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济性分离权的追溯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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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反思和建议一、诉前程序反思1. 诉前程序的不足之处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诉前程序往往是环境保护组织或公民诉讼的第一道防线,用于筛查、媒介和解决环境争端。
目前诉前程序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诉前程序的程序性和正式性过强,容易增加环境保护组织或公民的诉讼成本,进而影响环境保护行动的积极性。
诉前调解机制不够完善,部分环境争端难以通过调解解决,导致环境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政府部门在诉前程序中的角色不明确,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容易导致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无法有效进行。
2. 诉前程序的效率和公平性问题当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诉前程序的效率和公平性也存在一些问题。
在一些案件中,诉前程序的耗时较长,难以及时解决环境争端。
一些环境保护组织或公民在诉前程序中面临着信息获取不足、证据收集困难等问题,导致其在诉前程序中处于弱势地位,影响其环境保护权益。
1. 成立独立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调解机构为了加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建议建立独立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调解机构,以提高诉前程序的效率和公平性。
这个机构可以由政府、环境保护组织和公众代表组成,负责诉前调解事务,全面协调各方的利益,减少环境争端的发生和扩大。
2. 完善诉前程序的程序性和正式性为了降低环境保护组织或公民的诉讼成本,需要完善诉前程序的程序性和正式性。
一方面可以简化诉前程序的流程,减少对诉讼当事人的法律要求和程序规定;可以提高对环境保护组织或公民的法律援助,使其能够更好地行使环境保护诉讼权。
还可以建立环境专业人员的诉前程序指导机构,为环境保护组织或公民提供专业的法律援助和咨询服务。
3. 加强政府部门的监督和管理政府部门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应该加强对诉前程序的监督和管理。
可以建立政府主导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指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各类环境争端的处理工作,促进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有序进行。
政府部门还应当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信息公开机制,及时公开环境争端信息和处理进展,增加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程序的透明度。
法学民法典时代环境权的解释路径——兼论绿色原则的民法功能文/黄锡生问题由来:民法典对环境权条款的回应需求2()世纪7()年代以后,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呈现“治理上移”的规制趋势,政府主导的行政管制逐渐取代私权救济的侵权法实施路径,成为环境治理的主导范式"“惩罚型”管制模式在其他行政领域极富效率,然而,在环境问题上凸显出诸多不足,而这些不足和局限是内生的、结构性的.只有转变规制范式乃能解决。
于是,以“分权及自治”为内核的“救济型”治理模型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救济型”治理模式的逻辑起点在于民法之于环境利益的私权确认。
以功能论的视角来看,民法典中制定环境权规范的本质正是将“私人执法”的权源进行正当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努力。
学者将中国环境管理重心向环境权方向偏移的现象形象地称为“治理下移”。
不难想象,在环境权所推衍的“救济型”治理模式之下.“国家和无数不特定的私人之力链接起来.将形成监视、探知枉行的融 贯交织的合作状态,塑造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社会精神结构,形成强烈的威慑效应”。
于此.环境权概念集中体现了民事立法与环境问题的互动耦合,是现代环境法治重要理论基石之一。
作为对传统“惩罚型”管制模式的反思,环境权理论试图通过“权利救济”形成的“私人执法”,塑造一种全新“救济型”治理模式.这便与以权利保障为价值追求的民事立法形成亲和关系。
在民法典业已出台的时代背景下.环境权是否进行了民法表达、通过何种路径得到表达、其民法表达是否完成了环境权概念的设立初衷,这是即将实施的民法典适用于环境事务治理领域所必须回应的前置性解释论问题.民法典中环境权应然构造的理论设想(一)前法典化时期环境权民法表达的理论探讨环境权对民法典的绿化议题在多年前就曾被学者广泛讨论,“绿色民法典”的构想源远流长。
从环境权的发展历史来看,我国的环境权理论研究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对环境权做“加法”的第一代环境权与对环境权做“减法”的第二代环境权。
深入推进高等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的思考【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深入推进高等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指出了当前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不足之处,强调了推进改革的紧迫性。
提出了在改革中应加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实现资源的按需分配,加强学校管理水平,科学有效地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等具体措施和方法。
总结了深入推进高等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对于构建可持续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促进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本文的探讨和分析,可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高等教育改革的现状和发展方向,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高等教育改革、管办评分离、管理体制改革、资源分配、多元化发展、学校管理、办学质量、评价指标、科学性、有效性、可持续发展、健康发展。
1. 引言1.1 高等教育改革的背景高等教育改革的背景可以追溯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
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也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必然要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科技创新的不断深化,高等教育的任务日益繁重,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而传统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往往存在着管理部门过多,监管监督不到位等问题,制约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推进高等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势在必行,旨在通过清理冗余管理环节,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大学办学质量,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
1.2 本文意义本文旨在对深入推进高等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进行思考和探讨,旨在探讨该改革对高等教育体制和办学质量的影响,以及对促进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高等教育改革一直是我国教育领域的重要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强,推进高等教育改革成为当务之急。
而“管办评分离”改革作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重要一环,对于提高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促进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和办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论私力救济》篇一一、引言私力救济,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在维护个体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旨在探讨私力救济的内涵、现状、价值及潜在风险,并提出相应完善策略。
文章将从定义与特征、现实必要性、问题与挑战以及发展建议四个方面进行详细论述。
二、私力救济的定义与特征私力救济是指当个体权利受到侵害时,权利人自行采取措施保护自身权益的行为。
私力救济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主动性,即权利人主动采取行动维护自身权益;二是即时性,即在侵权行为发生后立即采取措施;三是有限性,即权利人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救济。
三、私力救济的现实必要性私力救济在现实生活中具有重要价值。
首先,私力救济能够迅速应对侵权行为,及时保护个体权益。
其次,私力救济有助于弥补公力救济的不足,减轻司法负担。
此外,私力救济还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社会秩序。
然而,私力救济并非万能之策,其应用需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以避免滥用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四、私力救济的问题与挑战尽管私力救济具有积极意义,但在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与挑战。
首先,私力救济的滥用可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甚至引发暴力事件。
其次,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的界限模糊,容易导致法律适用上的困难。
此外,私力救济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权力滥用、不正当竞争等问题也亟待解决。
五、私力救济的完善策略为充分发挥私力救济的积极作用,应采取以下策略:一是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公众法律意识,引导人们依法维权;二是完善法律法规,明确私力救济的适用范围和条件,规范私力救济行为;三是建立健全纠纷解决机制,通过调解、仲裁等方式化解矛盾纠纷;四是加强司法监督,确保私力救济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六、结论私力救济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治理方式,对于维护个体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私力救济的滥用也可能带来一定的风险和挑战。
因此,我们应充分发挥私力救济的积极作用,通过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纠纷解决机制以及加强司法监督等措施,规范私力救济行为,确保其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诉源治理"和"执源治理"是指在法律体系中,通过对案件的审理和裁判来解决纠纷(诉源治理),以及通过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和执行情况的评估来防范和纠正错误执法行为(执源治理)。
这两者的一体化推进旨在通过将司法和执法环节紧密结合,实现更高效、更公正的法治体系。
然而,这一过程中也可能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1.权力分割和独立性:诉源治理和执源治理的一体化可能导致执法机构和司法机构之间的权力交叉和重叠。
如果不加以适当的制衡和监督,可能会损害司法独立性,影响法治原则的实施。
2.利益冲突:一体化推进可能会引发执法机构和司法机构之间的利益冲突。
执法部门可能希望案件被快速解决以展示执法成果,而司法机构可能更加注重案件的公正审理。
这可能导致司法的迅速裁决和质量的牺牲。
3.信息共享和保护:一体化推进需要执法机构和司法机构之间进行信息共享。
然而,确保信息的保密性和合法性可能会面临困难,尤其是涉及敏感个人信息的情况。
4.专业性和素质要求:执法和司法是两个不同领域,需要不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确保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具备足够的素质和能力,以应对不同环节的问题,是一体化推进中的挑战之一。
5.监督和问责机制:一体化推进需要建立有效的监督和问责机制,以确保执法和司法机构的行为符合法律和法规。
缺乏有效的监督可能导致滥用权力和不当行为。
6.文化和体制障碍:不同的执法和司法机构可能有不同的工作文化和体制,整合这些不同的文化和体制可能需要时间和努力。
综上所述,诉源治理和执源治理的一体化推进可以在提高效率和公正性方面带来许多好处,但也需要克服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在推进的过程中,需要平衡权力、加强监督、保护隐私,并确保法律体系的独立和公正。
论救济法律关系姓名:陈成学号:2010501017学院:刑事司法学院救济法律关系作为法律关系的一种,对其讨论离不开法律关系研究的一般思路主体、客体、内容的讨论。
救济法律关系不能独立产生,其发生必须以某一法律关系的成立并有当事人的权利遭受侵害、义务违反而产生法律责任为前提条件,这是因为救济法律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恢复或者补偿基础法律关系。
具体来说救济法律关系的产生必须依赖于平等双方之间义务的违反而导致一方合法利益受损产生法律救济的必要。
对于救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有人认为除原法律关系的双方以外还应该包括作为救济主体的一方。
这种观点显然忽视了民商事法律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所以作为救济主体的一方比方法院等只能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存在。
所以救济法律关系的主体还是原法律关系的双方当事人。
救济法律关系的内容我认为包含两方面,一是权利人享有的受赔偿的权利,二是义务人应当履行的赔偿的义务。
所以救济主体首先需要对原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确认,其次在确认双方权利义务的前提下,进而确认损害发生及其是否需要救济。
如果双方之间存在权利义务关系,并且一方有过错另一方有损失,且其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则存在救济的必要。
救济法律关系的和一般法律关系的客体一样包括物、行为等。
对于救济法律关系的讨论本文重点从从给付不能探讨权利的救济。
给付不能包括事实上的给付不能和法律上的给付不能。
法律上的给付不能是指基于法律的规定而履行不能,比如标的物是禁止流通物等,而导致合同不能成立。
因为法律关系的成立以合法为前提,法律关系其本身必须是合法的。
所以法律上的给付不能导致法律关系的不能成立,从而也不存在救济的权利的存在基础。
至于事实上的给付不能,有基于外界自然而产生的,比如因作为标的物的马死亡而履行不能,因洪水破坏铁路而不能运送致给付不能,画家因手臂骨折而不能作画致履行不能等。
有因人的能力受自然的限制而产生的事实给付不能,如劳务者因病不能给付劳务。
权利救济的法理分析及实践探索的开题报告
一、选题背景:
在现代社会中,法律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成为了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法律对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在法律实践中,当公民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如何有效地救济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因此在这个
背景下,本文拟就权利救济的法理分析及实践探索展开研究。
二、选题意义:
权利救济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规范国家治理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公民个体而言,权利救济既是对于被侵权人权利的保障,同时也是对于保护社会公平
和公正的重要手段。
因此加强对权利救济的研究与实践,既有助于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也有助于完善法治体系与社会治理。
三、研究内容:
1.权利救济的概念及法律渊源;
2.权利救济的种类与适用条件;
3.民事纠纷中的权利救济实践分析;
4.行政救济中的权利救济实践分析;
5.权利救济中的矛盾与问题及解决路径。
四、实际意义: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权利救济的含义与作用,为公民提供更加有效的权利救济手段,并推进国家法治建设。
同时,通过实际案例的探究深入分析
权利救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有助于完善法律救济制度并提高公民满
意度。
徐昕:为什么私力救济(完全版)(上) 摘要:本文运用经济分析等跨学科方法,从成本、收益、效率、机制、功能等角度对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作了系统、全面、深入的比较,解释了为什么私力救济,提出私力救济行动内含着一种经济逻辑。
从私力救济角度切入,结合华南一个民间收债案例,本文论及司法和法治的基本问题,展现了公力救济的弊端和司法改革的紧迫性,并指出一些可能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私力救济公力救济经济分析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毛泽东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方法是运用法律,另一种方法是运用武力。
第一种方法是属于人类特有的,而第二种方法则是属于野兽的。
但是,因为前者常常有所不足,所以必须诉诸后者。
[2]——马基雅维里私力救济是我长期的关注,但本文写作源于更直接的激励。
一是2000年初夏,一位朋友就欠款纠纷向我咨询。
他无法接受诉讼拖延、高成本和不确定,而声称宁愿找人收债。
后来我认识了那位收债人并想了解,人们为何选择民间收债,而不诉诸公力救济?二是福建某法官面对可能的打压发布“私力救济宣言”,[3]一位向民众提供公力救济的法官,其个人基本权利保障竟要寻求私力救济。
三是2000年9月,某学者到中央电视台录制节目“私了的代价”,回程途中因车辆碰撞与人争执,对方欲报警,他提出“私了”。
这位学者便是我的老师,一位司法制度的专家,在刚谈完“私了的代价”后便在个人纠纷中选择“私了”。
上述事件的戏剧性冲击,令我把目光凝聚于私了、民间收债等非正式纠纷解决并最终定格于私力救济上。
长久以来人们对法律和司法的重要性深信不疑。
[4]霍布斯宣称:一个没有强大政府控制的社会必然会走向“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没有法律,生活将“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
[5]私力救济被视为落后、不文明和应抑制的现象。
私力救济“与生产力低下、文明程度不高的人类早期社会密切联系”[6]。
救济性分离权的追溯性思考作者:杨承甫来源:《法制与社会》2016年第13期摘要救济性分离理论将1970年《友好关系宣言》中的“保障条款”视为其最重要的法律基础,认为出现基本人权受到大规模侵害情形时,作为一种救济性的手段,受害人民将拥有分离的权利。
但从文本制定历史上看,这是一种追溯性的想象。
保障条款制定之初主要是针对南非和罗得西亚政权,同时也是为了保护领土完整不受侵犯。
本文试图把这一事后再解释的过程展现出来,并梳理相关嗣后实践,以期展现国际社会对保障条款的理解和适用。
关键词自决权救济性分离友好关系宣言保障条款作者简介:杨承甫,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5-010-03一、反向解释:一种回溯性的想象国际法正处于从国家中心转向个人中心的时代,自决权就是突出的表现。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殖民化运动兴起后,自决权从政治概念演化为国际法的权利,其适用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
1960年联大第1514号决议和第1541号决议将自决权限定在非殖民化运动的背景之下。
1966年《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宣告自决权普遍适用所有人民。
1970年,联大通过了《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
对于那些遵守自决权的国家,《宣言》第5项原则第7段强调对该国领土完整的保障,因而被称为“保障条款”(Safeguard Clause)。
条款原文如下:“以上各项不得解释为授权或鼓励采取任何行动,局部或全部破坏或损害在行为上符合上述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及自决权原则并因之具有代表领土内不分种族、信仰或肤色之全体人民之政府之自主独立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统一”。
近年来,所谓“救济性分离”理论开始兴起。
他们将保障条款视为救济性分离的理论源头,宣称该条款是以否定的形式陈述的,所以通过“反向解释”(a contrario reading)可得出:如果一个主权国家以种族、信仰或肤色为由拒绝某部分人民参加政府(即内部自决权被否定),将严重违反基本人权。
作为最后的救济,这部分人民可以以分离的方式行使自决权(即救济性分离)。
但是从文本的制定历史上看,这应当是一种追溯性的想象。
1970年制定时,针对的是当时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和南罗德西亚的少数白人的统治,当时各国代表构想中并没有所谓保障条款规定了当内部自决权被否认将触发外部自决权的救济性分离概念。
事实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卡塞斯提出的内部自决权理念才获得广泛支持。
那么救济性分离理论是如何以重新解释“保障条款”的方式发展起来的?本文试图将该过程解释出来,并尝试澄清“保障条款”的真正国际法意义。
二、对联大决议的解释方法尽管作为联大决议的《友好关系宣言》不是条约,但仍可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进行解释。
国际法院在科索沃咨询意见中认为,对于安理会决议的解释,《公约》第31条和第32条“可以提供相应的指导”。
有学者在对人权理事会的第5/1号决议进行解释时,也持相同的观点。
因此笔者认为,应主要从上下文、目的和宗旨(尤其是从准备工作文件中所体现的目的和宗旨)、嗣后实践三方面解释保障条款(因为条款用语的“通常含义”没有争议)。
(一)上下文在联大通过的关于自决权的文件中,自决权原则和国家领土完整原则几乎总是同时提出,且领土完整原则总是规定在自决权原则之前。
比较典型的就是第1514号决议和1970年宣言。
在国际社会看来,似乎领土完整原则是优先于自决权原则的,尤其是非殖民运动已经结束,外国军事占领仅存在于少数地区的今天。
具体到保障条款在《宣言》上下文中的位置。
第5项原则“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与自决权之原则”共有7段,保障条款是其中的最后一段。
前6段分别强调了自决权的内容、行使自决权可能得到的结果、终止与自决权相违背的任何情势的义务、促进自决权的义务和强调了殖民地领土或其他非自治领土与其管理国之领土的地位之不同。
而第7段则规定,上述6段不得解释为授权或鼓励采取任何行动,局部或全部破坏或损害自主独立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第7段适用的“任何行动”这个绝对性的词,即第7段再次强调领土完整原则的优先性。
不过,仅凭上下文还不足及反驳救济性分离的逻辑推理,因此仍需要着重研究其准备工作文件和嗣后实践。
(二)目的与宗旨和准备工作文件从《宣言》的准备工作文件也可确认,保障条款旨在保障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统一,并非是为救济性分离权提供法律基础。
在当时西方国家看来,一个具有充分代表性的政府,才是该政府管辖下的所有人民拥有真正自决权的最可靠保证。
民主使得人民的意愿得到时期性确认,所以被视为是自决权的持续性表现。
没有民主统治则与异族统治无异。
这种观点也反映在了美英提交的草案之中。
美国主张,只要“主权独立国家若存在有代表性的政府,并且能对其领土内的所有不同人民有效发挥其职能,即应当被视为国家在行为上符合了那些人民享有平等权及自决权的原则”。
言外之意只要存在有代表性的政府就已满足自决权的要求,那些打着行使自决权旗号的独立运动将不再具有合法性。
意大利甚至认为,美国草案的表述还不足以保障国家领土完整,由此提出保障条款的最初原型,以“确保自决权原则将不会被解释为对被《宪章》所保障的国家领土完整的侵害”。
尽管有些国家认为这显得冗余,意大利仍坚持己见:“人民已经是自决权原则的受益者,但‘人民’的定义并没有明确。
从逻辑上说,应当在国际层面上制定保障国家领土完整的条款。
因为在国内层面,宪法的条款并不保护国家领土完整。
如果国际法上没有相关保障,将导致任何团体都可能援引自决权,损害国家领土完整”。
但是,当时第三世界国家极力想推动殖民地和非自治领土的独立运动,不愿接受西方国家对政府代表性和领土完整的重视。
因此,起草委员会需要调和双方观点,既要扩大自决权原则的适用范围,从殖民地或非自治领土扩大到现存的独立国家,使其具有普遍适用性。
又要把握平衡,避免给那些由不同民族组成的国家和那些领土内存在潜在分离主义团体的国家带来困难。
在调整表述方式之后,第7段的最终文本在正面表述上强调了自决权原则适用于现存国家内的人民之中,并肯定了建立有代表性的政府的必要性。
而对于自决权原则的表述,只有通过对该条款进行“反向解释”才能间接提炼出来,并且使得其与第3段的“国家有促进人权与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与遵行的义务”相呼应,进一步强调了自决权。
正如卡塞斯所说,保障条款的出现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因为“冷战时不同国家集团,就是否强化自决权的内部因素存在很大分歧和斗争”。
所以,条款的表述并不是为了提及外部自决权,更不用说是在意图构建分离权了。
(三)嗣后实践《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还强调了嗣后实践的重要性。
1970年宣言通过之后,各国有数次涉及救济性分离权的实践。
有学者认为1971年孟加拉独立可被视为第一次实践,但是当时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各方均没有提及过保障条款。
1998年魁北克案中,加拿大最高法院则明确提及保障条款,指出尽管法庭之友认为除了殖民背景和异族奴役、统治和剥削之外,依据该条款还存在第三种以分离权的方式行使自决权的情形,即在无法有效行使内部自决权时,作为最后的救济,可以以分离的方式行使自决权,但是救济性分离概念是否真正反映了一项既已确立的国际法标准仍然是存疑的。
近年,2010年科索沃咨询意见和2014年克里米亚公投值得关注。
1. 国际法院“科索沃”咨询意见:在咨询意见中,国际法院回避了救济性分离有关的问题:“本院已经指出,民族自决权的出现是20世纪后半叶国际法的重要发展。
但是,国际法中的民族自决权是否赋予非自治领土和受外国征服、奴役和剥削的民族情形以外的一部分人口从该国分离的权利,是否存在救济性分离权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存在这种权利,各国存在重大分歧。
”本院认为没有必要解决这些问题。
联大向本院咨询的只是要求回答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
而关于民族自决权的适用范围,是否存在救济性分离权的争论涉及的是分离权的问题,已经超出了联大提问范畴。
各国提交的书面和口头陈述也体现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支持国际法上存在救济性分离权的国家通常都引用了《友好关系宣言》和《维也纳宣言和行动计划》的保障条款、1998年加拿大魁北克案判决和1921年阿兰德岛案,并认为经反向解释后保障条款,可以作为救济性分离的法律基础。
反对的国家中,阿根廷、中国、塞尔维亚和塞浦路斯的观点相近:第一,救济性分离权需要有实在法渊源的支持,而非仅是反向的推理解释,且从来没有任何权威机构对其做出过反向解释。
第二,反向解释与《友好关系宣言》的宗旨和目的相悖,准备工作文件和有关实践也不支持这种颠倒的解释,参与起草的绝大部分国家同意置入该条款恰恰是为了保障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不认为既存国家内存在分离权;保障条款至多是在确认内部自决权。
第三,没有任何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证明这种权利已成为习惯国际法。
罗马尼亚没有直接反对保障条款的反向解释,只是表示尽管诸如保障条款和魁北克案被视为是支持救济性分离的证据,但是还能充分构成一项国际法,仍需要更多有意义的国家实践。
此外,还有很多国家没有提及反向解释问题,但表示目前国际法反对救济性分离(如阿塞拜疆、西班牙、伊朗、委内瑞拉),也有国家认为国际法在这方面保持中立,既不允许也不禁止分离(如布隆迪、捷克、法国、英国和美国)。
2. 克里米亚事件:国际社会对克里米亚“脱乌入俄”的公投普遍采取质疑消极态度。
2014年,联大以100票赞成、11票反对和58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乌克兰领土完整问题第68/262号决议,重申《联合国宪章》、《友好关系宣言》等法律文件中的各项国际法原则,确认公投无效。
但这并不能看出各国对于救济性分离权的态度。
各国可能会基于其他原因否定公投的合法性,且该决议也未明确提及救济性分离权。
如英国政府表示,公投既违反了乌克兰宪法,也不符合国际公认的国内程序和最佳做法。
英国主要从俄罗斯武装部队已经在乌克兰存在了数周对公投施加了巨大压力,以及公投准备时间仓促、没有公正的第三方监督等程序问题主张公投没有体现人民的真实意愿从而无效。
并没有提及救济性分离。
三、反向解释“保障条款”的再评价笔者认为,即使反向解释是合理的,也不必然能推导出因种族、宗教和肤色而被拒绝参加政府的团体具有救济性分离权。
退一步说,就算反向解释是正确的,所谓的救济性分离也仅适用于条款提及的情形,并非所有的严重违反人权和国际人道法的情形都可以引发救济性分离。
其次,反向解释可以有转化出多种正面表述的形式。
目前国际法上还没有可适用的实证法来为反向解释提供法律上的论证。
卡塞斯认为,关于自决权行使方式的习惯国际法尚未形成,一个中立且可被接受的表述是:如果一国的政府是代表整体人民的,允许任何团体平等参与政府,尤其是它不以种族、宗教或肤色为由拒绝某一部分人民参政,那么该政府就是尊重自决原则的,这就是内部自决权的实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