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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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管理制度德性一、教学管理制度德性的意义1. 规范教师的行为。
教学管理制度德性能够为教师提供明确的行为准则,规范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行为,使其更加遵循职业道德,注重教书育人。
2. 提高学校教学质量。
教学管理制度德性能够明确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规范教学活动的开展,提高教学效果,促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3.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教学管理制度德性能够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规范的学习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4. 加强师生沟通和合作。
教学管理制度德性能够明确师生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和合作,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促进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二、建立健全的教学管理制度的途径1. 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
建立健全的教学管理制度需要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关注教师的专业发展,引导学校走科学发展道路。
2. 充分发挥团队作用。
建立健全的教学管理制度需要充分发挥学校各部门和各级领导的作用,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
3. 加强监督和评估。
建立健全的教学管理制度需要加强监督和评估,对教师和学生的教学活动进行跟踪、检查和评估,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4. 不断完善制度。
建立健全的教学管理制度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不断适应教育事业的发展需求,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推动学校的发展。
三、教学管理制度德性的几个方面:1. 课程教学管理制度德性。
包括教学计划的编制和实施,教学内容的选定和调整,教学方法的选择和运用,教学过程的监控和评估等方面。
2. 师资队伍教学管理制度德性。
包括教师的选拔和培训,教师的职称评定和晋升,教师的激励和约束等方面。
3. 学生管理制度德性。
包括学生的选拔和培养,学生的考核和评比,学生的奖励和处分等方面。
4. 教育教学设施管理制度德性。
包括校园环境的建设和管理,教学设施的维护和使用,教学仪器的管理和保养等方面。
制度与德性如何相互作用?在现代社会中,制度和德性是两个非常重要但又不可被混淆的概念。
制度是一种被规定下来的行为规范,它是统治国家和组织的基础,同时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保障。
而德性则是人的品格和道德素质,它代表着个人在行为和思想上的道德水平。
这两个概念在许多方面相互作用,本文将阐述这种互动背后的原因。
首先,一个国家或组织的制度可以影响其成员的德性。
一个健康的制度可以促进个人的品格和道德水平的提高。
例如,一个拥有完善的法规体系和法律体系的国家,可以规定行为规范并对犯罪行为进行惩罚,这样可以有效地控制社会的分化和犯罪率的上升,同时也能够帮助人们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这种制度建设对于培养人们的良好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制度和德性的相互作用可以被视为一个良性的、可持续性的循环。
其次,德性也可以影响制度的建设和执行。
在这个意义上,德性是一种自然的社会资产,是制度成功的先决条件。
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有高尚的品格和道德水平,他们将更容易接受制度规定的行为标准,从而更愿意为其付诸实践。
他们也会更自发地遵守制度规定的行为,从而有效地提高制度的执行效率和效果。
相反,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没有高尚的道德水平,他们很可能会反对制度规范,甚至不遵守它们。
这样,制度就很难被执行,而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也会因此而受挫。
此外,制度和德性的互动还取决于制度和德性之间的相对权力。
简言之,这表明制度是否能够有效地影响人的行为和思想,以及德性是否能够对制度的建设和执行起到重要的作用。
如果制度比德性更强大,意味着制度规定的行为规范比社会自我管理的水平更高,人们很可能会不愿意接受规定,因为他们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
相反,如果德性比制度更强大,有别于制度规范到达的行为道德水平比制度更高,这种较高的道德水平将限制制度的范围,使制度和德性之间的互动更趋于平衡。
最后,我们让我们考虑未来。
在2023年,制度和德性仍然是社会发展的两个重要课题。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德性取向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封建社会,这一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政治体制下有着不同的发展和变迁。
无论是什么时候,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都具有德性取向,强调的是官员的品行和道德修养,以及对人民的责任和担当。
古代中国的监察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夏代,夏代时期设有监察官,负责监督官员的行为,防止腐败和滥用职权。
在商代和周代,监察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形成了对官员行为的严格监督和纪律处分的制度。
在这一时期,官员的品德和德行成为了受到重视和监督的重要内容。
在秦汉时期,监察制度发展得更加健全,建立了专门的监察机构,如“御史台”、“廷尉”等,负责对官员的品德和行为进行监督,对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和处罚。
对于官员的选拔和晋升,也非常注重其德行和品德,这一点在当时的科举制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唐宋时期,监察制度得到了更加深入的发展和完善。
唐代政府设立了“科举考试”和“检讨官”等监察机构,对官员进行了更为严格和全面的监督和管理。
宋代政府更是设立了诸多监察机构,如“殿试”、“提举”等,为官员的品行和道德修养提供了更多的监督和检验机会。
宋代的监察制度不仅对官员的行为进行了严格的规范,还加强了对官员的政绩和廉政风气的考核和奖惩。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保持了德性取向,强调的是官员的德行和品德修养。
这一特点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在整个封建社会中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伦理价值。
在官员的选拔和晋升中,德行和品德一直被认为是最基本的要求,在官员的管理和监督中,德性取向也是最重要的依据。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德性取向源于儒家的政治伦理观念,基于“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念,强调的是官员应该以德治国,做一个有道德修养和良好品行的官员。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对于官员的德行和品德进行了深度的强调和监督,审慎考核官员的政绩和廉政风气,严格规范官员的行为和言行,以保证政府的廉洁和正直,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法治。
谈教育制度的德性彰显一、以人文性为教育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制度是因人的社会活动与关系需要调节与规范而被制定与执行的。
“是约束个人追求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行为规则,这些行为规则蕴含了一定的价值观。
”任何社会组织的制度都企求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安排上达成某种合理性。
教育制度亦如此,反映着人与人的关系,表达着一定的教育利益。
乍一看,利益是制度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性前提,但实质上,利益并非制度的目的。
使人能有意义地生活并确证人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才是制度的根本价值诉求。
因此,在价值层面上,人文性是教育制度德性的重要内涵和观念指引。
然而,不少人抱有教育的塑造观,认为教育本来就是一个对儿童成长的强迫过程,即把儿童强制性地塑造成人。
“教育儿童的现象,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总是一个不断强迫的过程。
儿童视听言行的方式不是生来就如此的,而是通过教育的强迫力使然。
”为了塑造,他们无视儿童的自由和尊严,无视儿童的情感和权利,甚至损害儿童的健康。
这一“去人性化”的教育价值观,成就了长久以来的教育工具理性,部分地反映在教育制度的观念层面,表现为传统身份制意识和现代科层制观念。
传统身份制意识是以传统人伦思想为依托,以“礼制”为内容,通过封建专制意志的支持而形成社会身份规则,并制度化于人们的意识结构中,构成联结社会成员共同交往的心理活动方式,表现并泛化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
尽管封建时代已经远去,但传统身份制意识仍然影响着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反映在教育领域,表现为:教育主体的身份规则高于教育原则,注重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人身依附关系,教育者掌管着教育资源而拥有予取的权力意志。
受传统身份制意识的影响,在具体的教育情境中,某些教育者为维护“身份名号”,依身份规则对受教育者进行规训,靠强制性的教育管理条例“以管代育”,其教育行为严重遮蔽了教育制度的德性。
科层制是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等级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具有制度规则化、职权等级化和非人格化等特征。
以德服人的管理制度在管理学的理论中,以德服人是指通过道德品质和行为来赢得下属的尊重和信任,从而更好地实现管理目标的一种方法。
以德服人的管理制度,通过让领导者展示出色的品德和行为,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团队合作精神,实现共同发展和创造美好未来。
一、制定明确的道德准则要建立以德服人的管理制度,首先要制定明确的道德准则。
领导者应该以身作则,率先践行这些准则,充分展现出良好的榜样作用。
道德准则应该包括诚实守信、尊重他人、勤勉努力、责任担当等内容,鼓励员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
在实际操作中,领导者可以通过定期组织道德培训和学习活动,让员工深入理解和接受这些道德准则,并将其融入到工作中去。
同时,领导者还应该加强对员工的监督和检查,及时纠正和惩罚违反道德准则的行为,确保制度的有效执行。
二、建立公平公正的激励制度要让员工认同和接受以德服人的管理制度,必须建立公平公正的激励制度。
员工应该根据自身的表现和贡献水平得到相应的奖励和荣誉,激励他们发挥积极性和创造力,进一步完善和提升组织的整体效益。
为了实现公平公正的激励,领导者应该建立清晰、公开和透明的绩效评价体系,让员工清楚地了解工作标准和评定方法,并有机会展示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同时,领导者要严格执行奖惩制度,保证奖励和惩罚的公正性和及时性,让员工感到公平待遇,增强对组织的认同和忠诚度。
三、加强团队合作和沟通交流以德服人的管理制度强调团队合作和沟通交流,提倡领导者和员工之间的平等和尊重。
领导者要倾听员工的意见和建议,尊重他们的思想和感受,鼓励他们发表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促进团队互动和共赢。
为了加强团队合作和沟通交流,领导者可以组织团队建设和沟通培训,让员工了解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和技巧,培养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
同时,领导者要注重团队氛围和文化的建设,营造和谐、积极的工作环境,激发员工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四、重视员工的成长和发展以德服人的管理制度注重员工的成长和发展,鼓励他们不断学习和进步,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梦想。
德性与制度化规则德性与制度化规则是两个同时存在并且相互依存的概念。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两者的相互作用早已成为了社会秩序和稳定的重要保障。
本文将就德性与制度化规则的本质、相互关系及其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展开一番探讨。
首先,我们要了解德性是指人类遵循道德标准的性格和品质,是一个人在社会道德体系中的个人修养、思想意识、品行行为等方面的综合体现。
而制度化规则则是一种权威、公正、规范的指导原则和基本要求,是社会实现公共利益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
德性和制度化规则各自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它们都是人类社会因素的重要成分,也决定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本质特征上说,德性原本就是人类社会基础之一,不同的道德观念和价值理念都将产生不同的德性形态。
而制度化规则则是在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发展中形成了的一种社会约束,是为了更好地约束人们的行为和规范社会秩序而建立起来的。
但是,德性和制度化规则的关系远非简单的单向依存关系。
实际上,它们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是人类道德文化与规范化体系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德性是人类社会规范化发展的源泉,规范是人类社会德性发展的结果,两者又相互促进,彼此形成了一个整体。
本文并不是要把德性和规范化解释成没有本质差别的概念,而是指它们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紧密的关系,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正是由于这种关系的存在,人类社会得以在不断地进化、创新发展中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
那么,德性和制度化规则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德性和制度化规则是保障人类道德文化传承和进化的重要手段。
人类社会是一个永不停息的演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人们对道德、伦理等概念都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实践,德性和制度化规则在不同地理和历史条件下都会出现不同的形态。
尽管有时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但彼此的进步和完善都将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其次,德性和制度化规则是构建社会秩序和稳定的核心元素。
制度的德性,公民的德性
作者:石勇来源:南风窗日期:2012-01-11 浏览:5211
显示全文好像已经不能阻止很多事情在中国发生了。
—诸如暴力拆迁、“官二代”世袭、“美女官员上面有人”、业主“抗议降房价”、宠物狗爱好者“拦车救狗”、企业制造“有毒牛奶”甚至不屑于道歉,不一而足。
所有这些表演,无论主角是官是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不讲道理,为一已之利、之偏好而无所顾忌,甚至具有某种无赖心态。
这些演员似乎不想问一问:在涉及他人的权益、生活时,自己已经越出了“私人领域”的行为是否可以在理性上得到证明?它们能够得到道德正当性的辩护吗?
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说,“正义是制度的首要美德。
”与此相对,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公民的德性。
两者乃是同盟。
一个社会的制度是什么样,它也需要什么样的头脑和心灵,反过来也如此。
很难想象,在一个民主社会,奴隶还能够存在。
其中的要害,既在于民主制度绝不允许它的存在,也在于它已经找不到猎物—那些具有奴隶的思维模式和社会性格的人。
制度的德性既不玩神秘主义的“天启”,也不靠统治者“德治”的自我标榜,而是靠道德上的说理,看制度是保障还是侵犯公民的权利,是正义还是非正义。
近代以来,从西方开始,“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不具备或侵犯这些价值的制度皆不足以论证其合法性。
而公民的德性,同样是在道德说理的基础上,明白哪些事情是自己必须做的,哪些是绝对不能做的。
没有公民德性的人,一定会说因为政府保护别人造假,所以自己也可以造假。
但有公民德性的人不会。
因为他的理性告诉他:别人的错误并不是自己犯错的理由。
现代社会和现代政治的开启,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一方面把制度设计成必须为自身的存在提供道德正当性论证的体系; 另一方面,召唤出公民和制造出“消费者”。
“公民”的存在可以驱动民主政治的正常运转,而有赖于“消费者”的支撑,市场经济的生产体系可以持续下去。
可以说,“公民”和“消费者”在一个人身上合二为一,是现代政治经济秩序能够玩下去的一个秘密。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人也重新进行了设计。
如果没有把农民工变成“廉价劳动力”,就不可能有什么经济奇迹。
没有通过市场意识形态把人们变成“消费者”,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持续。
而现在所谓的“扩大内需”,如果弱化了这一对人的设计,并且没有其它鼓励—提前消费、增加工资,诸如此类—那几乎想都不用想。
问题是,在把无数人变成“廉价劳动力”,变成“消费者”时,并没有在制度安排的层面,同时也把他们变成能够真正行使其被承诺的权利的“公民”。
政治转型、体制改革的滞后性,导致了制度德性一定程度上的缺乏。
在这种情况下,对人的设计实际上是残缺的,制造出来的“消费者”,不过是哲学家马尔库塞笔下“单向度的人”。
没有制度德性作为背景,权力者当然看不见“公民权利”。
而一群骨子里受利益驱动的市场社会的“消费者”,也不可能有“公民的德性”,对契约有敬畏之心。
他们同样可以放大自己的偏好,侵入他人权益的边界。
该用在道德上说理,而不仅仅是利益,用来作为公共领域权力与权利博弈的共识了。
在这个时代,无数事件证明,越是缺乏制度德性和公民德性,一个社会越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