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理论

风险社会理论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近年来,随着突发事件爆发频率地不断升高、危害性不断升级,风险社会理论再度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根据这一理论分析当前中国的风险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应如何规避各种风险,以此促进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与稳定。

关键词:风险社会;风险特征;风险类型;和谐社会;预警机制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风险这一因素在人们的生活中越来越突出地显现出其影响力。从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事件到疯牛病的蔓延;从生物基因技术的出现到SARS病毒的肆虐;从恐怖主义的猖獗到亚洲金融危机各种各样的事件表明:人类正在进入风险社会。

一、风险社会理论

(一)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

最早提出风险社会这一概念的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他于1986年出版其著作《风险社会》一书,在书中首次使用了这一概念。要想理解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就要首先搞清楚贝克所指的风险的确切含义。贝克认为风险,一词表达了理论和历史意义:在早期阶段风险这个词有勇敢和冒险的意思,不意味着地球上所有生命自我毁灭这样的事实。但是后工业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已超出我们人类的想象。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种起源于工业现代化的社会风险日益加剧。因此,风险概念与贝克倡导的自反性现代化(自我毁灭而非自我反思)直接相关。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随后贝克又进一步对风险一词作了更为全面的界定: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效力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结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后果。

1987-1992年期间,贝克对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的核安全事件进行了长期研究后,指出:人类社会正处于从前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变的时期;这一转变并非某一地区或某一国家的个别现象,而成为了一种全球化趋势;任何国家或个人都无法超越这一过程,现代化的发展成果反过来影响现代化发展过程本身。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均表明,贝克关于风险社会概念的提出是十分有见解,并对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国家来说都十分有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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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理论下的城市风险治理

作者：何 江

来源：《管理观察》2010年第04期

摘要:与冲突、危机、灾难不同,风险是人的行动选择所面临的潜在危害性。危机风险社会理论鲜明地刻画了当今社会所处的风险状态;城市是集结社会风险最多的地方。我国处于城市风险高发期,应当强化城市风险意识、建立常态风险治理。

关键词:风险社会理论城市风险风险治理

一、风险的涵义辨析

“风险”、“冲突”、“危机”与“灾难”是现代社会越来越常见的词语,它们都给人带来负面影响,使人感到紧张和压力,身处其中都想极力趋利避害。但是它们还是有很大区别:

关于冲突。卡尔·马克思认为,冲突缘起于资源分配不平等。在稀缺资源上的分配越不平等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基本利益冲突就越深。[1]社会学家卡塞则认为,冲突是价值观、信仰以及稀少的地位、权力和资源分配上的斗争,其中一方的目的是企图中和、伤害或消除另一方。导致冲突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两种,第一种是物质性原因,主要是权力、地位和资源的分配不均。第二种则主要是信仰、价值观等非物质方面的不同[2]。由此可见,冲突主要反映的是一种资源有限下的矛盾争执状态,它有可能是导致危机、灾难的原因。

关于危机。罗森塔尔1989年对危机的界定: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3]。清华大学薛澜等人认为,危机是相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了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事件[4]。因此,危机强调的是已经呈现的事件,一种事实。

关于灾难。澳大利亚学者W.尼克·卡特认为:“灾害是一种突发的或逐渐积累的自然或人为事件。它的侵害是如此之严重,以至于受影响的社会必须对它采取专门的对策。”国内学者徐长乐认为:“灾害是由自然原因、人为因素或二者兼有的原因而给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不利后果的祸害”[5] 。可以看出,灾难突出的表现为严重的损害性后果。

风险社会理论反思：以中国为参考背景

杨雪冬

摘要：全球风险社会已然来临。处在现代转型与向世界开放的中国，不仅风险数量多，而且性质复合——过程风险与结构风险共震。如何应对风险？西方三大风险研究范式——文化、治理性、风险社会—已被引介到中国，其中又以吉登斯、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影响最大。与后现代的西方去民族国家偏重个人化应对风险不同，当代中国应围绕民族国家建构风险治理机制，并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相应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个人治理能力。

全球风险社会已然来临，各类风险和灾难性事件频繁发生。此时，若我们缺少自己本土化的理论，就如同航海者没有罗盘，旅行者没有地图。目前的中国情形，正是如此。

——我们依然停留在引进外国研究成果的水平，在应对措施上，也依然常常对西方亦步亦趋。但现实告诉我们，不对庞大的转型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进行系统分析，不对解决风险的理念、方法、机制进行中国化的思考，就会成为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带来的最大风险。

一、西方风险研究的三大理论

在风险研究中，大致形成了三种理论范式：一是以玛丽·道格拉斯为代表，利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风险的“文化—象征”理论；二是艾瓦尔德等人借助福柯思想而提出的“治理性”理论；三是吉登斯和贝克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

玛丽·道格拉斯把风险意识看作是人们应对紧张的一种手段，因为他们可以找到抱怨或指责的对象。这种分析是建立在文化是一个社会的认知手段和保护方式的基础上的。道格拉斯认为，风险是一种在当代西方社会维护文化边界的手段。风险主要被用作抱怨的借口，“有风险的”群体或制度被视为危险的。有“风险的”他者会对个人的身体健康或所从属的共同体或社会的象征性形态产生威胁。对风险的理解必然是通过文化假定完成的，因此是共同分享的惯例或期望，而非个人主义的判断或个体决策者的“认知”帮助。风险在解释出错的事情或可预料的不幸时起到了“辩论资源”的作用。而且由于与科学的中立性有关，风险已经在西方社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对风险的“原罪”和“禁忌”看法继续使人们认为来自非西方社会的“他者”是危险的。在他们看来，西方社会对环境破坏的担忧并不是来自环境威胁的不断增加，而是由于边缘群体的进一步边缘化削弱了社会团结。在这种情况下，边缘群体被迫使用生态灾难的手段来保护自己。

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下师德困境的省思与破解

作者：霍东娇

来源：《教学与管理(理论版)》2021年第10期

摘 要

师德，是教师行业特殊的职业道德要求。近年来，各种师德问题屡见不鲜，师德的话题持续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师德体系建设正面临风险，师德观念的解放与祛魅、师德建设方式的局限以及师德评价标准内在的困惑等，通过破解这些风险产生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从制度创新着手，打造“一体两翼”的师德评价标准确定机制、“精准化”的师德治理机制、师德问题化解机制以及网络监督平台机制，最终推动教师队伍职业道德整体水平的提升。

关键词

风险社会理论 师德问题 师德评价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抓好师德师风建设，引导教师把教书育人和自我修养结合起来，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是当下教师教育改革纵深化发展的根本追求。然而近年来，各种师德问题屡见不鲜，师德的话题持续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因此，了解当下师德发展过程中困境与风险，加大对师德师风治理机制的研究和探讨，不断延伸扩展师德的研究范围，从而为加快建设、实施师德长效机制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与制度保障。

一、风险社会理论下师德困境的表征

基于对贝克、吉登斯关于风险概念、风险社会特征的解读，在诸多不确定、不可控的因素筛查过程中，师德观念、师德建设方式以及师德评价标准作为突出因素成为影响整个师德体系建设的关键所在。

1.师德观念的解放与祛魅

贝克认为，此刻人们过去认为的阶级、核心家庭、职业模式以及人们对于科学、进步的信仰正在逐渐松动和瓦解，带来的后果便是确定性的逐渐丧失与个体独自面临压力的不断增强。他们自身的个体命运（机会、矛盾与危机等）不得不依赖于自身，从而出现“个体化”的社会表征。但是这种“个体化”的出现，也并非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三个阶段：“解放——祛魅——控制”[1]。所谓解放阶段，即从传统语境中的社会形式与义务中摆脱出来;祛魅阶段，即对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性规范等传统确信的质疑与丧失;控制阶段，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承诺与社会义务，它代表着一种制度的个性化的存在方式。 基于当前我国师德的现状，正处于“解放——祛魅”的阶段，对于传统的师德观念、要求正在逐渐被打破，与此同时，以道德诉求为基本指导规范的师德规约已经难以全面规避频频出现的道德失范行为，师德问题开始引起社会大众对教师的普遍诟病，继而引发对教育信任感的缺乏，而此时我们还尚未进入到新的师德控制阶段，尚缺乏一种制度化的建设来界定和重组师德的内涵和发展路径，此时的师德体系正处在危险之中。因此，为了应对这种“个性化”阶段的出现，避免出现无序的“解放与祛魅”，对当下师德观念的解放与重组进行适当的修正与引导，应该成为规避当前师德风险的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