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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一、中国翻译史上文质之争进程中国传统文学以诗词作为正统的体裁，看中的是其所缔造出来的意境和表现出来的文采，故而其能用少量精炼的词语体现其文采。
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民族之间交流的频繁，以及现代各国在文化领域方面博采众长的需要，对于原文应该采用何种方式进行翻译，中国的译者提出不少重要的观点。
（一）古代佛经翻译———文质之争直译和意译之争，最早被称为文质之争，关于它的讨论始于初期佛经翻译。
成书三国（约公元 224 年）的《法句经序》中有维祗难和支谦关于佛经翻译文质之争的最早记载。
以维祗难为代表的学者主张佛经的译文表达应用质朴的语言，避免过多修饰。
这一些人被认为是质派的代表。
而以支谦为代表的学派则持有不同的观点，认为因天竺语和汉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从而强调出佛经翻译的困难之处。
他在赞赏先前学者能够在读懂天竺原文的基础上将其译成汉语的同时，又对译文中的语言表达问题提出了异议。
在他看来译文中胡汉夹杂，音译与直译交互使用，语言表达不够优美，用词过于朴素。
支谦倡导有文采的译文文本，属于文派。
在初期的佛经翻译时期，文、质两派都具有各自的优劣之处。
质派的学者能充分领会到原语中的内在意思，但是他们在行文的过程中，译文的表述过于僵化、意译晦涩难懂，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而文派学者则关注译文表达的文采，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翻译质量进行了提升，但因过分讲究句式的优美而对原文进行了过多的删减，使得原文的意义难以在译文中重现。
在《法句经序》中，支谦将文、质两派的观点记录在案，并简单说明了当时争论状况。
但并非要彻底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
另外，因为佛经翻译之时尚处在我国翻译思想发展的雏形阶段，任何人无法也没有能力将文、质两派之间的矛盾妥善解决。
自《法句经序》出世后，文、质两种译法的争论依旧继续，它只是为这一长达千百年的翻译策略问题的研究拉开了序幕，记录了中国翻译历史发展的佛经翻译的阶段。
（二）近代文质之争继续近代的严复提出“信、达、雅”翻译三原则，虽然“信”为第一要义，但“雅”却是更高的追求。
浅析中国翻译标准理论发展史赵亚玲翻译活动在我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汉代就有对经文的翻译。
翻译标准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诠释各有特色，既一脉相承又推陈出新，形成自身清晰可辨的发展史。
一翻译标准理论史的开端"中国的翻译事业，是从翻译佛经开始的" [1]。
在最早的佛经翻译中，就有人提出了"文" 和"质"的标准，"文"讲究的是文采和形式，主张"文"的译者着重突出翻译的修辞手法和可读性，"质"讲究的是内容，主张"质"的译者着重突出翻译的忠实性，强调不增不减[2]。
其实，这两条标准就是分别对翻译作品形式和翻译作品内容提出了要求，从中也可以看出直译和意译的雏形。
但是，只强调"文"或只强调"质"的翻译观都只是仅仅抓住了文章内容和形式之一。
二翻译标准理论的近现代发展近现代的翻译工作者对翻译理论进行研究并发表不同见解，可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使翻译标准理论不甚明了和难以把握。
1. 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严复是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
严复参照古代翻译佛经的经验，根据自己翻译的实践，于1898年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这是一个相对全面的翻译标准。
按照严复的本意，"信"即忠实于原文，"达"即翻译的流畅，"雅"即译文的典雅[3]。
一直以来，翻译工作者们对第一和第二个标准较为赞同，但对第三个标准却有很大争议，因为非文学作品的翻译不一定要求文字的典雅，比如对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典雅的文字表述倒有损其文体特点。
郭沫若对严复的翻译思想就非常赞同，他尤其从文学翻译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肯定，认为翻译文学作品尤其需要注意第三个条件，即"雅"，因为译文同样是一件艺术品。
中国翻译理论史上的三次论争摘要本文从我国翻译史上著名的三次翻译论争出发,通过对论争的详细梳理,理清中国译论的发展的线索和脉络,发掘其中的闪光点和代表当时最先进水平的翻译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译论的发展做出预测。
第一次论争是二十世纪初的“直译、意译”之争。
这次论争以汉语的发展为焦点,让一向被视为“小辨”的翻译第一次高调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这场论争实现了翻译的自觉,让其逐渐脱离了译者随意删改原著的编译阶段,让人们对于译本的态度从一味求“顺”转移到了求“信”;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们对于翻译、语言及思想的关系做出了深刻的论述,提出了以翻译更新思想,用翻译改造汉语的理论;此外,研究者们还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神形说”,并从汉语的特征出发,对如何在语言层面上实现“神形兼备”的忠实进行了探索。
有研究者论述“绝对忠实”的不可能,甚至与现代阐释学的观点不谋而合。
第二次论争是开始于二十世纪 80 年代的“异化、归化”之争。
这次论争围绕翻译的文化内涵进行。
在新时期和新形势下,人们对于直译、异译的讨论有了新的内涵,翻译理论从对翻译中文化因素的日益关注,到最终将翻译视为文化交往活动进行研究,开始了译论研究的“文化转向”。
在这个转向之后,翻译理论研究不再局限于文本层面的讨论,而是深入和扩展到文化、文学、政治、经济领域,成为国际政治交往、学术交流、文化比较的重要课题。
在借鉴和思考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我国的翻译研究者从更宏观的角度对异化归化做出了全新的阐释。
在我国译论中,异化归化已经脱离了后殖民主义的狭隘视角,甚至可以说具有了更广泛深远的意义。
同时作为一种交往活动,译者的伦理性再度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在新的背景和形式下对译者的自身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次论争以“翻译学”的构建为中心,通过对“翻译是不是一门科学”的讨论,破解了常年困扰译坛的“科学主义迷思”;通过对翻译学学科性质的争论,驳斥了“理论无用”论,解开了“综合性学科”之惑,逐步统一了思想和认识;并尝试从哲学高度对我国现当代译论发展做出了总结;在建构翻译学的努力中,批判性地重新对西方理论进行了评价,在与其对照对比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了自身的特点和不足,明确了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的发展方向:从本国、本民族的翻译实践现状出发,在重新评估和吸收传统译学中的宝贵财富的基础上借鉴和学习西方译论,以系统化、科学化的翻译理论推进翻译学科的全面建设,建为世界翻译理论研究做出贡献。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api tal Normal University2009年第2期(Social Sciences Edi tion)(总第187期)文学翻译研究论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中的/直译0、/意译0之争陈 言摘 要: 豪杰译、硬译、直译、意译是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采用的基本方法。
/豪杰译0流行于清末民初,是指对原作的各个层次作任意改动,如删节、改译、替换、改写、增减及译者的随意发挥。
五四前后,鲁迅等人根据现实需要,强调准确地引进异质文化,因而在翻译方法上主张/硬译0和/直译0。
有人则坚持/意译0。
学界因而掀起了旷日持久的直译意译之争。
实际上,/直译0、/意译0是译事中一种基本手段的两个方面。
本文重点描述了20世纪不同阶段/直译、/意译0论争的情况,并致力于理论构建。
梳理直译意译之争是研究中国传统翻译的起点。
现代翻译史还表明,每一次有关/直译0、/意译0的论争都推动了中国文学翻译水平和翻译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 直译;意译;豪杰译;硬译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9)02-0095-08收稿日期:2008-12-25作者简介:陈言,女,江苏宿迁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文学博士。
(北京 100101)明末清初的翻译家,无论是懂外语的周桂笙、陈鸿璧、戢翼,还是不通或基本不通外语的林纾、梁启超、包天笑,他们均采取译述或随意翻译的方法,其特点是误译、删节、改译、替换、改写、增减到处可见,甚至为了表达自己意旨不惜改造原文,学界一般称之为/豪杰译0。
/豪杰译0流行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急于输入西方文明和新思想,作为政治家的译者、报刊编辑,常常会根据中国社会现实需要来改动原作。
其次,文学本体意识薄弱。
文学往往被看成是改良社会和救亡图存的工具,目的是一切,手段以目的为转移,是否忠实于原著也就无关紧要。
上海翻译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2005No .3[收稿日期]2005-05-08[作者简介]王建开(1953-),男,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翻译系副系主任,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英汉对比、英美文学与文化.20世纪中国翻译界的一场论争与转型)))兼论林纾与新文学家的译介观王建开(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上海200433)[摘要]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文学界和翻译界发生了一场论争,关系到究竟应该/译什么0以及/为什么译0的问题。
这实际上是新、旧两种文学观念的交锋,致使翻译传统受到质疑,并由此确立了新的译介观和转型,强化了译介与国情相连的趋向,预示着从此之后的译介方向。
[关键词]中国翻译史;译介观论争;国情与翻译;林纾与新文学家[中图分类号]H 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358(2005)03-0061-05中国现代翻译史上,曾有一场关于/译什么0的持续讨论。
发生在20年代的这场重大讨论实质上涉及到/为什么译0的问题,它对之前的翻译传统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并提出了新的译介观)))申明译介对改变社会现实负有的责任,由此对之后的译介确立了方向。
归结起来,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向性的层面:一.倡导译介名著;二.译作的主题倾向与国情的关联。
这是新、旧两种文学旨趣的碰撞,预示着文学观的又一次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新译介观的形成。
结果是,在此之后中国翻译界在译介倾向上发生了转型,影响到随后整个20世纪中国译介史的走向。
一、倡导译介名著与林译批判五四以后,国内学界对晚清文学译介的趣味性倾向渐生反叛。
新文学的倡导者们积极投身于翻译,急欲以此改造社会并开辟创作的新传统。
受此目的的支配,他们在翻译实践中有一系列的举措。
最早的一项便是提倡译介名著,并且强调介绍(也说/绍介0,当时专指文学翻译)切合现实的作品。
在新文学家们对译介传统的批判中,作为20世纪初期中国译坛代表人物的林纾首当其冲,成了众矢之的。
翻译标准发展一、我国古代对翻译标准的争论我国的翻译事业约有两千年的历史。
佛经的翻译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
译者安世高是公元二世纪来华的西域人。
他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30多部佛经。
后来月支国人支娄迦谶来中原，译了10多部佛经。
他的译文生硬，读者不易看懂，所以从那时起，就有直译和意译这一类问题的争议。
他有个学生叫支亮，支亮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号称“三支”，都是当时翻译佛经的名人。
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有“传实”、“贵其实”、“勿失厥义”、“因循本旨”的提法，这就是主张注重传输原著实质性内容，也就是严复所谓的“信”。
这一“信”字在唐代译家尤其是玄奘的翻译实践和理论中长期被奉为圭臬。
支谦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说他最初不赞同另一译者将炎的译法，说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近于质直。
仆初嫌其辞不雅。
”嫌其译得“不雅”，说明支谦最初也认为“雅”是翻译标准之一，后来才有所更改。
由此也可见关于“雅”这个翻译标准即使在当时，就已经在我国译界争论不休了。
当时与支谦在一起的人主张“今传胡义，实宜径达”。
可见“达”字翻译标准当时也已经提出。
到了符秦时代，在释道安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
翻译事业出现了一大进步，成为有组织的活动。
道安自己不懂梵文，惟恐翻译失真，主张严格的直译，因此在他主持下翻译的《蜱婆沙》便是一字一句地翻译下来的。
在这期间，道安请来的生长于西域龟兹的天竺人鸠摩罗什考证了以前的佛经译著，批评了翻译的文体，检讨了翻译方法，他全改以前群家的直译风格，主张意译，并改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
他的译著表达了原作风貌，译文生动形象，为我国文学翻译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08年)译界巨星玄奘出发去印度求经，17年后才回国。
在他组织下用了19年时间译出了75部佛经，共1335卷。
他不但把佛经由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外国介绍的中国人。
他提出的翻译标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意为“忠实、通顺”，直到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