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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知识点及2024年中考真题作者简介吴敬梓，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清朝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因家有“文木山房”，所以晚年自称“文木老人”，又因自家乡安徽全椒移至江苏南京秦淮河畔，故又称“秦淮寓客”。
后卒于客中。
著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今存四卷）、《文木山房诗说》七卷（今存四十三则）、小说《儒林外史》。
作品简介《儒林外史》是清代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
全书五十六回，以写实主义描绘各类人士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一方面真实的揭示人性被腐蚀的过程和原因，从而对当时吏治的腐败、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一方面热情地歌颂了少数人物以坚持自我的方式所作的对于人性的守护，从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
小说白话的运用已趋纯熟自如，人物性格的刻画也颇为深入细腻，尤其是采用高超的讽刺手法，使该书成为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佳作。
《儒林外史》代表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它开创了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
内容简介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这是《儒林外史》开卷第一回。
元朝末年，诸暨县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少年叫王冕，因家境贫寒，从小替人放牛，但他聪明颖悟，勤奋好学，他画的荷花惟妙惟肖，呼之欲出，而且他博览群书，才华横溢。
这一回主要写了王冕刻苦勤奋，自学成才之后，如何拒绝权贵的拉拢和招募，远离名利场，并自得其乐。
显现了作者的思想境界和志趣追求，篇末点出全书主旨，点出八股取士是对读书人的异化，引发读者对千古文人之名利观的思考，统领全篇。
相关知识：王冕(1287年~1359年)，字元章，号煮石山农，亦号"食中翁"、"梅花屋主"等，浙江诸暨枫桥人，元朝著名画家、诗人、篆刻家。
他出身贫寒，幼年替人放牛，靠自学成才。
王冕性格孤傲，鄙视权贵，诗作多同情人民苦难、谴责豪门权贵、轻视功名利禄、描写田园隐逸生活之作。
有《竹斋集》3卷，续集2卷。
一生爱好梅花，种梅、咏梅，又攻画梅。
名著导读《儒林外史》内容梳理，附常考知识点练习及答案作者简介《儒林外史》的作者是吴敬梓，字敏轩，安徽全椒人。
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名门望族，全椒吴氏在清初曾经显赫一时，“五十年中，家门鼎盛”。
到了吴敬梓生活的雍正、乾隆时期则已逐渐败落，也正是这一坠入困顿的过程让吴敬梓窥破了世间的真相，他“有瑰意与琦行，无捷径以窘步”，自三十六岁后便绝意于科举，也拒绝朝廷的征辟，不再走传统士人出仕为官、显亲扬名的道路，而是隐居于南京，将自己的才华、情感和对社会的深沉思考，贯注于《儒林外史》的写作之中。
内容简介《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性作品，作品用一系列相对独立的故事，展示了一幅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俗画。
它以封建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中心，从揭露科举制度及其奴役下的士人的丑恶灵魂入手，刻画了特定时代各个不同阶层的众生相，抨击了腐蚀士人灵魂的八股取士制度。
它的语言是准确、生动、洗练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栩栩如生，讽刺手法高超绝妙，艺术上达到了较高水平。
鲁迅先生认为《儒林外史》的出现，“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人物介绍书中重点描绘了一群热衷于功名富贵的儒林丑类，从而揭露和讽刺了科举制度的腐朽和整个封建道德的虚伪。
腐儒的典型——周进、范进；贪官污吏的典型——汤奉、王惠；八股迷的典型——马静、鲁编修；正面的典型——王冕、杜少卿。
从周进的哭，范进的笑，王玉辉的笑而后哭，可以看出作者笔锋所指不是某个人，而是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因此，作者在对人物进行褒贬时，他的讽刺总是紧密地围绕着事物的本质问题而显示其分寸。
不同的人物典型体现出了不同的思想认识价值。
主题思想《儒林外史》以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以批判科举制度为中心思想，描绘了封建社会广阔的社会生活，揭露了封建社会末期各种丑恶现象，从而揭示了这个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
艺术特色1.该书的一个显著的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
2.成功地运用了写实主义的讽刺艺术。
3.达到了喜剧性与悲剧性的高度和谐统一。
二、文言文阅读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杨察，字隐甫。
其先晋人，从唐僖宗入蜀，家于成都。
举进士甲科，除将作监丞。
迁秘书省著作郎，出知颍、寿二州，入为开封府推官，历江南东路转运使。
属吏以察年少，易之。
及行部数摘奸隐众始畏伏察在部专以举官为急务人或议之察曰此按察职也苟掎拾羡余则俗吏之能何必我哉!”召为右正言、知制诰，权礼部贡院。
时上封者请罢有司糊名考士，及变文格，使为放轶以袭唐体。
察以谓：“防禁一溃，则奔竞复起。
且文无今昔，惟以体要为宗，若肆其澶漫，亦非唐氏科选之法。
”前议遂寝。
晏殊执政，以妻父嫌，换龙图阁待制。
母忧去职，服除，拜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
论事无所避。
会诏举御史，建言：“台属供奉殿中，巡纠不法，必得通古今治乱良直之臣。
今举格太密，公坐细故，皆置不取，恐英伟之士，或有所遗。
”御史何郯以论事不得实，中书问状。
察又言：“御史，故事许风闻。
纵所言不当，自系朝廷采择。
今以疑似之间，遽被诘问，臣恐台谏官畏罪缄默，非所以广言路也。
”又数以言事忤宰相陈执中。
未几，三司户部判官杨仪以请求贬官，察坐前在府失出笞罪，虽去官，犹罢知信州。
徙扬州，再迁礼部侍郎，复权知开封府，复兼翰林学士、权三司使。
内侍杨永德毁察于帝，三司有狱，辞连卫士，察由是乞罢三司。
逾年，复以本官充三司使。
饵钟乳过剂，病痈卒。
察美风仪。
幼孤，七岁始能言，母颇知书，尝自教之。
敏于属文，其为制诰，初若不用意；及稿成，皆雅致有体，当世称之。
遇事明决，勤于吏职，虽多益喜不厌。
痈方作，犹入对，商画财利，归而大顿，人以为用神太竭云。
（选自《宋史·杨察传》，有删改）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A．及行/部数摘奸隐/众始畏伏/察在/部专以举官为急务/人或议之/察曰/此按察职也/苟掎拾羡/余则俗吏之能/何必我哉B．及行部/数摘奸隐/众始畏伏/察在部/专以举官为急务/人或议之/察曰/此按察职也/苟掎拾羡余/则俗吏之能/何必我哉C．及行/部数摘奸隐/众始畏伏/察在/部专以举官为急务/人或议之/察曰/此按察职也/苟掎拾羡余/则俗吏之能/何必我哉D．及行部/数摘奸隐/众始畏伏/察在部/专以举官为急/务人或议之/察曰/此按察职也/苟掎拾羡/余则俗吏之能/何必我哉11．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A．秘书省，官署名。
明朝科举制度明代是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
明太祖洪武四年即下诏:“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
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仕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
”自洪武十七年开始，又实行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的定制。
从下而上分为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
院试是初级考试。
凡是童生，院试及格者称生员，在乡试前一年，再试诸生的优劣，以决定其是否参加乡试。
乡试定子、午、卯、酉年举行，名叫“大比”，考期总在秋季八月，所以又称“秋闱”。
诸生及具有监生资格的人可以参加乡试，考中的称举人。
考生要在试卷上写明籍贯、年龄、所习本经，所司印记和三代人的名字，但不许自序门第。
答卷用墨笔写，称墨卷，文字中要避御名、庙号。
交卷后，誊写官把答卷内容用朱笔誊录称为朱卷，均弥封编号。
考生在考试时的艰苦情形，天启甲子东乡举人艾南英在《应试文自序》中有详细记述。
他说无论寒暑，诸生解衣露立，接受搜检，上穷发际，下至膝踵，至漏数箭而后毕。
考场内，东西立了望军四名，诸生无敢仰视。
四顾离立、倚语者，则朱钤其牍，以越规论，文虽工，降一等。
优劣只凭考试官之所好而定，虽宿学不能以无恐。
乡试在顺天府、应天府及各省布政司衙门所在地举行。
考试结束，便分别刊印乡试录。
乡试录的格式比较统一，除前后序文外，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记载主持该科考试官员的官衔、姓名、籍贯、功名。
他们的职务分为临监官、提调官、监试官、考试官、同考试官、印卷官、收掌试卷官、受卷官、弥封官、誉录官、对读官、巡绰官、搜检官、供给官等。
二、记录三场考试的题目，第一场考《四书》、《易》、《书》、《诗》、《春秋》、《礼记》。
第二场考论、诏、诰、表、判语。
第三场考策。
三、中式举人名单，包括名次、姓名、籍贯、治何经典。
四、乡试录文，如《隆庆四年江西乡试录》就选文二十一篇。
明代文学家汤显祖为该科第八名举人，就收有他的两篇，前有同考试官和考试官的批语。
乡试的第二年，也就是每逢丑、未、辰、戌年，各省举人去京师会试，遇特殊情况，偶有改期，如“永乐元年癸未，当会试之期，适文皇帝渡江，用明年甲申会试”。
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科举制度常识习题在常识考试中有时候也会考到中国古代的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选官制度等，多有涉及。
在选官制度这一维度内，以往真题中最常见的便是科举制度，也是我国古代最为重要的选官制度之一。
基本介绍科举指进士科举，始于隋朝。
科举制的诸多特征是经历漫长的过程才逐渐形成的，但要定下一个起始年代，必有标志性的创制，而真正具有标志性意义且与历史上“科举”一词相符合的，只有隋炀帝创立进士科这一历史事件，从隋炀帝大业元年进士科的创设，到清光绪三十一年废除科举，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存在1300年之久。
制度设立基本沿革科举萌发于南北朝时期，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选官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已无法继续下去。
科举制度创建于隋朝，自隋唐科举制度确立以来，平民通过读书考试获取入仕机会，基本就是靠科举。
隋文帝即位以后，废除九品中正制。
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是创立完善科举的关键人物。
在唐朝，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
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设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
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
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
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
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唐太宗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
他即位后，大大扩充了学院的规模，扩建学舍，增加学员。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科举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永制。
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由兵部主考。
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跤等。
“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而在唐代最著名的武状元便是郭子仪了。
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
陆秀夫生年仍当以1236年为正说唐张新(江苏建湖县政协，江苏建湖224700)摘要：陆秀夫是一位值得纪念的伟大的民族英雄。
权威的说法一直认为其出生于1236年．但现在主张其出生于1238年的观点比较集中．因为关系到对陆秀夫的纪念活动，所以很有必要明确哪种说法为正说，以免混乱。
从《宋史陆秀夫传》、陆秀夫侧室夫人蔡荔娘的《招魂辞》、陆秀夫长子陆繇《叙事谱原》看，陆秀夫生于1236年并无怀疑。
至于《宝桔四年登科录》所记陆秀夫登科年龄或为“官年”，而龚开《陆君实传》其所云陆秀夫享年42岁，其本身还需要别的证据来支撑的。
因此，陆秀夫生年仍当以1236年为正说．并据此组织各种纪念活动。
关键词：陆秀夫享年44岁陆秀夫，字君实．南宋楚州人，出生地在今江苏省建湖县建阳镇(宋时之长建里)。
身处宋末动乱之际，帝爵时任左丞相，辅佐抗元，1279年广东压山(今新会市境内)L1战不胜，负帝蹈海．实乃气壮山河，痛悼古今。
与文天祥、张世杰一起被誉为“宋末三杰”、“宋末三忠”。
关于陆秀夫的年龄有44岁、42岁两说．这样对他的生年也就有了两种说法，一种是推定为宋理宗端平三年，即公元1236年；一种是宋理宗嘉熙二年．即公元1238年。
两说中史学界长期以来公认的是第一种说法．①f日近来许多陆秀夫研究者则认为应该是第二种说法才准确。
‘谶以为根据目前的资料陆秀夫的生年仍应以1236年为正说，理由如见：一、《宋史》明确记载其享年44岁，由此推算其生年当为宋理宗端平三年，即公元1236年。
《宋史陆秀夫传》：“至元十六年二月，匪山破，秀夫走卫王(帝呙)舟，而(张)世杰、(苏)刘义各断维去。
秀夫度不可脱，乃仗剑驱妻、子入海，即负王赴海死，年四十四。
”《宋史》为元人所编，只称宋末诸帝为王．不承认其纪元为正朔，至元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年号．其十六年当宋帝呙祥兴二年，即1279年，此年陆秀夫44岁，反推其生年即为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
持嘉熙说的研究者认为《宋史》及《宋史陆秀夫传》谬误甚多．最明显的是陆秀夫科考及第的年代．现存的《宝祷四年登科录》明载陆秀夫与文天祥是此年的同榜进士，《宋史理宗纪》记载有宝韦占四年五月甲寅“赐礼部进士文天祥以下六百一人及第”，而《宋史陆秀夫传》却说陆秀夫是“景定元年登进十第”。
晚明士人的时尚化行为管窥周国栋(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陕西宝鸡721007)摘要：晚明时期由于新的经济与新的观念的兴起．在社会生活领域出现了与前代相比较有特色的生活方式．其中最让后人诟病的便是弥漫于晚明社会的性时尚：除此之外，漫游祖国大江南北的旅游时尚也是晚明文人生活中的一大亮点。
不管这两种生活方式有多么大的区别。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晚明社会生活中所出现的时尚化的新特征是对传统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的解构。
关键词：晚明行为时尚性旅游晚明被人称为“天崩地解”、“纲纪凌夷”的时代．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传统的社会礼法在此“王纲解纽”之际必然会失去其维护伦理纲常的约束力。
加之宋明理学又将其绝对化．其负面的影响越来越凸显出来．于是一些特立独行之人便在行为层面表现出异常之举．以此来反对传统礼法。
另外明代科举制获得空前的发展，特别是江浙一带盛况尤为空前，但每一年考中进士举人者毕竟是少数，大量落榜之人由于朝政混乱．于是渐失功名之心，很多人便醉心于日常生活的休闲娱乐．求田问舍在晚明不但不是文人耻笑的对象，而且更是众人追逐的目标，他们饮酒赋诗，博弈听戏，狎妓游玩，此等风气始于江浙但渐被大江南北士人阶层所接纳．遂成为有明一代末世之风尚。
在晚明人的生活行为中．最为突出而且最为后人所诟病的莫过于晚明的性时尚．晚明社会的性时尚是一种追求现实享乐的风气。
当时上层社会的普遍投入对社会风气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各种史料看，明代早有禁妓法令。
但到明代中后期这些法令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妓业十分发达。
如果说官员们由于政治的原因还有所顾忌的话，那么没有官职的士绅庶民则普遍地视狎妓为风流时尚．尤其扬州、杭州等地更是风流遍地。
张岱《陶庵梦忆》中记：嘉兴烟雨楼“湖多精舫，美人航之”，姑苏“虎丘八月半。
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无不鳞集”，扬州清明El“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贾、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无不成集”。
嘧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有一点钱的男人都可以买到女性的性服务”．⑦而文人雅士更以此为尚。
封建科举、职官中的“官年”——从杨守敬的举人朱卷谈起杨守敬是清末民初着名学者，湖北宜都县陆城镇人。
他谱名开科，字云朋，号心物。
榜名恺，后更名守敬，字鹏云，号惺吾，晚年因在湖北黄州东坡雪堂旁筑书楼“邻苏园”，故又别署邻苏老人。
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其自订《邻苏老人年谱》及杨氏后裔编撰的《和州杨氏三修家谱》记述颇详，近现代学者撰写的有关他的传记文章介绍亦较全面。
惟其生年则有两种说法，虽说这种差异尚不至对研究工作带来多么严重的影响，但从中却可使我们了解到封建科举、职官中的“官年”现象。
据杨守敬自订《年谱》曰：“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五日丑时，吾以生。
”按道光十九年即1839年，杨氏《家谱》亦持此说。
这个年代和日期由于出自杨氏本人所说，因而得到普遍的认同，绝大多数论着在记载杨守敬生年时都采纳了这一说法。
然而，《邻苏老人乡试朱卷》前“履历”中，杨守敬填写的出生年月日却为“道光庚子年四月十五日吉时”。
此处之“庚子年”为道光二十年，即1840年。
该《朱卷》是杨守敬同治元年考中举人的试卷，后经杨家刊刻传世。
与《年谱》相比，生年有一岁之差。
《年谱》与《朱卷》皆源于杨守敬本人之手，白纸黑字，言之凿凿，似乎不容质疑，但又确有一年之差，这不免有些匪夷所思。
针对于此，已有文章进行了探讨，不过，似乎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根据《年谱》、《家谱》和《朱卷》的记载，杨守敬在家排行居长。
他还有一个弟弟叫杨开甲，杨氏自订《年谱》“二岁”条明确记载：“九月初一日丑时，弟先三生。
”《家谱》卷十四也记载：“开甲，字占元，号先三，生道光庚子九月初一丑时。
”二书所记杨开甲的出生年月日完全一致，即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一日，公历为1840年9月26日。
而若依据《朱卷》的记载，杨守敬出生于“道光庚子年四月十五日”，则兄弟二人出生年月日只相差四个月零十天，显然，这是不合常理的。
另据《家谱》卷十三记载，杨守敬的父亲名有纯，字粹然，他初娶王氏为妻，无子。
续娶黎氏，“子二，开科、开甲，俱黎出”。
封建科举、职官中的“官年”——从杨守敬的举人朱卷谈起(一)杨守敬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湖北宜都县（今宜都市）陆城镇人。
他谱名开科，字云朋，号心物。
榜名恺，后更名守敬，字鹏云，号惺吾，晚年因在湖北黄州东坡雪堂旁筑书楼“邻苏园”，故又别署邻苏老人。
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其自订《邻苏老人年谱》（以下简称《年谱》）1]及杨氏后裔编撰的《和州杨氏三修家谱》（以下简称《家谱》）2]记述颇详，近现代学者撰写的有关他的传记文章介绍亦较全面3]。
惟其生年则有两种说法，虽说这种差异尚不至对研究工作带来多么严重的影响，但从中却可使我们了解到封建科举、职官中的“官年”现象。
据杨守敬自订《年谱》曰：“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五日丑时，吾以生。
”按道光十九年即1839年，杨氏《家谱》亦持此说。
这个年代和日期由于出自杨氏本人所说，因而得到普遍的认同，绝大多数论着在记载杨守敬生年时都采纳了这一说法。
然而，《邻苏老人乡试朱卷》（以下简称《朱卷》）4]前“履历”中，杨守敬填写的出生年月日却为“道光庚子年四月十五日吉时”。
此处之“庚子年”为道光二十年，即1840年。
该《朱卷》是杨守敬同治元年（1862年）考中举人的试卷，后经杨家刊刻传世。
与《年谱》相比，生年有一岁之差。
《年谱》与《朱卷》皆源于杨守敬本人之手，白纸黑字，言之凿凿，似乎不容质疑，但又确有一年之差，这不免有些匪夷所思。
针对于此，已有文章进行了探讨5]，不过，似乎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根据《年谱》、《家谱》和《朱卷》的记载，杨守敬在家排行居长。
他还有一个弟弟叫杨开甲（号先三），杨氏自订《年谱》“二岁”条明确记载：“九月初一日丑时，弟先三生。
”《家谱》卷十四也记载：“开甲，字占元，号先三，生道光庚子九月初一丑时。
”二书所记杨开甲的出生年月日完全一致，即道光二十年（庚子）九月初一日，公历为1840年9月26日。
而若依据《朱卷》的记载，杨守敬出生于“道光庚子年四月十五日”（1840年5月16日），则兄弟二人出生年月日只相差四个月零十天，显然，这是不合常理的。
《孔乙己》读后感轻轻翻着《呐喊》的扉页，一个个熟悉的著作映入眼帘。
转动的目光，它将我带到鲁镇的酒店。
“他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
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
”他就是本章的主人公，鲁迅先生笔下活灵活现的孔乙己。
《孔乙己》描写了一个封建文人悲惨的一生，《范进中举》写了一个封建文人获得功名的经过，虽然两篇文章的内容不同，但思想都是一致的，都是揭示了封建科举制度对旧社会知识分子的毒害。
暑假里，我无意读到了鲁迅的《孔乙己》这篇文章，认识到了一个自命清高，迂腐不堪，自欺欺人的社会低层，受到科举制的毒害读书人形象，也看到了它内心深处的善良，和它那悲惨的人生。
最近，我们学了鲁迅的《少年闰土》以及有鲁迅有关的课文，这是我对鲁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老师也鼓励我们课后阅读一些鲁迅的作品。
我就请妈妈帮我买了一套《鲁迅作品全集》。
《孔乙己》的凄美又妙在它完全隐在冷峻的语句中。
通篇文章找不到一个带有感情倾向的句子，甚至找不到一个带有强烈色彩的字，一切的意味靠的是读者自己去体会。
故事的视角被固化在特定的场景“咸亨酒店”的柜台前，主人公的一生就通过这样一个场景呈现在读者面前。
但通过这样一个“窗口”，却可以洞悉孔乙己悲惨的一生，体会种种人情世故，这需要多么高超的技巧。
鲁迅的小说，我读过不少，但给我的印象最深的要数《孔乙己》了。
这篇小说反映了孔乙己一生的悲剧，透过文字，我仿佛看到悲剧正一步步上演，孔乙己正一步步走向死亡，我不禁产生无限悲凉之感。
小说反映了封建文化和封建教育对读书人的毒害，控诉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小说揭示了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人们冷漠麻木、思想昏沉的精神状态，社会对于不幸者的冷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病态。
妈妈下午给我讲了孔乙己的故事，很是让我感动。
于是我自己又把故事读了一遍，我深深的为故事里的人物和情节所吸引，它主要讲述的是发生在南方一个叫鲁镇的小镇上的故事。
封建科举、职官中的——从杨守敬的举人硃卷谈起---------------------------------------------------------------------------------------------------------------------- 编辑整理：www.sodu.so 编辑:王力来源：sodu小说排行榜新浪杨守敬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湖北宜都县（今宜都市）陆城镇人。
他谱名开科，字云朋，号心物。
榜名恺，后更名守敬，字鹏云，号惺吾，晚年因在湖北黄州东坡雪堂旁筑书楼“邻苏园”，故又别署邻苏老人。
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其自订《邻苏老人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及杨氏后裔编撰的《和州杨氏三修家谱》（以下简称《家谱》）记述颇详，近现代学者撰写的有关他的传记文章介绍亦较全面。
惟其生年则有两种说法，虽说这种差异尚不至对研究工作带来多么严重的影响，但从中却可使我们了解到封建科举、职官中的“官年”现象。
据杨守敬自订《年谱》曰：“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五日丑时，吾以生。
”按道光十九年即1839年，杨氏《家谱》亦持此说。
这个年代和日期由于出自杨氏本人所说，因而得到普遍的认同，绝大多数论著在记载杨守敬生年时都采纳了这一说法。
然而，《邻苏老人乡试硃卷》（以下简称《硃卷》）前“履历”中，杨守敬填写的出生年月日却为“道光庚子年四月十五日吉时”。
此处之“庚子年”为道光二十年，即1840年。
该《硃卷》是杨守敬同治元年（1862年）考中举人的试卷，后经杨家刊刻传世。
与《年谱》相比，生年有一岁之差。
《年谱》与《硃卷》皆源于杨守敬本人之手，白纸黑字，言之凿凿，似乎不容质疑，但又确有一年之差，这不免有些匪夷所思。
针对于此，已有文章进行了探讨，不过，似乎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根据《年谱》、《家谱》和《硃卷》的记载，杨守敬在家排行居长。
他还有一个弟弟叫杨开甲（号先三），杨氏自订《年谱》“二岁”条明确记载：“九月初一日丑时，弟先三生。
”《家谱》卷十四也记载：“开甲，字占元，号先三，生道光庚子九月初一丑时。
”二书所记杨开甲的出生年月日完全一致，即道光二十年（庚子）九月初一日，公历为1840年9月26日。
而若依据《硃卷》的记载，杨守敬出生于“道光庚子年四月十五日”（1840年5月16日），则兄弟二人出生年月日只相差四个月零十天，显然，这是不合常理的。
另据《家谱》卷十三记载，杨守敬的父亲名有纯，字粹然，他初娶王氏为妻，无子。
续娶黎氏，“子二，开科、开甲，俱黎出”。
既然生母均为黎氏，因此作为哥哥的杨守敬早出生一年，即如《年谱》所载出生于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五日（1839年5月27日）才是可信的。
那么，为何杨守敬当年参加举人考试填写“履历”时会写为“道光庚子年四月十五日”呢？究其缘故，当与封建科举、职官中的“官年”现象有关。
“官年”现象由来已久。
南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三“实年官年”条记载：士大夫叙官阀，有所谓实年、官年两说，前此未尝见于官文书。
大抵布衣应举，必减岁数，盖少壮者欲籍此为求昏地；不幸潦倒场屋，勉从特恩，则年未六十始许入仕，不得不豫为之图。
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仕籍，或正在童孺，故率增抬庚甲有至数岁者。
然守义之士，犹曰儿曹甫策名委质，而父祖先导之以挟诈欺君，不可也。
……于是实年、官年之字，形于制书，播告中外，是君臣上下公相为欺也。
洪迈这段话反映出五点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一，官年现象在南宋初期已非常普遍，其起源当起码上溯至北宋；其二，官年有减岁和增岁之别，减岁之人多为以平民身份应试者，增岁之人则多为官宦子弟；其三，官年的出现主要是封建知识分子为在科举进仕的道路上争取更多、更好的机会而虚报年龄造成的；其四，官年只是在应试举子中通行的一种约定成俗的俗例，而且在当时也并非被所有应试举子所认同；其五，对于这种虚报年龄的作法，当时的统治者是默认的，并且在官府的公文中也不刻意地隐讳。
宋代之后这种惯例似乎一直在延续，至少尚未见历朝对此严加取缔过。
事实上，直到清末科举制度被废除为止，这一俗例始终绵延不绝。
近人朱彭寿所著《安乐康平室随笔》记载的一件事足以引为佐证，其文曰：文人为士大夫撰墓志传状，于生卒年岁最宜详考，稍不经意，即易传讹。
犹忆光绪壬辰八月间，寿阳祁文恪师世长，卒于工部尚书任内，时年六十有九，实生于道光甲申。
然旧时所刻乡、会试硃卷，则皆作乙酉生，盖循俗例，应试时少填一岁耳。
迨接讣告，乃云生乙酉，卒壬辰，享寿六十有九。
以生卒干支与年岁计之，殊不相应。
……后读王益吾祭酒《虚受堂文集》，其所撰《文恪神道碑》则云生乙酉，卒壬辰，年六十有八。
殆仍据讣告所载，而以年岁推算不合，遂减去一岁，俾与生卒干支相符。
然文恪实年，则竟遭改削矣。
朱彭寿所谓“应试时少填一岁”的说法与洪迈“官年”之说可谓一脉相承，这无疑说明“官年”俗例直至清末仍在流行，而且从朱氏用“俗例”一词表述来看，清时官年可能仍未成为科举、职官制度中的正式则例。
此外，朱氏这段话中还涉及到一个更值得重视的问题，即由于许多参加科举考试的人虚报年龄，他们一旦中举，往往按惯例将硃卷刊刻传世，硃卷“履历”上填写的官年与其实际生年就会出现差异，很容易造成生年、享年记载上的错误。
与此相类，封建科举的“登科录”中也应该存在着官年问题。
因为“登科录”所记载的中式者姓名、籍贯、年岁、家庭等情况，都是主要依据登第者应试时填报的“履历”的。
事实上，这种记载的歧异在宋代就已经出现。
南宋以“负王赴海死”而彪炳青史的陆秀夫，其生年、享年早有不同说法。
《宋史·陆秀夫传》载：“至元十六年二月，……负王赴海死，年四十四。
”《陆氏宗谱》中有一篇《宋丞相长子繇叙事谱源》，文中记述其父陆秀夫的卒年：“时祥兴二年二月，先君生年已四十四矣。
”南宋祥兴二年即元至元十六年，公历为1279年，若据此上推四十四年，则陆秀夫生年当在南宋端平三年（1236）。
与上面这两条史料记载不同的是，无名氏编《宋宝祐四年登科录》第二甲第二十七人“陆秀夫”名下曰：“字君实，……年十九，十月初八寅时生。
”南宋宝祐四年为公历1256年，据此上推十九年，陆秀夫生年当在南宋嘉熙二年（1238），则其终年为四十二岁。
另外，与陆秀夫同时代的淮阴人龚开所撰《宋陆君实传》也记载其终年“四十二”。
针对上述不同记载，已有学者作出研究，认定《宋史》有误，甚至认为《陆氏宗谱》是“伪作”。
而其主要论据就是“《登科录》应为确定陆秀夫生年的第一手资料”。
显然作者这里没有把“官年”现象考虑进去。
为了进一步印证“官年”现象的存在及其演变，笔者查阅了顾廷龙主编的《清代硃卷集成》，从中选出30位既有硃卷“履历”，又有年谱的清人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发现有17位硃卷“履历”上所填的官年与年谱所记生年是不同的。
兹先列表如下：姓名硃卷履历所记生年年谱所记生年相差年数崇实道光元年（1821）嘉庆二十五年（1820）1李钟珏咸丰四年（1854）咸丰三年（1853）1唐文治同治五年（1866）同治四年（1865）钱世铭嘉庆二十二年（1817）嘉庆二十年（1815）2孙家鼐道光九年（1829）道光七年（1827）2吴大澂道光十七年（1837）道光十五年（1835）2许景澄道光二十七年（1847）道光二十五年（1845）2王仁堪咸丰元年（1851）道光二十九年（1849）2沈曾植咸丰二年（1852）道光三十年（1850）2陈虬咸丰三年（1853）咸丰元年（1851）2高觐昌咸丰八年（1858）咸丰六年（1856）2王祖畬道光二十五年（1845）道光二十二年（1842）3江仁徵（乡试卷）咸丰五年（1855）（会试卷）咸丰七年（1857）咸丰二年（1852）咸丰二年（1852）3曾朴光绪元年（1875）同治十年（1871）4蒋萼道光二十年（1840）道光十五年（1835）5史恩培咸丰二年（1852）道光二十七年（1847）5缪荃孙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二十四年（1844）6按：上表“年谱所记生年”一栏资料主要来源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1990）、《中国历代名人年谱汇编》第一辑（台北广文书局，1972）、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三书的相关记载。
需要说明的是，上表中崇实、李钟珏、唐文治、钱世铭、吴大徵、高觐昌、王祖畬、缪荃孙等八人的年谱均为自订，而其与硃卷“履历”所记官年竟有一至六年差异，足见杨守敬自订《年谱》与乡试《硃卷》“履历”相差一年并非特例。
另外，更为有意思的是江仁徵的两份硃卷，一份是他光绪五年参加乡试的硃卷，“履历”所填生日为“咸丰乙卯岁八月二十三日”，即公历1855年10月3日；另一份是他光绪十六年参加会试的硃卷，“履历”所填生日却改为“咸丰丁巳八月二十三日”，即公历1857年10月10日。
两份硃卷所填农历的生日尽管都是“八月二十三日”，但年份却整整相差了两年，更与其年谱所载咸丰二年（1852）的生年分别相差了三年和五年。
这足以说明硃卷“履历”所填官年的不确定性，而江氏等人想通过减岁达到铨选上的某种优势的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上表中还可以看出，年谱与硃卷“履历”所记生年相差年数尽管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硃卷“履历”所填官年都比年谱所记生年要小，而没有出现洪迈所说的“增岁”现象。
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仍有增岁官年现象，但从朱彭寿只强调“应试时少填”岁数的作法，至少说明官年发展到清代时减岁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即以朱彭寿本人为例也是如此，根据相关文献记载，朱氏出生于同治八年（1869），而他参加的光绪乙未（二十一年、1895）科会试硃卷“履历”中所填的生年却是“同治十年（1871）”，比他的实际生年整整少填了两岁。
可见，应试时少填岁数是当时通行的官年俗例，至于少填几岁，则因人而异，并不固定，一般以一至二岁为多。
如上所论，硃卷“履历”上所填的往往是应试者虚报的一个生年，而一旦他通过科举考试最终进仕的话，这个生年也就往往成为他今后官员履历表上官年（履历表称为“现年”）的起算之年，官年的作用由此从科举延伸到职官之中。
由于硃卷上的官年是虚报的生年，也就必然导致官员履历表上的官年是一个不真实的现年，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清代官员的履历表中清楚地看出来。
还以江仁徵为例，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被铨选为江西吉安府永新县知县，其上报的履历上明确写道：“臣江仁徵，浙江进士，年五十岁。
”五十岁是他当时的现年，从光绪三十二年上推五十年，正好是咸丰七年（1857），即他光绪十六年会试硃卷“履历”上所填的生年。
而实际上1906年他已经五十五岁了。
可见，不论是科举试卷上的生年，还是官员履历表上的现年都属于官年的一种，鉴于其产生及发展的特殊背景，其中不真实的成分明显大于按编年写成的年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