的修改没有和现实发展保持协调发展,同时立法者过度注重保护被告人的利益,造成对被害人保护的忽略。

三、保障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立法建议

(一)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和控诉权

这是许多学者倡导已久的问题,但也存在一些争议,持反对态度的学者认为,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打破了控辩平衡,使“上诉不加刑原则”形同虚设,同时被害人有可能滥用这项权利,从而增加了二审法院的工作负担,浪费国家司法资源。但笔者认为:由检察机关行使控诉权,并不完全代表被害人的立场,二者的出发点和目的并不完全一致,对于被害人的保护不一定照顾周全。被害人虽然可以请求检察机关抗诉,但人民检察院未必会认为被害人得申诉符合法定条件。因此应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可以更有效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诉讼权利完整性的要求和当代刑事诉讼法的发展趋势。

(二)完善被害人在庭审阶段的权利

当事人最基本的权利是出庭的权利,被害人在法庭上的其他权利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虽然我国法律规定被害人具有出庭的权利,人民法院应当传唤被害人,通知其诉讼代理人,传票和通知书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送达。但是实践中往往在法庭调查结束后才传唤被害人到庭陈述或只在法庭上宣读被害人的书面陈述,这在客观上严重损害了被害人的诉讼权利。笔者认为:被害人也应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而且应该是主动必要的权利。被害人可以对公诉机关的控诉意见进行补充,甚至可以反对公诉机关的意见,请求法院采纳自己的意见;在法庭辩论结束后,被害人也应有最后陈述权,有对即将形成的判决施以最后影响的机会。

(三)改革我国现有的刑事附带民事制度

站在受害方的角度看,要求被告人民事赔偿是非常重要的权利,因此要制定合理和公正的民事诉讼制度。笔者认为:一方面我们应赋予被害人是独立提起民事诉讼还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自主选择权,另一方面被告人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尤其是针对一些重大的人身伤害的刑事犯罪案件,被害人在心理上也受到了巨大的伤害,笔者认为完全可以根据最新的《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实现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

(四)建立完善的统一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制度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和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要求探索建立刑事被害人的国家救助制度,积极开展刑事被害人的国家救助,对因犯罪行为导致生活确有困难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提供适当的经济资助,努力使被害人得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笔者认为我国迫切需要建立统一的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制度。

(五)赋予被害人法律援助的权利

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依法律化、制度化的形式。为某些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或减肥的法律帮助,以保证其利益得以实现的法律制度。法律援助的实质是确实保障公民权利平等、公平的实现。在我国要落实好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应该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被害人享有法律援助權,并就法律援助对象、内容、程序等方面加以规定。

总之,法律的完善要在法律使用过程中不断进行。被害人司法保护的完善与否,不仅涉及到我国人权保护的现状与水平,而且是我国立法水平和司法公正的反映。而保障人权和促进法律公正并不只是司法工作者的任务,而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以期在我国法治社会不断完善的进程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能切实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