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政治与新加坡的经济现代化

探秘李光耀执政时对华政策的真实心态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于3月23日凌晨以91岁高龄逝世，也标志着新加坡强人时代的终结。

在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的政治走向，不仅对其本国意义重大，而且攸关其邻国利益，包括中国。

中新关系如何发展备受关注。

前天我在社交媒体上对李光耀有一个盖棺论定式的评价。

我说，李光耀是一个很精明的独裁者和政客，一个强烈和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一个优秀的战略家。

今天，外交部通过发言人对李光耀也有一个官方评价。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李光耀逝世接受记者提问时说，李光耀先生是具有独特影响力的亚洲政治家，也是兼具东方价值观和国际视野的战略家。

他是中新关系的缔造者和奠基人，长期致力于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为中新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对李光耀一生的总体评价，外交部的正式声明只有两句，即李光耀先生是具有独特影响力的亚洲政治家，也是兼具东方价值观和国际视野的战略家。

它更侧重于肯定李光耀对发展中新关系的贡献。

可以说，这份声明是经过仔细斟酌后确定的，旨在恰如其分地评价故去的李光耀先生及其对中新关系所起到的作用。

在评价部分，我们总体一致，即李光耀主要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独裁者，政客）和战略家在新国内外发挥作用的。

新加坡是一个前殖民地国家，多种族、多元化特征明显，地域狭小，资源匮乏，在其被马来西亚驱逐出联邦、独立建国后，李光耀打造了一个符合城邦国家特点的高效的国家政府体制，成功带领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民众生活水平提高，内部族群和谐，并国际关系中游刃有余，使国土面积狭小的新加坡拥有一个比较独特而重要的国际地位。

这些都是李光耀作为一个政治家（政客）和战略家留下的历史遗产。

因此，不管是中国政府还是我的评价总体都是比较准确的，所不同的是，作为一国政府的外交声明，外交部发言人的评价更注重李光耀对中新关系发展所作的贡献，而对其政治负资产只字不提。

这里所谓的政治负资产，是指李光耀所缔造的新加坡国家政府体制固然有适应城邦国家特性的因素，从而实现了国家的经济腾飞，但它过于顾及经济发展和政府控制，对民众的全面权利却有意忽略乃至钳制，其负面意义在2011年新加坡大选中暴露无遗。

新加坡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篇一：新加坡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编者按：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其根本的价值理念和精神导向，是指导社会成员价值选择和行为取向的准则和标尺。

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核心价值观建设，它有利于增强国家凝聚力与向心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

从本期起，《学习时报》将刊发“国外核心价值观建设”系列文章，敬请关注。

新加坡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国家白皮书形式提出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并较为成功地构建与传播了这一价值观——“共同价值观”。

共同价值观的内容及特点1991年，新加坡政府公布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五项内容作为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基础。

第一，国家至上，社会为先。

强调在处理国家、社会、个人利益关系时，各社区和社团的局部利益须服从国家整体利益，个人利益须服从社会利益、国家利益。

第二，家庭为根，社会为本。

突出家庭的重要性，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构建单位，是国家稳定的基石。

第三，关怀扶持，尊重个人。

强调公民权利不容侵犯，尊重并保护个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对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同情和帮助，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

第四，求同存异，协商共识。

在遇到问题和矛盾时，应存有忍让与求同存异的精神，并通过协商对话、权威协调的方式消除分歧与矛盾。

第五，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倡导各种族、各宗教信仰者的彼此尊重和相互宽容。

共同价值观具有东西方元素交汇、传统与现代整合的特点。

它既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强调国家、社会、家庭对个人的优先地位以及整体主义价值观，同时也体现了西方社会提倡个人自由独立、尊重个人权利的价值取向，并兼容现代社会转型中不同群体的新需求，强调协商、共识、稳定和宽容的精神。

确立共同价值观的背景共同价值观立足新加坡具体国情而确定。

首先，新加坡社会结构复杂，作为由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和多元语言构成的移民国家，国民价值观念差异较大，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历史上曾发生过比较严重的种族冲突事件，需要有超越种族和群体利益的国家力量来协调各方关系，有必要建立一种各种族各群体都能接受的共同价值观。

蔡定剑：向新加坡学什么？时间:2010-11-22 13:43 作者:蔡定剑字号：大中小新加坡以它高度的经济发展，廉洁高效的政府和优美舒适的环境赢得了世界的普遍赞誉。

新加坡的治国经验特别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府所重视，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在与新加坡政府正式会谈以后，邓小平与李光耀单独闭门谈了3个小时。

这以后邓对新加坡的经验赞口不绝，并对高层领导多次谈到要向新加坡学习（后来李光耀资政也几乎成了中国领导人的资政）。

所以我国有很多高级领导人都访问过新加坡，大量的中下级领导人和官员被派去学习和培训。

所以，新加坡的经验是中国从高层到地方官员高度认可的、并一直认真学习的榜样。

在被我国官员学习和学者介绍的新加坡经验中，有几点被尤为推崇：一是威权体制，把新加坡的高速经济发展归结于一党执政的权威主义体制；二是“高薪养廉”制度，把新加坡的政府廉洁归结于“高薪养廉”；三是严格管理，把新加坡政府高效和良好的治理归结于严刑峻法的管理。

2005年7月到10月，我有幸被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邀请做访问研究，使我有机会对新加坡的制度作亲历考察。

我发现上述被国内官员学者推崇的新加坡经验有很大的偏颇和误解，使人们对新加坡的了解有相当大的误导。

我想谈谈我所了解到的新加坡的经验，及我们应该向新加坡学什么的一些看法。

民主机制下的威权政治新加坡确实是一党执政权威体制发展经济的成功范例。

这一点被广泛地用来证明权威主义体制有利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要搞民主。

不错，新加坡是一个建国40年来一直由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的国家。

李光耀也一直以新加坡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小国，不能出现多党纷争政治，否则将难以生存这样的话来警告国人。

新加坡也确实在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些都是不可否定的事实。

我认为，新加坡的成功并不在于它的权威体制，而在于它充满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和发愤图强的精神，特别是人民行动党在民主制的框架下，全心全意为民服务，以争取人民支持的结果。

从新加坡的威权政治得到的一些启示新加坡在独立后短短四十来年时间里，从一个经济落后、动乱频繁的穷乡僻壤，一跃而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世界银行把新加坡列入高收入国家，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甚至超过爱尔兰、新西兰和西班牙这样的发达国家，从而使新加坡成为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现代化典范。

新加坡为什么能在短期内取得经济现代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加坡走上了威权政治的道路。

一、新加坡威权政治的确立威权政治这个概念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

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把威权政治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联系，认为后发展国家的快速发展，必须像17世纪的欧洲那样，依靠强大的集权政府才能克服。

具体到新加坡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威权政治道路，这确实有着深厚历史原因和与现实原因。

1.东亚威權政治的产生是对传统的专制主义的扬弃，不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翻版”，新加坡大部分是华人，而华人中又盛行家长制，把一个国家比作一个家庭，把君权看作父权的延伸，把国家看成家庭的扩展，这样就使威权政治有了存在的基础。

2.英国殖民统治也影响了新加坡威权政治的形成。

莱佛士1819年来到新加坡，规定英王是新加坡的元首，任命总督作为英王的代表及新加坡政府的最高长官，下设立法会议、司法、最高法院和辅佐机构。

殖民者的威权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在经济领域则推行不干涉政策，保持着新加坡的自由贸易环境。

这也为李光耀为代表的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后实行威权政治提供了可能性。

3.政治上的挑战。

当时正逢冷战开始向亚洲扩张，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大肆渲染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包括新加坡在内的许多东南亚国家都把抵御“北方威胁”作为政府面临的一项政治任务，这实际上为威权政治提供了形成和存在的理由。

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所面临的挑战和现代化的要求，使新加坡选择了威权政治的道路，它是以李光耀为首的政治强人，结合历史和现实，为创造有利于经济迅速发展的微观政治环境而作出的必然选择。

浅析新加坡由议会民主制向威权政治的转型新加坡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独立后继承了英国的政治遗产议会民主制,但人民行动党执政后选择了威权主义的政治模式。

本文探讨了新加坡由议会民主向威权政治转变的原因,阐述了正是由于议会民主制的内在矛盾,政治文化,和当时严峻的国际局势,才使新加坡由议会民主制转向威权政治的发展道路。

标签：威权议会民主政治文化新加坡位于东南亚的交通要道上,素有“亚洲的瑞士”之称。

1819年新加坡由东印度公司雇员斯担福·莱佛士发现,并将其作为东南亚的贸易中转站。

1959年上台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选择威权政治的发展道路,并使经济长期保持高速稳定的发展,国内政局稳定。

新加坡是一个移民社会,其中华人约占75%,儒家思想随着华人移民传入新加坡。

新加坡继承了英国殖民者遗留的政治遗产议会民主制,但又对其加以改造,抽取了议会民主的内涵,新加坡议会民主制发生了质变。

一、威权政治概念的界定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也称权威主义、权威政治。

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学者沃格林等人提出。

阿根廷政治家吉列奥·奥唐奈尔(Guillermo A.O’donnell)称之为“官僚威权主义”(b 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1]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萨托利对威权主义与独裁政治、极权主义和总体国家做了明确的区分。

[2]萨托利认为“虽然权威主义可以从对比的意义上限定民主,但还是要小心,不能把这一概念说成是民主的对立词”。

[3]萨托利对威权政治的使用显然是中性的甚至是积极的。

亨廷顿将威权政治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联系,认为后发展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所有纷繁复杂的问题不是依次出现的而是同时呈现的,为了维护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必须向17世纪的欧洲那样依靠强大的中央集权。

国内学者罗荣渠认为:“那些曾经遭受过西方侵略的国家,因面临严峻的外部世界的挑战,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与时代紧迫感的鼓动下,把现代化作为国家重建的全民任务,这样就需要国家利用政治杠杆来改组行政机构。

东亚威权政体转型的现代化启示(一)摘要：东亚“威权政治加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东亚威权主义国家的共同特征，在东亚国家内部威权的合法性逐渐削弱，经济发展和市民社会壮大的内在民主化动力和外在国际民主化趋势的影响下，东亚威权政体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推动经济与政治的适当分离，推动市民社会健康发展，政治社会化以及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威权政体政治社会化民主政治一、对东亚威权政体的分析。

对“威权主义”这一概念，中外学者有过不少论述。

美国学者珀尔马特将其称之为“现代威权主义”，阿根廷学者奥唐奈尔称其为“官僚威权主义”。

中国学者有的称是“精英威权主义”，有的称为“过渡性威权主义”，还有的称之为“新威权主义”。

根据亨廷顿的解释，威权主义是“几乎没有政治争论和竞争，但政府对社会中其他群众经济的控制是有限的”。

中国著名学者罗荣渠教授认为，所谓威权主义政权是指二次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军人政权或由非军人统治（一般是一党执政）的具有高度压制性的政权。

按现代政治学的说法，威权主义是指统治者将他们的意愿强加给社会成员并不顾及后者意愿的一种权威，是超出有效法律规则之上和人们法定权力之上的权威，包括专制主义（个人能够不受限制地进行专制统治）和官僚权威主义（政治领导的自由裁量权）。

“威权主义”是对传统专制主义的扬弃，其所以在当前中国有较大的市场，原因之一是东亚道路的诱惑，特别是威权主义者对东亚道路的理解，甚至是曲解，使得给人一种感觉，认为东亚道路对中国来说是一条现实可行的现代化道路，事实是否如此，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下面是对东亚威权政体的简单分析：1，威权加发展的政体形式。

东亚威权主义政权既具有旧传统极权政治体制的特征，如权力高度集中、一党政治、军人干政，又实行一系列具有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型政权的某些政策，如议会民主政权形式、专家治国、重视法治、反对腐败等。

因此，东亚威权主义政权，既不同于封建传统的专制极权和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也不同于西方议会民主制，而是有其自身独立的特征。

新加坡短期学习见闻感悟2007年11月19日至12月7日，笔者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短期学习，在此期间学习了21个公共事业管理专题课程，进行了7次现场访问考察，也参观了新加坡的风光。

这是一次时间紧张、内容丰富、知识新颖，非常有意义的培训，这里介绍一些个人的学习见闻和感受。

一、新加坡的几个特点1、一大一党独大执政：40年来一直执政的政党世界范围也屈指可数，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其中佼佼者。

长期连续一党执政有政局稳定的好处。

得其益而避其弊难能可贵。

2、二小小岛国：“绿色海洋中的一个小红点”。

面积约700平方公里，还是40年来逐渐填海扩大了100平方公里，人口400多万，其中外劳还占100多万，公民和永久居民只有300多万，国家也就一个城市。

忧虑人口减少，现在采取鼓励生育政策，第一胎外，再生育政府给奖励；但华人女子生育不积极，尤其女大学生等高学历女士不愿意结婚生育，而马来人生育过多，忧虑华人比例降低，正采取从小学开始就引进中国学生措施，当然是选拔优秀学生。

呵呵，中国大，似乎不缺人才，不怕人才流失。

小政府：全国只一级政府，公务员63000人，大约与总人口比1：70，包括法定机构人员52000人，与总人口比才1：40。

就这些人员还包括了警察、教师等，而且法定机构基本是自负盈亏，可见其政府机构人员非常精简。

3、三无无资源：几乎没有什么天然资源，如沙土从印尼进口，淡水从马来西亚进口。

危机意识、忧患意识特别强烈，靠无中生有创造价值。

无四季：终年如夏。

东南西北四向也无明显区别，这里属赤道，阳光普照四方，这里购房没有坐向价差哟（不同地段、楼层房屋价格有区别）。

无历史：1965年无奈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才建国，原来没有国家意识和认同，华人为主，有移民和叶落归根思想。

4、四多多种族：华人76%，马来人14%，印度人8.4%，其他1.6%。

华人还有土生华人、新客，老新客、新移民等多元化族群。

多宗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兴都教等及不信教的共存。

民主与发展亚洲现代化进程的观察与思考自2008年开始亚洲国家与地区政治发展的调查与研究以来，不觉之间已逾6年。

在这6年间，我们的课题组先后在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伊朗、越南、菲律宾、印度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展开调研，调研这10个国家与地区自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的政治发展状况与进程。

在这项研究刚启动的时候，我们将其定位为经验性研究――观察、探讨我们所选择的国家与地区工业化时代政治发展的前世今生、左邻右舍、形之上下。

我们力图客观地描述发展历程，并尽可能地揭示出埋藏在浩繁的历史事实中的因果联系、逻辑关系。

我们尽量排除主观上的成见与思维的定式，我们甚至说：“警惕自己，忘掉中国。

”好在实际调查研究过程充满了新鲜事物、意外惊奇，我们几乎从始至终都沉浸在好奇和新的发现之中，即使是我们当中的“国别专家”也不例外。

我们采取的研究方法首先是“直接观察法”，即在以往学术积累和案头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田野观察”、“口述历史”等方法，对研究的对象国与地区的政治发展进程的事实部分、叙述部分和意识部分，即我们通俗表述的“做法”、“说法”和“想法”，进行系统的观察、分析和确认。

总之，我们尽可能全面、系统、准确地再现与描述上述10个国家与地区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

我们研究工作的第二种方法是比较研究法。

直接观察法属于一种分析性的方法，比较法则是综合性的方法。

通过比较找出事实中埋藏的因果关系，进而发现那些规律性的现象，甚至规律本身。

比较研究法使我们进入到亚洲近现代历史进程的深处，对亚洲政治发展的由来、内部差异以及未来趋势有了新的认识。

通过对我国周边的这些与我们历史起点相近、发展环境相似的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以及政治发展进程的系统考察与研究，我们找到了一个在宏大历史场景中观察认识自己的机会。

缘起：中国的“崛起政治学”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亚洲政治发展？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自己对这项研究的真正意义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只是在修远基金会的倡议和支持下，我们带着希望给中国现代化提供参考和镜鉴的这样一个十分简单的动机，启动了这项后来被证明是规模浩大的研究。

李光耀简历李光耀主义，是以李光耀为主要创立者、以新加坡发展为各位读友大家好，此文档由网络收集而来，欢迎您下载，谢谢李光耀主义。

李光耀主义。

是以李光耀为主要创立者。

以新加坡发展为主题的理论思想。

李光耀主义理论体系包含五个组成部分。

即为精英主义。

功绩制度。

实用主义。

亚洲式民主理念。

法治方略。

是西方文化。

接费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思潮的理论总结。

中文名,李光耀主义。

提出者,李光耀。

意义,指导新加坡建设与发展。

理论简介。

新加坡发展繁荣的原因很多。

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李光耀的卓越领导。

世界政治领袖对李光耀及其作用有很高评价。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

李光耀是第一流的世界政治家；美国前总统布什说。

李光耀凭着高瞻远瞩的眼光。

智慧和毅力。

把新加坡塑造成一个国家。

并取得和平与繁荣。

将世世代代受后人敬仰；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

她观察李光耀几十年。

他的预言从来就没有错过；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

历史往往充满了不对称之处。

其中之一便是有些领袖的才干与其国家的势力毫不匹配。

理论实质。

李光耀主义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精英主义。

功绩制度。

实用主义。

亚洲式民主理念。

法治方略。

定居在新加坡。

李光耀熟知儒家文化；李光耀母亲是马来人。

使他接受过马来文化；李光耀从小就得到祖父的英文教育。

后在英国留学。

深受西方文化影响。

接触过费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思潮。

李光耀借鉴费边的社会主义。

西方的法治精神。

东方的威权主义领导方式和儒家思想伦理。

并将其融合在一起。

主要内容。

在李光耀的领导行为中。

有着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

他将“功效至上”或“有用”作为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法则。

这种倾向已贯彻于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制度之中。

实用主义原则。

只相信“有用便是真理”。

对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来说。

所谓有用。

就是一切为了对新加坡的发展有用。

有利。

李光耀说：“我们随时准备调整和采纳任何适合的政策；只要一有机会。

我们就会掌握它。

”李光耀采取实用主义。

势必不拘泥于任何信条和理论。

东亚型资本政治：威权体制、资本理性与现代化东亚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在“二战”之后普遍建立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而在政治形态方面则建立了威权体制。

所谓威权体制是指:“具有责任不分明的有限的政治多元主义;没有一套提炼过的政治意识形态,但有相当清楚的特殊心态;除了某一发展时期之外,没有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威权领袖个人(或有时是由少数人组成的集团)的权力行使虽然不受限制,但实际上却是在完全可预测的范围之内。

”[1]资本制度和威权体制在东亚实现了有机的结合,二者之间的关联点则是现代化的历史背景和使命,威权体制、资本制度和现代化构成了东亚资本政治形态的基本内容和发展逻辑。

随着现代化的进展以及世界环境的变迁,东亚型资本政治在制度和结构两个方面的张力愈益明显,由此推动了威权体制的转型。

后者的转型对资本政治又产生推动力,东亚威权体制及其资本政治的变迁是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从根本上说,东亚威权体制下的资本政治张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东亚作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都是从一种不发达的殖民状态而来,因而造成这些国家或地区资本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资本稀缺既造成资本强势,又使之成为社会竞争的对象,政治制度化程度低使得资本竞争无序化;另一方面,东亚从传统社会脱胎而来,传统因素必然影响和渗透到东亚资本政治体系中,使得资本政治这种现代政治形态兼具传统与现代两种因素,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必然导致内部张力。

资本稀缺和传统与现代的二重性造成了资本政治的张力,但是这二者又通过一些具体的方式表现出来,即威权体制、资本理性和发展逻辑三者之间的协作与冲突。

一、威权体制及其权力规则威权体制有其自身的统治规律,按照既定的权力规则运行,体现为一种威权主义的逻辑。

威权主义的逻辑既体现了政治权力的一般性,又说明了政治权力在不同的政治形态中具有的独特性。

威权体制所体现的政治权力具有一般性:一是威权体制权力的延展性。

权力具有不断扩展的趋势,特别是当权力所拥有的资源不断增长,其对立面的制约力下降。

李光耀和他的新加坡模式新加坡自1959年建国、1965年独立以来，在开国总理李光耀及其子、现任总理李显龙的执政下，长期保持着高速经济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400美元上升至3万多美元。

其奇迹般的经济成就一直为世界所关注，新加坡独树一帜的发展模式被广泛称赞，誉之为“新加坡模式”。

1923年出生的李光耀被尊奉为新加坡国父。

他祖籍中国福建省同安县，36岁就成为自治政府首任总理，建国后一直执掌最高行政权力，直到1990年11月辞职。

在李光耀31年的执政期间，面积不到700平方公里、人口仅460万的新加坡从一个南洋小港，发展成世界上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之一，并成为世界一大贸易与金融中心，李光耀因此在国内外皆享有盛誉。

李显龙，1952年生，新加坡政府第3任总理，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光耀长子。

“新加坡模式”是怎样炼成的？按照现代政治学的观点，新加坡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威权国家”，这一点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在政经分离的情况下，这个威权国家的经济却发展得相当不错，其原因大致有这么几点：首先，新加坡较好地保障了公民的经济自由。

政府经济管制的领域在独立之初就不算多，后来又不断放开，并且统治者有意识地防止政府对经济尤其是对企业微观活动的过度的、尤其是非法的干预。

其次，新加坡是一个实行严刑峻法的国家，这对经济的意义在于，法律严格划定了政府的行为规范，致使官员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去侵扰公民经济权利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从而，以理论术语来说，在整个社会中建立了一个良好的“预期系统”，有利于公民安心于各项治富的事业。

再次，新加坡是个小国寡民的社会，因此在独立之初，社会财富分布就呈现很典型的均质化特征，从而使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不至过于复杂，这就使国家的发展获得了一个很有利的起点，有利于以后各项政策的推行——这样一些政策，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利益集团关系极端复杂的中国和美国可能都会显得十分理想化，而在新加坡却能迅速落到现实。

威权政体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威权政体、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威权主义民主能否带领中国走出困境？——新加坡模式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我觉得这题目出得很好，它既是一个重要的学理问题：关注这几种政体形式，以及它们之间的转换；同时又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即我们的社会如何转型的问题。

一、威权政体是一种过渡形态首先我们对威权政体要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关于威权主义的定义是：以绝对权威的方式来实现领导者统治权的体制。

其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国家要获得经济上的发展，其领导人要有绝对的政治控制权。

这种寡头政治基本上不具备民主国家之要素，也不具备极权主义国家之要素。

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具有这种威权主义的两个特征：（1）领导人以一种近乎独裁的方式进行统治；（2）这些领导人致力于促进他们国家的经济发展。

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的一点是，威权体制常常是一种过渡形态。

在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理论当中，通常都把它作为一种过渡状态来理解。

这不仅是一个理论上的理解，现实中也能看到，在世界范围内，之前被认为是威权政体的国家，比如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萨达姆统治的下伊拉克，都是用军队和铁腕手段管理国家；还有一些拉美国家如60-70年代的巴西和阿根廷，以及台湾、韩国、新加坡等等，都经历了民主化的转型。

威权政体既是一种中间形态的政体，也是一种过渡形态的政体，它可能转向民主政体，也可能转向极权政体。

从长远来看，这种政体是不稳固的。

我们所讨论的题目也提到“是不是有其他的模式（主义）可用？”我想当然是有其他模式可用的，比如今日世界上位于最主流地位的民主政体，苏、东等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已转向民主政体。

至于刚才提到的社会转型是不是成功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至少当下我们还不能完全以成功论英雄，因为一些国家仍处在一个转型的过程当中，有些东西还得看，现在很难论成败。

当然除了威权政体、民主政体，还有极权政体，我们暂不讨论。

今日中国社会对民主政体有许多误解和妖魔化。

实际上，民主政体作为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体制形式正是我们所缺少的。

陈峰君：亚洲两种政治模式的异同与趋同亚洲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模式，一种以印度、菲律宾为代表的议会民主制度；另一种是以新加坡、韩国、台湾为代表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60-90年代) [1]。

两种不同体制与各自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国际背景有着直接关系。

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度与其历史上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中央对地方控制能力较小、民族语言宗教种姓的多元化以及英国殖民主义的政策等多种因素使然；而东亚则由于长期的中央集权统治、儒家文化中对权威的崇拜等传统、战后初期民主制试验教训以及为应对外部与内部的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等诸多因素的需要。

[2]但不论前者还是后者，其形成均有其历史必然性，其存在均有其合法性和合理性，无疑也均符合它们各自的国情。

因此，不能简单用一种体制否定、贬低另一种体制。

这两种模式有不同之点，但也有诸多共同之处。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亚洲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东亚与印菲两种不同政治模式又在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二者几乎在同时实行政治转型，相互间又不约而同的靠拢，因而有明显趋同的强劲势头。

一、九十年代前两种体制的异同。

印度菲律宾议会民主政体与西方议会民主体制基本上一致，如完善的宪法、议会、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健全的选举制度、多党的政党体制、行之有效的文官制度等；但另一方面它又存在诸多非民主的征兆，如一党独大、种姓政治、行政权力过高过大、中央集权式的联邦结构、暴力色彩浓重等。

总体而言，印度是具有现代性与传统性两重特征的体制，是东西两种不同政治体制的有机结合，或者说印度是一个具有东亚威权主义某些特色的民主政体。

而东亚威权主义体制在国家政体形式上，如三权分立代议制形式、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倡导精英治国、重视法制等与西方现代体制大体一致，因而有别于历史上的“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ism），与印度的民主制有相同之处。

但在诸多方面，如强人政府、立法权微弱、行政权绝对高于立法和司法、一党优势、凭借军事强制力量维护政府的权威和社会稳定等，又明显具有强烈的集权甚至极权的特征。