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视野_民国时期国外学者与中国农村调查_李金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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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八记》- 李宁的博客的日志- 网易博客单日志页面显示设置关闭网易首页网易博客同样作为一个新闻人,如同温总理,看后尤为感动,为我们曾经和现在忽视的农村,为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农村百姓,为那一双双为求学而灵炯的眼眸,也为李强同学的关怀三农和实践精神。
以此为鉴,特此转载。
——李宁《乡村八记》全文如下:题记钱穆在其代表作《国史大纲》前言中提到,“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我想,一国之国民,亦须对本国社会有所了解,在了解的同时,对其社会现实“附随一种温情与敬意”,给予一种同情之关怀。
如此,则如钱穆所言,“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
第一记一户农家的年收支明细账一月二十八日阴下午二时五十分,我踏上了赴山西省沁源县的汽车,此次回乡目的有二,一为探亲,我已经八年没有回过姥姥家了;二为做乡村调查,这是此行的重点任务。
谈起此次乡村调查,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上一学期读了曹锦清先生的《黄河边的中国》以及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同时还参与了校三农学会的讨论,对于三农问题有了一些了解,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不做一次真正的调查,恐怕对于三农问题的理解只能停留在一个浅显的层面之上,另外,曹锦清先生赴河南农村考察、写出《黄河边的中国》,已经是近十年前的事情了,如今乡村又有什么新变化,需要我们再去进行一番调查。
此次考察的目的地是山西省沁源县和沁县两地,位于山西省东南部,之所以选取这两地,一方面这里有我的亲属,通过各种关系可以较容易的获取我想要的东西;更重要的在于两地都没有多少矿产资源,农村产业结构并不像山西其他地方偏向于煤炭等矿业,其主要产业仍为传统农业,这比较符合此次调查的目的,那就是以传统农业为主导的乡村在这个社会转型的年代的境况到底如何?虽然时近春节,但紧张的春运似乎还未波及长途客运,能容纳三十的人的中巴上只有五名乘客,汽车行驶在208国道上,沿途运煤货车无数,灰头土脸,且路面经重型卡车常年倾轧,坑坑洼洼,一路上下翻飞,好不热闹!三个半小时之后,我抵达了此次调查的第一站——沁源县交口乡尚义村,我二姨家。
2023-2024学年天津市南开区高一(上)期末语文试卷一、语言文字应用(9分)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每到年末,盘点流行语就成为人们回顾一年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这是因为流行语不仅是一种词汇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现象。
有的流行语凝聚了时代的缩影,有的流行语蕴含着生活的体悟。
当然,在流行语年复一年的()之间,认为一些词汇不知所云,()了语言之河。
其实,但对于那些真正具有创新性的流行语,我们应该持(),展现出人们强大的语言创新能力。
而诸如“哈基米”“挖呀挖”等“短视频流行语”也曾火爆全网,却并没有入选,缺乏稳固性,会自然地()(选自王庆峰《“十大流行语”中的时代记忆》,有删改)(1)依次填入文中括号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A.迭代玷污披沙拣金优胜劣汰B.迭代污染海纳百川新陈代谢C.演化污染披沙拣金新陈代谢D.演化玷污海纳百川优胜劣汰(2)下列填入文中横线处的句子,最恰当的一项是A.流行语就像我们生活中的一面镜子,投射了人们在一个时期内普遍关注的事物和问题,也传达着人们对不同事件和生活的态度。
B.流行语投射了人们在一个时期内普遍关注的事物和问题,也传达着人们对不同事件和生活的态度,就像我们生活中的一面镜子。
C.投射了人们在一个时期内普遍关注的事物和问题的流行语,就像我们生活中的一面镜子,传达着人们对不同事件和生活的态度。
D.就像我们生活中的一面镜子的流行语,投射了人们在一个时期内普遍关注的事物和问题,也传达着人们对不同事件和生活的态度。
二、选择题(3分)2.(3分)阅读下面两段文字,对其的解读不符合《乡土中国》观点的一项是()“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张很复杂庞大的关系网,人熟是一宝。
”——费孝通“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几乎被陌生人充斥,而使得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遍的陌生世界。
——齐尔格特•鲍曼A.费孝通的“人熟是一宝”指的是中国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们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
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业雇工收入地区差异研究胡浩;杨中卫【摘要】This paper applies the Gini coefficient method to 1929—1933 survey data from rural Chinese areas to calculate agriculturalworkers’average income level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se.It then uses the nonparametric Gaussian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method to analyze the distribution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agricultural workers’incomes.Results show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agricultural workers’income levels in the 1930s but without polarization.Average agricultura l workers’ income levels decreased according to regional development conditions,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al workers’in-come inequality within a reg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generally followed a positive U-shaped trend.Unbalanced development among the eastern,central,and western regions was the key factor leading to large differences in agricultural workers’incomes at the national level.%本文采用卜凯1929—1933年所做的中国农村调查数据,用基尼系数法计算了我国不同地区农业雇工平均收入水平及差距,并采用非参数的高斯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农业雇工收入分布情况及影响机制。
近十年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综述潘晓霞内容提要金融史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且颇有历史魅力的新兴研究领域,随着现代金融经济的发展与新史学的兴起,以及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金融史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在世纪之交,金融史研究逐渐被推向高潮,中国近代金融史在近十年间受到了学术界前所未有的重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文章以国内近十年来公开出版发表的著作、论文为主,就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类梳理,并对该研究状况作了总体评析。
关键词近代中国金融史综述随着现代金融经济的发展,新史学的兴起以及西方新理念的引入,金融史受到了学界前所未有的重视。
尤其在最近十年,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突飞猛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相关著作论文大量涌现,在研究深度与广度上均有很大突破,此前的空白研究领域逐渐有所涉及,之前的薄弱环节的研究也在不断加强。
最值得一提的是,新世纪初年,在李飞主持下,多位专家学者参与撰写的多卷本5中国金融通史6已经由中国金融出版社陆续出版。
该著作第一次全面阐述了中国自古迄今的金融活动及其发展规律,是金融史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
本文拟就近十年来学术界对近代中国金融体系、金融制度、金融机构、金融组织、金融市场、金融运作、金融家及农村金融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一梳理,希望对进一步深入细化相关研究有所帮助。
金融体系与金融制度金融体系即金融格局,是一个时期金融机构依其业务与相互关系构成的金融网络结构。
金融体系研究旨在从宏观上把握各时期的金融整体状况,在金融史研究中意义重大。
近年来学者们主要对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时期的金融体系进行了宏观审视。
关于北洋政府时期的金融体系,徐进功的论述较为全面。
他认为,北洋时期银行业发展呈现出多元化景象,金融机构既有传统的典当、票号和钱庄,也有新式银行包括国家银行、地方银行、私人银行和外国银行,形成了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局面。
¹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初建时期的金融体系,邱松庆指出,/四行二局0是其核心,是控制和支配中国金融货币的总枢纽。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2024-2025学年高三上学期11月期中考试语文试题及参考答案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流行文化视域下民俗文化产品具有符号意义,与原产国的国家形象密切相关。
二者之间的相关性,集中表现为两组概念的深度关联。
第一组关联概念是民俗传统与国家形象。
民俗传统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根植于民众对于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认同。
一方面,民俗传统为国家形象的塑造积淀了丰厚土壤,成为联通历史与现代、城市与乡村、大众与个体之间的纽带,使共享的文化传统在时空中流动传承。
另一方面,国家形象体现了一国精神底蕴和文化气质的高度凝结,而独特的地域风俗习惯能够进一步强化各国国家形象之间的差异化特征。
由于国家形象是“一种主体意识”和“国家或民族精神气质中的闪亮点”,民众的审美偏好、情感表达、风俗习惯以及价值观念皆是一国无形的文化属性的核心内容,为国家形象建构提供了恒久的丰沛源泉。
第二组关联概念是民俗产品与国家品牌。
二者属于文化与商业的交叉领域,可通过清晰而独特的符号化理念来强化集体身份认同,并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发挥消弭隔阂、强化共鸣的积极作用。
文化符号具有高度凝练、易于传播的特征,以节日庆祝活动、美食美饰、生活习惯等为核心的民俗文化符号,更易激发受众的参与感与共情力,增进各国民众间的情感互通。
追根溯源,品牌理论诞生于20世纪中叶的市场营销领域,因其与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密切互动,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
品牌通过与所处环境的文化创意发生互动而生成了品牌图标,通过创造身份神话来舒缓社会的急剧变化所带来的集体焦虑,从而实现文化的品牌化。
民俗产品的创意生成、使用体验和品牌理念承载了一国的公众形象、集体声誉以及文化价值观念,也构成了本国居民、商业投资者、海外消费者以及旅行者等对国家形象的品牌化联想。
因此,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识别度高、易于引发情感共鸣的民俗文化产品,不仅反映了一国的文化气味、精神沉淀以及主流价值观念,也有助于塑造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品牌。
拼搏一年成就梦想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2020级高三第二次模拟考试语文学科试卷满分:150分时长:150分钟命题:高三语文学科组审题:高三语文学科组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本题共5小题,17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在以共同富裕为重要特征和本质要求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振兴与农民共富是值得高度关注的重大现实议题,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难富起来的群体是农民。
没有乡村振兴,不可能完成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任务;没有农民的富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前景亦不可能变成现实。
因此,乡村振兴是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和走向共同富裕大局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促使农民稳步走向共同富裕。
首先,应将乡村振兴全面融入国家与地方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政策体系并全方位推进。
就像深度贫困地区与绝对贫困人口构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一样,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走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短板弱项仍集中在农民农村。
因此,乡村振兴应当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导向,在巩固脱贫攻坚基础上实现全方位跃升,应当按照城乡统筹、优先乡村的取向将乡村振兴融入所有政策,形成政府、市场主体与社会力量同时发力的大格局,并遵循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原则全面推进。
其次,应继续用精准扶贫的理念指导乡村振兴并精准施策。
乡村振兴是在圆满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后实现农村发展全方位升华的国家战略行动。
脱贫攻坚成功实践的经验表明,乡村振兴也不能例外。
因为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条件与乡土文化差异也很大,乡村振兴只有因地制宜才能行稳致远。
因此,在目标明确和宏观政策日益成熟的条件下,当前特别需要找到适合各地的实践路径,拿出更有效率的行动方案,以持续不断地缩小城乡差距,不断促进并实现城乡居民共享发展。
再次,要抓住三个方面重点发力:一是要从重硬件投入转向软硬件投入并重,在乡村人才队伍建设上下大功夫。
农村地区特别是落后地区普遍存在着缺教师、缺医生、缺农业技术人员、缺经营能手、缺乡村治理能人的现象。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论近代江南农村的 合会单 强 昝金生(苏州大学历史系 215021)内容提要: 合会 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唐宋时期就流行甚广。
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随着现代经济因素的增长,银行也加速向农村渗透,传统经济组织与现代金融机构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
现代化理论者认为,在这场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传统经济组织逐渐烟消云散,土崩瓦解。
而江南农村中颇为流行的传统金融组织 合会 的演变,却向我们描述了与此不同的农村经济演化图景。
关键词:江南地区 农村经济 民间金融合会是我国农村民间旧有的金融合作组织,在近代江南农村十分流行。
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史的学者对此都非常关注,徐畅、姜旭朝等对全国范围的合会作了总体论述,马若孟、李金铮、明恩溥等对华北农村的合会作了具体研究,而对近代江南农村的合会至今还缺乏系统论述。
!本文拟利用档案及地方史志资料,对近代江南农村合会的性质、数量、形态、机制、功能等予以分析,求教于大家。
一、性 质对于合会的认识,众说纷纭,王宗培认为, 合会为我国民间之旧式经济合作制度,救济会员相互间之金融组织也 。
∀杨西孟指出, 合会是我国民间流行的一种小规模的金融合作组织 。
#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中国农业金融概要%的定义为, 合会为我国民间固有之集资方法,亦可称为中国式之贮藏制度 。
&林和成则强调。
会或合会为我国农村,以及民间最普遍之一种小规模合作组织 。
∋由此看来,合会在本质上是一种民间金融互助组织。
实际上,合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合会是一个综合性的合作组织,可以是金融会,也可以是其他形式的会,如江苏省铜山县之青苗会、联庄会、防匪会、香火会、老人会、皮袍会、面!∀#&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中国农业金融概要%,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56页。
杨西孟:∃中国合会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绪言 。
王宗培:∃中国之合会%,中国合作学社1935年版,第1页。
2022年全国乙卷高考语文真题及答案注意事项: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
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6分)(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与西方叙事作品的定点透视不同,中国传统叙事作品往往采取流动的视角或复眼映视式的视角。
流动视角的所谓流动,就是叙事者带领读者与书中主要人物采取同一视角,实行“三体交融”:设身处地地进入叙事情境,主要人物变了,与之交融的叙事者和读者也随之改变视角。
读《水浒传》的人可能有一个幻觉,你读宋江似乎变成宋江,读武松似乎变成武松,这便是视角上“三体交融”的效应。
中国古代句式不时省略主语,更强化了这种效应。
比如武松大闹快活林:武松一路喝过了十来处酒肆,远远看见一处林子。
抢过林子背后,才见一个金刚大汉在槐下乘凉。
武松自付这一定是蒋门神了。
转到门前绿栏杆,才看见两把销金旗上写着“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的对联。
西方小说往往离开人物,从另一视角描写环境,细及它的细枝末节、历史沿革,以便给人物活动预先构建一个场景,如《巴黎圣母院》在描绘那座伟大的建筑时,就先用了数十页篇幅。
而这里的视角则几乎寸步不离地随武松的行迹眼光游动,武松看不到的东西,读者也无从看到。
游动视角不仅紧随人物眼光,也投射了人物性情,这只能是武松的眼光,他豪侠中不失精细,看清环境才动手;换作李逵恐怕就板斧一挥图个痛快了。
流动视角有时也采取圆形轨迹。
《水浒传》中杨志、索超大名府比武,采取由外向内聚焦的圆形视角;梁山泊军队攻陷大名府,采取由内向外辐射的圆形视角。
杨、索比武本身着墨不多,却写月台上梁中书看呆了;两边众军官喝彩不迭;阵面上军士们窃议,多年征战未见这等好汉厮杀;将台上李成、闻达不住声叫“好斗”;观战的诸色人物各具身份神态。
清河中学2022-2023学年高一上学期12月第二次月考语文试卷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中国自古以来就被称为礼仪之邦,人情往来渗透于人们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也常常被当作一种有形的或无形的资源进行呼唤。
人情一般都是在非等价交换的原则下进行的,并在这种非等价交换中反反复复,使得这种人情交换旷日持久地持续下去,村民之间依赖这种人情关系不断地形成自己的社会关系。
但市场经济不仅带来了开放和流动的社会环境。
使乡土村民社会关系的范围越来越大,同时,也使他们更深刻地意识到利益上的相互关系及其极端重要性。
虽然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村民们的交往行为依旧按照人情的规则在互惠往来,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实交往活动中的经济利益交换成分却在逐渐增加。
费孝通认为,随着社会生活越来越发达,乡土社会关系之间的经济利益交往也会越来越频繁。
人和人之间单靠人情难以维持相互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乡土社会关系也就会随之变得理性化、功利化,目的性增强,渐渐失去其本有的温情的一面。
(摘编自刘青《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乡土社会关系的变迁》,《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年3月)材料二:(摘编来白罗芳菲《过个年预计花多少钱?人情支出成最大花费》,《民生周刊》2016年2月)材料三:乡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热人社会,因为封闭的经济环境决定了这个自给自足的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以村落为生活单位的乡村社会,以乡情为纽带维系着它的正常运转。
乡村社会村落聚居的生存状态,使农民在这个相对狭小的环境中很易于彼此熟识,即使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中,乡土社会的乡情因素依然可以游刃有条地调和或者说超脱于这些纷争之中。
此外,以祠堂宗族为纽带的人际关系使这种关系迥异于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一旦这种类似于乡情的社会关系受到冲击,农民们的社交关系也便面临者重大的变革,同时也意味着一旦失去有效的约束,乡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面临着信任缺失和秩序混乱的危险。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2023-2024学年高一上学期期末考试语文试题学校: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__考号:___________一、现代文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农村,农业,农民永远是文学的活水之源和生存母体。
没有个性的农民集体一定不能成为农业文明的支点,自然也就无以构成乡土文学的核点。
鲁迅说,必须“将农民的生与死,移到纸上”,农民的生死就是土地的生死,就是农业文明的兴衰,就是乡土文学的枯荣。
故此,接力..鲁迅衣钵的汪曾祺说,他毕生都在用充满温情的眼睛看那些农人,去发掘普通耕作人身上的美和诗意。
他以敬畏的、朴素的,不带任何理论色彩的人道去关注,尊重,并欣赏在他看来代表天道的农民。
乡土文学是一卷流动的农民合照剪影。
此与赵树理的理论一脉相承....,赵树理说,“我所生活过来的劳动人民大海,时时刻刻起着变化,变化得使我的生活本领不适用起来。
我所熟悉的海,是痛苦不堪的苦海,而后来的海渐渐甜起来”。
农民是中国文化奋斗精神的根性,这种精神就是生成文学的根性,这也是全部乡土文学之根。
发轫于鲁迅时代的中国乡土文学寻根的动机乃源于此。
一个缺失改变命运意识的群体其本身也无文学的冲动性。
乡土文学的地方主义与世界乡土文学的“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体系如出一辙....,即农村的颜色。
农村的自然颜色构成了农业文明的底色,是乡土亲情民族集体的物理家园的镜像,也是中国文化生长精神的养成所,更是中国乡土文学的生成源。
在农村集合下的乡土,不仅是农民更是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孵化的暖巢,而文学乡土更是民族集体文化象征与文化信念的组合,踏于农村的乡土之上,如同立于民族文化的命根。
绵延千年的农业文明不仅是散发着“泥滋味,土气息”种植精神的进化,更是根植于土壤的所有生命影像的寓意。
徐霞客《游记》里“人之瑰丽常在于奇远”的自然与人文的哲学注释,郦道元在《水经注》描写的“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山川河流、动物植物相生相成的鬼斧神工之妙,陆羽《茶经》中“令人有力、悦志”的有着仙风道骨之绝的茶名,贾思醒在《齐民要术》提及的“稼穑不修,桑果不茂,畜产不肥,鞭之可也”;甚至“她落(篱笆)不完,垣墙不牢,扫除不净,答之可也”等一系列亦政亦农亦工亦文亦哲亦术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写作,写尽农业文明中的中华哲学思辨,农业治理结构,民族科学智慧。
枣阳一中高三年级2022——2023学年上学期8月月考语文试题(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7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20世纪初,如何在现代世界体系的背景下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百废待兴的中国亟需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
基于对中、英两国社会经济史和当时社会状况理解的分野,来自英国的社会经济史学家理查德·H.托尼与中国本土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为中国的乡村现代化设计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1932年,通过对英国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比较研究,托尼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的起点在农业文明而非工业文明。
基于对现代市场的敏感与警惕,费孝通与托尼有着不同的看法。
与托尼相反,他认为中国现代化的重点不在农业,而在乡土工业。
早在1936年对江村的调查中,费孝通便关注到乡土工业、农业与市场的关系。
在江村,虽然村中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皆从事农业生产,农业是最为重要的产业,但若单纯依靠农业产出,“根本无法维持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而以缫丝为主的家庭副业不仅成为弥补家庭收支缺口的重要手段,还使得农民有余钱可以开展各种日常文娱与礼节性活动。
但受国际市场生丝价格下跌的影响,上述活动在当时已经停止十年有余”(费孝通《江村经济》)。
费孝通认为只有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生产制度对乡村工业进行改革,才能重新使得中国在现代市场中占据有利位置,发展乡土工业是振兴乡村经济的必由之路。
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当费孝通晚年重新回归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时,其部分思想在具体的实践策略上虽仍与托尼相反,但在总体上已经开始重视基于土地利用方式转变的园艺改革对乡村振兴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提倡农副、牧业混营与园艺改革两条路径的并举。
此外,费孝通重回乡村振兴以及园艺改革,还与当时中国社会情境的转变有着莫大关系。
伴随着中国向集体化时代的告别,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赋予了乡村经济以更大的发展空间,极大地增强了乡村振兴在现实上的可能性。
随着费孝通对中国各地区系列考察的逐步推进,其关于园艺改革的构想也渐次深化,进一步明确了现代市场与园艺改革的关系。
2023=2024学年石家庄市高一语文下期末质检试卷试卷满分15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 2024.07.一、整本书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
说起私,我们就会想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俗语。
谁也不敢否认这俗语是多少中国人的信条。
其实抱有这种态度的并不只是乡下人,就是所谓城里人,何尝不是如此?“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比“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毛病的。
如果我们要讨论“私”的问题就得把整个社会结构的格局提出来考虑一下。
②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
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
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
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
我说西洋社会组织象捆柴就是想指明: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
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得分清楚。
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先规定的。
我用捆柴来比拟,有一点不太合,就是一个人可以参加好几个团体,而好几扎柴里都有某一根柴当然是不可能的,这是人和柴不同的地方。
我用这譬喻是想具体一些,使我们看到社会生活中人和人的关系的一种格局。
我们不妨称之作“团体格局”。
③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
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
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
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④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
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
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
文 史 哲JOURNAL OF LITERATURE,HISTORY AND PHILOSOPHY 2009年第3期(总第312期)No.3,2009(Serial No.312)另一种视野:民国时期国外学者与中国农村调查李金铮 邓 红摘 要:民国时期、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调查和研究蔚然成风,国外学者不仅是这一活动的开拓者,也是调查规模较大者。
弄清这些调查的历史过程、调查宗旨、调查区域、调查内容、调查方法以及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对我们正确地解读和利用这批资料将大有裨益。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这些调查与中国学者的调查既有相通之处,更有其独特的视野。
尽管它们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其学术贡献和社会价值是主要的,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也增强了外国对中国农村的了解,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关键词:民国;国外学者;农村调查相对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社会调查兴起较晚。
以中国农村调查而言,始于1910年代初,到1930年代达致高潮。
参与调查的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既有私人学者、革命家,也有学术团体、高等院校、研究机构,还有乡村建设团体、政府机关。
这些调查有的对当时的乡村建设发挥了一定作用,有的对革命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有的为外国侵华势力提供了情报。
时至今日,这些调查又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珍贵文献,以及社会人类学、经济学的重要源头,许多论著都参考和利用了这批资料,极大地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进展。
笔者认为,将之用于学术研究固然重要,但对这些调查本身进行清理和总结也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譬如调查的基本过程如何,为什么要进行调查,调查区域如何选择,调查哪些内容,如何开展调查,调查提出了哪些问题等等,资料使用者对此大多模糊不清,甚而出现严重的误读现象。
应当说,已有学者开始关注这一课题①,然就总体而言,大多仅为轮廓性的梳理和介绍,尚未细致地回答上述问题。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相比而言,以往学术界对国外学者的中国农村调查了解更少,除了满铁华北农村调查之外②,大多语焉不详。
但恰恰是外国人的调查,在中国农村调查史上占有很突出的位置。
缘此,本文主要对满铁之外的国外学者调查,作一初探。
一、开拓性的农村调查在科学的社会调查兴起之前,外国传教士曾以亲身见闻对中国农村作过系统的描述。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Smith,18451932)的著述最有影响,他在山东、天津、通州等地传教四十余年, 1899年出版了《中国乡村生活》(Village Lif e in China,时事出版社1998年出版中译本),倍受中国学者推崇。
另一美国学者凯恩(F.H.King)1909年2月至6月间先后考察中国、朝鲜、日本的农村作者简介:李金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邓红,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天津30007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研究项目“政权建设与民间社会:19371949年的中共华北根据地”(项目批准号:07JJD840188)。
① 最有代表性成果为侯建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述评》,《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
② 参见[日]内山雅生:《华北农村社会研究和实地调查之原委》,载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北京:档案出版社,1993年,第468475页。
经济和农民生活,1911年出版了《四千年的农民》(Farmers o f Fort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K orea and J apan)一书,其中大部分反映的是中国农村状况,包括香港、广西、广东、山东、直隶、辽宁等地。
这些作品,可以算作外国人调查中国农村的萌芽。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农村调查,外国人仍是先行者,以下按时间先后分别予以介绍:国外学者最早的中国农村调查始于1914年。
清华学校社会科学系教授狄特摩尔(C.G.Pittmer)指导学生对清华园附近的195个农户进行调查。
1918年,以《中国生活标准的一个估计》(An Estimate of the S tandard of Liv ing in China)为题发表①。
其次是上海沪江大学教授葛学溥(D.H.Kulp,18881980)指导的广东潮州凤凰村调查,这是他于1919年至1920年组织该校社会学系学生进行的。
调查成果为《华南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Country Li f e in South China:The Sociolog y of Fam ilism,N.Y.:Teachers Co lleg e,Co-lumbia University,1925)。
这是国外学者第一次对中国乡村社区所做的比较全面的调查。
1921年秋,英美各教会组织中国教育调查团来中国考察,以美国麻省农科大学校长、农业教育家白斐德(Lenyo n L.Butterfield)为团长。
他们在中国调查6个月,足迹遍10余省。
每到一省必到各农校和乡村视察,“于我国农业情形考察至为详尽”。
著名农学家邹秉文向白斐德建议,可在此基础上就农业问题为中国政府起草一意见书。
翌年,白氏撰成《改进中国之农业与农业教育意见书》,并由傅焕光翻译为中文本由教育部刊行②。
1922年夏,慈善组织华洋义赈会邀请燕京大学农村经济系教授戴乐仁(J.B.T ay ler)和马伦(C.B.Malone)组织北平9所大学的61名学生对直隶、江苏、安徽、山东、浙江240个村进行调查。
调查成果《中国农村经济之调查》(The S tudy o f Chinese R ural Econom y)于1924年由华洋义赈会印行③,部分内容收入李锡周编译《中国农村经济实况》(北平农民运动研究会1928年版)。
19231924年,沪江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美国布朗大学教授白克令(H.S.Bucklin)指导学生调查上海附近的沈家行村。
调查成果《社会调查———沈家行概况》(A Social S urvey of Sung-K a-Hong,S hanghai:China B atist Book Store)于1924年出版中④、英文两个版本。
1926年,成都大学经济系教授布朗(H.D.Brow n)主持了四川峨眉山新开寺附近25个田区的调查和成都平原50个农家的调查。
这两个调查成果发表于北京经济讨论处所编的《中国经济》月刊,1928年收入李锡周编译的《中国农村经济实况》。
在白克令和布朗调查前后,南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主任卜凯(J.L.Buck)曾主持两次大规模的农村调查。
这两次调查,得到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以及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巨额资助。
第一次调查为19211925年,共调查7省14县17处2866个农家。
调查成果《中国农家经济》(Chi-nese Farm Econom y)于1930年由太平洋国际学会与金陵大学出版英文本,中译本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其中河北盐山、安徽芜湖两县的调查成果,分别以《河北盐山县一百五十农家之经济及社会调查》、《芜湖一百零二个田家之经济及社会调查》于1928、1929年出版中文本。
第二次调查为19291934年,涉及面更为宽广,除了东三省以外,几乎遍及全国,包括22省186个县168个地区16786个田场38256个农户。
调查成果《中国土地利用》(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于1937年在美国出版英文本,中文本1941年由成都金陵大学农学院印行。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甘布尔(Sidney D.Gam ble)也是中国农村调查的代表性人物。
曾先后四次来华,19311932年,他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合作进行定县农村调查。
社会调查部主任李景24文史哲·2009年第3期①②③④The Quar ter ly J ourna l o f Economics,Vol.33,Novemb er1918.谢泳:《一份关于中国农业史的历史文献》,《博览群书》2004年第1期。
Peking:China In ternational Relief Commission Pu blications,Ser.B,No.10,1924. [美]白克令:《社会调查———沈家行实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
汉对他甚为感激,说甘布尔“对于定县社会调查甚为热心,数年以来关于调查的计划与方法方面指导很多,对于经济方面曾予以慷慨的援助”①。
但由他自己编写的英文著作《定县:一个华北乡村社区》(Ting H sien :A North China R ural Community )迟至1954年才在美国出版②。
除了定县调查,他还指导学生对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四省11个村庄进行调查,调查成果后来编写为《1933年以前华北村庄的社会、政治和经济》(North China Villages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 ic Activities )于1963年出版③。
此外,1933年沪江大学教授兰姆森(H .D .Lamson )组织学生调查上海杨树浦附近4村50农家,1934年发表于《社会半月刊》④。
为了推动中国农村调查和社会学学科建设,中国学者还主动邀请国外学者来华讲学、指导与合作。
如1935年秋,英国伦敦政治学院教授布朗(A .R .Radcliff -Brow n )应燕京大学吴文藻先生之邀来华讲学,其中有一讲就是《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⑤,专门就中国农村社会调查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但1933年以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除了日本满铁之外,外国学者的实际调查基本没有延续下去。
尽管中国学者曾打算与国外学者联合进行实地调查,但都由于战争侵扰而搁浅。
如1937年5月,英国人类学家佛思(Raymo nd Fir th )拟来华进行实地研究,一是指导燕京大学的研究生进行研究,另外以“华北农村生活的社会稳定性”为题在离北京不远的北方农村进行田野调查。
但不久因卢沟桥事变爆发,佛思的调查计划未及实施。
抗日战争期间,吴文藻在云南大学建立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并在昆明市郊呈贡县古城村的“魁星阁”建立了一个小型的社会学研究“工作站”,希望加强与国外学者的合作。
1943年,实际主持“工作站”的费孝通赴美国访问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吴文藻要他与美国学者协商联合调查计划。
费孝通与芝大的人类学家瑞斐德教授(R .Rrdfield )达成中美学术合作协议,制定社区研究工作计划,拟由美方选派数名研究生来华与中国学生一起进行实地调查。
瑞氏夫妇原计划于1944年来中国访问一年,但受战乱影响,直到1948年才得以成行,中美合作调查计划也终为时局所扰,未能实现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