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决定相信和不相信之前
2016年1月1日，龙应台观瞻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的纪念碑。碑铭上的846名死难者都是中共对台工作的牺牲者。（南方周末记者邱浩润/图）龙应台来北京演讲期间，接受了南方周末的采访。访谈内容包括她在台湾屏东的潮州镇给孩子上的一堂作文课，以及参访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纪念碑。征得南方周末授权，与大家分享。——小编龙应台：决定相信和不相信之前南方周末微信（nanfangzhoumo）记者夏辰3个小时作文课，龙应台的发现是，就创造力和发现的能力而言，并没有城乡的差距，老师的创意有多少，决定了学生的创意有多少。
读完受难者卷宗，她最深刻的感受是，有责任让年轻一代知道，白色恐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2016年１月1日，龙应台抵达首都机场后，驱车北京西山，观瞻了无名英雄广场的纪念碑。碑铭上的846名死难者都是中共对台工作的牺牲者。龙应台曾经主管的台湾“文化部”接收过白色恐怖数万件政治受难者档案及卷宗，西山纪念碑上的名字很多都出现在这些档案里。龙应台上一回出现在北京，还是2011年。京沪高铁开通一周后，南方周末记者邀请龙应台坐火车，从上海乘坐高铁抵达北京。参观过北京铁道博物馆之后，坐高铁到天津，改乘京沪最慢一班列车返回上海。龙应台
此次来京，有一场新书发布会和一场演讲。新版龙应台著作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其中一本小说集是大陆读者从未读到的。上一场的龙应台北京演讲在2010年。南方周末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在北大百年讲堂举办，龙应台接受践行者“致敬杯”的第二天，在百年讲堂演讲《文明的力量》。龙应台1月6日在北京华远企业中心演讲《一个人的记忆》。20天之前，她在台湾屏东的潮州镇给12岁的孩子上了一堂作文课。35名来自三个乡村学校的六年级生和他们的校长和老师加入了3个小时的语文游戏。超过一分钟电话会爆炸南方周末：三周前你在屏东讲授作文课。龙应台“前部长”为什么做了乡村教师？龙应台：我自己就是台湾南部乡下长大的小孩。先是农村，后来是渔村。18岁前没去过台北，17岁前没坐过私人的轿车。16岁读台南女中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到学校门口的公共电话亭去打电话，那些城市里的同学故意说，讲话不要超过一分钟，超过一分钟会爆炸。我是真的相信了。所以你就知道，城乡距离是非常大的。对于一个乡下的孩子，第一个就是知识上跟别人差很多，物质上当然不要提了。我一辈子，不管是写作，还是出任公职，城乡差距这件事，一直在我心里，我的眼光永远看得到乡下。这一次，是因为我的一个好朋友企业家柯文昌，要回馈他出生的乡下，屏东潮州。柯文昌的潮州乡村工作要开始的时候，我就说，送你一个礼。
刚好我身边有三个潮州的乡下小学的校长，我就说，礼物就是我到乡下的小学来上一堂作文课。因为少子化，屏东潮州的这三个小学，每个学校总共大概不到50人。所以三个学校六年级的学生全部放在一起，只有30个，再加上几个对作文特别有兴趣的五年级孩子，总共我要给35个孩子上作文课。南方周末：为什么会选择六年级的孩子？龙应台：我有一点没信心，心里说，要教写作的话，学生总要字认得够多吧。六年级好像保险一点。南方周末：你如何准备功课？龙应台：哈，为备这堂三个小时的课所花的时间，超过我给3000个博士生演讲准备的时间。首先，我请三个学校把六年级的语文课本找来。台湾现在教科书不是统一的，三个学校有不同版本。我先了解现在的语文课内容。然后，老师把学生的作文本子寄来，我要看看孩子们写些什么题目，认多少字，表达能力在哪里。第三件事情，我请人去把1964年，我自己12岁时的语文课本找回来。我发现现在的六年级语文课本编得还蛮好的，很活泼，也不浮浅。比如有一堂课，是在讲物理学，但是用非常优美的文字去讲。也有讲家庭关系，讲大自然的，相当活泼。这些课本编得这么好，代表有一群人，默默在做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世界这么乱，他用心地为孩子们编书，真值得赞美。再看我自己1964年的国语课本——想想看，1964是台湾“反共抗俄”的时代，所以我打开前，就猜想，里头一定都是“共
匪”多坏啦、杀人啦之类的宣传内容，看了之后也很惊讶，其实只有大概五分之一的篇幅是讲这些，但五分之四都是很自然的东西，谈生物，谈大自然，谈文学创作。所以1964年
的那个版本，也比我以为的好很多。然后就要思考教材，用什么方法可以跟12岁的人沟通？首先就是不“矮化”他们。我非常不喜欢东方文化里传统的大人“俯瞰”孩子的视角。
南方周末：你过去教过语文课吗？龙应台：只有过一次，1975年我在美国的大学教英文写作，学生是美国人。这次
是第二次。南方周末：当孩子们写过“不要盲从”之后，
知道你放的片子是造假的，他们是怎样的反应？龙应台：那部迪士尼的片子得了1958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因为
得奖，所以“旅鼠会集体自杀”的这个知识也传播到全世界。
但后来欧洲就有人揭发，其实拍片只用了二三十只老鼠，然后用特别的镜头去拍，把它拍得看起来像成千上万的老鼠。这是一个技术的骗术。科学家也出来说，生物的自然本能都是求生的，没有一种动物是求死的。农夫或是住在森林里的牧羊人，也经常会看到大批旅鼠在往一个方向奔走，可是它们不是去自杀。当旅鼠的“鼠口”，在一个栖息地太拥挤
的时候，就会有一群旅鼠出走，去寻找新的栖息地，所以它不是自杀，在这过程里，它也许要跳过一条小溪，有些旅鼠会死掉，但它其实是在寻找新的栖息地。所以那个片子，不但是技术造假，知识也是假的。孩子们听得目瞪口呆，
接下来我问，那你们觉得每天的电视一打开，看到新闻，你怎么办？你打开报纸读到的新闻报道，你怎么办？很多人跟你说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办？下面一篇论说文，你觉得题目应该是什么？南方周末：孩子们会怎么说？龙应台：有一个孩子，他说龙老师，刚刚那个瓶子，我用那个纸，怎么打都打不开，会不会你刚给我看的片子是造假的？那个人会不会是事先在瓶子上做了手脚？一个特别聪明的
小孩。所以那天第二篇论说文，是让他们写，决定相信什么跟不相信什么的时候，你先思考些什么。村公所也可以发护照南方周末：你作文课的听众不仅有学生还有老师。龙应台：那天3个小时的作文课其实是教给老师看的，因为我知道乡村的老师，可能怀疑自己的工作没有价值。他永远不是社会的目光焦点，他的工作永远不会被太多人看见和赞美，他的工作会特别的寂寞，甚至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比较卑微。我那天其实是去鼓励这些乡村小学的老师和校长，向他们致敬。我希望他们知道，我曾经是你们在教的小孩之一。任何一个社会真正的文明跟成熟，其实要看它最偏僻、最乡下的小孩受的教育，他的学校是不是给了他最好的东西。南方周末：老师们上了一堂课是什么反应？龙应台：第一个，他们从来没有想象过说，写作课是可以群体互动跟讨论的。写作课通常就是老师给一个题目，然后坐下来各人写各人的。第二个是，其实可以不需要课本，尤其在这个时代。
第三个是，写作其实来自观察。要学习观察，其实也是学习思考。我去之前，几个学校的校长，都特别带一点抱歉的感觉跟我说，你要知道，我们乡下的孩子，平常接收到的文化刺激比较少，可能比较没有创意，可能知道的比较少，但是那3个小时下来，我想我跟老师们都共同发现，其实孩子们有多聪明，都看你给他多大的启发。就创造力本身而言，其实没有城乡的差距，你老师本身的创意有多少，决定了孩子的创意有多少。南方周末：台湾的乡村教育跟城市的教育，现在还有差别吗？龙应台：硬件差不多，其实台湾对于教育的投资非常大。教育经费是我们“文化部”经费的20倍。所以你到台湾最偏僻的乡村学校，硬件设施、图书馆、运动场，其实都非常好。好到我有时候都觉得，是不是有点过度了。在教材上，课本上，其实都是相当一致的，平等的。差别其实在于环境。一个住在台北市中心最繁华的地区，比如说中正区的12岁的小孩，另一个屏东山区里的原住民
部落的12岁的小孩，他们中间的资源差多少？台北市中正
区这个12岁的孩子，走路五分钟就到了“国家戏剧院”，跨过去就是“国家音乐厅”，大概走个三百米就是电影院，可能还
是个艺术电影院。所以表面说教育资源完全一样，但是他的生活里给予他的东西，是天差地别的。南方周末：城市和乡村的差距是永远在的。资源问题是无解的吗？龙应台：差距永远在，但是很难说什么叫彻底解决，但是我觉得
对城乡差距问题的这种自觉，是每一个掌有资源的人都必须有的。我曾经住在德国，德国即使在欧洲也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的分权、地方自治的结构。在法国，巴黎就笼罩了一切，资源全部集中在那儿。德国不一样，柏林是一个，汉堡是一个，慕尼黑是一个，是分散的。我住在德国一个郊区的小村，因为是地方分权，权力下放、资源下放，所以，村民要办出国的护照，他不需要到城里去办，村公所就有权力发护照。那个两万人的村子里，有自己的展览馆，有自己的孩子图书馆，有自己的音乐表演厅，它本身的文化是有一定基础的。南方周末：回到作文课，我曾经猜想你会教文学课，结果却是说明文、论说文。为什么没有选择文学性更强的，比如说叙事文？龙应台：我觉得说明文是个入门，然后才是论说文。那三小时之后，那些记者们跳上来说，龙老师，我很希望跟你上抒情文。抒情文？我还不知道要怎么教呢，我可能会觉得抒情文是最难写得好，大概也是最难教的一门。南方周末：台湾有发生过关于教材的争议吗？龙应台：台湾也有非常大的争议，争议分两种，很遗憾，我觉得都跟意识形态比较相关，跟文学本身相关性小。比如，一个争论是文言文跟白话文的比例，把文言文跟中国的意识结合在一起，所以又不太是纯粹的、文学的争论。另一个争论是课本里，比如说讲中国历史占百分之几，讲台湾历史占百分之几，都被意识形态的争论所捆绑。
南方周末：会有哪个作家可以入选或不入选这种纷争吗？
龙应台：作家本身不太争论这些事情，反而是政治，都相当政治化了。比如说余光中，以前大陆比较知道的《乡愁四韵》，他用非常美丽的文字写他的怀乡之情，以前会因为他文字之美而被收入教科书，但现在要收进去的话，就被认为政治不那么正确了。如果收的话，可能就是他写的在台湾南部的走过西瓜田啦什么的，本土的东西。时任台北“文化局”局
长的龙应台和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总会长吴澍培（右）在六张犁墓地。吴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被捕入狱12年。（龙应台供图/图）两只猫陪读黑暗卷宗南方周末：你的行程中把西山纪念碑作为一个选项，出于怎样的考虑？跟你写作有什么样的关联？龙应台：我2016
年的写作计划是想对台湾的1950年代，尤其是1955年以前，做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1950年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白色
恐怖，因为1949年“国民政府”在仓皇之下到了台湾之后，非常不心安。所以对于所谓“匪谍”的整肃，1950年代初是最严厉的，很多的死刑判决，很多被枪毙的政治犯，很多被关进牢里头二三十年的政治犯，都发生在1950年代初。我
自己因为“文化部”所辖有一个人权博物馆的筹备处，当然特
别关切。这个人权博物馆的核心内容，就是关怀五十年代的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博物馆的筹备处，我给了它相当大的经费，主要的工作是做口述历史。你知道五十年代被关进牢里
的那些幸存者，年事都很高了，所以这就是跟时间赛跑，做历史抢救的事情。我下一本书跟这个有关，最近这两三个月比较密集的在看很多判决书，死刑的判决书以及没收财产的各种各样的判决书。南方周末：你作为“局长”也好，“部长”也好，文化的机构怎么跟这样的事情发生关系的？
龙应台：就结构上而言，“文化部”是管博物馆的，不同性质的博物馆，美术的博物馆，历史的博物馆，是其中一部分。历史当然是属于文化的一部分。台湾这几十年发展和转型，你对过去做错的事情的反思、反省，就进入了共同记忆的一部分，所以从结构上来看，博物馆本来就是“文化部”的工作。发展一个社会的文化，表面上看是电影啊、广播啦、音乐啦、文学出版等等，可是你真的深层一点去看，电影、文学、音乐，这些所有的表现都是花朵。但是花朵下面是有土的，那个土就是共同的记忆。正是这个土壤，也就是说记忆，其实是“文化部”应该关心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南方周末：那上万件受难者的卷宗内容开放了吗？龙应台：争取过来的目标就是为了全面开放，但是必须先做好专业的整理，里头有非常私密的个人数据，需要被妥善保护，也包含可能是当时特务制作的假资料等等，不能贸然开放。要等到全部资料整理好之后，再一波一波上网。但是所有的判决书，现在就可以申请阅读的。南方周末：你个人翻阅了这些档案吗？翻阅到什么程度？有什么印象比较深的案例？
龙应台：为了决定这些档案的处理方针，我全部都看过了。不过，这些补偿卷宗，只有来申请过补偿的才有。没有申请补偿的，就在其它档案里。像吴石他们的案子，如果不是一个申请补偿的案子，他的资料，就在其它地方。再比如说有些是中国大陆的大人物，我吓一跳，他怎么会在这些案子里头呢？后来发现是因为有一些大商人在1948、1949年，当国民说判断他已经“投降”之后，他在海外的资产是会被没收的，所以也有案卡在里面。比如说洪秀柱的父亲也是在里头的，她父亲因为一些案子受到牵连，主事者是被枪毙了，他自己是被判三年。南方周末：里面牵扯到死亡、残酷，可以想象它的黑暗性，你突然接触之后，有些什么感受性的记忆？龙应台：我看判决书，经常看到三更半夜。在黑夜里头，都是悲惨的人生，我的两只猫，一直趴在我旁边，陪着我看。如果没有那只猫的话，还蛮恐怖的。2014年，隐蔽战线烈士照片首次在中国大陆展出。图中从左至右为陈宝仓、聂曦、朱枫。三人均为重要的中共对台工作者，在台湾牺牲。抓一个“匪谍”赏40万南方周末：读过这些黑暗卷宗，你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龙应台：我最深刻的感受，是觉得我们有责任让年轻的一代人知道恐怖的统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当年轻的一代连这种自觉都没有的时候，灾难是一定会重复的。我去采访过一个台南女中的老师，我自己是台南女中毕业的。他是1976年被逮捕
的，我自己都吓一跳，1976年，我都已经到美国留学了，
台湾我都以为已经是一个很正常的地方了，结果逮捕还在进行。南方周末：他的罪名是什么？龙应台：其实他没有罪。那个时候的制度，办案的人，警察或者军方，你只要能落实某个人是所谓的“匪谍”，抓到一个，你有四十万的
奖金，当年的四十万啊，恐怕相当于现在的四百万吧？因为这个制度，就造成大量的罗织。像这个女中的老师，就是因为他跟某一个人哪一天出去吃了一个饭，然后那个人被罗织了，然后被刑求，要求你一个人咬出二十个名字来，他就被咬进去了，被判刑了。这样的例子非常地多。一个制度就可以操控你，比如说你家里有六个小孩要养，你很穷，你是一个基层的警察，你如果可以把一个人定罪为“匪谍”的话，就救了你六个孩子，这种诱惑太大了。很多人是会去做的，然后你也看到有良心的人。有一个政治犯，他跟我说，他村子里的那个警官，提前几天就警告他说，“你是不是到外地去走走，去玩玩啊。”他没听懂，等到这个警官真的拿了逮捕令来逮捕他，还有别人在的时候，还当面跟他使眼色说，你逃走，就在我面前逃走。同样是警察，有的会罗织你入狱，有的想方设法让你走。南方周末：虽然有根据法律对受难者做这种金钱的补偿。但是受难者的家属会要求追溯责任吗？冤枉我的法官、警察，他们会不会受到追讼？龙应台：目前没有，台湾的转型正义，其实只能做一半，这一半就是
你受罪的人，你的青春我怎么还你呢，我给你钱补偿，但是那一些做了错事的人，你怎么办？做不到。原因就有很多层次了。一个军法官，也许在一百个判决书上都是他的名字，那这个军法官到底有没有罪？或者到你家门去逮捕你的那
个警察，有没有罪？这件事情没有这个动机去做，因为这牵扯到整个政治的政治结构，即使要去做，恐怕也很难做。
南方周末：德国统一后有追讼的行为吗？龙应台：德国有，但是争议也是非常大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89年柏林围墙，一个指标性的案子。东德政府规定国民不可以离境，但是很多人都试着要逃离柏林围墙，有一个士兵射杀了一个逃离的人，那个人的家属，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去控诉这一个特定的卫兵，这个卫兵到最后被判有罪。他的辩护律师说，你怎么能判他有罪，他就是执行国家命令嘛，但是法官的说辞是这样的，国家的法令是叫你不允许他逃走，并没有说你要把他杀死，你可以射他的腿，就完成任务了，为什么要瞄准他的心脏？这个世界除了国法之外，有一个东西叫良知，你有没有良知？这个卫兵是因为这样被判罪的。但也有专家质疑说，你如果在法庭上把良知这个事情也当作一个元素的话，那这个世界就没完没了。南方周末：你拿到的卷宗都是“补偿案”？龙应台：不只是“补偿案”。这10067个卷宗之外人权博物馆筹备处还有很多其它的数据。但是这10067卷宗的珍贵在于，它是唯一以政治受难者个人
为单位的唯一数据集中的档案。龙应台在作文课上给孩子们放了一段“旅鼠集体自杀”的短片，然后问他们，接下来的论说文，题目应该是什么？孩子们回答：盲从是不对的。（台湾《天下杂志》供图/图）●●●3小时乡村作文课作者：龙应台口述南方周末记者夏辰整理那一天校长跟很多老师都在，在后边坐一圈，三十多个孩子分成七组，一组五个人，围着一张大桌子。这些孩子里头也有原住民。先教“说明文”。我先放两个搞笑的一分钟短片，第一个短片是一个俄罗斯大光头讲俄腔英语，拿着一双不防水的布鞋，教你怎么样用一支蜡烛、一个吹风机，把一双布鞋变成防水的。第二个短片是，搞笑俄罗斯人拿一张白纸，折成一个个小硬块，去撬开一个有瓶盖的饮料瓶。放了片子之后，让孩子去写这个过程。孩子们先讨论然后写。写了之后，我们用投影机一起看作品，孩子们就会发现，按照他们的写法，根本做不到，因为用词用句不准确。第二个例子就是那个瓶子，.桌子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瓶子，里头是黑麦汁。孩子们照影片上的程序先把一张白纸折成一个小硬块，然后试图去开瓶。孩子们很兴奋很快乐。他很想喝里头的黑麦汁，打开本身又是一种挑战，好像是在玩游戏，有的打不开，有的打开了。打不开的，孩子们讨论是不是角度不对，是不是手拿的力度不对，是不是那个东西放的位置不对，有各种的研究。做了之后就开始写了。写完讨论的
时候，他们就明白了何谓文字的精准。譬如单单是动词，用撬、顶、拔、扯、敲、推……全是学问。每一个动词都让他们试做那个动作，孩子们睁大了眼睛：动词那么有意思，简直玩不完。第三个片子是放来讲论说文。我跟孩子们解释：就是你有一个主张要设法说服别人。我先放一个生态的纪录片，五分钟，迪士尼在1958年推出的片子。在片子里，成千上万的旅鼠，一个劲地往前冲。前面的是带队的，后面有成千上万的跟。经过沼泽，经过树丛一直没命地奔跑，奔到最后，前面就是悬崖，悬崖下面是大海，所以你就看到成千上万的旅鼠冲到那儿，前面那一堆到了悬崖边往下跳，后面的也全部从悬崖跳下去，集体自杀。孩子们看得目瞪口呆。看完了，我就问这些12岁的小孩，你们觉得议论文的题目
应该是什么？一个小孩就举手说，“我们不可以盲从”。我说
很好，我们就写这个题目，但是请问你们有没有人认为，我们其实也可以写另外的题目：“盲从是必要的”“盲从是好的”？他们一组一组讨论，最后我问，谁要写“盲从是不好的”，全
部都举手。我再问，“有没有人要写盲从是好的？”没有一个
人举手。写完之后，每一组的代表作就拿到投影机放出来。盲从是不好的，那请问小林，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张大明他在班上偷了东西，你会不会去转述？因为你相信是真的。孩子说我绝对不会，因为不知真假。我说，如果有九个人陆续来跟你说大明偷东西呢？他说我也不说，因为可能是假的。
我说那么99个人来跟你说呢？他说，“盲从不好的，所以我绝对不说。”受到影片启发，孩子的作文谈“不可盲从”，洋洋洒洒，给了各种各种理由。接下来，我跟孩子们说，刚刚那个电影很好看，对不对，他们说“好看”。“有启发是不是？”他们大声说“是。”“你们得到的教训是什么？”他们说，“人不可以盲从。”好，我说，那我告诉你，那个片子是假的。孩子们睁大了眼睛。●●●10067件受难者卷宗
作者：龙应台口述南方周末记者夏辰整理2013年北京设置了这个西山纪念碑，上面刻了846个名字，这段历史我相当熟悉了。在1949年之前，中共派入台湾潜伏，我们称为“匪谍的地下党工作人员”，号称1500人上下。其中大部分被国民党枪毙。这846个名字，其中很重要的几个人，像吴石、陈宝仓、聂曦跟朱枫，因为徐宗懋先生的引介，他们的照片曾经陈列在我2000年在台北市文化局办过的展览中。那是台湾首度以官方的身份，为这些被枪毙的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做的一次严肃的展览。台湾的前政治犯里头，有一部分政治犯被称为统派，他们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共产党，所以后来才被判刑的。另外有一些政治犯，尤其是60年代以后比较多的是“台独派”。会关心纪念碑这件事情的，当然是台湾的政治犯里头的统派，他们把这846个名字跟在台湾被枪毙的，现在登记在案的8000多个被枪毙的名字去作比对，他们认为其中有一些人不是因为他的地下党
的工作而被枪毙的，换句话说，他可能不是共产党，而且被枪毙的理由也跟（红色）中国无关。而有些真正为共产党牺牲的，名字并没有列上去。所以我是觉得，负责这件事情的人，可能应该实地去走一遍台湾，把这些名单做一个彻底的整理。很多西山纪念碑上面刻着名字的人，他们的埋葬之处就是台北的六张犁墓地。我也是在2000年的时候，知道在台北的郊区叫六张犁的那个地方，有一片乱葬岗，都是1950年代初被枪毙的那些政治犯，草草地埋在那儿了。所以我曾经去看过六张犁的墓地。真的蛮悲凉的，乱葬岗土堆上面，就是随便的一块石头上面用油漆手写被枪决者的名字，譬如黄荣灿。黄荣灿，四川人，美术老师，一块石头就是他的一生了。2000年，我就设法让那块乱葬岗，第一个保留原状，不要把它变成漂亮的墓碑群，但是要有人去管理，因为水土也会流失。后来那个地方还做了一个碑，人们现在已经知道，那个就是政治受难者的墓地了，一共有三大块。现在应该说纪念墓园吧。墓园的旁边还有一个纳骨塔。里头还有上百的被枪毙者的骨骸，这些骨骸的名单，我们也有。当时情况是这样，如果你是一个台湾的本地人，被枪毙了的话，有家属会来领尸，但是当时被认为可能是匪谍，或者是同情大陆而被枪毙的外省人是连家属都没有的。这个纳骨塔里上百的骨骸，应该是家属在大陆，到今天已经快七十年了，还没有人去认领的。我很希望在什么时候，在文章里
头把这件事情写得更详细一点，同时把名单也列出来，更广为宣传，也许他们的孙辈终于可以把他们的祖辈的骨骸，从台湾领回去。台湾在追求转型的过程里头，经过多番的社会的讨论跟辩论之后，16年前开始对过去的政治犯进行补偿，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基金会，对于冤假错案做金钱的补偿。你如果是一个冤假错案，被判了死刑的话，大概是可以拿到两百万，钱也不多，但是这15年中的补偿工作总共支出了200亿台币。当初判刑的大多数都是在“国防部、警备总部、警察局”的那种系统，跟“文化部”没有关系，以前也没有“文化部”，“文化部”是从我2012年进去之后，才创的嘛。2012年、2013年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补偿基金会准备结束了。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找“行政院长”，跟他报告说我重视这件事情，因为这15个年头一定累积了非常大的档案，总共是10067个人的卷宗申请补偿。你一旦申请补偿的话，那个卷宗就是完整的，包括判决书、案卡、没收财产的清单、在牢狱里头的自白等等，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材料。我就跟“行政院长”说，这种资料其它的部大概没有人想要了，“文化部”想要保存这个完整的记忆。我还去跟“国防部”商量，跟所有其它相关单位都商量说，这个基金会的任务结束之后，“文化部”接收了这一批资料，所以这一批资料是“文化部”争取过来的。如果不是特别重视这一部分的话，没有人要的。-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